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北大荒查哈阳
每每回忆起兵团的生活，我都会感动，会感慨。我的思绪就像手中的流沙，随着微风飘撒在大地上，撒落最多的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团，那个叫查哈阳的地方。
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不知是远离父母在想家，还是刚到查哈阳生活不适应，到十八连的头几个月，我每天都流鼻血。流出的鲜血凝成血块，堵塞鼻腔透不过气来，浑身绵软无力，整天迷迷糊糊，每天的状态都好像是在梦中似的。
一天，在地里劳作时，鸡西知青王琦和我又落在后面。我俩累得实在干不动了，就靠在一个小草垛旁坐了下来，不料竟然睡着了。这时，有一台拖拉机开了过来。
开拖拉机的师傅是一位屯子里的小伙子，助手是一位高个子上海知青。当他们把拖拉机开到草垛前，准备从草垛上开过去时，师傅踩住了刹车，让助手下去看看草堆旁有没有人。助手说：“这里怎么会有人呢？不用看。”可是，师傅不放心，亲自下来查看。
他走到草垛旁发现了我俩在那酣睡着，师傅连气带恨地上前就狠狠地踢我俩一脚：“你俩不要命啦？臭丫头，怎敢跑这里睡觉！”我俩在懵懂中被踢醒，发现拖拉机的车头已拱到小草垛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拖拉机就碾压在我们身上。
这位师傅红红的脸膛上，点缀一颗漆黑的痦子。身材五大三粗，俨然是个彪形大汉。他又气又恨，脸庞都扭曲得走了形。他冲着我挥了挥拳头，又骂了几句粗话，才气咻咻地又登上了驾驶室。
我俩被吓呆了，傻傻地愣在那儿。我的嗓子眼儿像是被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拖拉机走远了，我俩才缓过神来，想说声谢谢，嘴里却吐不出话来。死神擦肩而过，我俩捡了一条命。
事情过去这么些年了，我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情。我曾借各种知青聚会的机会，不断地打听当年救命恩人的下落，可是至今仍无音讯。我无数次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这位带着黑痦子的救命恩人，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了却我几十年的心结。
转年初春的5月，查哈阳大地春寒料峭，田地里依然空旷寒冷，寒气逼人。灌满水的稻田地里，早晨都会冻上一层薄薄的冰。我们每天都劳作在有冰碴的稻田里，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稻草，为春播插秧做准备。
稻田里的冰水，不断地浸湿着我们的棉裤。那冻硬的棉裤腿儿，让呼啸的北风一吹，就像一把小刀，在我们的腿上不停地划来划去，钻心地疼痛。可是为了不让稻草阻碍插秧和禾苗的正常成长，我们忍着疼痛，抗着严寒，咬紧打颤的牙，抬起冻得红肿的手，在那稻田地里坚持着。
有一天在干活歇气时，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出水田，大家冻得都哆嗦成一团。这时，当地老职工田老五，拿出自带的白酒喝了一口，看到我被冻成发木的样子，也让我喝一点。那时我才17岁，哪喝过酒啊，不敢喝。田老五再三劝我喝一口暖暖身子。我试探着，勉强地喝了一口，哇！一股呛人的苦辣的热流从嗓子眼儿里直冲到心里面，就像被呛了一口辣椒水。但，冻僵的身心，逐渐地舒缓开了，热血涌上心头，浑身暖洋洋的。
后来，每次下水捞稻草，我都带一军壶连队自酿的白酒，冷了就喝两口。从那时起，我和酒结成了朋友，每次喝酒都能感觉到那酒味不仅仅是辣，还有，浓浓的甜。
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也曾喝过无数次的酒。无论这酒的价钱有多么的贵重，品牌有多大的名气，细细地品味下来，这些酒都远不及连队自酿“小烧”那样醇香的味道。那又浓又烈的酒香，久远地飘逸在我的记忆中。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我打小牙就不好，经常无缘无故地疼起来，疼起来就天昏地暗，昼夜不得安宁。到了连队这个病也一直伴随着我。
一天，牙疼的老毛病发作，难忍的疼痛使我捂着脸在场院里转圈。顾排长看到后，把我领到他家，让家人弄一黄背篼的大葱籽，大把地扔到火盆里，烧出香味，熏烤抹过香油的碗。熏热后，先用毛巾拧成圆形垫在耳朵周围，防止烫伤。然后把碗扣在耳朵上。等碗凉了，揭开，你猜怎么着？碗里有许多带有黑头的小白虫，用手一捻就成了白色粉末，像牙齿被碾碎了一样。就这样反复熏数次，熏到碗里没有白虫为止。
老排长为了给我治牙痛，连熏带捻，满头是汗，精疲力竭。可是当老排长看到我从疼痛中恢复过来时，他那满脸的汗珠伴着令人亲近的笑容，仿佛感觉到摆脱了疼痛的不是我，而是他。
整个流程很繁琐，操作手法相当精细，这里面的原理不可思议。就是这位顾排长，用这种原始的手段，使我摆脱了牙痛这个顽疾和病痛。
至今42年了，老排长用土方为我治牙痛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他那满是汗水的脸和那朴实憨厚的笑，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1970年秋，又是收获季节里的忙碌和繁重。好不容易盼到送饭的老牛车“吱吱呀呀”地蹭到地头。
哈哈！有驴肉！知青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得香极了。我还记得，一盘驴肉5角钱，太便宜了。有的知青连吃了几盘，我也吃了两盘。
收工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我和几个知青爬上五头大马拉着的大板车。我埋着头，不敢看那漆黑的可怕的天。雨打在头上啪啪地响，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全身湿得透心凉，无处躲藏。
第二天，灾难降临了。连队里一下子有38个知青发高烧，起不了炕，其中就有我。知青集体发高烧，牵动了众人心。好多的人在为我们这些生病的知青奔忙，打点滴的，喂药的，给病人热敷的。老连长，指导员和各个排长都在跑前跑后地为我们忙乎着。食堂师傅为我们做了松软的病号饭，并送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当地的老乡给我们送来了鸡蛋。师、团、营里的首长也不时地来到我们身边，摸着我们的头，关切询问着我们的病情。
我心里很感动，也感觉到了病情的严重，想爬起来，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连说话的劲儿也没了。记不清过了多少天，在师、团、营连领导、老职工的共同关心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发高烧的知青们逐渐退烧，病情有了好转。下炕那天，我们腿软得站不起来，38个人顺着炕边慢慢地挪下地，顽强地扶着南北大炕沿，练习走路。可想而知，当时发高烧的知青是多么的危险，高烧使每个人的中枢神经严重受损！
后来得知，高烧是由吃驴肉中毒造成的。其情其景酷似20世纪60年代纪实影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1971年秋季，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季节。
因我从小爱画画，被安排做连队报道员。实际工作就是为连队出黑板报，每期版面除了有大量的文字，还要配一些报头图案。
在秋季的一期板报上，我创意性地画了满版的工农兵形象，记得，画中的女农民还抱着大捆的稻穗。命运之神向我伸出眷顾之手，是这么一个小儿科的粗糙画面，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有两位招生老师在此路过，被醒目的粉笔画所吸引，他们向指导员和连长说明了来意，询问粉笔画出自何人之手，连长便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
老师召见我那一时刻留下的记忆太深了。招生老师问我想学美术吗，我幼稚地问什么是美术，他们笑了，告诉我画画就是美术，我高兴极了。交谈了片刻，他们给我留下了地址，让我写一篇《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文章寄给他们。
我们宿舍里有两位在连队学校当老师的老三届天津知青，她们得知此事后，热情地帮我写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文章。我把文章寄了出去。半年后，我意外地被录取成为鸡西市师范学校美术班的“工农兵学员”。
我回鸡西上学了。从此，我的命运被改变了。
我万分珍惜，学习十分刻苦，不到一年，就成了班级尖子生之一。进修美专时，连续三年都被评为优秀学员。毕业后，在教育领域里一干就是38年，由于工作努力连年获奖。我知道，这与我在兵团的磨炼是分不开的。
我经常想起在查哈阳的艰苦岁月，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因为我是从兵团走出来的战士。
本文选自《星光满天的青春》，王丽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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