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知青岁月、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的知青岁月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的知青岁月
三联生活周刊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这个成长于父亲隐秘“政治问题”阴影的教育部大院孩子，和二龙路中学的同学兼玩伴一起，赶上了这一拨的云南插队。他当时开导备感沮丧的同伴艾建平说，“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王小波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一共待了两年。
寻访到王小波当年真实插队的农场来回溯，风景依旧，山上15队和山下14队的格局也有改变。只是《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并不存在，这或许会让渴望猎奇的人们失望。
辗转12天后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的22名知青里，教育部直属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学生共有9个，4男5女，分别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景罕14队也就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2连，全连120多人，一半是本地老职工，另一半是知青，除开北京，还有来自四川、上海等地的知青。
卡车只把王小波他们拉到山上的15队，由山下14队的副队长田家应，也就是老队长王永贵的爱人带人上山去接，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王小波的行装是一个大木箱，全是换洗衣服和被褥。在当时生活物资匮乏的农场，这些教育部大院子女的行装，着实让当地人感叹了一阵子。
头两个月，知青们暂住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上嗖嗖窜来窜去，男生新奇，女生尖叫。给知青住的平房修好后是4人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是同屋。围成四合院形状的这几排平房，后来成为当地职工的房子，几经改建，保留下来部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不过14队的老人们，依旧能指着已经大变样的房子，忆起王小波就住在西面那排从左往右数过去的第四间。有的老人对“王小波”这个名字并没有反应，一旦拿出照片，记忆立马回来了，“记得他”，“个子高高的、脑门重重的、走路头歪歪的，脚一步一拖的”。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田间休息的时候王小波讲曹操、周瑜，各朝故事，精彩得“像评书一样”。他跟爱人都一再强调，“王小波开始劳动是不太好，不会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改造好了”，他爱人更一再地夸王小波，虽然“割稻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怕割到自己”，但是“打谷子做得最好，120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从及膝的水田里抬出来”。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
现实的插队生活里，北京的知青们男女之间互不说话，这让当地人也觉得纳闷，“其他地方的知青可不这样”。《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在小波的插队时代因此没有丝毫萌芽的迹象和可能，至于让人产生诸多猜想的女医生陈清扬，现实里也并不存在。山上15队有两名医生，都是男的，山下的14队倒是有个女医生，叫杨应珍，不过严格意义上只是给医生陈德勋做助手的卫生员，1953年生人，比小波还小1岁。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容和善，身材稍胖，怎么都看不出小说里的风韵。倒是小说里王二被批斗的场景，在小波的插队生活里倒是真实出现过。
批斗缘于一次打架，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龙闷儿，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小波跟人家动了手，还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类似《黄金时代》里，王二和三闷儿的纠纷。虽然很快被工友劝开，但王小波和当地人打架的事在农场扩散开来。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娱乐生活特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同是教育部大院子女的插队知青肖林回忆起当年几乎天天上演的批判“破鞋”活动发此感慨。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的还有赵和平和另外一个叫杨树龙的人。赵和平提起这段经历，会微微一笑，“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赵和平则发配到场院去晒粮食。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他和王小波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14队的北京知青那时还分成两派，二龙路中学的高干子弟和太平桥中学的平民子弟，两帮界限明显。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当然看不起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艾建平回忆，“唯有王小波和他们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头儿也很幽默，爱侃故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地搭上了话”。因为王小波和太平桥帮的头儿慢慢熟悉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紧张气氛有了些缓和，但王小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开批斗会时候，很多人就把那个小子干的坏事都安到小波头上了，但小波从不辩解”。
王小波的身体从小就不好，除了在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的软骨病，除故事里经常把腿搭到脖子上的经典动作以外，大家回忆他从小就嘴唇发紫，在云南插队时由于气候潮湿，天天泡在稻田里，心脏病有所加重。从1970年夏天开始，王小波就说自己胃疼，不爱吃饭，但也都没拿着当回事，让他去医院看医生他也不去。没过多久，赵红旗发现王小波的眼白发黄，吃不进饭。到11月份，王小波开始高烧不退，大家还以为是感冒，连着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以后，开始滴水不进，吐了胆汁，大家才意识到病情严重，连夜找来担架，五六个人轮流将王小波抬着赶到8里地之外的农场医院。“幸亏那天晚上把小波送到医院，要不然命都难保。”后来，王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还专门写了和平送他去医院的事情。黄胆性肝炎属于烈性传染病，医生不让陪床照顾，赵和平他们就连夜赶回宿舍，王小波一个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大圈，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当时治疗肝炎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王小波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刚因为肝炎死了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很顺利准了王小波的假。假期结束，王小波准时回了农场，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门”香烟，还给经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4条肥皂，在农场肥皂属于稀罕东西，当地是买不到的。赵红旗他们跟他开玩笑“人家走了就不回来了，你怎么还回来了？”王小波反问道:“不回来能去哪里？”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粮食。
到云南后王小波因为身体始终得不到恢复，在1971年春天的时候又向组织办理了到干校探望母亲的手续。由于上次请假准时归来，表现良好，队里很快批准。已经到农场医院上班的那佳碰到来县城办手续的王小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身体就彻底毁了”，王小波如此解释。两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知青才可以办理病退，需要当地医院开证明，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复查。1972年，患胃病的艾建平就是以病退的方式离开。
弄巴农场的老人们并不清楚离开的知青们都有怎样的发展，名人也罢，普通人也罢，有人愿意去那里，跟他们聊起久远的往事，他们已经很开心了。结束采访的时候，非得让记者吃过特意备好的晚饭才能走。2005年8月，艾建平和姐姐艾建英专门回云南去看看当时插队的地方，他们和队长王永贵、医生陈德勋以及其他老职工的合影，被陈德勋贴在堂屋墙上相框里醒目的位置。艾建平说，临走时候，老乡们只重复着一句话“再来啊”，眼里含着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
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
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
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
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
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
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之死房 伟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名“佛山”。
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愿遵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这都是仰慕者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
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997年4月10日，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时，突然传来了凄厉叫声。很多邻居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
对王小波的死亡，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但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李银河合照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等等。
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也曾盛赞王小波“恐怕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第一人”。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
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
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懵，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
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依然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痛断肝肠，惋惜不已。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肠的棉花”。
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
本文节选自房伟《王小波传》来源：凤凰网、蔡骏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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