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陕北插队生涯
1967年，堆积在学校中，无所事事又无处安排的老三届们终于敛去了革命的光彩，混迹街市，成了革命领袖蹙额的肘腋之患。1968年12月伟大领袖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那个曾被用做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根据地村，此刻又成了纾解城市人口的消纳场。
按例，又是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地游行庆贺最高指示。但热闹了一阵子，似乎反响不大。于是单位、学校、街道一起行动起来，上山下乡也被各种舆论哄抬到了走不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高度。陕北来了一批地方干部，操着怪模怪样的普通话，到各学校宣讲革命圣地的青山绿水，话到动情处，口沫横飞，眉飞色舞，还热泪盈眶。学生们都被他们说蒙了，完全忽略了“落户”这一时限，痴痴地沉浸在春游般的联想和东方红歌舞史诗的激情中。尤其是听他们说到粮满仓、谷满垛，牛羊满山岗，每个村子都有一方美丽的天然湖泊时，便都高兴得鼓起掌来，恨不得拔脚就走。
家长们毕竟不像小孩子这般幼稚，张大伟的妈妈是个陕北老革命，她听了我的叙说，苦笑道：陕北要是这样好，红军还可能去那里落脚吗？病休在家的母亲一直沉默不语，满腹心事。她到是没去过陕北，但对农村的贫困并不陌生，更担忧我们小小的年龄和几乎空白的生活能力。父亲已经很久没让回家了，母亲举棋不定，便让我们去天津找父亲。
在一间刷满了各色标语的会议室，我们见到了瘦削的父亲，旁边还坐着个会说上海话的绿衣人。听说我们要去陕北，父亲的脸痛苦地绷紧了，眼神中的凄楚令人战栗。趁那绿衣人被人叫到外面的当儿，他急急摆手地低声道：“不要去啊！”可是，谁又敢不去呢？已经有很多家长都被单位警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鼓励孩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父亲沉吟良久，默默地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沉沉地嘱咐我一定要和小妹在一起插队。这块手表拿回家却让母亲紧张了好一阵子，不知父亲的境遇如何了。其实这是父亲那时能给予我们的最后一点父爱。
凭着下乡证，母亲倾家中所有，给我和妹妹买了大箱子，小姨闻讯也从上海赶来，给我们送来了棉被棉衣。千种叮咛，万般吩咐，我们却麻木得只会应承，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外屋桌上给奶奶和爸爸写信，这才悲从中来，饮泣哽咽了很久，流了很多眼泪。潜意识告诉我，这个温暖的家，将一去不返，成为永久的怀念了。
出身好的也有胆识赖着不走，如我们这般无权无势的驯顺良民，便只能在红旗和口号的裹挟下踏上西去的列车。
临走那天，北京站人山人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和同学。豪言壮语的口号和撕心的哭泣搅混在一起，构成一种极不和谐的悲壮。爸在天津，妈身体不好，是姐来送的我们。
火车开了，车厢内外哭声一片。但刚驶出车站，没心没肺的学生们便又欢声笑语起来。大家纷纷拿出带来的水果、面包请客，胆大的公然分派起香烟，一派冲出牢笼，天高任我飞的雀跃。那时，大概谁也没真正理解最高指示中“落户”的含义，只把这离乡背井看作了一场郊游或下乡劳动。沿途停靠的车站都是锣鼓喧天，西安火车站还有很多解放军医院的女兵舞起了陕北大秧歌，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浪漫渲染到了极致。但是过了西安再往北走，车厢里便氤氲起一种可怕的压抑，车窗外荒凉的土地，贫瘠的山川，皑皑的白雪，让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随着几声压抑的抽泣，搅动起一片叹息和躁动。而我却从漫山遍野的荆棘丛看到了夏日的葳蕤。
铜川车站是轨道的终点，再往前便只有公路了。此时站台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群，老少似乎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袄，冻得红扑扑的脸蛋上挂着参差的胡子或浓黄的鼻涕，却没有什么真诚的笑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政府为了掩盖贫困而特意发售的减价布，直到几年后我再回陕北时也依旧是这一身。
天色向晚，知青们被分别安排到车间仓库里的临时住宿。同行的北京市政学校的学生却爆发了反抗，他们拒不下车，要求原车返回北京。理由是中央有文件——技工学校的学生不属于上山下乡的范畴。后来，后来当然是拗不过革委会，况且北京的户口已经销掉了。他们中间有一个男生因为父亲去世只好带着妹妹和母亲全家插队。后来，妹妹竟病死在陕北。
次日，公路上停着一长溜敞篷军车，把我们和行李按公社和大队编组，分送到白雪皑皑的高原深处。车到黄陵，依旧是载歌载舞的人群和漫天飞舞的红旗，但黄帝陵那片雪原中罕见的苍翠还是让我们压抑的心情有了一丝轻松。看小妹和同队的几个知青情绪落寞，我便移花接木将聚宝盆的故事讲给她们听，虽然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结果却依旧是落寞。
车到隆坊镇，这是一个圈着一圈土城堡的古镇，虽然破败不堪，但在方圆百里内还算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小镇。分配到边远生产队的同学可就苦了，还要跟着各队拉行李的架子车步行几十公里，直走进风雪茫茫的丘峦中。
隆坊大队下属五个小队，四个在城中，我们的第五小队在城外一个叫南场的塬湾里，站在塬上四野望去，都是广袤的农田，像极华北平原；走到塬边下瞰，深沟险壑，直土如林，又是一番山区的景象。
队长憨笑着引我们回村，却并不见村落，原来农舍都散布在塬边绝壁上掏出来的土窑中，这才是真正的穴居。也许是生来怕官的村民把我们当成了政府工作队，也许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这嚇人的头衔震住了一方土地，所有的人都远远地，充满敬畏地望着我们。婆姨们把顽皮的孩子死死地揽在臂下，皴红的脸上露着几分憨厚而不自然的微笑。几个瘦小羸弱的农民四人一组吃力地扛起我们的箱包，缘陡峭积雪的小径滑蹭而下，口鼻中喷吐着浓烈的哈气。边走边惊诧道：“咋这沉呢，真有钱！”
我们的驻地被临时安排在村中唯一的也是最显赫的厦子房中，房东是儿子在县里当局长的一个孤老太婆，村里还专门派了一个婆姨为我们做饭。由于国家有政策知青下乡第一年吃商品粮，这让面临春荒的乡民们艳羡不已。这个小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分别为贾、张、李三姓，依姓分居于两个湾。贾姓多为贫雇农，因此当干部的居多——从县里局长到村里队长，可谓显贵。40年后我回村访旧，方知当年和我一起拉车的回乡知青贾××竟然当上了副县长和县人大主任。李家有几户中农，由于农活把式好，选了一个当副队长。唯一的外来户是一个姓杨的老汉，娶了个河南流民，由于赤贫而被选为贫协主席。村民大多秉承远古的习俗，彼此和睦相处，从无争斗口角之事。名目繁多的赋税和艰难的自然环境，使农民们生活在半饥半饱的困窘之中，几类群乞。陕北高原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每年粮食收回场上，碾好晒干，便大多以公粮、爱国粮、备战粮等记不过来的名头上缴国库了。公事完毕，各家便以工分多少，各自扛上一小袋粮食回家。口粮自然是不够的，每到春荒时节便要拉饥荒，向村里公积粮借贷。因此各家并无储粮的设备，一口窑洞，一张面案，几个黑漆漆的陶罐（装粮），一口水缸和炕上一两床破被便是全部家当。但就是这般贫困也远比北边的县要富足。每年春天，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都是陕北出来逃荒的人流，人人都持有村里开具的逃荒证明，上面居然还标注着出身成分，把同样饥馑的荒民也分成三六九等。中国农民憨厚朴实，陕北农民更是思乡恋土。春播在即，公路上便又被浩浩荡荡的返乡人流拥满，男女老幼行色匆匆地赶回去春播。奇怪的是，农民如此贫困却从不吃鸡，鸡是专门用来下蛋的，而蛋是农家货币的主要来源。所以公鸡并不值钱，块儿八毛便可买一只。沟里溪中也有鱼，但农民们从来不吃，也不敢吃。这倒不是出于信仰或慈悲，只缘祖上没吃过。
最奇怪的是野地里有不少流浪狗，多是被农家赶出去的狗崽。每逢赶集，上面万头攒动，腿边便是狗儿们的世界，只需一块馍馍便能跟你回家。这种丰美的天赐蛋白质，很快便燃亮了知青们饥渴的眼睛。
我和桂生也引了一只回家，关起大门，用锄头砸死，依着初中生物课学来的解剖知识，顺利地剥皮、肢解，炖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狗肉。小妹夏阳坚拒不吃，我和贵生便到街上买了几两烧酒，躲在窑洞里大快朵颐。酒酣肝胆，烂醉如泥，半夜里突然被额头冰凉的脚印吓醒，原来是一只老鼠踏着我的脑门跑了过去。自觉晦气，但心中却隐隐生出些“月黑杀人（狗）夜，风高放火天”的惭愧。那张狗皮被我做成褥子垫在炕上，后来又改成了手套，伴了我好几年。
农村的文化教育更是稀缺，中老年人大多不识字，孩子中能完成小学义务教的也寥寥可数。家境好能读到初高中便是秀才了，且多是男孩，女子娃依旧循着嫁汉生娃的老路“无才便是德”。南场村有一个高中生，是回乡青年，名义上应该也算知青吧，却没有公购粮吃，在村里任会计。名字起的好叫贾××，后来果真当上了副县长。可笑的是面对这么一群老实到了木讷的百姓，政府还在整天强化“老蒋来了举什么旗”的教育。因为黄陵历史上曾是红白交界的拉锯地带。
知青的到来也给“唱着过去的歌谣”的陕北带来了一丝现代气息，女娃们开始学着知青的装束捯饬自己，连出嫁都要借来知青的棉猴充门面。男娃则学着知青的口吻说开了普通话，最初，村民看到我们刷牙，便会好奇的围拢来观看，龇牙咧嘴地诧异：“咦——北京娃咋吃肥皂呢”。看我们用纸擦屁股，更是觉得暴殄天物，他们是用惯土块和树叶的。后来也渐渐“洋”化了起来。
陕北生活艰难的。最苦恼的是缺水，陕北属于谷子牧羊区，降水稀少。塬上无河，吃水全凭一口深不见底的老井取水，那井深不见底，我曾抛石测深——自由落体十几秒，算来竟达30余丈，井上支一架辘轳，两只吊桶系在粗绳的两端，摇动辘轳把，须十几分钟才能吊上一桶。农民们似乎从不洗澡，也鲜见洗脸洗头。女人洗衣则到沟底溪边，或聚在称作涝池的雨水塘边洗。那塘中的水，驴马猪狗共享，边饮边尿，色泽黄绿，令人匪夷所思。这吊水担水的活自然是我和桂生的，女生们则负责做饭，小妹还要多负担一份给我洗衣的劳苦。男生吃的多，又懒于干活，于是不久很多知青点便产生了矛盾，终于引发了知青中的男女生分灶潮。我们村因有我和小妹的关系，大家抱团取暖，还养了一头小猪，十几只鸡。很令别队羡慕。
这时我们知青点添了一口，那是王桂生不知从何处抱来的一只小狗，憨憨萌萌的，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22”，以纪念我们下乡的日子。这名字竟被村民传为笑谈，一如我们想吃的馒头在陕北话中竟是喂牲口的蛮豆一样，被全村人笑议了很久。小狗很听话，晚上蜷在炕边睡觉，天刚亮便呦呦叫着抓爬木门要到室外去，每天我下工回来便老远撒着欢扑来迎接，真是个通灵性的精灵，我们都很喜欢它。可惜，在我去县里出席“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会”时，被桂生结交的外村知青拐走吃了。我伤心无比，从此便不再养狗。
农村卫生状况极差，农村医疗条件差，村人多有各种疾病，因为穷，也因为缺医少药，往往小病苦捱，大病等死。这便让知青有了用武之地，很多知青开始自学针灸。还有一个叫孙立哲的竟在窑洞为农民动开了剖腹手术，以致成为远近驰名的知青医生。针灸原是我和小妹在家和母亲学过的。村里有一个张老汉，由于夏日贪凉，在树荫下枕着一块湿砖头睡觉，落下了摇头风，整日摇头晃脑无法抑止，我便用针灸给他诊治。取穴风府入针却模糊了深度，进到三分，眼见老头儿摇晃的脑袋不摇了，心中不由窃喜，留针半分钟许，取针，竟如常人。老汉迷离着浑浊的眼看着我，表情木纳，却说不出话来。我急忙翻书，但见书中赫然写到，此穴下系生命中枢，进针不宜超过一分半，登时头大如斗。好在老汉并不像要立毙的模样，颤颤巍巍的扶着孙儿回家了。虽然一天后，又复摇如初，但凝神注目时，已能明显止摇。村人大喜，奔走相告。转天，我尚惊惶未定，门口竟挤了一圈姑娘媳子，很多还是邻村的，个个都说有病。我却再不敢造次，只敢循着“头面合谷收，肚腹三里留，胸肋内关谋”的口诀，取些无关痛痒的穴位敷衍，竟也皆能手到病除，盛赞如潮，弄得我越发狐疑。想来，“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是有道理的。其实真正让村人信服的还是小妹，她不仅针灸，还施以西药，不久就把母亲给我们防病的药施舍一空。
另一次行医则是在赴黄陵县出席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中，报到后，闲来无事，沿沮水东行，忽听人大呼“淹死人了！”急趋之，原来是一个孩子溺水而亡，已被拖至一孔废窑中。我急忙救死扶伤起来，扪得尚有体温，便按压心脏，许是力气太大，没几下便听得肋骨折断；又针刺涌泉、人中二急救穴，均无反应。正汗流浃背手足无措间，解放军医疗队赶到了，一应救治竟与我一般无二。但毕竟为时已晚，回天乏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死人，还是我参与抢救的，心中不胜唏嘘。不想却成就了当晚大会上“知青以毛泽东思想救人”的佳话。
知青的到来搅乱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先是四队孙××等几个女生，见了涝池，便以为是到京宣传的公社干部胡诌的“每村都有一个天然湖泊”，换了泳衣便要下水，引得涝池边围了密匝匝的人群看大姑娘脱衣。接着她们又把烟苗偷来当菠菜吃，结果上吐下泻，险些闹出了人命，以至惊动了县委。有的知青点还办起了油印小报，继续讴歌“造反有理”。我们大队也成立了宣传队，排演节目，我和贵生拉小提琴伴奏。让农民们大开了眼界。
但尘埃落定后，便是无尽的苦闷和失落。农民们终于知道知青不是工作队，于是房东老太便发威，生逼着生产队把我们搬到了饲养室旁一所空置的破窑。这是一所行将倒塌的旧窑，窑顶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缝。好在窑前有一堵土墙，形成了一个院落，可以自成一统。门前空地上有一树古槐，支棱在崖边上，崖下便是草木葱茏的深沟，云烟浩渺，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寻来一方不知何年何月何人的残碑，支在树下，便是石几，围几而坐，凉风习习，颇有情致。盛夏时，三队的知青也会聚到我们窑前，吹拉弹唱，自娱自乐。
农民们对北京娃的态度也有了转变。知青的安置费和口粮只有一年，接下来就要和村民分享原本匮乏的资源和收成，尤其要按照上面的规定给知青满工分，虽然一个满工十分，只有九分钱。但无论农技还是劳力远不如农民的知青还是占了大便宜。这让醒过闷来的农民们无法容忍。贾家三老汉傻笑着对我说“娃娃，毛主席把你们卖到陕北来了”立刻被队长急赤白脸地斥了回去。管生产的李副队长也日渐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一次派活，居然气指颐使地抱怨起来，被我用陕北话狠狠的顶撞了回去：“你滋里哇啦地胡叫个啥呢！得是对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有意见？”我义正辞严，威气逼人。他顿时愣住，支吾着萎了下去。老少们也全都愣怔住，随即传来压抑不住的窃笑。在村里，这等连队长都怕的歪人是没人敢惹的，我这强龙硬是压住了地头蛇，让老乡们很是快意。
农活是枯燥乏味的，农民们懒懒散散的荷锄下地，婆姨女子们嬉笑着搬弄家长里短，汉子们肆无忌惮的唱着酸曲，远不如中原地区的农事繁重，但大田里顶着日头的煎熬，还是苦不堪言。村里看我们身强力壮，便将我和桂生派到粮库去装粮，这是村里唯一的副业——在磅秤上将散装的粮食装入180斤的中粮麻包，再背上卡车，装满一车能有几毛钱的收入。沉重的麻包初压到肩头，我竟连步子都迈不开，更遑论走上颤颤巍巍的跳板。但不多久便举重若轻了。这让营养不良的村人叹为观止，夸我们有神力。我们也乐此不疲，因为比起漫长的在地里耗功夫、晒日头，这活痛快多了，何况还有十个满工分挣。
辛苦劳作、艰苦生活还都能适应。唯一难解的苦闷是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惶恐。这时，李庆娟已通过关系病退回了北京，有权势的家长们也各显神通，蠢蠢欲动。我们是没有指望的。父亲已经下放到了北京军区内蒙兵团，母亲单位也整体调动到嘉峪关，家中只有大姐带着两个小妹妹留守，一家人分作四地。那时父亲的来信都是用拓蓝纸誊写的，就像文件一样，一式几份，分寄各地。抬头自然是罗列上全家人的名字。父亲的信很长，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一信读罢便知晓了所有亲人的近况。母亲也有信来，亲情的纽带便全靠这八分钱的邮票维系。一天劳作下来，精疲力竭，读着来自各方的书信也是一种精神抚慰。由于相距较远，又不甚熟悉，我们和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很少来往，同班同学都远在太贤公社，更是音信皆无。倒是我当辅导员时的学生祝娟常有信来，几个月后他们也奔赴内蒙兵团了。兵团和插队不同，是有工资和服装的，算是半军队化的公家人。这让靠工分吃饭的插队知青十分艳羡。
大约半年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知青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未走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这使知青们激愤不平——我们听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离乡背井，而千方百计躲避上山下乡的反倒留在北京分配工作，这太不公平了！一种被欺骗的怨恨迅速在黄土高原上蔓延开来。知青们奔走相告，串联谋划，接着，便成群结队地踏上回家的归途，势不可挡。县里和公社、大队的干部法不治众，一筹莫展。很快，很多知青点便人去楼空。
那时，我在县上开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小妹便与冯××、李××等8个女生一起结伴扒车回家了，半路上被赶下车，李××又发了高烧，后来搭上了一列货车，不料在石家庄又被工人纠察队赶了下来。好心的列车长让她们搭上了一列货车的尾车，到北京时八女都已滚成了黒煤球。夏阳去了水库工地，桂生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不知野到哪里去了。隆坊大队只剩下我和二队的两个初中女生，她们想走，却又胆怯，便来撺掇我同行。也幸亏有了她们，看到路边有辆空载的军车，便围拢去甜言蜜语。那时跑长途的司机们对北京知青还是充满同情的，若是一群男知青大约也是不易搭车的。卡车一路南下，驶出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眼前豁然开朗——风烟浩渺的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真格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沿途有不少军车迎面驶来，定睛望去司机竟然都是些未成年的小兵，约莫十五六岁，满脸稚气，有些身量矮小的，还须昂起脑袋看前方，副驾驶座上则坐着老兵指导。不知是些什么来头，那年头一身军装是让人十分神往的。
赶到西安已是万家灯火。我们几人流落在街头，好在有着串联的经历，也并不觉得恓惶。买了碗红烧肉狼吞虎咽地吃下后，竟然蹲在路边狂吐不已，久无油水的肠胃已然消瘦不起了这等美味了。正狼狈间，有个同龄的男孩过来搭讪，得知我们是北京知青，便盛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小憩，他叫建国，是个铁路子弟。那时我的鞋底藏着30元钱，是母亲给我应急用的，可女孩们囊中羞涩，都舍不得买票，一起扒车便成了不二选择。傍晚时分，建国把我们领进火车编组站，送我们扒上了一列东去的闷罐车。车开了，列车飞驰在夕阳中，闷罐车门大敞，风景万千，凉风习习，无比惬意。宽大的车厢里空无一物，简直可以打排球了，大家欢呼雀跃开心不已。可是每逢到站，便需警惕检车的工人，大家挤缩在背光处，屏声敛气，像群偷儿。在漆黑一片的黑暗中，终于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剧烈的声响把大家吵醒，原来列车到了郑州编组站，带着满头满脸的煤灰刚爬下火车，便被一群袖着红箍，擎着木棍的纠察队俘虏了。半懂不懂地听着他们河南腔的呵斥，方才知道闯了大祸，原来我们扒乘的竟是一趟军列！
这一晚我们被分别关进拘留所的男女牢房，连上厕所都要喊报告。牢房中人满为患，挤挤挨挨地坐满了人，南腔北调，恶臭难闻，都是些扒火车外出谋生的“盲流”，他们似乎也毫不惧怕，有说有笑地交流着逃票、偷窃的伎俩，满口脏话的讲着荤笑话。牢房里烟气腾腾，污秽不堪，倒也其乐融融。这种地方呆久了恐怕柳下惠也会修炼成盗跖的。天色大亮，门口的警卫把我叫出去，说有人探视。竟然是那两个女生给我送来在西安买的面包，看来她们的处境要比我好。三口两口吞下肚又有人在叫我，这回可是过堂了。一间小屋，一方木桌，后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板着脸的保卫干部，女的审讯，男的记录。在威严地宣告了一番坦白从宽之类的政策后，便要我交代姓名来处、扒军列的经过以及和那几个女生的关系。我自知罪孽深重，当然实话实说。不料那个女干部竟没词儿了，沉吟了良久，没头没脑地自语道：“嗯，是个好青年。”口气也温和了：“我弟弟也在商洛插队，可不像你们这么憨，敢扒军列！算了，还是回去插队吧，北京十一限制进京了。”然后，就把我放了，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返回西安的乘车证。惊魂一夜，像做梦一样，就结束了我们的扒车历险。
垂头丧气回到西安后，小禹的姑姑安排我们在职工宿舍睡了一晚，提到回村大家都心有不甘，还是托建国帮我们买了回京的车票。火车开了，建国摇手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雾霭中，不料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后来，工作后我还去解放路找过他，却被告知早已去世了。这次回京注定是命运多舛。车到三门峡，邻座的一个女乘客把襁褓中的婴儿递给我，说要去站台买点吃的，可直到列车徐徐开动还不见她回来，正着急间，小禹惊呼：“看啊！那女的出站了！”这下可糟了，面对着那个臭烘烘的活物，我们仨不知所措。列车长和乘警走来，满眼警觉：“这孩子真不是你们的？”那凌厉的眼神，直教人百口莫辩。幸亏周围的乘客纷纷作证，列车长才把那娃抱走了。经此一场虚惊，我都觉得我要病了。
回到家中，无穷的烦恼与屈辱又接踵而来。先是半夜里警察登门查户口，说十一将近，知青都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接着街道居委会也开始没完没了地动员知青返乡，再往后，便是大队书记赶到北京家访，软硬兼施要我们回去。好像我们真是外地流窜来京的盲流。我们终于明白，几分钱办走的户口，已经将我们与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彻底隔绝了，从此儿郎属他乡。市政学校的知青闹的更邪乎，堵交通，砸学校，发泄一腔怨气。最后，我们大队的杨××等人还被公安局抓进了监狱。
无望的抗争，艰苦的生活，渺茫的前途，这种失落的情绪在年底的决分时达到了顶点：一个男知青，全日出勤的劳动所得将够缴纳口粮钱，而女知青辛苦一年，还要家里贴补饭钱。于是一群群绝望的知青抹去眼泪，以各种方式发泄心中的郁闷——或打架斗殴、偷摸拐抢；或醉生梦死，游荡在乡村间到各村知青点蹭饭，成天不着家，也不参加劳动。下一年起，知青便没有国库粮和插队拨款了，要和本已贫困不堪的陕北农民分享那贫瘠土地上微薄的收成。于是，农民与知青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邻县富县竟然闹出村干部吊打知青的事件，引起周围数十村知青集体闹事，痛打了村干部，剐倒了村里几十亩未熟的青苗。最后公安局拘捕了十几名知青到各村游斗。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知青逃返事件。
为了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来教育这批“哈怂（坏蛋）娃”，各公社都成立了宣传队。我和王桂生也被招到宣传队里拉小提琴。女四中的乔××、叶××等一批文艺骨干则担任歌舞演出。还有一个叫张××的归国华侨，原是灯泡厂技校的女教师，被革命激情烧坏了脑子，自愿到陕北插队，这次也抽调来宣传队，但吹拉弹唱都不会，大概是让她现身说法做思想教育的吧。节目都是现成的，稍加排练，便背起背包下乡演出。由生产队记工分，在农民家吃派饭。我是平足不擅长走，好在叶××缠着我学琴，便成了我的琴童，天天提着我的琴，爱不释手。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农民，对我们的演出还是十分欢迎的，只是不喜欢歪脖子胡胡（小提琴），觉得它不如大锣大鼓来得脆亮。也不喜欢歌舞，总是十分遗憾的感叹“还是大戏（秦腔）吼的痛快”。“几多山道远，小曲轻风还“的日子，让我们躲过了三夏大忙，倒也十分惬意。
不断激化的矛盾和陕北农村的困苦，通过知青中的高干子女传到领袖们耳中，很快便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一系列保护知青的文件逐级下发，北京还专门派出了北京干部下放到各公社大队，我们公社来的都是北京公安系统的干部。派到隆坊大队的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姓陈，一头板寸，脾气却是极好的。也许是看惯了警察的寸头，便主动给我剃了个标准的士兵头。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剃寸头，凉快倒是凉快了，却总觉得像个秃子。在离乡背井的知青眼中，操着乡音的北京干部无异于亲人。女知青们更是愿意去寻找温暖。，终于出事了——邻村神夫嘴的一个女知青上了派驻公社的北京干部老张的床，老张被以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号召的罪名抓了起来。这件事虽没有大张旗鼓，却狠狠震慑住了村民和干部对知青的霸气，连上皇钦差都敢抓，更何况卑微到无品的村官呢。
说来也怪，有一段时间我总是看着西南的天空发亮，问别人，竟都说无异。队长眯起眼睛循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恍然道“对着呢，那崖畔上有盏灯哩”，我说的是天色，岂是一盏灯能照亮的。但经他指点，果真发现沟对面的崖畔上悬着一盏灯，不觉好奇起来。队长说“咱陕北人掉下崖，家人就在失足的地方点盏灯，好引他的魂魄回家哩。”我顿觉汗毛凛凛。那晚做了一夜的怪梦，后来就成了我的文言小说《坠女》的素材。但不久那片天边的亮色便有了解证——宝鸡铁路局到陕北来招工了。那方位恰在隆坊的西南，也就是我眼中泛着亮色的地方。
我们大队只推荐了我和苏凤霞两个人。来招工的宝鸡工务段人事科长是个陕北老红军，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操着一口地道的延安腔。和每一个面试的知青都重复着一句话“工务段可是砸洋镐、修铁路的哦，比农村还累。大家都想好了，别吃不下苦哭鼻子，再退回来哦。”还真有几个去梅七线当过民工的知青被吓退了，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养路工啊就是在铁道上养护铁路的苦工，那活可不是人干的。”可是更多的知青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不肯失去这跳出黄土地的机会。
离开隆坊的前一晚，小妹和夏阳把所有小鸡都杀了为我送行。可惜肉块直接下油锅，顿时结成了死硬死硬的肉疙瘩，咬都咬不动。桂生买了盒香烟开戒，这第一根香烟呛得我咳了半宿。第二天，小妹和夏阳送我离开隆坊，看着这片八月金黄的土地，心中五味杂陈，无限感慨。既庆幸能逃脱终身为农的厄运，又不忍将相依为命的妹妹独自留在这穷乡僻壤中。后来，果真因为我的招工，妹妹羁留在陕北长达七年，成为我终生愧疚的憾事。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别了，我魂牵梦绕的插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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