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边的孤子
1980年我已经回北京工作多年了，一天早上刚上班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要我马上赶到院办公室。一进办公室门见沙发上坐着两位老人我认得他们是我们处退休的老职工。夫妇俩人眼中泪水不断落下、处长、党委书记都来了，周边人不断安慰他二老。“怎么了？尹师傅。”我问道。我们院党委书记拦住我、把我叫进里屋将手中一封印有山西省保德市水利局信递给我。打开一看我惊呆了内容是尹某某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不幸溺水身亡。请速来人处理后事云云。
我吃了一惊老人原是我科的老职工、情况我非常了解、这逝者是他的独生子。老人儿子1968年赴山西保德县插队、72年分配到黄河边的县办小水电站工作。老人去年退休时组织上多次询问他有什么要求、这位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老职工未提出任何要求。只是私下对我（当时他的科长）提过：“如有可能、帮他把儿子调回北京。”接着他又说：“我知道这很难”。我当然知道这有多难，但仍是答应他一定想着这事。看到信我心里感到内疚，我答应过他但我努力过么？不管是我有无能力、能否办到？但我没有去试、而辜负老人的信赖。
正当我无奈时书记问我：我记得你当年也在山西插队？我回答：是。而且离保德很近。书记接着说：党委已经研究过尹师傅年岁大、身体又不好、遇上这么大的事。怕他无法处理组织上决定派人去处理，尹师傅同意组织上意见。当我们争求他由谁出面去时、尹师傅提出请你全权代表他和全家处理。我是感激又愧疚。
第二天我就出发了、领导一再问我是否多带一个人去。我拒绝了、这次我一定要完成尹师傅的拜托、决不再辜负老人家。轻车熟路第二天下午我已到山西省保德县城，一问去电站的公交车只有一班是早上8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好先住一夜了、那时候山区小县城唯一可住的是县委招待所。其余就是大车店通铺到是便宜8毛一晚，就算当年插队时宁可半夜走山路也不去住大车店。
县委很好找，县城中心唯一好点的院落一定是，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招待所推开办公室一看四个当地干部模样人在炕上打扑克。回头看我一眼：干啥？“下”班了。我说：不成、我住宿。于是这位“大干部”极不情愿地放下牌冲着我一伸手：介绍信。我赶快拿出递上只见那人眼睛一下变大了、对其他人用当地方言讲：快去看头谁在？这是中央来的“大”干部。他们不知道插队时我的当地话在村里那是数第一好，这保德县紧临我插队的岚县方言是一样的。
我的单位是个中央机关介绍信上公章是大红国徽。介绍信是标准格式内容；兹有我单位某某…、职务…科长。赴你单位办理何事协助为盼等语。在北京没当回事、在这儿可是真管用。这些人牌打不成了、忙这忙那一会儿单间我住进了、洗脸水打好了。刚想上街吃饭那干部又来了、领着我去了县委食堂小间内已摆好四菜一汤。那人陪着笑脸道：来了也不早告一声县长下乡了。赶不回只有留守的县办公室主任陪我吃饭，我严然成了大干部好啊。吃饭中我问到电站怎么去、并告诉他们我的公干。办公室主任一再道歉讲：县里只有一部212吉普带了县领导下乡，实在无车可以给我用。我忙讲：我坐班车。他讲安排了、安排了。我还不明白。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正要向车站走。只见班车已停在县委门口、给我留着司机旁副驾驶位子。千叮万嘱让司机送我到电站院内。当年北京中央机关常发“红头文件”文件上面标有大字“此文件发至县，团级”，在单位时不太理解这有什么意义到这小县城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我这北京“芝麻”小科长在这儿是“大官”了。
到了电站。我和电站领导在办公室里听他讲事故过程、原因很简单下班后他去电站对面的村据电站头儿讲他有个女朋友在村里是当地农民。回来时喝酒喝得多些从水库坝上跌入水库中、当时正在发电库内放水有水涡。将他吸入水库底部。尸体在第二天才发现、这帮人别看他们对我表面客客气气、但实则是想尽快打发我滚蛋。在我了解事故过程中、他们经常当我面用当地方言讲些如何应付我的办法。如…不能算因工、不能发抚恤金、安葬费要自理等等。
我是越听越火、终于忍不住开口用当地话大骂、插队时学骂人是最先学会的。这一下这帮人全傻了、半天才问我是保德人么？我说：是哪里人不重要不懂保德话、单位派我来么？你们要想捣鬼、好办。这事我也不办了、等上面来解决吧。狐假虎威真管用、局面逆转。
结论是、一切听我的。我说好既然如此。第一：验尸、确定死亡原因。第二：等我调查死亡时间。然后再定。当晚住在电站上、我利用会讲当地话的条件去了那小村、见到他女友。又问当地同村的农民、了解清楚他的确是晚上来的她家。大约8-9点酒后回去的。第二天我们来到放棺材的地方、因为是夏天他们怕尸体腐烂将棺材放到不用的泄洪洞内。抬出棺木已钉好、我话以讲出、又要对得起尹师傅的信任。离京时老人唯一叮嘱是要我确认是事故而不是其它因素。电站头又说话：当地习惯钉棺后不能开。开了谁能验？我回答他：你是共产党员么？我让开的、我验。是党员。好。那就别在这儿搞封建迷信。
棺木开了、所有人全躲得远处。我一人走上前、来之前我也做了准备、我将我父亲留下的法医检验书籍有关溺水死亡特征牢记心里。走近棺材我一看这帮人真是混蛋、尸体居然是脸朝下放在棺木中。我用尽全身力量、几乎是人在棺材内才将尸体翻过来、整理好。阳光下他的脸惨白、肿胀。口中有泥沙、手指中深度泥沙。尸体已开始腐烂并有液体渗出、特别是当我为他翻身时尸体口中涌出一股极为难以让人忍受的气味。一切特征合乎溺水死亡。我又仔细查看衣、裤没有疑问。但鞋子没有了。手腕上有手表痕迹、表不见了。我走到棺材远一点地方点上烟。克制着想吐的强烈刺激。联着抽了二根烟、走向那些人说：重新钉好棺木吧。
回到办公室里这帮人都离我、带着异样眼光看着我。我说：怎么样你们说怎么处理吧？那电站头儿马上说：我们已经讨论了、安葬费我们出地点已选好。抚恤金我们按公伤付、但结论请不写工伤。这是我们最大的努力。我同意。随后他拿出一包东西。有北京牌手表一块、钱包一个。
当天下午墓穴挖好、就在大坝的土山上。坟墓的左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右边就是他的故乡——遙远的北京。我用手撒下他棺木上的第一捧黄土。对他说：安息吧！我对不起你。沒有完成你父亲托付我的事。回到北京。将约500元的抚恤金、遗物等交给尹师傅。告诉他是事故。但我没有告诉他老人家其它事。
本想事情到此结束了，但谁也没想到事情又来了。大约半年后冬的季早上到办公室时、只见我们处的秘书老远就迎着我说；你是怎么处理尹师傅的事？这回麻烦大了。进屋一看。我也蒙了、坐在椅子上的是夏天我去过水库对面小村的女子。她一见我大哭起来、什么给她做主、为死人做主、没法活了。大哭大闹起来。我没到单位时、没人听得懂她说什么？只从她手中拿的一张纸上知道她是找我的。
事情是这样她说她和死去的人已经正式结婚、现在已经怀孕。要求尹师傅家承认她并且在尹家生下孩子等等。当时我还心中一喜、尹师傅只有这么一个独子。要真是如此也是好事啊，又一想此事要慎重绝不可大意否则后患无穷。于是我先安排她到招待所住下、然后找领导汇报此事。领导一听也很高兴。但我随后告诉领导我的担心。第一她拿一封大队证明信来证明他们已婚。那当时她为什么不讲？如是实情、我当时就无权领抚恤金。第二她不找尹师傅。而先找我？第三如何证明她怀孕。即使真怀孕又怎么证明是尹的？因此我建议先不要通知尹师傅。以免事情有误会，更加让他悲痛。领导一听：言之有理，慎重处理。于是又来个由我负责处理此事。
当年通讯极不方便无法联系当地政府，而且我也怀疑当地是否能如实提供情况。于是那些天我的工作就是陪她各处转。反正是公差、报饭费、车费、门票这点权我还有。两天的来往中我証实了我的想法，她是谎言不断，明显是有人指使。但我必须有证据、否则后患问题更难处理，要做就要一劳永逸。
先从哪里开始呢？人是7月死的、她说怀孕那到今天至少5个月了。好从这下手拿医院证明，到单位开证明后、我去了医院。当时我们的合同医院是北京医院找到医院一介绍情况、医院领导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你这证明将来有可能要做法律证据、那我们是合同医院。不好吧。我马上又到市妇产医院。联系好后、第二天单位派了一车、拉上她去了市妇产医院。第二天我去妇产医院办公室拿到正式的证明文件。内容：经本院某某检查、及化验报告。均证实无妊娠现象。好啊。我拿到鉄证。这显然是个阴谋。汇报领导、大家很气愤。有人提出送她到公安局、虽然折腾我好几天、但这时我反而有些可怜她。我心里清楚、她之所以能被煽动的来北京背后肯定有人捣鬼，恐怕就是当时被我唬住的电站头。我又向领导建议，这时候该告诉尹师傅了。为今后不给尹师傅家找麻烦我建议这样办。
第二天我将她领到单位，单位已经安排好一切。领导、内保处处长、尹师傅都到了。我将事情、医院证明都拿出了。一边叙述过程、一边给她翻译。她无话可说。我又用当地话告诉她。本应送她到县大狱、但我知道这不是她的主意。她如果将实情讲出保证不送她县大狱、我负责买车票及给她旅费回家。
她说了原因就是那群当地干部，我走后总不甘心捣鼓她来北京闹事、她手中纸也是那站长写给她的。名义上是找尹家、实则找我麻烦全部材料、口述都整理好。她签字、押手印、内保处长签字。我还是亲自送她到北京站、并将从财务支的100元给了她。当地话来说：她也是个恓惶人。“可怜人”。
事后、我找领导力争、将此事上报。处理这电站头但我领导一笑了之、当时年青非常不理解领导的决定。今天想起此事、领导就是领导、凡事认真不得。
又一个北京知识青年永远留在黄土地。是我亲自安葬的他。虽然生前我们并不相识。
作者介绍：徐丰盈，作者出生于1948年3月北平市（解放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赴山西插队八年，后因独生子回北京。参加工作故宫博物院行政处，1986年赴美至今。
文章来源公众号“30号院 ” 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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