北京小六九：屯垦戍边的故事
一、两月换三次连队
记得1969年11月1日，我随哥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3团9连报道。这是我来北大荒后转战的第三个连队。有人要问：“你犯什么错误啦？哪个知青才来兵团两个多月就频繁更换连队呀！”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我哥哥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6月15日，他怀揣着屯垦戍边、准备扛枪打仗的目的去了黑龙江兵团，走进解放军序列。第二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当时面临着黑龙江兵团、内蒙古兵团和云南兵团三个需要知青的地方可供我们选择。但父母考虑到我的年龄刚满16周岁，且又是个女孩子，既然可以选择，那就到黑龙江兵团找她哥哥吧！兄妹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就这样，我离开了准备到黑龙江兵团27团的同班同学，与素不相识的同届不同校的毕业生到了乌苏里江畔的23团。这个地方在兵团组建前是黑龙江农垦总局859农场，我因为憧憬着就要与亲哥哥见面了，还能加入解放军序列，甚至扛上枪……因此我没有像其他一同出发的知青离开北京时那种如同永别似的哭天抹泪、生离死别般痛苦。我心想，有亲哥哥的关心照顾，这个据说很艰苦的北大荒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我那个还不到20岁的哥哥这时办了一件自认为完全是为我好的“事情”，他特地找到23团军务股的领导，要求将我分配到23团一连去。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初衷是，他原以为一连的各种生活设施条件可能比自己所在的连队好一些，自己的妹妹能少受些苦。最主要的一连里北京12中同学比较多，他的那些很要好、很仗义的铁哥们同学可以很好地照顾他的妹妹！但后来我总觉得哥哥的好心可能是有点太幼稚了！
我到一连后，人生地不熟，因为当时每个团里的各个连队之间相隔数十公里或数百公里，而且每个连队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连队之间根本不通公共汽车，哥哥想来看望我还要向连里请假，而且只能搭顺便路过的大卡车，他再返回时，也不是正巧有顺路的大卡车。这些情况使得我们见一次面非常不容易。我们团距离乌苏里江不是很远，距离珍宝岛就一百多公里，如果打起仗来，这里就是前沿阵地。当时我就给哥哥写信，也给父母写信诉苦。在等待回信的几天里，我又一想，现在毕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再说我来黑龙江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屯垦戍边，保卫祖国，也不是为了和哥哥团聚，在哪个连队都是一样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稀里糊涂的在一连干了半个多月农活，主要是收麦子。虽然苦一些，累一点，但吃喝不愁，住的条件也还说得过去，当时天气不冷不热，因此也没有请哥哥的同学们照顾我。
后来，不知是哪位重亲情、懂道理的老同学对我哥哥当初的“好心”做了一番启发和开导，我爸妈也给他写信希望我们兄妹调到一个连队方便相互照顾。这使他逐步认识到“别人照顾的再好，也不如哥哥对妹妹照顾的周到啊。”哥哥终于明白了血浓于水的道理，经过再三思忖，主动跑到团部找有关领导，将我调到了他所在的工程二连。我们兄妹总算在一个连队里团聚了……
我到了工程二连被分配到连队炊事班，每天择菜、洗菜、切菜、揉馒头、挑水、做饭……我觉得自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炊事班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位炊事班长是北京66届知青马桂琴，是位泼辣能干的姑娘，比我早来兵团一年（若干年后她和当地一位小伙子结婚了，在北大荒安家扎根了）。她看我性格老实，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平时话不多、没牢骚，对我挺好的，在班会上常常表扬我敢于吃苦耐劳。那时的我其实啥也不懂，就知道一门心思好好干活，一天到晚无忧无虑的，休息天还和哥哥及同学们去附近野地里摘榛子，采野葡萄。我心里有时觉得这北大荒挺好玩的！就是一直没有发给我们枪，令我有些失望，但看到比我来得早一年多的知青还没发枪呢，甚至全连也没有一支真正的枪，我渐渐地看淡了这件事。
好玩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多月，国庆节到了，北大荒开始下雪了！而且三天两头不断地下，下的雪也不融化了，大地很快就银装素裹，千里冰封。我们也都穿上了棉衣裤、军大衣。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还没认全工程二连那些知青都叫什么名字的时候，23团要建新的开荒点，工程二连的兵团战士们开始进行分流，哥哥带着我及另外几名老知青一起转战到了九连。
二、患感冒感受亲情
23团九连是团里的先进连队，团里的首长们经常到连里来检查指导工作。因为是先进，所以连队里对生产管理、政治学习和思想作风都要求很严格，现在想起来，这种严格对我们知青真是一件好事。对培养我们的精神、毅力、体格、素质都有益处。九连的老职工大多数是从朝鲜战场上复员转业回来的，是当年王震带领的10万转业官兵的一部分，这是开发北大荒的主要力量。九连知青大多比我多上了几年学，知识比我要扎实些。那时连里经常开学习批判会、活学活用会、斗私批修会、忆苦思甜会等等，这些知青哥哥姐姐们在会上发言还真是很有水平，听他们发言，我朦朦胧胧中有一种又回到学校的感觉，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的精彩发言叫好！
这些哥哥姐姐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上也做出表率，我从最初的两眼一抹黑，到后来结识了很多好战友、好姐妹，这种友谊已经维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在不断延续着，这是我在黑龙江兵团期间最有意义的收获！
记得当年冬天的某个早上，我和战友们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去场院边的木工房干活。我所在的农工排女工班住在连队操场北边的一排砖房里，出了宿舍向右转，穿过操场有一条小土路，顺着这条路向西走，约五百米的地方就是木工房，再往前走就是连队的场院。这天，我们的任务是给木工打下手。我们要把一根根圆木抬到电锯旁，再由木工用电锯将其破成板材，用作盖房子或做门窗。
这天的天气很好，风不大，碧空如洗，太阳含蓄地将光芒洒向大地，雪光刺眼，天地洁白。我在宿舍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禁不住打了个喷嚏，感觉有点异样，但仍然像往常一样，和战友们一起排着队走向木工房去干活。俗话说，北大荒冻懒人。因此大家在室外劳动时，都非常卖力，不为别的，只为多出汗，驱赶寒冷！可今天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抬起木头摇摇晃晃的，感觉精神特别疲倦，两条腿像灌了铅，迈不开腿，全身的关节也酸痛酸痛的，抬着木头每向前迈一步都十分艰难。我看看其她战友，大家有说有笑的干得正欢。
嗨！也不知现在几点啦？我抬头看看太阳，太阳懒懒地好像在原地踏步。得！离吃中午饭还早着呢！我感觉浑身有些发冷，便咬牙坚持着！时间一分一秒慢吞吞的过去了，我的头昏昏沉沉，勉勉强强熬到了下班。回到宿舍后，我懒得去食堂吃午饭，因为浑身发软，也实在没有胃口。我甩掉棉手套，摘下围巾帽子，脱去棉衣，就一头趴在了炕上，不想再动了。嘈杂声中似乎听到同班战友在叫我起来去食堂吃饭，我此刻感到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
就这样，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朦胧胧之间，好像听到有人说话：“你是不是发烧了？”然后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脑门，说：“是发烧了！”似乎又过了不久，忽然听到有人在耳边叫我：“曹一娜，曹一娜……”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我的战友刘玉春和连队卫生员站在我面前，卫生员将一支体温计递给我说：“快试一下体温。”我勉强接过体温计夹在腋下，看到战友给我买的午饭还摆在桌上，便又闭上了眼。过了一会儿，卫生员取出体温计，仔细看了看，说了一句：“呦！高烧38度9，休息两天吧！”我这时似乎有点清醒了，卫生员给我打了一针，留下一些药，临走时，还嘱咐刘玉春和战友多给我喝点热水。当时，也不知是因为生病想家，还是被战友们的关心感动了，我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后来，听同班的战友告诉我，连队晚上开大会，卫生员说我得的是流行性感冒。卫生员是怎么知道我生病的事？这要归功于这位叫刘玉春的北京战友
提起刘玉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俩是同龄人，我去兵团找哥哥，她去兵团找姐姐。共同命运很快将我们二人连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姐妹。这一次我生病，是因为她看到我没有去吃午饭，就给我打来了午饭。下午上班时，她在工地上没有见到我，中间休息时悄悄地跑回宿舍找我。她摸了摸我的额头，感觉是发烧，就跑前跑后的为我请卫生员，为我打病号饭，忙着烧开水，提醒我按时吃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在刘玉春和其她战友的细心呵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种真情天长日久很容易演变为一种生死之交，令人终身难忘。
三、抓特务几乎遇险
北大荒的冬天令人生畏！这种寒冷带给知青们生活和工作的艰苦，至今回想起来都是一种残酷和恐怖的烙印。那时候，每年10月起雪花开始飘落，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四五月份，大雪越积越厚。赶上好天气，最高气温在零下30℃左右。如遇到刮大风的恶劣天气，大风裹挟着雪片，满天飞舞，狂风呼啸，似鬼哭狼嚎，不但瘆人，还搅得天昏地暗。当地人管这种自然现象叫“大烟炮”，瞬间气温可降到零下40多度。
我的个头不算矮，但身材比较单薄，好似一棵豆芽菜。记得我初到九连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战友们在宿舍里天南地北的胡侃，也有人在记日记或看书。忽然连部门前响起了紧急集合号。我们赶紧全副武装起来，把能御寒的衣服、大衣都裹在身上，然后冲出宿舍，以班排为单位站在连部门前的操场上。连长对大家说：“刚接到团部通知，有特务跑到了咱们九连和八连附近的小狼山打信号弹，那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进行联络，伺机搞反革命活动。团首长要求我们全连指战员分几路去抓特务……”
我所在的九连建在一块北高南低的坡地上，知青的宿舍食堂在南面，家属宿舍依次一排排由南向北，延伸到通往团部的大路旁。八连驻扎在九连的西北边十多公里处，连队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又将所有的连队住房分为东片与西片，小路与通往团部的大道连接，形成一个丁字路口。当时，我所在的农工二排，其中有两个男生班，三个女生班，连长下达任务后，排长又做了具体布置搜剿，便下令立刻出发，直奔八连而去。男生相对女生身材高大一些，体力也强一些。男生班大步流星地前面走，女生班紧紧地跟在后面，渐渐地女生就只能小跑才能跟上男生了。
那天夜晚，月朗星稀，皎洁的月光照在大地上，照在白天被汽车、拖拉机和马车碾压过的道路上，显得锃光瓦亮，光滑如镜。我们班在全排的最后边，起初我还能跟上大家，但我渐渐地就觉得心跳加速，嗓子发干，腿肚子转筋，脚底下绊蒜。我几乎是跌跌撞撞跟着跑。按照规定，每个班的班长在前面领跑，副班长在队伍后面压阵。当我们跑出去一公里左右，我就跟不上队伍了，竟落到了副班长后面。副班长是刘玉春的姐姐刘玉红，她不住地提醒我，赶紧跟上队伍。但我人小力气单薄，逐渐与副班长拉开了距离，开始差三五米，后来差十米左右，我拼命地追。副班长不时扭头朝我喊一句：“快跟上，别掉队！”我心里想跟上队伍，却感觉跑不动了！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心里狠狠地骂着：该死的狗特务，大冷的天跑出来打什么信号弹？害的我们不得安生！我看着前面十米开外正奔跑的战友，想紧追几步，赶上队伍。谁知心急脚下更乱，我一不小心踩在车辙里，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斗，全身砸进了雪堆里。
我感觉摔得不算很痛，反而感觉雪地软绵绵的好像厚褥子。我赶紧爬起来，跺了跺脚，掸了掸身上的雪，心想，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歇会儿再追就有力气啦。我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心跳也平稳了些，抬头看看周围，天上不知啥时候飘起了小雪花，周围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虽然还能看清眼前的路，但已经分不清我们是从什么方向来的，不知道去八连应该朝那个方向走。遥远的天边似乎有点滴灯光若隐若现，孤孤单单的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心有点发慌。看看周围都是雪，没有标志性建筑物，战友们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竟辨别不清。
就在我心慌意乱、茫然不知所措时，好像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且越来越清晰，是刘玉红副班长和张芳娟的声音。我好像掉在大海里正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根救命稻草，我使劲大声答应着，但狂风把我的声音吹到后面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刘玉红副班长跑着跑着，突然发现一直跟在她后面跑的我不见了。她停下大声喊我的名字，却不见回音，便赶紧叫上一位北京知青张芳娟返回来找我。
她们边找边喊着我的名字，找了一段路才听到我的回答，赶紧跑过来，两个人架起我，刘玉红说：“快走，这么黑的天，你一个人走丢了可不行！”我有气无力地说：“我现在跑不动了，你就让我歇会儿吧！”
副班长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行！绝对不行！黑更半夜的，又是野外，如果碰上狼，你就没命啦！”说完，她们不由分说，连拉带拽地拖着我跌跌撞撞地追赶队伍……但没跑几步，我又被绊倒了，连同她俩也被我拽倒了。我央求说：“你们先走，我歇几分钟就去追你们。”平时对我一直十分照顾的副班长似乎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和蔼可亲了，她异常严厉地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要留在这，不被狼吃了，也得冻死。”张芳娟也说：“我们要是把你丢在这雪地里，你就活不成了。”刘玉红接着朝我喊道：“再说，我们要是把你丢了，你哥哥还不和我们拼命！”张芳娟也劝我：“其实我们也没劲了，但不跟上大部队就容易迷路，可能就走不回去了。为了活命，咱们也得追呀……”
我这时突然明白了此时此地的危险处境……我咬紧牙关站起来，与她们相互搀扶着，向着大部队跑的方向追去……我们一边追，一边喊着班长和战士们的名字……
后来我们渐渐知道了，在兵团这些年，荒山野岭中打信号弹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我们却从没有抓住过一个真正的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天知道。但我第一次参加抓特务的情景，却令我终生难忘。
我从兵团回北京多年之后，有一次听姜昆在相声《虎口脱险》里说，如果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上珠穆朗玛峰？这话把我逗笑了。令我想起北大荒风雪之夜抓特务的情景，是战友们对我不抛弃，不放弃，才激发了我生命中最大的潜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追上大部队，否则这个世界就会把我抛弃在冰天雪地之中……因为在北大荒确实有某连队的兵团战士在探望其他连队同学或执行任务过程中，于冰天雪地中迷失了方向，而且在及其严寒的条件下，容易把人冻迷糊，出现神志不清，甚至辨别不出东南西北的情况，这个时候一旦摔倒在荒郊野外，最后就可能被冻死。每次听到发生了这样的真实惨剧，都会令兵团战士们惋惜不已，伤心欲绝……
现在，北大荒战友的一个电话，让我想起那些在北大荒结下生死之交、纯真情谊的战友们，我从心里衷心祝福她们，要珍惜宝贵的生命，珍惜战友情谊，珍惜健康身体，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当年，我们这些从不同大城市奔赴黑龙江兵团屯垦戍边，成为战天斗地的北大荒战友，在极其艰苦的恶劣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只要有机会，大家就相约聚在一起，回味过往，畅叙友情，都感到倍感亲切，情深谊长。这些年来，我们陆续相聚在哈尔滨、佳木斯、天津、北京、无锡、杭州等地。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们欢聚一堂的身影，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也使我们的友情不断加深，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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