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十一载，我只在农村过了三次年。那时岁数小，农村条件又艰苦，所以每年到过年就特别想家。但是，知青点不能封门挂锁，要有留守人员看家，“破家值万贯”嘛，更何况屋里还有十来个知青的一年口粮啊。
每年的春节，知青都要轮流回天津过年。下乡的第四年，轮到我看家。腊月将近，知青点的同伴们开始陆续回津探亲，几间土坯草房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仅有一个人居住的土屋，更是冰冷不堪。东北的冬天最难熬，昼短夜长，从日出到日落不过六七个小时。
那年的年三十，下午四点天便黑透了，袅袅炊烟贴着地皮包裹着各家各户，一间间苫着草的土坯房像是建在云中。我谢绝了乡亲的盛情邀请，坚持自己吃年夜饭，毕竟知青点也是一个家啊，尽管只有我一个人。
我从带着冰砖的酸菜缸里捞出酸菜，又化了一块猪肉，再和上一坨面，自己剁馅包饺子。我每擀出十张圆圆的饺子皮，就放下擀面棍，赶紧包成饺子，以此往复。虽然屋里点着一只烧玉米芯的小炉子，但室内温度仍然在零度左右。刚擀出来的饺子皮瞬间便因冷而冻硬，我只得先用掌心捂热，使饺子皮稍稍变软后，再放馅捏成饺子。
我边听有线广播边包饺子，不一会儿，直径一尺多的圆形盖帘上已一圈圈摆满。我将摆满饺子的盖帘放到炕里，然后继续包，吃不了可以冻起来嘛。
十几分钟后，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我已完成的“作品”，咦！只见盖帘上最外圈的饺子少了四个，像缺了牙齿的牙床。我一边埋怨自己的粗心，一边又补齐了饺子。又过了一会儿，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个盖帘上时顿时惊呆了——又少了四个饺子，而且还在原处！
闹鬼了！我的头皮乍了起来。我僵立在炕前，后背冷汗涔涔，只有煤油灯跳动的火光将我的身影在墙上晃来晃去，仿佛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在觊觎着我的年夜饭；我的心跳声也压过了箱子上马蹄表的机械声。
我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又补上四个饺子后，手握擀面杖站在门旁，随时准备破门而逃。大约过了几分钟——非常漫长的几分钟，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一只半尺长、肥硕的老鼠从卷在炕上的被子后面钻了出来，旁若无人地大叼起一只饺子就走。
悬起的心放下了，我大吼一声，将擀面杖猛地扔出，老鼠仓皇而逃中仍叼着那个饺子。擀面杖没打着老鼠，却将盖帘上的饺子打得穿肠破肚、东倒西歪。我跳上炕搬开被子，只见那八只饺子整齐地摆放在炕角。
这时，村里的乡亲带着酒菜看我来了。听了我刚才的“遭遇”，他们笑着说：老鼠是“家仙”，打不得，吃年夜饭要敬“家仙”，它是不请自来啊！
除夕之夜，酒酣耳热，鞭炮声在山场里脆脆地响。送走乡亲们后，躺在热坑上，听着老鼠轻轻地磨牙声，我祝贺自己又长了一岁，而且对“投鼠忌器”这个成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过年吃饺子是全国的风俗吧，知识青年到了陕北，过年同样也吃了饺子，而且别有风味。
年三十，想家哭了多半夜，稀里糊涂的天就大亮了，被人叫醒时还沉浸在想家的深思中。
泪眼朦胧的被乡亲们分别叫到人家的窑洞中，有的老乡很心疼孩子，又是哄劝、又是安慰，大多数说得听不懂，但心灵相通，被安慰的多少舒服了不少，开始看、听、帮老乡包扁食（饺子）。
在北京时，包饺子使用擀面杖，而这里不用。只见他们从盆里活好的面上就一疙瘩，放在手中捏呀捏的，很快形成一个面碗碗儿，把做好的馅儿放到里面，捏成饺子。愁眉苦脸的知青缓和了情绪，逐渐露出了惊喜、好奇、微笑，又显现出孩子的雅气、幼稚、童心。有当地婆姨也由然随之落泪；这些嫩娃娃们，咋能受这些苦吗？！
痛苦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扁食包好了。煮出来了，盛到了放有汤的碗里。一碗热气腾腾的过年扁食端到了知青的面前，个个像小猪，胖乎乎的滚动在热汤里，倒是可爱。知青疑惑了，我们吃饺子都用盘子盛，一个一个夹着、蘸醋吃，你们这里到新鲜，泡汤吃，像是吃馄饨。说着、讲着便吃起来。知青们就这样想着、哭着、笑着、闹着过着第一个春节。
人生七十古来稀，快到七十岁了，每年过年那些辞旧迎新的日子，也是大同小异：守岁看电视春晚、放鞭炮、吃年饭、送红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不过，有一年的过年，实在是不一样的感觉，难以忘怀。
那是二十一岁时在江西农村度过的那个新年。记得是1973年的春节，我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的一个山村插队，因为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寒假时间太短而留下过年。
于是，我就跟其他留在当地的知青们相约到一个名叫“山田坑”的小村子——第七生产队去过年。那儿离大队部有十里山路，比较偏僻高远，处于三县交界处。只有七户农家，却有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知青班，他们提前对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各自带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存货”，如几根香肠、一斤卷面或一瓶辣酱，翻山越岭到了山田坑。
山田坑的知青班长小王早已在村口迎候我们，村里几个热情淳朴的孩子纷纷赶来看热闹，还送来米酒和自己采挖的冬笋香菇。年夜饭可谓“盛况空前”，每个知青都轮流上阵当厨露一手，烧了一只拿手菜。有上海特色的糖醋闷小排骨，有宁波风味的咸菜炒冬笋，有鸡蛋做的“蟹粉豆腐”，还有江西风味的炒辣椒。最好吃的莫过于当地土特产“麻糍”——一种用糯米蒸熟以后再舂烂打紧如砖头般的糕，放在油里炸了以后蘸上糖，那韧劲和香糯味远比上海的年糕好。平时缺油少盐的我们那天胃口大开。饭后，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知青们更加活跃，“男高音”小丁引吭高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外号“大头”的小陈表情庄重地站起来，背诵李白的长诗《将进酒》……
吃过年夜饭，我们一起到五里路外的孔元村（第六生产队）拜早年。大家走在山道上，周围虽然一片漆黑，没有灯火更没有烟火鞭炮，但是远远回首望去，看见山田坑里的微弱灯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那是知青们建的发电站放出的亮光，山里的文明有我们上海知青的一份功劳一份心血！
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我们从山田坑知青的住所出门，挨家挨户给老乡们拜年。他们端出了自己晒的山芋干，自己拌的米花糖，和炒熟的花生米、黄豆、干姜片。平时老乡们也很节俭，舍不得吃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款待上海知青了。他们说，你们那么小就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儿，不容易啊。知青们回敬的是几颗平日舍不得吃的上海大白兔奶糖、奶油话梅糖。队长老刘盛情地款待我们这些“稀客”，可惜的是所有菜肴都又咸又辣，什么味道也吃不出，辣得眼泪直流。我最喜欢的是烟熏腊肉，咸鲜中带有炭火的烟味，别具特色。最好吃的当属那些村民们自酿的冬酒，甜中微酸还有后劲，喝得知青们脸都红了。
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山，那人，那饭菜，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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