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忘的春节——“出血热”中死里逃生
一. 永远难忘的春节
二. 在北大荒度过的终生难忘的春节
三. 当年知青是怎样回家过春节的？
——“出血热”中死里逃生钱雁颖
1974年的春节是我在兵团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临近春节时，我得了很重的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然而就是这个春节发生的那一幕，如刀般插在了我的心中。那一幕留在我记忆的深处，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本来我是在蔬菜班，由于冬天活少，过了1974年元旦，班长安排我去猪号帮忙。1月7日早晨起来，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也没在意，还是走着去了后山干活。一上午都是无精打采，熬到了中午，饭也不想吃，也不好意思向班长请假，就下山了。平时下山也就20分钟，可我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走几步就要坐在地上喘口气，拖着像灌了铅的腿，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望着那崎岖的小路，心想这时要有辆马车来把我拉回连队该多好呀，哪怕是个爬犁也行。
这荒天野地显得格外的凄惨，白雪覆盖着周围的田野和草地，更显得格外的安静，透着有点阴森森的。拖着沉重双腿的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连个人影都没有，无奈地在地上坐着，眼泪止不住，就这样走走歇歇，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到了卫生所测体温37.8摄氏度，虽然不高也打了一针退烧针回宿舍休息了，到了晚上又开始发烧，卫生员费珍丽到宿舍又给我打了一针，这才安静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觉得好多了，想起来看看炉子，一起来，看到不远处的房子着火了，大火烧得半边都红了。我把宿舍的战友都叫了起来，当大家都去救火时，我又开始发烧了，我躺在炕上一阵阵哆嗦，也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10点钟，同屋上海战友姜镇虹回来看我，马上把卫生员小费叫来，一测体温39摄氏度，马上静推一支葡萄糖水。当时我已经发现在胸前和腋下出现了红点，提醒卫生员说，我发现身上有出血点了，因当时正是出血热流行期，连队都已进行了宣传教育。卫生员也很警觉，非常负责，立即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安慰我说：“你躺着，我回卫生所往团卫生队打电话去请示。”
小费打过电话后，就不断地来宿舍对我进行观察，但我的病情进展很快，体温在持续上升。此时团卫生队说在等救护车司机，等救护车来到连队时已是晚上6点了，我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一动就要吐，还听到说把她脸盆带上，之后我也不知我怎么上的救护车。同学闫树林同车陪伴我一起去了团卫生队。
一月份正值北大荒最冷的季节，大雪封山，刺耳北风吹得人喘不上气，我躺在救护车里朦胧中听到，医生在催着司机快点开车，说病人很危险。路面冰雪厚的开不起来，经过一路颠簸40分钟到达了团卫生队。
团卫生队的医生和护士早已做好了准备，直接进入抢救室抢救，这时我血压60/40，体温40.3摄氏度，已处于休克状态。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我无力想睁开眼睛，感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同学闫树林一边叫医生一边哭着说:“她眼睛是不是瞎了？”我只觉得手和脚都动不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无力地躺在床上，左手腕和左脚腕同时在输液。高烧了一周后，在卫生队医生及护士的精心治疗下，我的体温慢慢降下来，也逐步恢复了意识，但是每天还要进行大量液体补充和抗感染治疗。医生嘱咐要闯四关，到第五期才进入恢复期，每期要七至十天。
1月22日是大年三十，团参谋长带领一行八人来到病房慰问，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参谋长嘱咐医生说：“我们要尽全力抢救、要对北京知青负责。”这感人的话语让我流下了眼泪，我想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年轻，刚踏上社会的人生道路，还没做出什么贡献。我决心一定要配合医生，要好起来，要活着回北京。
我躺在病床上很想家，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我老二，家里生活很困难，我从小就非常要强，从我记事起就没让父母操过心。每当寒暑假，我都去自己挣学费，夏天去打草、冬天去拾煤核。我不能活动很烦躁，总担心自己还能好吗？我在不停地流泪，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心酸，时而清醒，时而梦中还在不停地哭。
从我一得病，团卫生队就向我家人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几天后，我姐姐回北京探亲，沒休完假背着我母亲专程来到我病床前。看到姐姐，我们失声痛哭一场，姐姐说：“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你居然还活着……”
负责我的医生不停地安慰我，让我配合医生、要忍耐、不要急躁、能吃流食吃点流食补充营养。这时医生与连队联系，连队送来了新鲜的牛奶，从我能吃流食到我40天出院，牛奶就没有断。知道我能吃东西了，忙坏了我的一些战友、同学。李建华、宋晓平从连队走着来到我的病床前，因买不到水果给我送来了水果罐头，汽车连的闫前进同学特意去佳木斯买来苹果，真是感人，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他们这份情谊。
这个春节很安静，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听从医生的安排。奇迹真的出现了！我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医生把病危通知书收起来了！经过三周的抢救，我从昏迷高烧期、无尿期、高血压多尿期、进入了恢复期。医生会诊后，我转入到普通病房，医生再次嘱咐我说：“恢复期很重要，一定要重视、要好好休息、增强营养、保证身体的恢复、以免落下后遗症。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这病对肾脏损坏很大，不要掉以轻心。”医生们负责的态度让我非常的感动。
当我感觉一天天好起来时，我试着下地走走，真是大病一场！软绵绵的身体，无力的两条腿，头重脚轻，软软地又躺在了病床上。虽然每天还在输液，但我要吃东西尽快恢复体力。连队后勤老职工为了让我早晚都喝上牛奶，特意把牛奶冻成牛奶坨，一块牛奶坨足有十斤重，放在病房窗外早晚喝。我清楚地记得同一个病房八连的战友袁艳玲说：“你们连队对你真重视，多好啊！”
2月18日，连长亲自到团卫生队接我回连队。连队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杀了一头200多斤的猪。连长指示把肉送到食堂，下水送到养鸡房，同时安排我住在养鸡房，和闫树林住在一起，再三叮嘱小闫一定照顾好我的生活。司务长、上士孙晓芳把春节特供的大米亲自送到鸡房。
经过40天的住医治疗，我终于出院了。车开进连队的大门，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散尽，我虽然拖着虚弱的身体，但是心里非常高兴，终于回家了，可以回连队过节了！
五年北大荒的生活经历，融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在北大荒度过的那个难忘的春节，那些感人的画面，始终令我无法忘记。不管经历多少岁月，这件事永远留在我记忆的深处，留在我的心中。它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我也会把这种真情继续传播下去，希望所有人也能感受到人间的这种真情。
1969年春节是我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的第一个节日。
冬季的北大荒，天黑得格外早。那时正值“文革”岁月，农村供电很不正常，该亮灯时没有电。小年夜的晚上。我们照例早早地躺在热乎乎的大炕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突然，一束汽车灯光照射过来，由远而近，“嘎——”的一声汽车在门外的雪地上刹住了，屋内顿时一片雪亮。我们正纳闷，连长推门进屋，一股寒气也随之而入。
“新战友们，十三连有位老战友病情严重，急需输血抢救。”连长开门见山。
十三连与我们仅一河之隔，有人生命垂危，我们岂能见死不救?用不着动员，知青们一下子跳起来，穿好棉大衣奔出门外。此时五六位女知青已经站在车厢上，非要和我们一同去献血不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在茫茫夜色中飞驰，不一会儿就来到营部卫生所。我们下车验血型。据悉病人是B型血，大家都巴望着自己的血型能和病人一致。化验室的小冷医生一阵忙碌，结果出来了，有六个人是B型血，我也有幸在其中。
营部到团部有四十几华里，两位女知青坐进驾驶室，我们四个小伙子坐在车厢上面。冬夜寒风凛冽，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几度。开车的柳师傅猛踩油门，汽车越跑越快，一会功夫寒风吹透我们的棉衣，脊背上仿佛刀割一般，牙齿也不停地打颤，没办法，只有咬紧牙关坚持着。
终于到了团部医院，一位年长的医生指着肩宽体壮的苑继尧说：“你第一个献。”我被排在第二位。我看着护士把粗大的针头扎进小苑的胳膊，疼得他直皱眉头，殷红的鲜血一滴滴流进盐水瓶里。
那时的医院没有血库，带着小苑体温的血浆被立即送进病房，输进了病人的血管中。护士说小苑的这点血得输两个小时，让我们先在长条椅上躺一会儿。我忙问小苑的感觉如何？听他说没有异常后，我这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我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护士推醒，睁眼一看墙上的挂钟，已是凌晨四点钟，我意识到这回轮到我上了，于是二话没说，挽起衣袖将胳膊递到护士面前……患者是十三连老杨(叫什么名字已经回忆不起了)的妻子，因患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症，医生告之不能再生育了。无知的愚昧使他们置医生的忠告于不顾。那次是第四胎生育，出血不止，十三连和十四连共有二十几人为她献血抢救，才得以保全生命。
当我们献血后返回连队时，已是大年夜的黄昏。伙房为我们准备了鸡蛋挂面汤，匆匆吃了一碗我倒头就睡。再次醒来已是年初一的中午了。
我就这样在北大荒度过了终生难忘的第一个春节。
当年知青是怎样回家过春节的？沈嘉禄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上海知青们当然记得从黑龙江三棵树驶来的54次列车，这趟车与55次对开，被称作“强盗车”或“垃圾车”，前者形容混乱，后者形容肮脏。我五哥是黑龙江知青，每次回沪我都要去车站接他。
那个时候，去上海火车站（俗称北站）接客送客应该算门技术活，首先要掐准时间，但那时列车晚点是常态，对于一辆严重超员的列车来说，能安全驶到终点，晚点实在算不了什么。
然后需要获得一张站台票，这需要手持知青发回来的电报，才能到指定窗口购买。没有电报的人只能凭自己的眼光瞅准哪位旅客此时准备进站，而他身边又没有送客的人，那么上前打个招呼，借用他的车票去买一张送客票，也能混进去。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善良，一般情况下都能帮你。
在西北风呼呼吹的站台上焦灼地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终于来了，从远方射来一束光柱，寒冷而的刺眼的车前灯似乎要将接客的人们射穿，然后在我眼前一晃而过，将整个站台照得雪亮。
没等列车停稳，被水蒸汽淹没的站台上已经大呼小叫起来，看到站台上亲友的知青们开始从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横七竖八地捆着彩色的绳子，装满了东北的土特产：黄豆、玉米、番薯干、木耳、榛蘑、绵白糖等等。
有一次我登上车厢接五哥，就差点被那股浓烈刺鼻的气味熏倒。知青们的脸上写着灰暗的疲倦，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等知青们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车厢内的情景，真是满地的垃圾，干的湿的都有，像一场残酷巷战后的街区。
五哥先是与同场知青在北安县从货运卡车或拖拉机甚至马车来到三棵树，在车站等了足足两天还没有买到火车票，最后与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车，在车上补票，当然没有座位，一直要站到济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脑子活络，天生是跑江湖的料，干脆一路逃票到上海。
有一次五哥也壮着胆子逃票，结果车到沈阳遇到查票，同行的知青都躲过去了，他看到列车员逼近就慌了神色，结果被逮住，在沈阳的下一个小站赶下去。在车站，孤苦零丁的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发了份电报到家里，父亲马上汇钱过去，三天后他才补了票回上海。
知青们一路风尘终于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们有的披军大衣，有的穿老农民一样的蓝布老棉袄，腰间再扎一根绳子，女知青比较注意形象，除了宽大的翻毛领军大装，还穿红红绿绿的中式棉袄，臃肿而鲜亮，浩浩荡荡地出了车站大门，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们的脸蛋，汗珠从额头成串地滚落下来，在昏暗的广场灯照射下，构成了奇特的景观。
然后，他们在接客亲友的引导下，在广场里叫一辆“乌龟壳”，那是一种包了铁皮外壳的三轮摩托车，一路上噗噗作响，花五角钱就可以从北站送你到八仙桥。
那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春节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场景，是那个时候的“春运”。
因为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网络有限，车皮船只有限，运能严重不足，加上当时政策只允许知青每隔四年或两年回家探亲一次，所以每个知青的探亲之路异常艰难，是今天的春运不可同日而语的，知青们在回家途中饱尝的苦涩，远远超过今天的农民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知青们一拖再拖，终于到了该回去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行李袋里塞进了卫生衫、衬衫、羊毛衫、假领头和特别经得起磨的劳动布工装——那可是父亲省下来的劳防用品，还有刚刚流行开来的装拉链的春秋衫，两面可穿！各种吃食有腊肉、猪油、肉松、咸鱼干、香肠等，还有美加净牙膏、打火机、护创胶、飞马牌香烟。
知青们还要理个发，去澡堂搓一把，女知青则相约老同学去逛逛南京路、外滩，在王开或蝶来拍张合影。
送知青回农场的情景也是同样壮观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簇拥着焕然一新的知青进了站，55次列车十几节车厢已经在站台上停妥，加足了水，装满了煤。人们在站台上集合，以家庭为单位围作一团，衣襟拉拉直，领口翻翻平，道别时说得都是家常话，陈谷子烂芝麻，但词语殷殷，强作欢颜，一堆一堆，都是相似的表情与姿势。高音喇叭一阵阵催促乘客上车，知青们极不情愿地上了车，找到座位，在车窗扑出小半个身子，继续与亲人翻来覆去交流这几句真情告白。
突然车厢一阵颠抖，是车头与车厢咬上了钩，站台上下顿时一片哭喊声，那股声浪简直要将站台上的天棚掀翻！像我这种不大懂事的孩子也难免眼眶潮热。两年一次、四年一次的探亲，多么遥远！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又会发生多少不可预测的变故！
黑龙江知青回去了，他们带去了什么？是的，以上海之大，知青行囊里的物品应该很丰富。但生活的真实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我朋友孙建成兄在早年的一篇小说里设置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女知青家境贫困，回沪探亲时带了一袋她自己晒制的番薯干，春节后她返回黑龙江农场时，她的继母让她带走的是一袋油炸薯片。继母能给她的，只能是平时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菜油！
这就是黑龙江知青的探亲之旅。
文章来源蓝江绿城饶河农场、老有上海味道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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