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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与陕北乡亲的乡愁

编者按: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乡亲写的文章,他以亲见、亲历,发自肺腑地记述了当年北京知青给他及同伴,给当地老百姓和陕北农村带来变化的点点滴滴。这仅是上千万知青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奉献青春、作出贡献的一个小小缩影。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北京知青与陕北乡亲的乡愁何 翔

“北京知青”,在我一生中都深深地镌刻在心里,因为我现在所学的知识,就是从北京知青的到来所启始的!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就是北京知青,他们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他们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引导我们如何做人,犹如古代教育孩子的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后天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才有了好与坏的区别。正因如此,我在写《康家沟记事》村史时,其中有一篇专门写北京知青。最近我看到了《北京知青在志丹》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是我们村的北京知青所写的在向阳沟插队的往事,和对这里父老乡亲们深深的情结。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对这片乡土的眷恋,还深深地刻在心里,这是人性的真情流露,令我感慨万千!因此,我今天激情提笔,写写我记忆中的北京知青。

童年的事情大多忘记了,如果能记住某些事或某些人的话,可能一生都忘不了。1969年初的冬天,当时我七岁了,也到了记事的年龄,忽然有一天听父母亲说今天前沟要迎接北京学生,我当时也不懂北京学生是干什么的,就和一群娃娃跑到前沟看热闹。到了前沟一看,沟口路边搭起彩门,两边插着绿色的柏树枝子,中间挂着条幅,也不记得写的什么字,路两边放着锣鼓。当时欢迎的人很多,有些人是从山岭上来的,他们拉着很多毛驴,说来接北京学生。等了一段时间后一列车队来了,大人们开始敲锣打鼓,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一群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他们穿着新式衣服,有的戴着当时叫火车头棉帽的,有围着方块或长条围巾的,他们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着口号,当地的大人们也喊起口号,整个沟口沸腾了,场面十分热闹壮观。到了下午,各个大队按照县上和公社的分配,一批批的把这些学生娃接走了。我还记得很滑稽的事,有些知青把面包(当时我们也不懂是面包)伸向毛驴嘴边让毛驴吃,说:“你可不要咬我!”有的爬上毛驴背却骑不稳,一歪就摔下来了,很搞笑。真是热闹难忘的一天。 


我们大队一共分了34名知青,分别到一队、二队和四队,三队因山岭队没分配,我们一队分来了11名知青。他们住在前面的红门窑里,刚来时他们先到各家户吃饭。我们一群娃娃们很好奇,可就是不敢进他们窑洞里看,经常在外面听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等好听的歌。这些歌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今萦绕耳边。

1970年春天,我们大队办起了小学校,由北京知青担任教师。从此,我们这些山村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突变,这个变化是我们人生的起点,这个转变是北京知青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文明福音。陕北,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正像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当年在《西行漫记》里写的一样:“人类在这里生存真是个奇迹!”我的父辈们都是从榆林过来的拓荒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干旱,榆林紧靠毛乌素沙漠边缘,靠天吃饭的人们颗粒无收,由于饥饿根本无法度过灾年,只好背井离乡从榆林来到了志丹。现在向阳沟的住户95%以上都是从榆林来的,由于贫困与饥饿,没有一个上学的,方圆百十里地几乎没有几个识字的,逢年过节不会写对联,老乡就在粗碗边抹上些油,扣在红纸上印上几个油圈圈,可见当时的贫困落后。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钱供孩子们上学呀?这就是陕北过去这个不毛之地,人民生活的悲哀。


1970年新春送吉祥,孟春的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梳着羊角辫子的北京女知青,她的名字叫张德慧,对人很和气,让人一见就有一种亲和感,她来到我家是要接我上学的。她和我的父母谈了很久,父母亲终于同意我上学了。当时我十分高兴,晚上激动得很长时间睡不着,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用一块很旧的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第二天,太阳刚刚冒花,我就早早地背着这个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了,从此,迈开了走向知识殿堂的第一步。上学后,我们没有书,没有笔和纸,张老师叫我们每个娃娃用木条做个沙盘,在沙盘上教我们写字,还教我们唱歌,讲外面的世界,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张老师的歌唱得十分动听,记得有一次双河文艺汇演,晚上我们都去看了,参加演出者大多都是北京知青,张老师在台上唱得十分动听,最后还做了一个舞蹈动作,引起了全场掌声,那个完美的动作让张老师好比天边飞来的一位仙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1984年我遇到康家沟木材检查站的一个职工,他是北京知青,过去在顺宁插队,我和他谈起张老师,他说他认识,并说张老师父亲是京剧演员(其实张老师父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精通国粹,喜好京剧)。我说:怪不得张老师的歌唱得那么好,“门里出来带三分”,从小熏陶,言传身教,原来如此啊!这是题外话。 

上学后,又有两位女知青来教我们,杨昭和高文香,她们共同教我们认字、绘画、唱歌,杨老师给我们画天安门、宝塔山,给我们讲故事,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叫《消息树》。我们天天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看着画中的天安门,心里盼望着快快长大,飞出大山,到北京看天安门看大世界。然而看北京看天安门,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个梦,无法实现,直到2005年,在小建等知青的帮助下,我们才圆了这个梦。


通过逐步接触,庄里的知青我们都认识了,而且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起叫得出。一队知青分别是:张小建、胡国成、李华、李芳、张德慧、杜晶国、杨昭、高文香、马爱明、徐岩平、许淑琴,并且逐渐认识了二队的知青,有张涤尘、陶家平、方元平、郑刚、袁桂芝、许昕、许卫、孟宪敏、张春英、何军、胡向东、王英媛。那时播出什么重大新闻最高指示,北京知青晚上就敲锣打鼓一道沟地走上一遍,喊着口号庆祝,我们这些娃娃们便跟在后面喊口号,直到结束为止。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跟着二队的郑刚他们一直跑到二队的碾道。这些北京知青就是宣传队,就像播种机,他们把文化知识和现代文明,像久旱的甘露,洒入黄土地,滋润我心田,我们的识文解字、汉语拼音、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等,都是他们教会的,我在上二三年级学写信的时候,用汉语拼音能写一封信的内容。进入社会后才知道,汉语拼音学好了,对汉字的理解是何等重要。

知识青年,这响亮的名字,产生于特定时代,他们在懵懵未开的年华,从繁华的首都来到我们陕北的穷山沟,从一个个奶油娃娃渐渐地磨砺成了一个个有文化能吃苦的农民,他们从身体和生活上,进行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从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到黑灯瞎火的小山村,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状态,到离别父母,样样都要自己动手的社会底层,这样撕心裂肺的痛,他们都没有倒下,队里的知青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他们拜农民为师,学背柴、做饭、推磨、滚碾子、耕地、锄地、打场、放牛、放羊、喂猪……,各种家务活和农活都学着干,他们都很吃苦,而且又虚心好学,渐渐地学会了独立生活,能够干各种农活,认清了五谷,还认识了很多草本植物。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叫出好多庄稼的名目,真是不简单。他们把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到实践中,教会了乡亲们很多新的知识。记得当年大队基建队搞了一项水利工程,有十几名知青参加,从二队后沟到辛庄湾修了一条长达八里多的水利灌渠,使前川三个生产队的百亩川地得到灌溉,亩产大大提高。记得当年在向阳沟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科技实验站”,有四五名知青参加,每年冬天实验站人员便到海南搞植物育种,春天回来后,再在大队实验站种植,通过试验推广玉米高粱谷子杂交技术,使粮食亩产翻倍增加。知青们在打坝修田时也是样样走在前。更难忘的是1971年夏天,有天晚上发洪水,槐树庄滩坝被洪水冲开了,张德荣、张小建(基建队正副队長)带头,十几名知青和社员跳进激流,用人墙堵住决口,奋战整整一夜,最终堵住了决堤,保住了近百亩农田。还有1974年冬,一队在山上打麦子,柴油机燃着麦桔,小建扑向火堆,不顾身上的衣服燃起了火苗,带领乡亲们积极灭火,保住了场上近千斤麦子!知青们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是写不尽道不完!

1974年前后,很多知青都招工返城了,队里只剩小建一人坚守,以后又有10名知青从北京先后自愿来到了村里,都分到了我们一队,他们是:谷志杰、陈晨光、王珊、孙承蕊、蒋健、李晓呜、宋亦农、张凡、薛丹华、林英。这批知青来后我们也十几岁了,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更多了。我上初中后一直很爱看书,而这些新知青有很多书,他们刚来,不会做家务,我就经常帮他们做,但前提是要借书看。给我看书最多的是薛丹华,她经常辅导我学习,我也常常帮她烧火劈柴推磨,女孩子天性温柔,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并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几十年了,再没有见到她,真是十分思念!我的文化水平,就是在她的辅导和帮助下提高的,而且几十年来喜欢阅读的习惯一直没有变。由于受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加上自己的好学,村里人需要写个什么都来找我,虽然现在有很多回村来的学生,但乡亲们都认为我写的比较实际,大家信任我,证明是对我的认可,全大队很多人现在都叫我“老秀才”,这都是张德慧、杨昭、高文香、薛丹华、张凡、李晓鸣、陈晨光等多位教师所赐。只可惜心中常思念的两个人——张德慧和薛丹华再没有见,2005年到北京也没有找见。

由于我们村北京知青有这种连续性,成为北京支持的重点。北京先后给队里送来了拖拉机和扬场机、水泵、电线电缆、铡草机、打玉米机等,按当时的经济价值计算,要达到好几万元。我们一队真是让其他几个队羡慕死了。每到星期天或放假,小建就派一个知青领一群学生娃参加队里劳动,夏季割草沤肥,给玉米地追化肥、拾麦穗等。我记得领我们最多的是薛丹华、张凡,记得有一年晨光有病,到了冬天,知青住的窑洞没有火炕,小建就给我父亲说让晨光到我家和我哥俩住在一起,晨光和我们住了一个冬天,每天给我们讲很多故事,讲相声演员侯宝林、马季,教我们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总之,知青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改变着自己,影响着群众和我们十几岁的学生娃娃,我们也爱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讲天下事,讲北京上海广州,讲美国苏联,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讲台湾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心里从小就与北京知青结了不解之缘,直至现在,凡有知青回村,我就是再忙,也要跑前跑后的陪同他们,认真地做好接待工作。

北京知青一直忘不了陕北故乡情,忘不了向阳沟的山山水水与父老乡亲。时光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知青们对向阳沟的乡情却越来越浓,越来越深,很多知青走后,大都陆续回村看望过这里的乡亲们。张小建走后,几次回村探亲,张凡、李晓鸣、冯学军、谷志杰也都回村看望乡亲们,蒋建万里之遥从美国归来,专门扛着大摄像机回村看望乡亲们。特别是2004年10月2日,对向阳沟人来说是件大喜事,张小建等20位当年在向阳沟插队的知青回村了。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老乡们敲锣打鼓,几个队乡亲都来了,知青们和乡亲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有的拥抱着一起流下了眼泪,大家相诉着多年的相思之情,当时的场景,令很多县乡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震惊和感动。中午聚餐时,有的老乡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有的老乡介绍家乡的变化,知青们纷纷发言,寄情向阳沟的下一代,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建设好新农村。由于时间关系,下午他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张小建和我约定,来年一定要带着乡亲们到北京。2005年农历七月十五,我带着几个队的乡亲们共10人到北京,知青们听说村里来人了,都抽时间来与我们一起话家常、吃饭,让我们很感动。直至现在去过北京的老乡还很想再去北京,他们都说北京好,北京有咱们想念的人!

向阳沟,是40多位北京知青视为故乡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乡愁,乡愁是一代人的记忆,那里有眼泪有欢乐,有美好的回忆,有无限的情思,无论谁走多远,对故乡都有一种深刻的思念和眷恋,人们的根和梦都在乡愁里,浓浓的乡愁时刻萦绕着远离故乡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愈发强烈!浓浓的乡愁,刻骨铭心,割舍不掉,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精神食粮和童话生活。北京知青虽然走了,但他们的魂魄还在这里,他们的乡愁还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就是“知青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延续!岁月虽然一页页无情翻过,但北京知青与乡亲们的情思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向往,就在向阳沟!


今年农历八月十三,丙申年中秋前夕,张小建、李华、冯学军一行再返向阳沟。作为“先遣队”,为2019年插队50周年回乡纪念活动打前站,他们再次踏上昔日青春的土地,喜看第二故乡的新变化,送来北京知青刘丹华创意的“幼儿趣味故事盒”,要为培育老区人民的后代,传播文明科学知识,再播种子,普洒甘露,为向阳沟山村,陕北父老乡亲们送上金色中秋的一份深情厚礼!


古人云:“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祝愿北京知青和陕北人民的乡情,血脉相融,共同化作继承延安精神,建设新延安的“中国梦”宏图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本文作者何翔﹙满成),2016年9月13日写于向阳沟,来源于《北京知青在志丹》 转自:知青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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