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农民连跳三级高考记
知青农民连跳三级高考记
——我的经历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末，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废除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高考。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可惜因为刚回上海，只上过六年正经小学的我来不及复习，所以没有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最初只录取了3.7%，21.1万人，后又扩招6.2万人。
我队有两名知青在当地考上了大学，还有4名已经转到其它地方插队工作的知青也考取了大学。但当时阶级斗争的遗毒还没有清除，各种限制也多，一些成绩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告知不能进重点大学，要他们去地方中专。我县一个出身资本家的老知青考分名列地区前茅，他年龄已快三十，又和一上海女知青结婚生子，在当地盖了房子养了鸡和猪。接县招生办电话得知自己的考分后，觉得回上海已成定局，杀掉肥猪请客喝酒，把老婆孩子送回上海，把房子折价预卖给了老乡，把鸡和其它家具生活用品都送给了还留在队里的知青，家里就剩下炕头上的一套被褥和他的藏书。但是两周后，县招生办却告诉他由于政审不合格哪个大学都不敢录取他，地区领导同情他的遭遇，破例同意录取他进地区师专，现来征求他个人意见。去地区师专意味着要和老婆孩子长久分离，留在队里以后再考意味着从头再来，总不能把送给别人的东西全部讨回来，更何况拒绝去地区中专，按照当时规定，考生不服从国家调配，三年内没有高考资格。这位老知青经过痛苦的抉择，决定放弃地区领导的照顾和读中专的机会，办了病退手续回上海。
我在上海复习了半年多。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请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复习地理，母亲又找了过去的同事教我数学和语文。那段时间，我最得意的是数学的突飞猛进，再难的题化点时间几乎都能解出，实在做不出，就打电话到朋友家，共同探讨。
1978年6月，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同舱的好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好友的自杀给我极大的震动，乃至十多年后我在撰写《老知青的故事》过程中回想起自杀了的阿安时依然泪流满面。但当时我心理却意外地坚强起来，可以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读书。我确信无论遇到何等痛苦困难严峻的现实，只有鼓起生的勇气，才会有出路。牛虻、保尔，那些书中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在这关键的时候激励着我去奋斗。
1978年高考为全国命题。6月18日，黑龙江先有一场初试，考语文、政治和历史，我的成绩是65、72、78分，但总分并非出类拔萃。得知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我不听大家的规劝，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需要反复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也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决心突击复习英语，加大录取的可能性。借着过去在地里放猪时学的英语底子，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十六个小时，把一本7角钱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在填写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专业志愿时，我选择的大学专业几乎都是教育学，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我选教育学专业完全是“投机取巧”和有自知之明，并非是我热爱教育事业。首先是考虑到因为大家不了解教育学专业、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少，我容易被录取。其次是考虑到老三届们的雄厚实力，如果选中文、历史专业，一进大学，只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的我赤脚狂奔也赶不上他们，而教育学专业对大家都是陌生的学科，我笨鸟先飞，努力一下，至少并驾齐驱没有问题。
1978年7月20日早上8点，我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平房里参加了考试。当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出来后感觉及格没有问题。谁知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数学时出了岔，卷子发下来感觉上非常容易，基本上都能答出来。但做到第三题时公式怎么也背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
纠缠在上面足足花了一个小时，乃至后面能做的题也来不及仔细做了。出来后自知已经不及格，和其他考生对了一下题，估计只能拿30多分，这才体会到基础太差和固执己见复习英语的失策。硬着头皮不去想走麦城的失利，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
第三天22日早上考好了语文，下午考的是英语，因为只计参考分，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见我发呆又赖在考场上不走，老师破例同意我抽烟，还给我倒了杯白开水。（那时虽然不像现在全城护航高考，考场住宅区附近工地不准施工，警察和家长主动封路禁音。可大家对我们这些知青考生很同情，除禁止作弊外，管理很人性化。当然绝大多数考生考风淳朴，不想也不敢作弊。）虽然到了大学后才搞清楚英语动词四种形态的含义，考试时凭着句型的熟悉和看的英语文章多，选择题瞎猫逮耗子，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也来个土洋结合，如中译英“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公社里建造了一个水库和一所发电站”，我就写“set up a water KU and a FADIAN station ”。三分的题我句型对了，你至少给我两分吧，把卷子涂得乱七八糟，接连换了几张考卷。4点半时，我按规定申请延长半小时，监考老师又给了份空白卷，让我把答题重新誊写了一遍。由于我不是考英语专业，所以不需要参加英语口试初试。
1970年代末的呼玛一中，我就在这里的平房参加高考
现在的呼玛一中早就变样了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
8月24日早上8点多，大雾刚刚消去，我正在砖窑休息，忽然看见老乡刘会计朝我们奔来，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我们队就你考取大学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数学几乎是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刘会计跑到我面前，大声地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下行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看见他们正在晒衣物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小客轮大概在码头上等得不耐烦了，不时拉着汽笛好象在催我快跑。我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岸上的知青伙伴大声喊着，快去洗洗，别那么埋汰让考官笑话，祝你成功。
东方红19号小客轮
上船后，我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我把脏衣裤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心想再不会需要这破衣服破鞋子破袜子了。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我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他们还没有上班。看门的人说，招办林主任（光杆司令）下午来不来没个准，把我等得心急火燎。两点三刻时，一个满身酒气的东北大汉慢悠悠地用钥匙打开了招生办的门。我赶紧冲进去，先递上一枝上海的凤凰烟，然后表明我的身份。林主任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说，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林主任昨天傍晚把让我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往上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我们队通知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林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在黑龙江里抛锚？他赶紧给我们公社革委会王主任打了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主任告诉林主任大客轮连公社都还没有到，林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我们生产队，通知我赶紧坐船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亏得林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马上奔到砖窑通知我，才让我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我搭不上小客轮（船一个航班来回半个月），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120里就要用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我最初对林主任酒气熏天那么晚上班还有几分不满，现在则是真心实意地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但接下来林主任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危机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语口语初试和复试都由县外办翻译在县里主考不同，今年由于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都很差，所以不管报考什么专业、凡外语成绩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参加口语复试，大兴安岭地区外语口试复试统一于8月28日在位于地区中心点、两条铁路交叉的林海林场进行。我英语仅考了50分，居然还是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
但我十分担忧，一是我缺乏语言天才，不象有些朋友连江青、华国锋等说话的口气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虽然自学了英语，把一本大学一年级的教材都看完了，但我的发音只要被教大学英语口语的母亲听到，都要被痛骂一通不停地纠正，乃至弄得脑子发涨非常害怕开口读英语；一旦参加口试，肯定不及格。二是一旦多个口试成绩不及格的分数，说不定会影响我被大学录取，得不偿失吃大亏。三是县里没有什么熟人，客车票可能还不太好买。四是路那么远，先要买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时跑300公里的大客车到塔河，再要花6元乘4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从县大院走出来时，看见一辆拉木头的林场解放牌卡车驶过，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原先在我队供销社工作的大刘现在不是在县林业局当会计吗？虽然和他并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彦混过。他是本地人，脑子挺灵活，路子也粗，找他帮忙搭个便车到塔河省下6元，再找塔河的朋友借10元钱帮忙回来搭便车，就能参加考试回到队里了。
大刘听说我要去参加考试，马上表示祝贺，打电话四处找人问明天是否有卡车去塔河。但因为县南森林火灾，全县所有的卡车都被调去打火了，所以明天不可能搭到便车。于是大刘又给县客运站打了电话，托人订了后天的票，他告诉我，我来回塔河的票钱他来付，我回来时把票给他就行，他以后出差再搭便车这12元钱就能报销了，并嘱咐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再让他老婆拿点钱给我。（前年我找到了已经中风的大刘，当面表示了感谢。）
26日，我带着大刘借给我的20元和他老婆给我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塔河的客车。车开后，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拿出英语课本复习起来，大概不知不觉地读出了声音，前面几排人不时回头看着我摇头晃脑的样子发笑。有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实在无法忍受我发出的噪音，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大概就是到林海去参加英语口试的察哈彦青年刘琪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那人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去林海参加外语口试的”。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林主任告诉我全县就我一个人参加外语复试。但那人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我喜出望外，“我是县一中的俄语教师，姓叶，地区让我做这次俄语口试的副主考”。
叶老师和人换了座位，坐在我边上和我聊了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我自吹自擂和倾吐苦衷。我平时是如何如何抓紧时间在地里放猪时学习英语，如何如何迫切想去大学读书，以及我对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英语发音在考场上负效应的担心。叶老师劝我不要着急，他乘今天傍晚的火车提前到林海，会向英语主考介绍我情况，让我明天下午到达考场后马上和他联系。
我没有和叶老师同行去林海，却借宿在塔河火车站附近朋友的宿舍里，一来可以节约在林海住宿多住一晚的5元钱，二来还可以和朋友聊天。晚上，塔河的朋友先带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和上海的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听说我要去参加英语口试，也十分惊讶和担心，她只能告诉我考试时不要紧张，给老师一个胸有成竹的好印象，尽量不要说中文等等。塔河的朋友为了祝我考试顺利，打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酒，第一回闻到的茅台酒的香味令我终身难忘。
2009年9月18日清晨4点半和插友陈建华到达林海火车站，等待7点来接我们去呼中的汽车，当年就是从这条路去考场的。
27日下午5点多，我到达林海林场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按服务员的指点，找到了正在食堂吃饭的叶老师。叶老师把我拉到主考老师一桌，要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并把我介绍给对过一位近60岁脸色憔悴花白头发的顾老师，他就是明天的英语主考。
在闲聊中，我知道顾老师是1940年代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黑龙江一个县城中学教书，后来摘帽。这次因为全省参加英语口试复试考生很多，而大兴安岭地区俄语老师虽多但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奇缺，所以便被省招办派到我地区来当英语主考。我倾吐了十年文革和八年下乡让我读不成书的苦衷后，希望他能体会到一个几乎不听广播、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的英语考生发音的困难。我见顾老师和我有同感，也在抱怨二十年来人生的不顺，便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由于我也有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亲戚，所以我对右派的问题十分关注。据我从一些北京高干子弟中得来的非常可靠的内部消息，中央可能会对1957年反右运动重新评价，给右派平反，至少恢复原工资和级别。顾老师听了这个有板有眼的小道新闻，给我和叶老师杯里斟满了白酒，然后站起来说：“为了我们大家和国家的幸福，干杯！”。
比我先到的考生见顾老师和我这么熟悉，等我回房间后，马上都聚了过来，问我和顾老师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相信我只是一个小时前才认识顾老师的，追问我有什么办法能让顾老师那么兴奋说那么多话？顾老师是否向我透露过考题的内容？因为他们这两天向顾老师打听考题都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又拖着我去一起去顾老师的房间聊天。
说句实话，我在和顾老师的个别交谈中丝毫没有去探听过明天的考试内容，不是我不想问，而是怕我的提问给顾老师带来尴尬，打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种无年龄身份差别的感情上的和谐。更何况他也不可能知道考题，就是知道了也决不会透露给考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教师的品格。但是别人能够理解吗？
在顾老师房间里，我知道我明天早上被安排在最后第二个考，时间在11点左右。我估计赶不上11点15分去塔河的火车，便提出我路最远，是否能让我早点考，然后赶上火车当天回到塔河，省掉一晚5元的住宿费。在场的地区招生办的负责人查阅了考生名单后，情况属实，当即决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点30分第一个考。
晚上在房间里，我和大兴安岭英语考试第一名70多分的周某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修改背诵我自己写的英语个人简历到清晨3点。
1978年8月28日早上8点半，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机会在前，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一搏，成败在此一举。我先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主考让我面对着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问我的姓名，我说，“May I speak in English?”，问他是否要用英语来回答。他说用中文回答就行，随后他又问我下乡几年了，在哪里插队。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呼吸也平静了不少。突然一个副主考用英语问：“How old are you?”，我马上用英语回答了他。这时主考告诉我，我们要正式开始考试了，考试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翻译四部分。乖乖，那么多呀，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我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和黑龙江边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虽然我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我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我坚信他们知道我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
我一口气讲了两分钟，顾老师及时打断了我，微笑地对我说，你英语不是挺不错的吗。两个副主考也给我打气，不要紧张，考试挺简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顾老师打开封好的考卷袋，随意挑出一张，开始了发问。简单的疑问句，我尽量用yes或者no来回答或者复述。副主考后来问了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之类的疑问句我也对答如流，自信心越来越高。顾老师突然又问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教我的一句话：“I beg you patten”，意思请他再说一遍，顾老师还没有复述完，我忽然领悟到好象是在问我出生日期，于是我用英语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岁）”。我看到副主考们和顾老师都点了下头互相交换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对了。
接下来让我跟着顾老师的发音念英语单词，我自知没有语言天才，发音惨不忍听，低着头大声跟读熬过了这关，自我评估及格没问题。
第三个考试项目是让我自己随便在一堆考卷中选一张，在两分钟内看完，然后不看卷子回答问题复述内容。上天似乎在眷顾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工厂的介绍，内容恰好接近我看过的一本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一篇课文，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准确无误的复述让考官们不停地点头。
第四项的英译中、中译英的简单造句更让我超常发挥。什么“我哥哥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之类的翻译，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讲完，回答就脱口而出。顾老师高兴地用他那纯正的美式英语告诉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考得不错，你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出考场之前，我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读书的梦。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叶老师也从林海回来了。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语问答成绩为优，发音成绩为良，阅读理解成绩为优，翻译成绩为优，总评成绩为优。这时我已经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们生产队名列第三。数学32分，语文63分，政治73分，历史82分，地理88分，总分为338分，离全国重点大学340分的录取线差2分，此外还有50分的外语笔试参考成绩和优秀的口试参考成绩。叶老师分析，我可能会被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录取。
于是我赶紧回队整理行装，找木头打箱子架，弄了六块厚床板准备以后结婚打家具，用方子钉了一副大床架，涂了些猪血红粉（因为没有油漆过的床架，即使有搬家证明，铁路部门也不让托运床板）。我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以及东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裤、绿色军大衣以及黑色棉大头鞋等生活用品，装了三个箱子；然后和一些办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准备在拿到录取通知后再办理托运。9月24日在我离开塔河准备回队时，从电话里得知我队考378分的小侯已经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其他队里也有人收到了一些重点大学的入学通知，但全县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队的小沈也还没有拿到通知。我仔细想了想，大学肯定能上，不过可能还要在黑龙江呆下去，这也没什么要紧，能够上大学读书已经让我满足了，心理十分平衡。
搭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看见金山大队考取上海同济大学的小童和他女朋友，满脸洋溢着幸福，手牵着手在县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我上去用手指捅了他一下腰，“恭喜你考取大学，酒饭免了，请客看电影吧！”。小童回头见是我，抱拳做了个恭喜的表示，“同喜同喜，我请你看电影没问题，但你考取上海师大要请我喝酒，我刚才拿通知时已经知道你也被录取了，还是我们县里第一名呢”。又是第一名？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怀疑他在开国际玩笑。小童一本正经地说，“千真万确，不信你到县招办去看吧”。我赶紧拉着他跑到对面的县招办，林主任告诉我，我肯定被上海师大录取了。他上午打电话给省招办一个熟人，抄到了我县所有考取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虽然不是正式文件，但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内容绝对真实。我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坚，上海师范大学……”，这才明白小童讲的第一名的含义。但是我发现，除考上海师大的我和沈坚外，其他名单上的人都拿到了入学通知，而一个比我考分高17分的朋友却榜上无名，怀疑这份名单的正式性和真实性。我一说，林主任也觉得不太对劲是有遗漏，仔细分析下来可能是只抄了考取上海各大学的上海知青名单，没有抄北京和东北各大学录取的知青名单。我和沈坚的通知未到，或许是上海师大录取通知书发的晚。
由于担心录取通知书送到县邮电局后，还要先转到公社邮电所，一旦误了班船，半个月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我特地找了在县邮电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张，让他每天关心一下邮局到的挂号信登记表，一旦发现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告诉我们，我每天晚上七点整在大队部等他的电话。
高考结束后，和同队知青以及被我忽悠来玩的外队知青爬了两次察哈彦的迎门砬子，这是黑龙江上最危险也是最美丽的江段，不知是否巧合，还是迎门砬子确有仙气，我们这7个人在当年和次年都考取了大学。这比家长穿旗袍旗开得胜、穿马褂马到成功要灵验靠谱一点吧。
回到队里，将回上海不再需要的生活用品分给老乡，我还把一些高考复习书籍资料送给了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一个经常来向我求教和借书的当地中学生，我想他可能会成为察哈彦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地青年。可惜他在1979年即将参加高考前，由于同学随意敲打一颗在反修军事演习中留在泥土里迫击炮哑弹，成为大爆炸造成的十多名遇难者中的一员，让大家痛惜不已。
在队里等了两天，一些朋友已经收到了东北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我和沈坚的通知却还没有到，真让人心急火燎。到晚上，我都懒得到山下的大队部等电话了。9月27日下午5点多，一个朋友跑上山来告诉我，小张来电话了，录取我和沈坚的上海师大通知已经在县邮局了，让我过一会到大队部接电话。
小张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他送信回来，看到挂号信登记表上有我和沈坚的名字，但是邮件已经封入明天准备送到我们公社邮电所的大邮袋里了。他赶紧骑摩托车把已经回家了的管理人员带回邮电局，两人一起打开已经用火漆封好的邮袋，他自作主张地拆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规定我们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到学校报到，看来等我们乘船出来拿了录取通知书办手续肯定来不及了，问我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与沈坚以及公社、县的领导通了电话，最后县和公社领导破例决定，派公社吉普车马上送沈坚到县里拿通知转组织关系，再回到公社办我们两人的户口迁移手续，我要上缴的边境居民通行证等我乘船路过公社时交给等候的民警。由于过去有个知青办户口迁移时没缴出边境居民通行证，他又从内地回来越江到苏联当了特务，他被我方逮捕后交代多次进出边境为苏联克格勃收集传递情报靠的就是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证。所以上级规定不先缴边境居民通行证，谁也不能办户口迁移。
9月28日晚上，队里磨房的发电机坏了没有发电，我还没有彻底收拾完行李。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200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天特别的黑，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我和小侯两人——兽医和人医——送行，祝贺我们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由于10月1日是国庆节，托运行李在10月2日才办完。10月3日，在塔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我们和沈坚等碰头了。当火车开动时，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确确实实地感到上大学读书不是梦。
由于在县里出发前，已经给校方发了“因路阻不能按时报到”的加急电报，所以我们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游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虽然上上下下都换了新衣服，同行的一个朋友在投宿在北京某位副部长家时，还是被细心的部长夫人发现床上有虱子。我是直到10月11日才回到上海，但我们的晚报到还是引出了一场风波。上海某重点大学在录取我们一行中某个朋友时，发现他的体检报告说肺部好像有生过结核的结节阴影。招生人员犹豫再三，破例录取了他。但因为朋友和我们一样，请了假没能及时报到，校方就怀疑他可能病得走不动路了，责怪招生人员把关不严，并做了10月15日前不来报到体检就取消入学资格的通报决定，弄得沸沸扬扬，连我的邻居都知道。再次体检，他身体健康，于是不了了之。
1978年10月和一起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坚在北戴河
当我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作为大学生走进大学教室时，老师正在上语文课，一位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
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7045万人。我是因为参加了英语口语复试，成绩优秀，所以招生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把英语笔试的50分参考分计入了总分，才侥幸进了上海的大学。那年我24岁，全班42人，我年龄还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干部、农场职工，要么是已经被抽调上去的中小学知青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我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也为此而自豪。
从小学毕业程度到大学，从农村回到城市，从挣工分到拿师范生生活费，连跳三级的我不仅应该感谢上天和命运给我的机会和运气（否则无法解释那么多的巧合），更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感谢呼玛察哈彦生产队的学习氛围，感谢那些给我智慧和力量的书，才使我梦想成真。
十年文革的浩劫，摧毁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网，阶级斗争的结果，泯灭了多少青年读书的梦想。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侥幸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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