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兵团战士到学院院长
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岁月如歌。从1968年6月我离开丰盛学校，至今已有近50年，整整半个世纪，我在丰盛学校读了6年书，又经历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在我近70年的人生中，在丰盛学校只有短短的8年。但这8年，是我从懵懂的12岁少年走向已经相对独立成熟的青年期的8年；是确立信仰、铸造意志品质的8年；也是为一生思想、精神、体质打下全面基础的8年。今天，当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仍然能够承受带14个研究生；保持每年到全国各地授课200次以上；每年承担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在内的各类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出版书籍若干；每年空中飞行100余次；出访世界各地2-3次的工作节奏，我深深感谢丰盛学校对我的培育。
2014年4月，我受国际慈善组织“小母牛”之邀，到尼泊尔考察指导当地的扶贫项目。我们每天都要下到最基层的乡村，在泥泞的村路上艰难行走，在山间河流中赤脚跋涉，早上从宾馆出发，几乎半夜才能返回。每当同行者赞誉我的精神和体力的时候，我一定会说起我的中学时代，会想起那8年里我每天走路上学的坚持，想起丰盛学校体育老师陈燕娇每天中午和我们的“排球汇”。
作者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
在艰难中体会光明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不少人对此充满了抱怨，甚至强烈的不满。我却一直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青年人来说，上山下乡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是一个人难得的成长阶段。
从1968年6月20日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至1978年2月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报到上学，我在北大荒整整生活、战斗了10年。踏上这块黑土地的时候，我20岁，到哈尔滨的时候，我30岁。20岁到30岁，是人生最活跃、最朝气蓬勃的10年，是青春最亮丽、最绚烂的岁月，我的生命和北大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北大荒磨砺了我、升华了我。
我忘不了，寒冬腊月，和老职工一起上山伐木，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归塄、装车，号子、挂钩，艰苦的劳动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黑夜里，我们坐着拉大原木的大挂车下山。一路上，司机师傅豪爽的笑声在林间回荡。这些老战士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车技高超，汽车在结满了冰的山路上飞驰：他们快乐善谈，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箩筐生动的战斗故事。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炮火中开着车和美国鬼子周旋；在祖国富饶的大地，开着十几米长的大车自由驰骋。那么老的资格，那么大的页献，干的却是如此平凡简单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看似平淡，却充满沧桑的笑谈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平凡劳动的快乐，什么是充满自豪的人生。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觉得生活不顺、命运不公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些老战士，想起他们黝黑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
作者(左五)和丰盛学校的同学参加劳动
我忘不了，盛夏骄阳，我和老职工一起和泥盖房。泥土围拢的圆形土池，一桶桶冰凉的井水，赤裸的双脚踏在掺满了麦梗的黄泥里，麦梗如小针般的刺扎，凉水如冰镇般的刺激，从双脚直上头顶，令人战栗。如火的阳光直刺下来，毫不留情地掠过每一寸肌肤。头上暴晒，脚下冰凉。我和一个山东来的老支边青年一起和泥，这是一个马上就要临盆的孕妇，肚子大得出奇，每当我看到她拖着笨拙的身子吃力地和我一起用铁锹铲土，用水桶倒水的时候，特别是用双脚和泥的时候，我都禁不住为她担心，生怕她支持不住倒下来。但她却神色坦然，没有任何不安和抱怨，一边认真地干活，一边和周围的人开着玩笑。简单的午休过后，我发现这个老知青没有出现在工地。不一会传来了消息，中午时分，她在家里顺利地生产了一对双胞胎，还是少有的龙凤胎，母子平安。多年以后，每当周围的人称赞我有毅力的时候，每当被周围的物质化生活所困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跃动着这位老知青的身影。正是在她身上，我体会到了生命的顽强和精神的伟力。
我忘不了，在北大荒团部中学任教的日子。我的同事大都是转业官兵和老知青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出身于地主或官宦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他们早年投身革命，积极参军，后来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转业到北大荒。
在北大荒连队学校上课
我被调到中学的时候，正值学校开办高中，从各连队抽调了一些人在师部集训。除了我和一名上海知青，其余4人全是老转业官兵。这些人对党忠诚，对事业用心。我记得小学部一个女老师，出身名门，举止优雅。每天都看见她穿着漂亮的衣裙，精神抖擞地给孩子们上课，带孩子们游戏。她一直在争取入党，却因为出身等问题一直未能实现。她刻苦钻研业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课上得好，远近闻名。冬天里，她天天到教室给孩子们生炉子，几十年从不间断；夏天，她在家里熬好了绿豆汤带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解渴，年复一年。她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透彻地分析自己，严格地审视自己，从不怠懈。因为她的乐观、豁达，我曾经问她：“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为什么从不失望？”她回答说：“我有信仰，从年轻时立下的志向、树立的追求，永远都不可改变。”后来她终于实现了自己愿望，我清楚地记得党员发展会上她那张笑脸，在欢乐的后面是圣洁和虔诚。以后，每当我面对多元意识形态的选择，每当我意志动摇、思想迷茫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位女老师，正是从她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信仰、什么叫坚守。
信仰的虔诚与生命的力量，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在丰盛学校就知道了这些。而北大荒帮助我把这些东西落实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上面。信仰与生命，这是我在青少年期最重要的积淀，也是北大荒10年岁月里学懂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探索中走向理性
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些66年高中毕业的人来说，离校10多年，很多人成家立业，要抛开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重新开始新的学习生活，无疑是一种挑战。
现在有个时髦词叫断舍离。我选择考大学也经历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选择。当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团部直属中学任教导主任，是学校班子里唯一的女性领导，也是唯一的知青，而且我作为三十四团妇联主任的人选之一，妇联已通过学校征求了我的意见。另外，当时我已成家，房子温暖舒适，鸡鸭生机勃勃，最重要的是我已经30多岁，人生状态基本成型。因此，面临新的机会，心中虽有波澜，但我并没有报考。没想到学校的书记和校长，两个老复转军人主动找我谈话，支持我去读书。后来我常常回想，从学校工作的角度，我的离开肯定会影响整体工作；从他们的角度，我走了也会加重他们的工作负担；但他们还是选择支持和鼓励我。我忘不了在那间门窗密封的小屋里，几个老同志抽出的烟给原本明亮的灯晕出一圈又一圈朦胧的光环，烟云缭绕中，老校长絮絮叨叨地说着幼时读书的心得，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书，那才是宝库，才有新天地呀！”如今，快40年了，这幅场景还清晰地映现在眼前。
人生面临各种选择，都得“断舍离”，但怎样选？选什么？两位前辈给予我的是选择的价值和依据：从人生追求而言，去读书就是选择知识，选择更为理性的人生；从自身价值体现而言，选择读书就是选择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一点事，更好、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的点拨，奠定了我人生价值追求的基础。感恩国家的政策，老高三的学生可以不参加初试，直接参加第二轮的复考，我得以在高中毕业11年之后，重新迈入了高等学府。
我们常用“在知识的海洋里”来形容读书生涯。尽管上大学前我已经在高中教了多年的语文，但大学中文系4年的学习，依然给了我很多很多。读文科需要大量读书，感谢丰盛学校给我打下了读书的底子。在北大荒的10年里，我认真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经典文章，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读“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时写下的读书笔记。后来我经常跟学生说：“什么是读理论，就是你在看一本书的某一句话时：第一遍，只看到了字；第二遍，看到了几个词；第三遍，大概知道什么意思；第四遍，基本想明白含义了。”其实，这就是我在北大荒读经典著作的真实写照。说老实话，这些书里的观点论证，我现在基本没什么完整的印象了，但马列主义经典的逻辑力量和德国人严谨的思维却着实让我受益终身。
读书就是“与智者的对话”，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北大荒的10年我只能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话，中文系的4年，真正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人文思想的宝库。4年间，我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靠着我多年高中语文教学的积累，这种阅读是快速的，也是高效的。虽然同是经典，但这些文学著作和马列著作不同，他们所展现的是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所表达的是更为多彩的精神诉求。事件在这里会更丰富，也会更单一；会条理清晰，也会多变诡异；人物在这里会复杂多样，也会分类典型；会高尚无私，也会邪恶无良。
在丰盛学校读初中时，我读了化学家居里夫人的传记，立志要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而且我的理科相对较好，文科相对较弱。但走出校门，我却不得不转换频道，在文科范畴里游走。在北大荒八九年的教书生涯里，我一直教授语文课，大学里也读了中文系。遗憾之余，我也常常感叹命运的厚爱，丰盛学校的理科基础令我条理清楚，思维简洁，具有逻辑性；文科的介入则给了我表达的力量，令我能够把深刻思考的东西清晰准确、形象具体、生动有趣地表达出来。这种思维上的特质在以后的职业生涯里给与我很多帮助。例如开讲座，要有清晰深刻的思想才能让课程有深度，有价值。这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很强的逻辑能力，还需要较好的形象思维能力，才能让现场互动强烈，吸引人。如今，每当下课后，若干听众围拢上来，诚恳地说自己是我的粉丝时，我会由衷地感恩丰盛学校的课堂，感恩走出丰盛学校后的再读书。
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说两句话：“经历就是收获，担当就是成长。”走出丰盛学校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学校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场景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挥之不去。仿佛是上高一吧，春节前北京下了场大雪，厚厚的大雪上面是一层硬壳，踩在脚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联欢会结束，我们一群女孩子嬉笑着从教室出来，演京剧《三不愿意》的姑娘们还没卸妆，挂金的钗头，摇弋的流苏，伴着欢声笑语，在清冷的空气里传播开来，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带着一群女孩子青春的热气。歌曲、舞蹈、京剧、黄梅戏，还有多声部的大合唱，等等。那个年代，我们学会了很多。有一度我负责在班里教唱歌，那时的历练使我至今能够看着简谱唱出歌词来。
大学4年，我还参加了学校话剧团的演出。李龙云是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后来他考取了陈白尘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创作了反映“文革”后期北京百姓心声的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后来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剧本刚完成时，他先交给学校话剧团排演，并联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董良骥先生做导演，哈尔滨话剧院做舞美和化妆，在哈尔滨连续公演多日。在剧中我饰演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每次演出，贴头发，化皱纹，要花费近一个小时。最难的是台词，那时的话剧院不用扩音器，但导演明确要求，要把“每一个字送到剧场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我有一句台词的开头是“喜子”，使劲说吧，吃字，说不出来；不使劲说吧，后面听不见。为这句台词，时常被导演骂得抬不起头来，我恨得咬牙切齿，觉得生平没有受过如此侮辱。但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责难和羞辱，使我练就了可以和二三流话剧演员媲美的台词功夫，让我能够在几千人的大会场里讲课，也能获得较好的声音效果。
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所有的付出都是一种经历，都会有一份收获；生命如果只是用来享受，就一定会有缺失，而最大的缺失就是活力和快乐。
在奉献中享受快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团中央，先在学校部工作，后来又到团中央办的以少先队辅导员为读者的《辅导员》杂志社任副总编辑，1989年后一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的20余年，我做过系主任、教务长，1993年起开始做副院长、副书记，直至在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作为团中央直属的高等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与中央团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领导系统决定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我国青少年工作研究和工作指导中必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决定了作为学校领导必须全方位地思考我国青少年发展的大局；思考在国家发展，青少年成长的大局中，这所学校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靠什么为学校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我日渐清楚了办学的基本思路就是抓特色。只有特色，才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系统中，找到属于学校自己的那片天空。特色可以体现在课程、师资等多方面，如同工厂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一样。作为一所教育机构，就是要让你的“产品一一毕业生”独具特色，不可替代。依据这样的思路，我多方求证，最终用三个角度来诠释学院育人“特色”：一是结合实际学习理论，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人，首先要政治素质好，有坚定的信仰，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懂得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紧密联系起来，懂得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三是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懂理论，更要懂中国社会；会思考，更要会实干。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的中心广场，有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着学校的校训——“实事求是，朝气蓬勃”。这是中央团校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子奋斗历程的积淀，也是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写照。在我看来，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服务社会；朝气蓬勃，则是指精神状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是要有生命的热情和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正因为如此，除特色学科建设之外，还要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凝聚人心，营造青年学子的精神家园，安放他们的灵魂。因为在物质化的社会里，灵魂的安详和幸福，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
如今，我们的毕业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各条战线，看着媒体对他们中优秀人物的报道，听到各地干部群众对他们的褒扬，我常常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多年，曾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曾经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进步，作为引路人能够引领他们的精神，影响他们的人生，凝聚他们的力量，为世界的和谐美好奋斗，曾经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为此而倍感欣慰。
作为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长，必须是一个出色的教育管理者，同时也必须是某个学科的专家、学术带头人。而一所高等学府，必须有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根据学校性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确立了两个特色专业。特色之一是青少年研究，任务是建学科，搭建青少年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理性化平台；特色学科之二是社会工作，探索学科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专业人才。或许是老天垂青，也或许是命运的注定，学校的两个特色专业恰恰与我的研究领域融为一体。
作者在讲课
20年来，尽管行政工作一直很繁重，但我从没有离开过课堂，也一直承担着多项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主持了国内第一个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系的筹建，被认为是填补了在少年儿童思想教育上的空白；90年代初，我又主持筹建了国内高等院校第一个社会工作系，并在7年里主持召开了3次有海内外众多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学术研讨会。我的学生们常笑称我是“社工之母”。
一名记者曾在报道中这样描写：“去年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听过一场报告，至今还记忆犹新。报告的题目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一个看似乏味的题目，但现场反应热情激烈，报告人风趣诙谐的语言，那一针见血的观点，与众不同的风格，活力四射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在网络充斥生活、娱乐成为快餐的今天，一堂普通的思想政治教育报告，竟然能够捕获许多青年朋友的心，甚至能够在那些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中引起反响，报告内容的新颖暂且不说，报告人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于是，很多人记住了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陆士桢教授。”
其实，没有深入的、下功夫的研究，就没有好的课堂。我先后主持《中国青年政策研究》《网络青年政治参与研究》《独生子女社会适应性研究》《中国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及支持体系研究》《非正规教育形式的艾滋病教育》《中国儿童政策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以及国际合作的课题；撰写、编辑了《信仰，青年安身立命之本》《青少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中国志愿服务大辞典》《我们怎样做家长》《中国儿童少年工作百科》等书籍、教材十几种，约1500余万字；有《21世纪中国内地青年领袖的成长》《从英国骚乱看我国青年政策》等100余篇有关青少年儿童和社会工作的论文在海内外相关报刊上发表；先后在“国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北京)、“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北京)、“东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反对最不能容忍的童工形式地区磋商会”(泰国曼谷)、“美国社会工作大学院长会议”(美国佛洛里达)、“世界青少年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韩国汉城)、“两岸福利论坛”(台湾)等多项国际研讨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在海内外青少年工作领域和社会工作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2004年我获得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2014年，受国际慈善组织委托参与尼泊尔乡村扶贫项目，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很忙，真的很忙。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依然很忙，但我很快乐。我常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幸运就在于我的一生选择了两个社会学科的专业。我选择了社会工作，这是一个与慈善、服务、福利相连接的和主张尊重、助人的事业，它让我总能保持一种善良品行，并因为时时具备善意而快乐；我选择了青少年儿童工作，这是一个与未来、与活力、也与困惑、与冲突相关联的，需要真诚、贴近的事业，它让我总是充满朝气，并因此而时时拥抱青春。
我为成长而快乐，也为付出而快乐。这种心态让我的生命呈现出了自己的色彩。这平凡而有意义的色彩，源于丰盛学校青涩的青春年华，源于北大荒艰难的寻求探索，源于恢复高考后4年大学的理性积累，也源于为青年、为社会的微薄奉献。
注：本文原载北京丰盛学校《丰盛千千树（下）》一书
陆士桢，北京丰盛学校高66届毕业生。教授，历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等职。现任中国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社理事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等职。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标兵、中国十大社工人物、北京市名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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