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西双版纳的知青经历
作者：张志贤
砍坝垦荒
开挖水渠
种橡胶树
能工巧匠
学习娱乐
探亲之路
官兵友谊
虫鼠记遇
经历之最
上世纪60年代初，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掀起了高潮。1968年冬的北京，每天都要发出三列知青专列。1968年12月21日，上海市第一批奔赴云南1000名知青。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总人数，超过了1700万，安置经费超过了100亿元。在这场运动中，奉贤的知青也纷纷走出家门，北上南下。其中直接从奉贤赴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国营农场的先后有五批共252人。第一批1969年12月15日，129人。第二批1970年2月28日，80人。第三批1970年5月12日，23人。第四批1970年12月15日，11人。第五批1971年12月24日，9人。我是第一批出去的。
少小离家
1969年7月，在“复课闹革命”中“初中”毕业。既然毕业了，就有一个去向的问题。因为68届都在本公社插了队，所以我们也已做好了在本地插队的思想准备。可想不到的是，69届要“一片红”：城镇户口的毕业生一律到外地上山下乡。我们钱桥公社69届城镇的毕业生有8人，开始说是到黑龙江呼玛县农村插队。那里冰天雪地，且中苏交恶，刚刚为珍宝岛开战。不去不行，去又担心！怎么办？后来又说如黑龙江呼玛不愿去，也可以去云南西双版纳。那里热带气候，“头顶香蕉，脚踏菠萝，摔了一跤，还抓了一把花生”。国营农场，集体生活，拿工资，公费医疗，每两年一次探亲假。权衡之下，就去云南吧！在一张大红纸上签个字，就算报了名，后来就敲锣打鼓送来了一张粉红色的《通知书》，上盖“奉贤县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的大印，日期是1969年11月25 日。另一张是奖状式样油印的喜报，落款是奉贤县钱桥公社革委会，日期是1969年11月29日。这两样东西至今我还保存着。最后8个人中，徐祖伟赴黑龙江，陈云明、王郁士、张志贤、杨永芳、钱逸华、吴梅芳赴云南，翁士权赴安徽。
定下来以后，父母就开始打点行装。公社出面，帮我们每个人在木业社专门定做了一只实木箱，油上广漆，八个角都包上铁的箱角，很结实耐用。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好：被夹里是土布的。衣裤有土布做的，有从旧货商店买的，也有用化肥袋（因为上面有字）染成咖啡色做的。鞋子也有布做的。父母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还得要一件象样的上衣，就给我做了一件卡其布翻领的两用衫。父亲仔仔细细的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我的穿着一一想到了；还有生活日用品，就连针头线脑都一一备齐，分门别类归置并包裹好；并向我传授他诸多的出门和工作经验：要努力，要争气，不能让人看不起。自然也包括那句平时早已耳熟能详的语录：
“工作是立身之本”。音犹在耳，受用终身！俗话说“云南半爿天”，“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时父母他们流了多少泪，我无从知晓；愁了多少心，我也没有完全体会到。
12月13日，赴云南的6个人在县城南桥人民照相馆合了一张影，“奉贤钱桥中学赴云南农场同学留念”。12月14日下午，公社用卡车送我们到县招待所。出门时，尽管母亲身体不好，可她一定要亲自送我。当夜宿县招待所，睡在一个大厅里，床单雪白，很干净。
12月15日上午，我们到了上海北火车站：一片人、旗、标语的海洋；人声、喇叭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从未坐过火车、出过远门的我，被簇拥着进了车厢，大家一片忙乱。父亲把我的行李一一安置妥当，还不肯走。他叮嘱的话，已经不知讲了多少遍。瘦小的我仰望着他，他的眉宇郁结。我心里没有他那么难过，头脑一片懵懂和朦胧。母亲被姐姐搀扶着在站台上，一直喊着我的名字，目不转睛盯着我哭。后来，送行的人终于都被“赶”下了车厢。“文攻武卫”（上海民兵）立刻就用胳膊紧挽着胳膊，人连着人组成一道牢固的人墙，挡在车厢和站台之间，象一道防波堤，把车厢和送行的人流隔开，防止火车起动时，车上车下的人群激动而发生意外。据说火车一起动，有的家长就会晕倒，所以医院的救护车就停在旁边。火车突然“咣”的动了一下，“哇”！整个站台刹那间一片惊哭悚喊，站台上的人流激动地朝车厢潮涌，我看到“文攻武卫”们拼命而痛苦地扭着、挡着、顶着，他（她）们中有的人眼睛红了，有的人泪水挂在脸上。也许，他（她）们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也有亲人经历过象今天一样的离别。火车真的滑动了！我不顾危险从车窗探出身，伸出手，去迎冲在“文攻武卫”人墙背后父亲拼命伸过来的手，可是在双方的几个手指头刚接触的一瞬间，就被火车强大的前行力量无情的扯开了。我连忙拿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父亲挥舞，向站台上的亲人们致意，向渐行渐远的上海告别！在这列火车上，象我一样，挥着一抹红色，奉贤第一批赴云南的知青共有129人。这一天，我16周岁差一个月。
初出茅庐
西双版纳自治州有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县，州府所在地景洪。勐腊是西双版纳州东部的一个边境县，地处云南最南端。1966~~1976年，在全国“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全县掀起水利建设高潮。1969年9月，遵照思茅地区革委会的指示，成立县水利指挥部，迅速组建以上海郊区各县知识青年为主的水利建设兵团一团、二团。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勐腊县水利二团，它的正式名称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水利建设第二工程团”。
火车经过60多个小时的奔波，于12月18日到达昆明，宿云南大学，休息两天。20日，所有知青分乘解放牌军车一路南下，在连绵群山之间昼行夜宿。首夜宿扬武，21日宿墨江，22日宿思茅，23日宿小勐仑，24日中午到达勐腊县城，在进入县城的路上，受到当地军民的夹道欢迎：红旗、横幅、锣鼓和“热烈欢迎上海知识青年”等口号，夜宿勐腊的一个礼堂叫“大草棚”，睡通铺。
水利二团先后到达上海知青2499人（其中奉贤知青232人），下设三个营，十八个连。我们首批奉贤129名知青，在上海出发的时候，组成了十二个班，被分配在三营十三至十七连的五个连队：一到三班南桥的32人，在十三连。四到六班南桥的32人，在十四连。七到八班新寺、胡桥、庄行的21人，在十五连。九到十班齐贤、泰日、头桥、肖塘的20人，在十六连。十一到十二班奉城、青村、光明、钱桥、四团的24人，在十七连。12月25日，按照被分配的连队，由各连来的人接应，上车从勐腊出发，沿着腊捧（勐腊县城到勐捧镇）公路，直奔各连驻地。水利二团十八个连队的驻地集中在腊捧公路13至27公里路段，同时沿着一条河，分布在将要开挖的引水工程主干渠的全线。
这条河叫南腊河，它全长120公里，过境勐腊，也是勐腊的主灌河。在我们之前，川沙已有一批知青先行到达，三营都是来自上海川沙和奉贤的知青。我被分在十七连，共有奉城：姜小青、王秀玉、杨芢薇、张月华、竺莲琴、乔建一、李顺成。青村：朱莉华、金莉珠、陆超成、赵根兴。光明：吴其美、俞秋霞、吴康如、龚文荣、强平、成祖荣。钱桥：杨永芳、钱逸华、吴梅芳、陈云明、王郁士、张志贤。四团：施建华。卡车开到腊捧公路27公里处，在一座叫团结桥的石桥边停了下来。桥头赫然一棵高大的榕树，树冠如巨伞遮蔽了整个桥面。附近有一户人家，还有一个道班，哗哗流淌的南腊河近在咫尺。耳边传来隆隆的河水强力的冲击声，循声前往，只见一道水泥大坝横卧在南腊河上，大坝两头各有一个两米多宽的引流槽，上面高低不平的并排搁着四五根树干供人通行，乍在上面行走，因为水坝的上下落差，脚下3米多深的引流槽内涛声如雷，激流似箭汹涌澎湃，不免胆怯。十七连的驻地就在河对岸大坝的另一头。这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大坝，大坝下游的河滩上，还散落着一些水电站的机器。为防止我们特别是怕胆小的女生过引流槽上的“桥” 可能发生意外，我们绕道到下游28公里处平缓的河面，乘竹排过河。到得河边，展眼望去，河对岸的山坡上，兀立着两三排简陋的草房，那就是我们十七连。与我们毗邻的是十八连，也是两三排简陋的草房。这与在上海时动员的人对我们所说的，和我们因此对西双版纳神秘、伊甸园般的想象大相径庭。有人在向这边张望、指点。须臾，一个小伙子边撑着竹排，边唱着歌划过来迎接我们，得知他叫吴龙宝，是十七连的第一批知青，来自川沙，他们是12月3日到达的。
摄于1974年5月，在连队操场。左为作者
第二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日。早饭后，全连要一起去营部开庆祝大会，这时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我们纷纷拿出了雨衣。见此，那些老同志都笑了起来。原来，那些“毛毛细雨”其实是雾水，因为热带气候水汽大，所以雾水也大如雨丝，一会儿太阳一出，马上就会蒸发，雨衣是用不到的。西双版纳，就这样给初来咋到的上海知青上了生动的第一课。
我们十七连先后到了三批上海知青，共101人。
第一批1969年11月22日从上海出发，12月3日到连队。13人，10男3女，来自川沙顾路、龚路。
第二批1969年12月15日从上海出发，12月25日到连队。24人，11男，13女，来自奉贤奉城、青村、光明、钱桥、四团。
第三批1970年2月23日从上海出发，3月5日到连队。64人，29男，35女，来自川沙洋泾、严桥、六里。
集体生活
组建水利兵团，驻勐腊的有关部队派出团、营、连的首长，地方则派出各级副职干部及其他行政、后勤人员，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国家供应每人每月40斤大米，1斤肉，2两油，其余完全靠自给。一日三餐有伙房供应。工资每月26元，加上2元边疆补贴共28元。发工资时，统一扣除12元作为伙食费，其余的大多寄回家，以备探亲之需。司务长由地方派遣，知青担任司务员，负责管理后勤、炊事班。各连配备一名由知青担任的卫生员，也不会看什么病，只有一些纱布、药棉、红药水和头痛脑热、肠胃不适等药。连部还有知青担任的文书、通信员。一个班住一个集体宿舍，起床熄灯，出操活动，开会吃饭，出工收工等，都有值班排长吹哨，统一行动。吃饭前各班在食堂集合，排队唱歌。一个班一小脸盆菜，全班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就餐。饭不限量，就是菜少油寡。蔬菜主要是青菜、包菜、空心菜、茄子等。常吃的饭菜是红米饭、苞谷饭、炒木薯、南瓜汤、包菜汤、酸菜汤。星期天休息只吃两餐。有一次偶然买到了供出国部队的大米，那个米饭香糯可口，不用任何菜，一口气能吃好几碗。慢慢我就有了干吃饭的习惯，至今仍能不吃菜、不喝汤，干吃两碗白米饭。有时还喜欢捧着饭碗蹲在地上吃。辣椒，当地人叫辣子，也是没有菜时常吃的一个选项：在通红的木炭上搁上辣椒，烤熟了，蘸着盐巴当菜吃。有一次烤的辣椒特别辣，赵根新一口咬上去，立马辣的满脸通红、眼泪直冒，舌头僵硬了，嘴巴也合不上了，痛苦的“哈！哈！”直往外哈辣气，发誓以后再也不吃辣椒了。
西双版纳每年的4月至10月是雨季，雨水充沛，种什么菜都容易烂。这时主要靠到勐腊县城或从傣族老乡的寨子去采购南瓜、黄瓜之类的菜，肉食和油主要靠自己养的猪。但是猪喜欢漫山遍野的跑，所谓“西双版纳十八怪，猪猡跑得比狗快”，不太好圈养，长得也很慢，一年中杀猪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肉不常吃，油水很少。在最困难的时候，吃“芝麻炒海带”，喝“玻璃汤”是寻常事。所谓“芝麻炒海带”，就是炒老茄子，“芝麻”就是茄子籽，“海带”就是茄子皮。所谓“玻璃汤”，就是盐巴汤，在锅中滴少许油，放入盐巴拌几下，再倒上一锅水烧开就成了。我曾经当过炊事班班长，这样的“菜”是最家常不过了。有一次伙房实在没有菜了，大家等着开饭。没办法，只好把玉米粒炒了炒，分给各班当菜吃。我们偶尔会买一个肉罐头或蛋罐头，泡一点固体酱油汤，也会找竹笋、木耳、蕨菜、南瓜藤头等野菜。山上的竹笋是苦的，我们用三块石头架起一只钢精（铝）脸盆当锅灶，先得把切好的竹笋丝煮一遍，去掉苦水，然后放点油再煮。那个谁去揭锅盖，看看熟了没有，一边揭锅盖，一边长长的哈喇子就挂了下来。也难怪，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太需要营养和吃的东西了。所以每次探亲时，家里知道我们生活很艰苦，省吃俭用，早就一点一点准备了最好的东西给我：如菜油、猪油、咸肉、酱肉、香肠、鱼干、虾干、炒米粉，还有扇牌洗衣皂、白猫洗衣粉、香皂、的确良衬衫、的卡中山装、手表、皮鞋等，几乎是倾其所有了。菜油还不太容易带，父亲用两只方形的铁皮罐，每只能装五斤油。上面用铁钉戳了小洞洞，把油慢慢的灌进去，装满后封死，万无一失。但所带的吃的东西终归有限，维持不了多久。特别是男生，时间不长就“弹尽粮绝”了。女生则会细水长流，过了一年半载还拿得出来。奚国明谈了女朋友朱碧瑾，常有一些香肠、肉等好东西藏着，我就经常到他们哪里蹭饭吃。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寄一些包裹来。
住的是茅草屋。从山上砍下带杈的硬质粗树杆作柱子，在树杈上架上桁梁，用铁抓钉（蚂蝗钉）钉牢就成了屋架。屋面用山竹当椽子，把茅草编成的草排铺上去。墙是用砍刀把毛竹的节剖开成竹笆，一张一张围上去。做床时，先截四段一米左右的粗毛竹当床脚，一头用刀砍出杈口，用炮杆(一种一米多长，一头打制成薄而弯月形口子的钢钎，专门用于掏挖泥洞。)在地上掏四个洞，把四个床脚埋进去夯结实，然后用毛竹做一个竹榻，搁在四个床脚的杈口上就成了。门、窗等自然都是竹子做的。照明主要用马灯、自制的油灯和蜡烛。夜间各班派人轮流值班，每班两个人，值两个小时。有一次，我和李顺成值后半夜的班，肚子很饿，实在没东西吃，就拿了一点伙房明天吃的鸡毛菜，用水煮了煮聊以充饥。
因为各连队驻地在南腊河两岸，且工地和公路之间隔着南腊河，所以过南腊河就成了工作和生活的日常行为。除了我们连有大坝（雨季的时候大坝被水淹没，也不能过），竹排或浮桥是各连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竹排是用二三层粗毛竹扎成的，宽两米左右。在河两边的大树上凌空固定一根钢缆，用粗铁链像保险带一样把竹排挂在钢缆上，河水就冲不走竹排了。人在竹排上双手用力往前拉钢缆，带动竹排过河。拉竹排在平时也有风险，当雨季河水暴涨的时候就极度危险：河水强大的冲击力不可抗拒地把竹排往下冲，甚至会把铁链拉得直直的，绷得紧紧的，张力极大，这时人的双手无法与河水巨大的力量相抗衡，很难拉得动竹排。竹排在波涛汹涌之中晃荡不定，人在竹排上重心很不稳，稍有不慎就会掉落河中，非死即伤。有些知青掉落在了南腊河中，因此发生了许多领导、战友们舍命施救、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也有落水知青遭遇不幸的悲剧。
砍坝垦荒
刚到连队的时候，水利工程尚未开工，日常工作就是连队基本建设和砍坝垦荒。基本建设就是造房子、平整场地、建猪圈、开菜地等。所需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上山采伐。各班男生带女生上山，挑选好了树木、毛竹、山竹等，男生就砍下来，削去树杈竹枝修整好，先让女生抬下山，然后再完成自己的任务。种菜是以班为单位，菜地还要围起来，防止老乡的牛来偷吃。有一次，连队在南腊河边的沙洲上种了一片花生，收获了十麻袋花生果，改善了生活。大米蔬菜买来了，要到河对岸的公路上去运回来，两个人扛200斤一麻袋的大米，蛮吃力的。
另一项工作就是砍坝垦荒，劳动工具就是刀斧和锄头，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所谓砍坝，就是把一些尚未开荒的次生林的树木、竹丛、杂草全部砍光。砍树时，先在树将要倒的方向砍进半棵树深的口子，然后在它反面的上方砍上几刀斧，树就轰然倒下了。最难对付就是竹丛了，大的竹丛直径有两三米，且竹竿竹枝盘根错节，因为竹子有弹性，也很锋利，要特别小心，不能胡砍乱拉，必须看准了再一根一根的清除，否则会被弹伤眼睛、划破皮肤。所以，砍除一个大的竹丛往往要花好多时间。最多的一种杂草叫“飞机草”，说是草，高的有两米多。它的茎很粗壮，是木质的，且有藤条般的弹力。人陷在深深的草丛中，大刀、锄头砍上去，一时半会见效甚微。其间还要受到野蜂、蚂蚁、蚊子、旱蚂蝗和蠓虫的骚扰和攻击。砍完以后，就让烈日暴晒一个月左右，被砍下的树木、竹子、杂草都已经晒干枯了，然后就是烧坝。烧坝就是点火把晒干了的东西都烧光，烧下的草木灰就是肥料。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危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森林火灾，所以要特别谨慎。有一次火势偏了，指导员赶紧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奋力在现场周边清理出一条防火线，严防死守。烧坝以后就是围坝，把烧好的山地围起来。用树杆间隔一定距离打上一米多高的桩，桩与桩之间用竹子做围栏，再把毛竹条、树枝等编成的篱笆绑结实，以防水牛、野猪闯进来糟蹋庄稼。围好坝就种庄稼，大多是种玉米，也种旱稻。种旱稻时，把长两三米、直径三四公分的硬质粗木棍一头削尖，一边漫山遍野在地上戳窟窿，一边在窟窿中撒下种籽，都是广种薄收。西双版纳的气候变幻无常，时常山雨欲来风满楼，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时还有地震。白天太阳暴毒，异常闷热，草帽不管用。特别是下午上山劳动，人懒洋洋的无精打采，扛着锄头一步步往山上爬，汗水在前胸后背不停地流淌，衣服被晒出了白花花的盐斑。炊事班会烧了开水送上山供大家喝，有一次，王郁士送开水路过水坝时不慎滑倒，开水浇在右侧腰部和后背，造成8%三度烫伤，疼得“妈呀！妈呀！”的惨叫，在勐腊医院治了一个多月，至今腰部的疤痕尚未褪尽。山上的庄稼长大以后并非万事大吉，白天夜里常常还要赶坝。赶坝就是把闯进来吃庄稼的牛赶走。要把牛赶走极不容易，为了吃到鲜美的玉米，它们会和人捉迷藏，赖在庄稼里打游击，不到万不得已不肯出去。七冲八窜把庄稼踩得一塌糊涂，搞得人又急又累。有时不得不用棍敲刀砍，甚至用枪吓唬，才能把它们赶走，但往往是防不胜防，事倍功半。
盖草房需要大量优质的茅草，连队组织两个班，到远离连队的茅草山去割茅草。进茅草山的路上是原始森林，几抱粗的参天大树随处可见，山高坡陡很难行走。到得茅草山，只见两米多高、满山遍野清一色的茅草一山连着一山，在阳光的照耀下蔚为壮观。我们在一处山顶用树干、竹子和茅草搭建起一个窝棚，砍来树干垫在地上，铺上干草,放上被子就是床了。半夜时，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呼呼的喘着粗气在窝棚外面转悠，还把窝棚上的树叶茅草拱得刷刷直响。大概它闻到了人的气息，感到好奇。是野猪？还是老虎？大家吓得大气都不出，更没人敢出去探个究竟，幸好后来相安无事。第二天我们猜想，应该是野猪或水牛，如果是老虎，不会轻易放过人的。割茅草时，白日光光之下钻在没人的草丛中，没有荫凉却更加闷热、挥汗如雨，手上、脸上被锋利的茅草叶子划拉出一道道血印子，并且时时得到无数蚊子、飞蠓的“精心照顾”。割下绿色的茅草一排排摊开晾晒，晒干了的茅草呈金黄色，有一股特别的清香。那几天，被汗水湿了的衣服无水可洗，没有新鲜的蔬菜，只有喝压缩菜干煮的汤。气候本来就干燥，水又喝的少，大便都拉不出。10多天后，终于完成了任务。
开挖水渠
水利二团建设的水渠叫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拦截的是南腊河流，引南腊河水入渠，因取水口位于腊捧公路14公里大树脚处而得名，水利二团主要承担建设十八公里主干渠的任务。1970年10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1973年5月竣工，历时两年零七个月。主干渠平台宽9至11米，边坡平均高度30米，水渠面宽6米，底宽2米，深2.2米。开挖土石方91万立方米，建成大小建筑物53座，清除塌方8.8万立方米，建盖管理所200平方米及附属工程10件。
开挖水渠完全是靠手工，劳动工具是锄头、砍刀、铁锤、钢钎、炮杆、铁锹、十字镐、撬杆、手推车、炸药、簸箕、竹筐、扁担等。先挖主干渠平台，把所要开挖的山坡上的树木、竹子、杂草砍光、烧光并清理完毕，然后按照测定的水平基准点往里推进，同时从边坡的顶端往下挖，开山平路，遇沟则建渡槽或涵洞。
许多地方表面薄薄的一层土扒掉以后，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只能用钢钎打炮眼炸。有时岩石又硬又滑，几锤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几个人轮流抡锤，只能打一个很小的炮眼，炸下一小块或者把石头炸松，用撬杆撬，然后循环往复。男女生都能抡锤打炮眼、点炮炸石，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一点就少一点。扶钢钎、抡铁锤的双手黑而粗糙，磨起层层的泡，日久就成了老茧。点炮炸石极度危险，炮一旦炸响，此时如果还没有完全撤离危险区域，就不能再低着头跑，马上就近找庇护所或防护物，如果没有，应即刻立定并转身迎着炮口方向，抬头专注往天上看，当天空的爆炸物天女散花一样砸下来时，可以主动有效的规避。有一次，一块碗大的石头，“呼”的擦身而下，砸在了我的脚边。规避的时候由于高度紧张，一点也不害怕，事后却心有余悸。还有一次，炮响时人已跑远，应该安全了，刚扭头一瞧，一块硬币大小的石片迎面砸在我的嘴唇上，幸亏距离远，已经没有了杀伤力，否则非得唇豁牙崩不可。不少知青因点炮炸石被炸伤了眼睛、身体、内脏等。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有的伤当时没有治愈，留下了终身的伤痛。二连知青殷伟銘，在点炮后撤离时，额头被一块鹅卵石重击，当场昏了过去，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八连知青陈汉如，在对哑炮加药再爆破时，被爆炸飞出的树根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平台越往里延伸，距离越远，土石方量越大，劳动量也就越大，手推车、簸箕就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还有一种推土板：一块长1米多、宽30多公分的木板，中间安上木把由一个人压住，两头拴上绳子，分别由两个人往前拉，好比“推土机”。掏水渠时，土石方都是人工一簸箕一簸箕起开的。挖的深一些了，沟里的人就把装满土石的簸箕双手端住用力往上抛，由沟面上的人接住倒掉。再深一些，就几个人“击鼓传花”转递到沟面，装在手推车里运走。工程需要的水泥，都是我们一包一包扛过南腊河水坝运到工地。有一次，河对岸的公路上水泥刚到就下起了雨，我们都去抢运，那时南腊河的水位已经漫过了水坝，坝面上长起了青苔，踏上去很滑，但水位尚在膝盖以下，我们就肩扛着水泥，小心翼翼的来来回回蹚着河水过大坝，这种情况在我们运大米、蔬菜和其它物资时也常会遇到。工程缺黄沙，我们就到团结桥附近的小溪中去挖，男生下水挖，女生在岸上挑。
工程需要三合土，我们就在南腊河边敲鹅卵石。工程大会战的时候，挑灯夜战，把一担担、一筐筐、一车车的黄沙、石料、水泥、木料等物资往工地上运。工程后期，在我们当年第一天到达连队，乘竹排渡过的南腊河的河面上，架起了一座宽两米多、长约百米的水泥渡槽，把主干渠的水引到勐捧坝子去灌溉农田。当地还派了一个由傣族人组成的守桥班驻守，负责对渡槽的看护和管理，我们连也从此结束了蹚水坝、拉竹排过南腊河的历史。
种橡胶树
大树脚引水工程竣工以后，三营十四连的知青整体调往景洪“西双版纳州街道修建指挥部”，参加州府景洪的市政建设。后来，一营五连、二营七连和十二连的知青，也整体调往景洪州基建局建筑工程公司，为景洪城市面貌的美化和市政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4年8月，水利二团撤销。其余的连队成建制归并国营勐捧农场。我们连也由水利二团三营十七连，改制为勐捧农场七分场四队，由地方派干部管理，结束了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如食堂吃饭用饭票了，宿舍可以每个人隔成一个单独的小间，恋爱也公开化了等。
我们队的队长叫林告元，40多岁。是早年支边的湖南人，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一开始不太容易听得懂，比如：主（ju）要、行动（deng）、红（feng）等。他全家都来了，夫妻俩有两儿两女四个孩子。转制为农场，主要是种橡胶树，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劳动工具主要是锄头、刀斧、水桶。橡胶树从栽种到割胶，需时九年。前两年在苗圃育苗，第三年移栽到山上，再长七年就可以割胶了。各队成立一个苗圃班，负责培育橡胶树苗。橡胶树种籽象板栗，苗圃要建在肥而松的土质上，先把种籽排入土中，然后是浇水、除草、施肥、防嗮、防寒等工作。相关的工作就是橡胶栽培技术的培训：如育苗、嫁接、移植、割胶等。嫁接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活，关系到橡胶树的成活率。技术差的成活率只有50%左右，技术好的才能达到90%多，乃至100%。在此期间，其余人员主要是搞基本建设和垦荒种植，到山上种玉米或芝麻等。
再就是砍坝，为橡胶树移栽到山上作准备。按照橡胶树种植行距的要求，开出2米宽的层层梯田，然后按间距开挖上边0.8米，底边0.6米深0.7米的梯形树坑，再把山上的草木灰和表层肥土回填满坑。把橡胶树苗从苗圃移栽到山上并保障它们成活，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主要是浇水和除草。山上没有水，全靠山下大树脚引水渠分流过来的水，一担一担挑上去，一担水挑上山要爬数百步，真是“百步无轻担”，担担付真情。有时还要抗旱，抗旱就得加大浇水的频度，其劳动的强度，对人的体能、耐力、意志都是磨练。一担水挑到山上只能浇一棵树，这对满山的橡胶树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树苗自己扎下了深根自立了就好了。西双版纳是高原性气候，昼夜温差很大，有时也会有零度的气温。而橡胶树如果遭遇零度以下的温度就会冻坏，所以就要烟熏保温：白天在山上挖下大坑，堆放好干柴，到夜里就去点火烟熏，提高地面温度，驱散天空中的寒气。还有就是除草，西双版纳的植被极为丰茂，我曾经观察过，一块巴掌大的土壤，竟能长出十多种植物。种上山的橡胶树苗，如果不去及时的除草，小小的树苗很快就会被各种疯长的杂草湮没，一直要到橡胶树绿树成荫，杂草的生长就抑制了。
可是没有等到割胶，1979年我们就大返城了。今天，寄托着我们汗水、热血和理想的大树脚引水工程和满山的橡胶树林，代表我们，还在为西双版纳这块知青曾经的热土默默的作着奉献。
能工巧匠
16、7岁远赴边疆，皮嫩肉瘦，手拙肩弱，什么都不会做。到了连队立马要在艰苦的环境下经受各种劳动的磨练，逐渐学会了各种劳动技能。学会了使用和制作劳动工具：磨刀斧、削刀斧柄、装锄头把、伐木料、砍竹子、盖草房。学会了剖篾丝：把一种嫩的竹子用锋利的刀剖成一根根薄如蝉翼的篾丝，既柔软又结实，用它把茅草编制成长一张张长1米多、宽0.8米左右的草排，再把草排铺盖在屋顶，用篾丝栓牢。根据需要，用刀剖出厚薄不等、长短不一的篾丝，去捆扎各种实物，既简便又牢固，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劳动技术。
最常见的，是用竹子做成各种劳动和生活用品：比如簸箕、竹筐、竹笆、竹篮，桌椅、门窗、床铺等。连队还有一个由知青组成的木工班，专门打制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如手推车、储米柜、饭桌、办公桌、靠背椅、乒乓台、篮球架等。在大树脚引水工程的工地上，还发明了一种木质轨道的翻斗车，大大的提高了运载土石方的劳动效率。在日常的劳动过程中，刀斧是主要工具，每天不离手，大多数男生都熟能生巧，得心应手的刀削斧劈。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了使用锯子、刨子、凿子等一些木工工具，成了名符其实的能工巧匠。我们到山上去采伐香樟木、香椿木等树木，锯成木板、木料，然后打制成精致的桌椅、木箱、橱柜等家具，这些家具有的随着知青返城，被带回了上海，至今还在使用，它们会时常唤起我们对知青岁月的回忆。我返城以后，在上世纪80年代，用自己的一套木工工具，打制了小桌子、靠背椅、电视柜、落地碗柜等家具，我做的方凳很结实耐用。这都是在那些艰苦的劳动锻炼中学会的，否则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接触木工工具，更不可能会木匠活。转制为农场以后，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分场专门成立了基建队和砖瓦队，知青自己动手建窑，制砖瓦、烧窑，造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子。
学习娱乐
刚到水利二团时，每天早上“天天读”：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遇到下雨天不能上山劳动，各班就读书读报。晚上开班务会，总结学习、劳动的情况，表扬先进和好人好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连开展评选“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写决心书、写心得体会，写得好的就上排、连交流发言。在学习、劳动中表现好的，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连队建立了团支部，知青纷纷要求进步，提出入团申请，所以共青团的组织活动很活跃。我和陆超成在一个班，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后来，我当了炊事班班长。1972年，开始在知青中发展党员，一些知青入了党，这些知青党员后来被陆续培养为各类干部，成为知青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另外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开展革命大批判。学习中央文件，收听、阅读“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物质刺激”和“唯生产力论”等。“9·13”事件以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批林批孔等。大家写大批判文章，出大批判专栏。我写的文章经常在连队发言，还到营、团部去发言，团长在大会上表扬：“十七连的小鬼发言的很好！”后来连部物色文书人选时，营长就直接点了我的名。业余时间有的人喜欢看书：马列著作、名人书籍、鲁迅杂文、文艺小说等，也有的人自学各种文化知识。后来，逐渐有的人被推荐上了大学，但是得到这种机会的人很少。
娱乐活动主要是学唱革命歌曲、学习革命样板戏，那时有一套流行的歌曲专辑书叫《战地新歌》。有时，我学了新歌，就在连队教唱。连队建立了文艺小分队，我也是其中一员，平时自编自排一些歌舞节目，逢年过节全连进行联欢活动，也会去参加营、团的文艺汇演。看电影是大家都喜欢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就像过节一样。尽管露天放映，而且在数公里之外，大家都不亦乐乎，吃好晚饭，洗漱干净，换上衣服，兴致勃勃去，踏着月光回，很少有人错过。看的电影如《南征北战》、《地道战》、《英雄儿女》，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等。我探亲回家时买的皮鞋带到连队后，平时舍不得穿，藏在箱子里。只有在看电影或休息外出时才拿出来穿，回来后马上小心翼翼连鞋底都搽得干干净净，放回箱子里。有些喜欢乐器的，如二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会吹拉弹唱。我让家里寄来了一只“国光”口琴，空下来就在宿舍里“呜呜呀呀”的学着吹。还有诸如打篮球、下棋、打牌、打羽毛球等。也有的喜欢在一起讲中外故事、聊天等。强平和吴康如一有空就喜欢学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与杨志荣的对话，（座山雕）：“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杨志荣）：“两件珍宝。”“哪两件珍宝？”“好马快刀。”“马什么马？”“卷毛青鬃马。”“刀什么刀？”“日本指挥刀。”——“在什么地方？”“牡丹江五合楼！”
休息日一般是洗晒休整，或外出到勐哈大桥、勐捧镇去赶集、逛公司（商店），去傣族老乡那里买香蕉、甘蔗、菠萝，去其他连队拜访同学、朋友等。有一次国庆节，天刚黑。那个谁（记不清了）从伙房的灶膛里用铁锹铲出满满一铲炭火，奔到不远处的水井边，用力的向上扬起，霎那间夜空中飘撒开热炭火红火红的曳光，异常美丽，犹如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礼花。之后他又好几次去铲炭火，一次次地抛向夜空。现在每当看到焰火，就会不由自主想起那个场景。
有一个中秋节之晚，在宿舍前的场地上，我们把桌椅、月饼、糖果、茶水等东西摆出来，在皎洁的月光下边赏月、边聊天。乔建一还拉起了小提琴，悄悄地奏起了“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我们节日的浪漫或曰情怀吧！
写家书、看家书是重要的业余生活，一封家书来回一般要15—20天，都是寄航空信。天天盼家书，连队一来信件，大家都要涌上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 收到了家书就非常高兴。刚到时，有一次大姐来了信，读到她对我的万般担心和思念，我躲在茅草堆后面，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眼泪。一封家书收到以后，一直要看到新的家书到。家书抵万金，一点也没有错！业余时间里，男女生也会互相帮助：男生帮助磨刀、装锄头、搭床铺、做椅子等，女生则帮助洗衣服、缝被子等。
探亲之路
1972年，连队分期分批陆续开始了知青的第一次探亲，假期是去掉路程，在家待24天。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做起了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无非就是星期天到傣族老乡的寨子里去买一些竹笋干、黑木耳等土特产，这些东西
当时在上海比较稀奇。我还买了茶叶和“红塔山”、“劲松”牌香烟，因为云烟是有名的。我的行李是两只旅行袋，削了一支小竹扁担挑着。
从勐腊县城坐班车，经过4天的昼行夜宿到昆明，在昆明上了直达上海的火车。途径桂林时是早晨，大家决定下车签票，在桂林玩一天，当天半夜再搭去上海的火车。下车以后匆匆忙忙游览了七星岩、芦笛岩。在芦笛岩，我和吴康如、王宝国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还在车站买了一瓶桂林的“三花”牌白酒，带回去孝敬父亲。天黑以后，我们就一直待在桂林火车站，看着来往的火车出出进进，据说来的火车已经超员，心就悬着。二十二时许，一个北京的知青和车站的工作人员吵了起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签票的，可是刚才却因火车超员而没上得了车，我们就更加惴惴不安了。到了后半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要上的火车终于慢慢进站了。火车一停，站台上的人立马涌了上去，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上的人还把所有的窗都哗哗的闸了下来。
看来火车超员所言非虚，我们也要碰上那个北京知青一样的遭遇了。这时我们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谁也管不了谁了！瘦小的我拖着行李，往车尾方向一路寻找有没有开着的门窗。慌忙之间，看到有一个窗口露出一条三指宽的缝，忙奔过去，抽出小扁担就把车窗往上撬，撬着撬着，车上的人动了恻隐之心，打开了车窗，还把我和行李拉进了车厢，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进了车厢才发现，我爬上的是一节“工农兵车厢”。顾名思义，所谓“工农兵车厢”，是照顾工农兵的。就是在普通的硬座车厢座位的上方，加装了能够折叠并翻下来木板，上面可以休息、睡觉。整节车厢早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了，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满是人的气息，乱哄哄的，若要穿过车厢，必须从座位的椅背上跨过去。原来，我爬进来的那个窗口的座位上，坐的是一对帅男靓女，看上去是恋人，比我大4、5岁，也是上海人。大概刚才已经听到了我们在车下说话、喊叫的上海口音，所以老乡惜老乡，这才开窗让我上了车吧。那个女的悄悄的在男的耳边说了什么，然后对我说，可以挤一挤，在他们的座位边坐下。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遇上贵人了！能上得了车已属幸运，在这种时候竟然还有位子坐，岂不是太幸福了！我由衷感念，连忙道谢。可想不到好景不长：原来，紧靠我身边过道的地上，坐着一对父子，父亲40多岁。他对我的到来非常不满，尤其是我这个后来者竟然还有位子坐，又极为忌妒，甚至愤怒。在我坐下来不多久时，他突然站起身来，以我挤到他为由，力气很大，竟然强行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说你不能坐！我和他争辩并扭扯起来，无奈我人单力薄，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最终被他扯离了座位。一件跟他完全无关的事，他却一定要找个“理由”来强行干涉，世界上还真有这种人！而此时那两个允许我坐下的上海人，对眼前发生的事却没有表态，我只好悻然而尴尬的坐在过道自己的旅行袋上。旅行袋很低矮，周围挤满了人，空气极为浑浊。手脚也很难伸展，坐着极不舒服，只好就这样一直捱着。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得从窗口爬出爬进。慢慢的，我开始咳嗽起来。到达上海出火车站时，简直换了一个人：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两年多不见，竟然是这个样子！把前来迎接我的父亲二哥他们都吓了一跳。当天晚上，我咳嗽了一夜，第二天去医院看，是支气管炎。从此我就落下了这个病，一直到今天。
1974年探亲时，到昆明上了火车，那时没有什么条件坐卧铺。买了一份杂志，到晚上拆开了铺在又矮又脏的座位底下，然后挤进去躺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人平躺着就“舒服”了。
回家的路如此，返程的路也并不轻松。探亲假到期了，家里准备的行李也打点好了，七包八裹。像肉、油、肥皂等都是重物，足有几十斤重。为了在火车上顺利的安置行李，在出发那天早早赶到火车站候车室排队，又托人先到那列开往昆明的火车上，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占好位，那就无后顾之忧了。为了抢行李架放行李，乱哄哄的旅客们争吵甚至动起手来屡见不鲜。行李架放不下了，就连座位前的地上也堆满了行李，人在座位上两只脚就像在稻田里插秧一样，垂直的窝在行李之间，不能自由活动。第四天清晨到昆明时，一双下肢已经浮肿。下车时肩背手提，拥挤的人流摩肩接踵，前推后搡，在站台上等着检票出站，好长时间还不放行。这时，沉重的行李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前后左右没有丝毫空隙，根本不可能放下来歇一歇，像要窒息了。好不容易捱到出站，已经满脸苍白，直想呕吐，几乎虚脱。
官兵友谊
第一任连长蒲恩光，个子不高，和蔼可亲。有时对人发了脾气，事后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毛泽东选集》，检查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手把手教我们磨刀、装锄头，剖篾丝、破竹芭，围菜地、砍垻、烧垻、围垻等。
有一次，他带我们去老乡那里买甘蔗，因为老乡言语间不尊重我们，他勃然大怒，大声呵斥，非常严历的教训老乡，对知青如母鸡护雏一般。后来，他结婚那天，我们来回步行10几公里，赶到勐捧他的部队驻地，参加他的婚礼。婚礼在部队的食堂举行，简单而热闹，直到天黑我们才尽兴而返。
指导员杨汝兴。瘦瘦的，中等个，在部队搞侦察工作，很干练，对知青就像兄长一样。他教我们如何辩山识路，如何在山中生存等技巧。我当文书以后，他对我说 ：你不用上山干活，就做一些连部的事，写写稿子，出出大批判专栏，搞搞文艺活动，他很喜欢我。他在调离时，给我一张照片，后面写着：“送给志贤留念”。走的那天，我们送他过水坝，都依依不舍。他对我说：“你喜欢枪，就放一枪把！”我就握着他的“五四式”手枪，生平第一次“啪！”的一声，朝天空放了一枪。这清脆的枪声，无形之中也算是一个送别礼吧！此后，我们还好几次到勐腊的部队去看望他。后来他要转业了，还专门到连队来向我们作别。
普顺连长，黑黑瘦瘦的，蛮高。他在早上带我们出操时，压着嗓子喊口令：“一！一！一二，一！”节奏颇有特点，四十多年过去，音犹在耳。他任职的时间不长，我一直不知道他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后来在他要调离的时候，我去连部送他，话别之间得知我尚未入团，因为他要离开了，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他很为此感到遗憾，感觉得到他非常的真心和真挚，可见我们相互之间的印象还不错。
祝文章连长。矮矮的，白白胖胖，大眼睛，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格活泼开朗，是一个喜欢开玩笑和热闹的连长，他常和大家在一起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唐福清连长。中等个，白白的，短发，高额头，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篮球。我和他相处的很融洽，他带着我一起钻山为伙房找柴火，一起到傣族老乡那里给连队买蔬菜。我喜欢穿他的军装，佩杨汝兴指导员的手枪。他在离别时，送给我一件新的军装，我回赠一件新的上衣，互作纪念。他知道军装是我的最爱，他的这份情谊，永远的留在了我的心里。在他退伍，我也返城以后，还互相通过信。
副指导员刘天福。中等个，白白净净，文质彬彬，有干部的模样。一口四川话还能听得懂。对我们管理挺严格，比如按照上级的规定，不能抽烟喝酒，不得有流氓习气，不准穿包屁股的小脚裤。一次，他带着知青干部张文琴，拿着尺和剪刀，到每个宿舍来检查大家的裤脚管尺寸，量下来如有小于6寸的裤脚管，要当场剪掉。在挖水渠时， 我们班老是喜欢掏“神仙土”：就是用锄、镐把山体左右挖断、上下掏空，形成一个高高的、四四方方、有好几个立方的大土墩，再用人力上推下拉，让它崩塌下来。因为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他看见了准会骂：“谁叫依（你）们挖的？一天到晚就是掏拉（那）个神仙土，说呐（了）老是不听！掏，掏，掏，看压死依（你）们！”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其实是对我们的真心呵护，令人印象深刻。
司务长王春。矮矮的，浓眉，黑皮肤，为人随和。刚到连队不久，父母非常想念和担心我，除了通信之外，希望我能寄一张照片回去。当时照相机是奢侈品，只有32公里外的勐腊县城才有照相馆。因为司务长经常会到勐腊出差，我就去找他，说明来意，希望他出差时能带我一起去。他很理解，也很重视这件事，说有机会一定让我去。过了不久，他就派给我一个公差，让我骑上他的自行车到勐腊县城去。我大喜过望，心存感激，飞车到勐腊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寄了回去。为了安抚父母的思儿牵挂之情，骑自行车来回奔波64公里的山间公路去拍一张照，值！后来，我和王春成了挚友。
还有地方派来的职工自直彬，农场队长林告元等，他们都是感情淳朴，心地善良的好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和他们打起了交道，交上了朋友，凝结了非常的情感和特殊的友谊。转为农场以后，一次，十六连的指导员突发胃病，大量失血，急需输血抢救，知青们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陆金炜和我都积极的报名、体检并献了血。
虫鼠记遇
刚到西双版纳时水土不服，每个人下肢部位的皮肤都大面积烂过，就像“赤豆粽子”，要持续一两个月，烂的结痂粘在裤子、袜子上，晚上就被老鼠咬了一个个洞。好了以后，烂过的疤痕，一两年才会褪去。还有各种皮肤癣等，也很烦人。由于热带气候，西双版纳植被丰富，昆虫、动物也极多。
马鹿虱。小似芝麻，大如蜘蛛。这种虱因专叮马鹿而闻名，但对其它动物和人也不会放过。它会把几对细细的脚深深的嵌入被盯者的皮肤，使自己完全附着在被盯者的身上，然后咬破皮肤吸血，吸饱以后身体可涨大数倍。一旦被它叮上，用手根本抓不下来，你越抓，它叮得越牢，那怕把它的身体扯断了，脚还扎在皮肤里面。只有用酒精来麻醉，让它自动放松，趁机摘下来，被它叮过的地方一定奇痒无比、红肿甚至溃烂。
红蚂蚁。体大红色，头部凸显一对老虎钳一样的钢牙，行动速度极快，它们把宽大的树叶卷成个空心球当巢穴。上山干活、砍树等，一不小心招惹了蚁巢，落得满身满地的红蚂蚁。一旦遇到裸露的皮肤，闻到了肉味道，它们马上就会厥起屁股头朝下，那对钢牙卯足了劲，狠命一口扎进皮肤，想要把“猎物”拖回家。那种瞬间尖锐的、钻心的痛，终生难忘。还有一种黑蚂蚁，巢筑在树根底下，个儿更大，有一对更大更强的利牙，如挖出树根，它就满地乱爬，若被它扎上一口，当场就会出血。
旱蚂蝗。一种生活在山上的小蚂蟥，黑黑的，很细，1至2公分长。它们把那个大的吸盘吸附在地上，然后把身体挺垂直，高高的举着另一端的小吸盘，晃来晃去嗅着目标。一旦有人或动物走过，顺势就搭上去。它们的嗅觉特别灵敏，一旦闻到人或动物的气味，就直奔过去。一次到一座山上，我只站定了一会儿，无意间低头一看，密密麻麻的旱蚂蝗们身体迅速的一曲一伸，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令人毛骨悚然，赶快逃之夭夭。它们是冷血动物，刚粘上人体的一瞬间，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可以马上摘掉；有时注意力分散或感觉迟钝了，等到发觉身上某个或者几个地方痒痒的，它们早已酒足饭饱，或者索性溜了，而被它们光顾的地方，已经血肉模糊。
黄蜂。我被黄蜂蜇过一次，左眼浮肿成了一条缝，周围皮肤隆起，又光又亮，头疼胀难忍，一个星期以后才慢慢的褪去。常见的还有蜈蚣、花蚊子、飞蠓等，出汗以后，蚊子会成群的对人围攻，甚至能隔着衣服叮咬，皮肤上常常是成片成串的叮咬痕，又红又肿，又痒又痛。
老鼠。一次半夜突然醒来，雪白的月光透过屋顶茅草的缝隙射在床头，一只老鼠正在枕边爬来爬去，距我的脸二十多公分，我没有惊动它，它的胡须、眼睛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夜里，我和陆超成值班，发现伙房的米柜里钻进了一群老鼠，正在偷吃大米，我们冲进去驱赶，情急之下我顺手抓住一只，手指瞬间就被它那尖利的牙齿狠狠的咬了一口，鲜血嗒嗒直流。
蛇。一次，我和罗雪良去砍柴火。走着走着，眼前突然闪出一条大蛇，只见它高高的竖起了身子，摆出了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吓了一跳，一时间人蛇对峙着。罗雪良问我：“怎么办！”我二话没说，顺手撩起锋利的砍刀，迅疾一削，随着刀落，那蛇顷刻之间身首异处，见阎王去了。还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床铺的毛竹管中有一窝10来条刚出壳的很小的蛇，位置就在我的枕头底下。我很吃惊！那么大蛇呢？是不是来过或经常光顾？这蛇蛋到底是怎么跑到毛竹管中来的？百思不得其解。
老鹰。我亲眼目睹一次老鹰抓母鸡的全过程：一天下午，我正在连部后面的菜地边，有几只鸡正在菜地里觅食玩耍。突然，一只花羽毛的老鹰从天而降、俯冲下来，那对鹰翅滑翔着，轻巧又悄无声息，快到地面时，旋了一个圈，缓冲一下，然后一对强有力的鹰爪，像吊车一样轻松自如的扣住一只母鸡，随即垂直升空，然后往前飞去，消失在南腊河边的竹丛中。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而且绝无一丝声响，那只母鸡早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缩成了一团，没做任何挣扎，乖乖的束手就擒。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其实，我所遇到的不过是寻常的小意思，在西双版纳茂密的雨林中，知青和动物们有过更多的亲近和奇遇：比如竹鼠、穿山甲、眼镜蛇、蟒蛇、猴子、巨蜥、麂子、马鹿，甚至遭遇了彪悍的野猪和可怕的黑熊，并和它们面对面对峙，零距离接触，经历过命悬一线的生死博弈。
经历之最
最印象的第一。1972年探亲时，买了第一双皮鞋，荷兰式的，16.7元。父亲又陪我到南京路上的茂昌眼镜店，配戴了第一副近视眼镜，玳瑁式的，14.3元，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那时已是比较贵的了。1974年探亲时，买了第一块手表，春蕾牌19钻的，125元。1976年春节后探亲归队到达昆明，徐晓弟帮我们买到了昆明到思茅的飞机票，第一次坐飞机。记得是苏式伊尔型小飞机，机舱内只有两排简陋的长条座椅，每排六个长条椅，每个长条椅两个座位，可坐24个人。昆明到思茅汽车三天的路程，飞机个把小时就到了。由于飞机小，遇到气流时忽上忽下，波动的幅度很大，心情颇为紧张。
最“美味”的野餐。一个上午，跑到好几公里外十三连那边的山上去砍小泡竹，砍好拖下山，拉到南腊河边，扎成一个小竹排，推到水里漂流而下。忙了一上午，早就饥肠辘辘，东张西望之际，忽然发现河边有一片玉米地，忙划过去啃起了生玉米，新鲜玉米的浆汁有一股生的腥气，饥不择食，吃得津津有“味”。
最珍贵的情谊。那次上茅草山去背茅草，山高路远，到那里已觉不适。背着一大捆两米多高、几十斤重的茅草返回，渐渐的精疲力尽、摇摇晃晃，落在了最后。捱到十六连驻地的水沟边时，再也支持不住，一下子倒在了路边，应该是中暑了。过了不久，听得有人在呼唤：“志贤~~！志贤~~！”好像是有人在一路寻过来，原来是罗雪良来了，手里还捧着一只杯子。他看见我，忙把我扶起来问：“志贤！怎么回事？现在感觉怎么样？”递过杯子让我喝水，是甜的！原来他见我迟迟没有归队，就一路迎了过来。这场景对记忆的刺激，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最漫长的电影。有一次，全连集中到团部去看电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回要14公里。吃过晚饭，我们精神抖擞打着背包、排着队行军过去，到了团部的操场上，背包当凳子就地而坐。由于是跑片，好长时间还不来，全场的人就在那里互相拉歌，或一起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京剧或其他歌曲。看完电影已是后半夜，队伍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的返回，到团结桥拉竹排过河时，天色已经亮了。
最惊险的风浪。有一次狂风突至，当时我们正在连部，霎那间风猛得令人恐惧，要把房子直往上拔起。我们在屋子里试图顶着，哪里是它的对手！只十几秒就把整幢房子给刮趴下了，人压在里面，我因躲避不及，胳膊还被倒下的桁梁狠狠地砸了一下，疼痛难忍，幸好没伤到骨头。操场上，全连的草房无一幸免，一片狼藉。另一次是南腊河山洪暴发：刹那间，清澈的河水被翻滚的泥沙染成了红色，温柔的轻流变成了狂傲的恶涛，浩浩荡荡，奔流似箭，吞噬一切。上游不断有猪牛狗鸡、房屋等冲下来，连根拔起的大树横冲直撞。山洪眨眼之间一尺一尺往上涨，只20来分钟就淹到了屋檐下，连队的房屋全被冲毁。我们只早几分钟涉水抢出了伙房的大米、仓库的种籽等，才把自己的物品往山上撤。这次洪水使水坝那段的南腊河改了道，从此团结桥水坝彻底淤塞废弃，再也没有了往日隆隆的涛声和浪漫的歌唱。由于各连沿河驻扎，类似的遭遇其他连队也一样，我们戏称处在“风口浪尖”上。有的连队还在半夜的睡梦中被狂风暴雨压垮了房屋。
最沮丧的夜晚。一次，到十三连那边的工地施工。我们在山上砍了树干和竹子，扯了一些藤条，搭起了最简陋的“宿舍”：在两棵树之间约两米高的地方搁上一根横梁，再往后斜放一些小树条和竹杆，盖上塑料布算是棚顶；再在下面水平的搁上树干、铺上竹芭，被褥一放就是床了。这“宿舍”四面通风，无遮无拦，简陋原始，近乎野居。山里的气候说变就变，半夜里忽然下起了雨，开始尚可抵御，后来越下越大，风掀开了棚顶，雨把被褥衣服全打湿了。风雨飘摇，又湿又冷、又黑又困，又没的睡，眼巴巴的等待天亮，极为沮丧。
最难得的支农。在勐捧支农时，和傣族老乡共同劳动生活。住在寨子里的傣族老乡家里，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那家的老咪涛（大娘）很和善，有姐弟二人，姐姐20多岁，教师，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夫君是会计，上门女婿。弟弟13、4岁，我们跟他学傣语，很投缘。平时我们帮老乡家扫地、挑水等，傣家的挑水担子不用绳索，水桶直接挂在扁担上，走路时屁股需一扭一扭的才行，我不小心把水桶摔坏了，我向老咪涛致歉并予以赔偿。到田里干活有一些路，要过一条河，由老乡划着独木舟来回接送我们。稻田里的蚂蝗有20来公分长，又扁又宽，又肥又大，象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怪不得西双版纳“蚂蟥可以当腰带”。
最不忍的杀戮。我们连养过一头公猪，又大又壮，彪悍无比，谁若去招惹它肯定会被它冲撞。根本关不住，满山乱跑。后来过节了要杀它，实在擒不到，最后用枪把它给干掉了。还有一次为改善伙食，连队买来了一头牛，不知道该怎么杀，后来就在牛头上盖了一条麻袋，蒙住它的眼睛，牵到一棵树前，把牛头卡在树杈上绑牢。那个谁抡起工地上打炮眼的大铁锤，照着牛头砸了下去，那牛哀鸣连连，拼命挣扎，终究无济于事。但牛也不是一锤两锤就能搞定的，反正往死里折腾，其状惨不忍睹。
最难忘的河流。从我们到达连队的第一天起，南腊河就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们建设的大树脚引水工程，就是冲着南腊河来的，南腊河是我们踏上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我们融入西双版纳的直接载体。团结桥大坝那隆隆的涛声，深深的吸引了我们，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澈的南腊河，是我们洗衣、观景的好地方；劳作了一天以后，我们在河边唱歌、在河中游泳嬉戏；我们在大坝引流槽湍急的水面上吊放自编的大竹筐，利用鱼儿激流勇进、飞跃水面的习性，让它们自投竹筐，吃上了肥美的南腊河鱼；也在河里炸鱼，然后跳下水去捞摸；休息的时候，也在河中钓鱼。
最心恸的绝唱。1970年3月8日，奉贤第二批到达水利二团，并被分配在三营十三连的知青，绝想不到五天以后的3月13日，一场突发的大火把全连烧了个精光，许多人都被烧伤，火灾还夺走了一位奉贤知青的生命，他就是五班班长王洪扣。王洪扣是奉贤第一批知青，来了才两个半月。他本来已经撤离了火场，却勇闯火海，爬上屋顶扒拉茅草，想要切断火路。这一壮举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后来，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为了继承烈士的遗志，两个多月以后，奉贤第三批二十三名专门来“接王洪扣班”的知青，同烈士的父亲一起，于5月23日到达水利二团。不幸的是，这一天，正值雨季、波涛汹涌的南腊河，又无情的吞噬了正在河上拉竹排运大米的奉贤知青朱家华的生命，直到第三天，他的遗体才在下游两公里处找到。朱家华是奉贤第二批知青，他到连队也只有两个半月。十四连的奉贤知青沈寄刚，因病开始被误诊为胃病，后确诊罹患脑瘤，他以极其坚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折磨，与病魔殊死搏斗。在转到思茅医院以后，再也来不及转往昆明医院，就匆匆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之路。他们很不幸的在南腊河畔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留下了令人心恸的生命的绝唱。
张志贤，奉贤人，生于1954年1月。1969年12月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二团。1978年1月返城，在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工作。2014年1月退休。现为奉贤区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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