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代价
自1968年11月开始，广州知青一批批地被上山下乡的浪潮涌到海南岛。当年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开赴海南参加海岛建设，是功？是过？谁也说不清。是功也好，是过也好，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海岛了，他们的青春已长埋在海南的泥土中。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我们不必去争论。但在那特殊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下知青生活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城以来，我总想把它付诸文字，作为一种追忆或者一种纪念。
（一）洒泪别广州
1968年11月8号，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作为开赴海南知青的一员，在文化公园开完欢送会后，即被送去太古仓码头乘坐轮船。父母没有来送我，不知是怕看见我的眼泪还是怕我看见他们的眼泪。在即将与相送的同学分别时，我已无法忍住眼泪。在红卫八号轮鸣笛即将启动的一刻，知青们都涌到甲板上与亲友们挥手、挥泪告别，笑声、叫声哭声连成一片。有人满怀豪情、踏上征途；有人难舍亲人、离乡别井，那悲喜交集、激动人心的场面，震撼着每个知青的心灵。
本来，在那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此时只应有笑声，而不应用泪水来与亲友告别。但那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少男少女第一次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前途未卜；况且不少人的父母仍在受着批斗，关在牛栏里，伤感之情油然而生那是自然的事；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处理知青分配问题时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对知青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就拿我来说吧，文革初期，我曾为自己是“红五类”而引以为荣，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父亲由于解放初期已作了结论的一点历史问题需要重新审查，学校知道后，马上把我划入上山下乡行列，地位因此一落千丈。本来我也早有思想准备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好象是被人当垃圾一样扫出门，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我和大弟弟都到海南了，家里老的老、幼的幼，叫他们今后如何面对运动和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笑也罢，哭也罢，喜也罢，悲也罢，红卫轮已徐徐启动，载着满船的知青离开了他们难舍难离的故土——广州城，当晚并从平静的珠江驶入波涛汹涌的南海。
1968年11月8日，作者和同学们一起在广州太古仓登上“红卫八号”海轮。
笫二天，阳光灿烂，仍带着红肿眼睛的我跟着其他同学跑到轮船的甲板上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色令从没见过大海的我们惊叹不已。霎时，我们已经把昨日的离愁别恨抛到大海中去了，尽情地享受这海天一色的美景。只见海连天，天连海，不见一点陆地的影子，仿佛这个世界上除了天就是海，除了海，就是我们的船。天是蔚蓝色的，飘着朵朵白云；海是深蓝色的，一浪接着一浪；每个浪尖上都泛着耀眼的白光，远看就像是一条条白色大鱼在追逐嬉戏。轮船在破浪前进，激起了一堆堆雪白的浪花。有时远处出现了轮船的影子，两船就会鸣笛互相致意。
听说海水是咸的，不知是哪个好奇者用一条长长的背包绳吊着一个搪瓷口盅放到大海里去打捞海水，捞上来的海水每人分享一口，啊！咸苦的味道把大家逗乐了。
经过将近30个钟头的航行，终于在海平面上浮出了一点陆地的影子，上面椰子树的轮廓似乎在告诉我们：海南岛到了！海南岛以其独特美丽的热带风光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此景，大家都激动不已。从这一刻起，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爱上这块美丽的地方了。
（二）艰苦的生活
卡车载着我们从海口往白沙县送，一路上的风光使我们大开眼界。看不尽的椰子树、橡胶树、剑麻、菠萝蜜等热带作物是这样的有特色；隐藏在山林中象画一样的黎村苗寨是这样的美丽；还有那被云雾笼罩着的还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是这样的迷人。我心里不禁赞叹：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进入山区后，汽车在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盘旋，有时一边是奇峰陡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我们都为山路的险峻捏一把汗，而司机却是泰然自若。经过了这座白沙县有名的高山九架岭后，就到了我们所要去的农场牙叉农场了。
在农场场部开完欢送会后，我们就被分到各个生产队去了。到九架队后，我们几十名知青被分配住进三排新建的茅草房里。我们广雅共22名知青住入中间的一排茅草房，女生靠左，男生靠右。我们七个女生住在打通了的两个房间里面，同甘共苦，亲如姐妹。所谓茅草房，就是茅草盖的屋顶，茅草和着泥巴糊的墙壁，泥地还是潮湿的，在泥地上打入4条带叉的木桩，架上横条，再放上床板，就是床了。从此低矮潮湿的茅草房就成了我们知青的家。后来，床底下的泥地和木桩上都会长出新绿的叶子来，用现代的话说，那可是真正的回归大自然呢。
知青吃饭一律在饭堂。第一顿饭大概是为了欢迎我们，既有青菜也有猪肉。以后呢，不要说吃肉，连青菜也难保障了。一年中大约只有一半时间有青菜吃，没有青菜就靠咸萝卜干、豆酱甚至是酱油来佐餐。
过年过节，才能尝到一点点肉和鱼的味道。由于几乎天天都吃萝卜干，大家虽然吃厌了，但又无可奈何，知青们戏称它为“牛肉干”。有一年中秋前夕，白沙农场的4位知青为了游过河对岸的圩市买点肉回来过节，不顾山洪暴发，跳进恶浪翻滚的河里，其中2位就再也没有回来。
六十年代末，文革留下来的极左思潮对农场影响还极深，农场不准知青私自种菜、养鸡，也不准开小灶，连有家属的农场职工的自留地也有严格的尺寸限制，不能超过标准。我那时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宁愿让大片地荒废着长着野草，也不让知青去种一点菜来改善生活呢？那时流行着的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我们作了扭曲的析疑。由于想吃青菜，我有时看见绿油油的野草都想割回来煮来吃。
开始时，知青们还挺老实，饭堂煮什么就吃什么，但后来，就逐渐偏离了轨道。他们从微薄的工资中抽点钱到县城买点东西改善生活；或叫广州的亲人寄点干菜、腊肠腊肉等来；或者到黎村去买点东西；甚至下河去摸鱼捉虾、采点野菜，借老职工的厨房或在河边架起石头灶就煮来吃。
我们九架队的周围种了不少木瓜树，结的木瓜是公家厨房用来解决菜荒的。有好几次，我们看见眼馋，就在白天预先侦察好哪棵树上有快熟的木瓜，晚上就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摸摸地用长竹杆把它捅下来，藏在床底下，等熟了时，大家分来吃，那甜滋滋的味道可真是当时人间一大享受呢。
说起来，“小偷”这称号与广雅高中毕业生是怎么也无法沾上边的，但我们却实实在在地当了好几回偷木瓜的小偷。管他呢，生活所逼嘛！
白沙县地处山区，蚊虫特多，是疟疾病的高发区。不少知青都被传染上这种病，发烧发冷。发烧时可烧至40摄氏度以上；而发冷时则盖上几张棉被，人仍在里面发抖。人病后极度虚弱，而且容易复发。同样被疟蚊叮咬，有些人大概是有抗体，不易发病；而有些人则接二连三地发病。
我们队一位广雅女生的妹妹在卫星农场，高挑身材、年轻漂亮、能歌善舞。69年春节时，我们还在白沙县城剧院看过她的表演，但过了春节后不久，就听说她被来势汹汹的脑型疟疾夺去了生命。一朵花蕾，刚刚开放，就凋谢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连同青春的梦想一起长眠在海南的泥土中。
海南岛刮台风是家常便饭，一碰到大风大雨，不但不能开工，随时还会有房屋倒塌的危险。茅草房住的时间长了，往往挡不住暴风雨的袭击，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这时我们就把盆盆桶桶拿出来接水，满屋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好一首悦耳的茅房听雨曲。
有一次强烈的台风把细水十六团五连（我70年中调入细水十六团）的一半茅草房刮倒了，到了晚上，相当多无家可归的知青只好露天躺在倒塌了的茅草房旁边的泥地上，真真正正的天当被、地当床。只有等台风过后，才能重建家园，真有几分凄凉之感。
（三）艰苦的劳动
生产队给我们每个知青发了一把开荒锄、一把铲草锄、一把长柄砍岜刀、一顶竹笠帽、一件雨衣，从此开始了我们漫长的劳动生活。
我们知青被分到各个班里。有生产班、苗圃班、后勤班，后来又增加了割胶班。苗圃班是培育橡胶苗的；后勤班分别有厨房、种菜、养猪、幼儿园、教师、卫生员等工种；生产班的任务不定，主要是开荒挖橡胶树穴，其次是种胶、除草、施肥、砍木料、割茅草、建茅房等等。
我们农场地处山区，平地都基本上开发了，余下的就是荒凉的山地。我们要先用长柄砍岜刀把荒山上的树、草等植物砍倒，碰到大树就用拉锯来锯，过几天，晒干了，就放火烧，再把烧剩能做柴火的树干拉下山之后就开始挖一道道像梯田的环山行，再在上面挖一个个长、宽、深都是80公分的橡胶树穴。如果土质松软还好办，遇到大石、大树根就用铁撬，甚至用炸药。
挖树穴的劳动强度较大。海南天气炎热，猛烈的太阳光就像要把大地烤焦一样。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简直就是挥汗如雨，我真体会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滋味了。有些男知青干得来劲了就脱掉上衣光着上身干，哪知收工后背上灼痛，第二天就起了血泡，故以后就再也不敢不穿衣服干活了。每天收工回队，个个几乎都是被汗水湿透，就像是从水中捞上来一样。皮肤晒黑了，手起茧了，腰酸腿痛，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山上有一种可怕的小动物，就是海南大名鼎鼎的山蚂蝗。它个子比水蚂蝗小，往往不易被人发现，当它嗅到人的气味时，就偷偷地向人袭来，爬上或弹跳在人身上，吸足了血后，就悄悄地溜走。当人感觉到痒时，已不见了它的踪影，只剩下一滩血迹。所以我们收工时，小腿和鞋里往往都是血。后来我们为了容易发现它，就把裤脚挽高到膝盖上，而且不敢穿袜子，以便随时脱鞋来检查。我们对这吸血鬼真是恨之入骨，一旦捉住它，定要把它狠狠地砸扁才罢休。
有一天晩上，大家吃了晚饭，洗了澡，各班集中学习讨论。我们班一位海南女知青突然说脖子痒，叫我们看看。我拨开她的衣领一看，好家伙，原来是一条吸饱了血的肥肥黑黑的大蚂蝗死死地吸附在她脖子上。也不知是她从山上带回来的，还是洗澡时爬上去的，只吓得那女知青哇哇大叫。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蚂蝗扯下来，然后理所当然要处它个死刑。
山上还有一种马蜂也是厉害的家伙。如果不小心捅了马蜂窝，它们就会铺天盖地地向人袭来，如躲避不及被叮咬，小则人头肿成猪头，大则连生命都难保。
海岛特别多蛇，什么眼镜蛇、蟒蛇、金环蛇、银环蛇、五步蛇、水蛇等等应有尽有。所以不论是上山或者走路下水都要格外小心，如果碰上了，不被它咬一口也要被它吓个半死。有时它会肆无忌惮地在路中央盘成一饼在睡觉，远看还以为是一堆牛粪。有时人在屋里睡觉，横梁上就缠着一条蛇，虎视眈眈地看着人，随时有被它袭击的可能。
最艰苦的劳动就要算是大会战了。所谓大会战，就是全场好几个生产队各派出精干人力集中吃住在一个队来开发荒山挖橡胶穴，打歼灭战。天未亮就上山，一直干到日落西山后方收工。那时，大家都把能参加大会战看成是无上光荣的事，毫无怨言。尽管睡地铺、吃粗粮，但大家在工地上比决心、比干劲、比进度、比质量，加上宣传的喇叭响个不停，好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
我那时正和广雅同班的一位男同学（后勤班长）及另一位男职工在九架队厨房工作，我们3人承担了本应由4人干的工作。平时在厨房工作我已感到比生产班辛苦，一来是工作时间长，别人还在睡梦中，我们就要轮流起早床煮早饭，别人收工吃饭后，我们还得在厨房忙这忙那，准备明早的饭菜；二来是每天繁重的挑水、挑菜任务不堪重负。挑水都是从低洼地水井往高处厨房挑，肩膀压肿压痛还是小事，再硬的腰骨也要压变形却是大事了。
我们每天都要为改善伙食绞尽脑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天单调的菜真让人头痛。有时我们会把同一种白菜分开菜梗和叶子各炒一个菜；另摘几个木瓜煮一锅汤；再把豆酱煮成辣和不辣两种让大家挑选。总之，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让他们吃得满意些。另外我们还主动承担了每天在河边水井旁为知青们烧第一锅洗澡热水的额外任务。（第二锅则由知青们自己加水加柴）
大会战时，饭堂的任务更繁重了，为了改善生活、促进生产干劲，厨房在原来每天三顿饭的基础上再增两顿，都是粥、面、饼、糖水、凉茶等副食。除了一早一晚两顿外，其余三顿连同开水都要厨房人员挑上山去。这是极辛苦的事，山路难行，山坡又陡。有一次，我在牙叉农场南路队参加大会战，我负责煮大锅饭，同样是要把饭菜挑上山。南路队的山比九架队的山还要陡，有些山，一人挑担根本无法上，只能一人空身先往上爬一步，再回头把后面挑担的人往上拉一步，就这样两人一步一拉地硬是往山上爬去，肩膀压肿了，腰腿酸痛了，仍一个劲地往上爬。
大会战时，厨房的工作时间比平时更长了。从天未亮就煮早饭到晚上还得准备明天的饭菜，如磨豆浆、制豆腐等，有时一天甚至超过20个钟头。有一天早饭后，我们后勤几人从九架队步行到场部去挑豆腐回队。在去的路上，我困极了，脚虽然机械式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但眼睛却闭上了，脑袋昏昏沉沉，一路上都处于半睡眠状态。幸好走的是大公路，如果走小路，那非得摔跟斗不可。以前在小说中看到部队边行军边睡觉的描写，我是不相信的，还以为是文人多大话，心想：人怎么能边走边睡觉呢？简直是不可思议。现在居然轮到自己去尝试这种滋味了。
我先后调过三个农场，干过不少工种。有一次在细水十六团五连时，领导把我调到种菜班去当班长，并把尽快解决队里吃菜问题的任务交给我们。
对于种菜，我基本上是个外行，但仍然信心十足。一方面从广州买来种菜的书；一方面虚心向班里会种菜的潮汕青年取经。我们5男2女共7个知青组成的种菜班天天辛劳操作，仍难完全满足队里吃菜的需要。
海南的天气，基本上有半年是早季，有半年则为雨季。旱季时，天天要去山沟里挑水上来淋菜，虽然辛苦，仍能撑住；可雨季时每天一场骤雨又会把绿油油的菜叶打个稀巴烂；加上虫害，如喷洒农药不及时，菜还没收割，早给虫吃得差不多了。有时真把我们气得七窍生烟。
有一次，队里在我们菜地旁开了一畦畦橡胶苗圃地，是用来育种准备嫁接橡胶苗用的。我们突发奇想，瞒着领导，偷偷地在苗圃地的畦边埋下了萝卜种子。不久后，萝卜种子吸收了苗圃地多余的水分及肥料，神不知鬼不觉地长出了青青的苗。领导发现后，批评了我们。我们口里接受批评，但心里却偷着乐，为自己的鬼点子得意。其实这并不影响橡胶苗的成长，这才是科学间种呢。
到了收获时，可把我们乐坏了，一个个萝卜长得圆滚滚、肥溜溜。萝卜的大丰收完全解决了队里的吃菜问题。吃不完的萝卜，一方面我们把它切开放在操场上晒一两天，再放到大缸里，一层层洒上盐，再铺上禾草，封起来，制作萝卜干；另一方面电话通知别的队派人过来挑萝卜回去。
我种菜4个月，最值得高兴的就是萝卜大丰收的事了。但苦中也有乐，笑中也有悲。由于担抬太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湿，我原来在九架队厨房工作时得的腰痛病，已经转变成严重的风湿腰腿痛。天天被病痛折磨的我，每逢刮风下雨，连走路都直不起腰，更不用说干重体力劳动了。人明显消瘦，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女强劳动力变成了一个“多愁多病身”。无可奈何只好调离了种菜班。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时落下的病根，给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多少麻烦和痛苦。知青中像我这样得病的是不计其数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己。
（四）政治啊，政治
初到海南，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浪漫的学生情调，决心在海南大显身手。但超乎想象的艰苦生活及劳动让我们尝到了人生的艰辛。特别是每天辛辛苦苦大汗淋漓地从工地回来，对着的是一碗缺油少菜难以下咽的干饭，很自然就会使人联想到大城市的优越条件。过了短短一段时间。留恋城市生活，害怕艰苦的动摇情绪在知青中蔓延。也难怪，有些家庭条件较好的知青在家中朝晚有父母和保姆的服侍，哪儿熬过这样的苦？就连我们出身工农家庭，做惯了家务劳动的尚且受不了，何况是他们？
农场针对这种情况，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及政治理论，同时组织到少数民族村庄访贫问苦。经过一番学习，思想单纯的知青们情绪基本稳定，从彷徨中振作起来。
那时流行的一些口号作为一种政治动力足足鼓舞了我们好几年。如“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早日结束洋胶进口的历史”；“扎根海南一辈子”等等。那时我们从农场寄回家的相片往往是肩扛锄头、砍刀、手捧语录本，背景则是橡胶林、茅草房或被开发的荒山，而相片背面则写上以上口号，以表示在海南的坚定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充满青春斗志的知青已成为生产、后勤、抗灾、宣传等方面的一支生力军。知青在农场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说，哪儿有知青，哪儿就有冲天的干劲，哪儿就有奇迹出现。艰苦的环境锤炼了知青，而知青的激情则促进了农场的建设。
劳动之余，我们也能自娱自乐，弹上一曲或唱上一歌。我至今仍记得一位广雅女生每天收工在九架队大操场走过时，肩扛锄头、放声高歌的画面，当时大家都说她傻，但这正是在艰苦环境中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到了收获季节，当我们每人都分到一堆红薯、木薯或者玉米、甘蔗等塞在床底下时，就会品尝到劳动的甘甜。
客观地说，那时的政治生活使知青们振奋，尽管其中掺杂了不少教条主义的东西。但文革后流传下来的极左思潮却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人窒息和恐惧。
过度的政治学习、生硬的思想方法、形式主义的东西、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乱批乱斗的过激行为逐渐令人生厌。
队里规定每天开工前要做早请示，晚睡前又要做晚汇报。有一天晚上，我忙完了厨房的工作，洗澡后拖着疲乏的双腿回茅房，准备一头钻进蚊帐里去睡个安稳觉，管他什么晚汇报不晚汇报。但这时不知谁叫了一声：“你还未做晚汇报呢？”看来是逃不掉了，但一个人怎样做呢？同房的小李看我犹豫的样子，马上自告奋勇：“我陪你做”。于是，我们两人手捧语录本，面对泥墙上的毛主席像，口中念念有词：“……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现在看来真是傻得可爱，但当时却是很严肃的政治生活呢。
知青中尤其是干部子女的家庭在文革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有人失去了父亲，也有人失去了母亲，可想而知，他们当时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仍然乐观，仍然积极向上，仍然拼命去大干加苦干，毫无怨言。
队里有一个木搭的高高的宣传台，每天工余就派人上去手拿喇叭筒作广播宣传，由于没有电动扩音器，所以声音传播的范围很小，只有走过宣传台前才能听到几句。有一位男知青讲过一句话：“这样的宣传有什么用？”意思是说这样的宣传效果不大。也不知是谁向领导告了密，这位知青可就大祸临头了。他讲的那句话被当成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再加上其他一些“罪行”被批斗了一段时间。在批斗会上，他被人强按着头，跪着哭着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请罪。他的弟弟在台下陪着哥哥哭，我们眼里都含着眼泪，但谁又能上台去为他讲句公道话呢？
十六团五连有一位潮汕青年，在闲谈中以自已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大赞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优越性，结果让领导知道后，马上把他抓起来，经过不断批斗，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在这种无形的政治压力下，知青们那还敢乱说乱动，唯有老老实实地去接受“再教育”。
（五）动荡的回城风
到海南农场的知青原规定是一年享受一次探亲假的，但农场领导在具体执行时却走了样。知青们不但不能每年都回城探亲，而且要探一次亲非要有充足的理由不可，就是有充足的理由也不一定批。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多岁的青年，第一次长时间远离父母，哪有不想家的呢？白天积极工作，晚上想家时则在被窝里偷偷流泪。为了争取探亲的机会，大家也顾不得什么忌讳，纷纷叫家里写信或拍电报来，告知家里某某人病重或某某人病危等等。
有一位女知青，1968年姐弟4人一起到了海南，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0岁刚出头。有一年母亲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们得知这悲痛的消息后要求回广州为母亲办丧事，但领导只批了一个回去，当然美其名为革命工作需要。
到了海南两年半时间，我才争取到第一次探亲的机会，当然也是电报起的作用。当我踏上既熟悉又陌生的广州土地时，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到了家门前，天还没亮，我拍门叫了一声“妈”！但我似乎感觉到这一声不像是从自己喉咙发出，因为足有两年半时间未叫过“妈”了。进了家门，在床上扶起了白发苍苍、脸带伤痕的老父亲时，眼泪已经夺眶而出，而想说的话则哽在喉里说不出来……弟妹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惊喜地叫着：“二姐！”而母亲则端详着我的脸说：“变黑了，变老了！”
听了此话，我一方面为自己感到自豪，证明自己确实为海南作了贡献；而另一方面则有点伤感，我那时还不足23岁，怎么就老了呢？
在我和大弟弟到海南不久，父亲则被工厂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进行批斗、游街等。光是抄家就抄了两次，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抄走，连母亲赖以工作的两台缝纫机都被抄走，后经母亲苦苦哀求才发回1台。父亲是八级老钳工，平时老实怕事，每天只知埋头工作，就是在武斗期间工厂尚未完全瘫痪前仍坚持上班，但这次运动几乎把他压垮了，差点令他走上了绝路。最后还是母亲的劝解才使他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1973年我第三次探亲，也是最后一次探家，刚好碰到大妹妹病重，医院后来诊断为尿毒症。我为了陪她看病及住院，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直到她带着美丽的青春容颜、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念离开了我们为止。我回农场后，由于超假，受到了领导的批评。我流着泪，心想：谁无家庭？谁无亲人？如果当初我能留在广州，说不定就能带着妹妹把病治好，不至于拖成绝症。
初到海南的几年，知青的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调回城里去，有的思想较激进的还带头在海南结婚安了家，为知青作出了扎根海南的榜样。但后来，相当多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的平反纷纷调回了广州去，这就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样，在知青中刮起一股动荡不安的回城风。原来高喊“扎根海南一辈子“的哑口无声了；原来准备在海南安家落户的也尽量把婚期一拖再拖；有人甚至在离开海南前狠心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寻找回城的门路。这到底是熬不了海南的艰辛还是不甘心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尽头的平凡生活中埋没一生，真是无法说得清。就像是当年上山下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样，知青回城也成为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为了回城，知青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等待招工：有的报考大学、中专；有的搞顶职、病退；有的寻找合适的对象嫁回去；有的甚至回广州探亲时就去偷渡香港，被抓回来就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被押到各队去批斗。那时知青们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回城，就是偶然能吃上一次鸡也要争着吃鸡翅膀、或者鸡脚取其能早日飞回广州之意。
为了回城，有些农场还出现了知青装疯卖傻和自杀的现象。
当年一起到农场的七位女同学今昔对比 左一为本文作者梁如燕
回想1966年，我们在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己经顺利通过了毕业试这一关，并在校园内加紧复习，准备高考。但一声“文革”，无情地推毁了我们美好的大学梦。
1972年至1973年，我把从广州背回来的中学数理化等课本利用业余时间及工休时间温习了一遍又一遍，准备报考工农兵大学回广州。但想不到，连队审批这一关都无法过，领导的理由是我已够25岁了，等等……莫须有的理由，这是第二次大学梦的破灭。后来直至回城好几年后，我当上了母亲后才有机会去圆我的大专梦，这是后话。
1976年3月，我所在的白沙农场十七队把全队唯一的招工名额给了我，几经周折，我终于踏上了回城之路。
大卡车载着我们招工回城的知青在黄褐色的公路上向海口飞驰。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每天看惯了的青山绿水、橡胶林、茶园、茅草房、大水牛……心中不免有几分惆怅和依恋。面对这块渗入了我们知青汗水、血水、泪水的土地，我不禁自问：赴海南7年半时间的青春岁月里，自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金钱？没有；得到了财富？也没有。唯一得到的是锻炼，是一种人在逆境中意志的锻炼；一种在人生道路上不能磨灭的毅力的锤炼。
别了，令人难忘的海南，我心中的第二故乡！
梁如燕，1966年高中毕业于广东广雅中学，1968年11月上山下乡赴海南白沙县牙叉农场九架队，后调白沙细水四师十六团再合并白沙农埸，1976年3月招工回广州水泥厂当工人及干部至退休。
来源：一壁残阳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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