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布车插队记——西藏村寨知青往事
寺布车（藏语读音）是我十七岁那年去甘南插队落户的一个藏寨小村，坐落在洮河南岸。村北面的河滩平原是肥沃的耕地，宽阔绵长；南面的森林草原是放牧牛羊的草场，天高云淡。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美好的青春年华，往事回首，如一幕幕黑白电影，在我脑海中回放。
地处洮河南岸的寺布车，背后是连绵的群山，群山又被南北走向的多条沟谷分割。寺布车恰好在卡车沟和车巴沟之间，往西是扎古禄公社，往南就是车巴沟，名气很大，沟两边的森林广袤无垠，人迹罕至，完全是原始状态。翻过沟南的高山，是扬名中外的扎尕纳藏寨。计划经济时代，车巴沟木材源源不断向外运出，而寺布车是通向汉地公路的必经之地，洮河林业局在寺布车村东设立了营林站，专门查验从车巴沟运出木材的审批手续。
营林站只有一名职工把关，生产队长称他老李。老李25岁，是老三届，戴宽边眼镜，待人和蔼羞涩，满身书卷气，初中毕业后从兰州招工成为林场职工。其妻也来自兰州，杏核状大眼睛水汪汪的，洁白的圆脸庞，纯清秀丽。夫妇俩有一女儿，圆脸圆眼，洋娃娃一样漂亮。老李夫妻与知青相处得好。老李喜欢摄影，自己会冲印。我们插队的那天，队长还专门请他帮忙，为我们拍下一卷珍贵的照片。
队长杨康柱九是藏族人，皮肤黢黑，目光中闪烁着聪慧。据说他很小时独自从车巴沟深处走出，一路流浪到寺布车，十五六岁时被村里一户无儿家庭选做上门女婿，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寺布车的队长。为迎接知青，杨康柱九作了精心的准备。
知青庭院里摆放的几张高低、大小、方圆不一的粗笨木桌，桌下的长条凳长短、宽窄各异，每桌都是两个大脸盆，分别盛满青稞面锅盔和猪肉炖鸡蛋。另外一大一小两只斗状的木盒，大盒盛满冒着尖的青稞炒面，小盒是黄灿灿的酥油。还有一大壶煎熬的茯茶。知青们从未见过糌粑，更不知道吃法，于是每人抱着一块青稞面锅盔一边啃着，一边喝茯茶。那个年代，藏地人们还不懂炒菜，猪肉炖鸡蛋应该是他们的独创，肉块切得核桃般大小，厚厚的猪皮上满是黑毛，因火功未到，肉在嘴里像胶皮似的有弹性。我们专挑鸡蛋吃，猪肉都扔在脚下，很快，几条土狗嗅着气味窜入院里，在我们脚下转悠……
知青们吃到点灯时分才散，大家各自打理床铺。煤油灯下，我趴在炕头开始给父母亲写信，无外乎报平安，告地址。记得即将出发时，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张大面额5元钱让我带走，当面推脱不过，我就背着母亲将其中一张留在柜子抽屉的隐蔽处，于信中表述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清早，乘渡船过洮河，跑到十里路外的临潭县旧城，先去供销社给营业员说了许多好话，买到计划供应的白糖5斤，缝成包裹与信一并从邮政局寄出。
插队的第三天晚上，杨康柱九陪着老李疾步来到知青点，说有藏民报信，从西面卓洛方向走来二三十个盗伐木材的人，想请知青帮忙拦截，日后大家回兰州，林场给每人奖励松木箱一对。说话间，大家穿衣出门，蜂拥朝村西跑。出村不到两里，就听到不远处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于是高喊着：“杂疙瘩们的盗木贼，一个个都给抓哈！”一群人齐刷刷冲上前去，只听得叮叮铛铛的木头落地声，黑压压一片人影向洮河边逃窜。月光下，几十根圆木横七竖八散落一马路，我们问老李怎么办，杨康柱九队长说：“不成了抓几个回来，好好教训一下，让贼娃子们长点记性，不然夜夜来偷，总是留下麻烦。”老李说：“哦，能成！”
这样，我们又呼啦地向黑影的方向猛冲过去，我们追得紧，他们跑得急，眼看着跑到了洮河边，左有高坎，右临沟壑，后是“追兵”，这帮人原地团团转圈，如热锅上的蚂蚁，已有人尝试下水逃窜。正当我们继续向前，准备将他们全部“俘虏”的时候，忽见对方一汉子拔出了腰间的斧头，高喊了一声：“联手们往回走，和这帮杂怂们拼了！”接着一片响应声，我们队伍里突然冒出一句：“别追了，咱们回吧！”大家刚止住脚步，有人已开始转身回走。好像就一刹那，黑影中十几把高举的斧头，在月照下寒光晃动着向我们冲来，大家往回跑的时候，只恨娘没给多生上一条腿。呼喊声渐渐声小了，耳边出现了捆绑圆木的声音，我们气喘吁吁已无暇顾及。回到房间，有人冒出一句：“真是穷寇莫追啊！吃一堑长一智。”于是洗洗睡觉。在国家森林法颁布之前，卓尼盗伐林木事件日趋严重，但知青们再也没有参与拦截工作。几十年后去卓尼，我记忆里曾经十分茂密的林区，许多已成荒山秃岭，陡峭山坡上的灌木丛稀疏低矮，遮挡不住一条条滑落过圆木的沟槽，包括四布车村的后山也是一样，原来茂盛的松林已荡然无存，想想真是可惜。
我与老李交往日渐密切，常常去营林站他的宿舍里坐坐，碰上饭点，就吃两碗他妻子擀的“臊子面”或者“齐花儿”面片。老李常要我帮他在暗房冲印照片，他也拿出影集，让我欣赏他在林间瞬间抓拍的猫头鹰、麝香、飞鸟等野生动物的千姿百态，不少画面至今还有记忆。老李的安家房在洮河林业局院内，局机关和家属院紧贴县城的洮河北岸。
那年深秋，我清早到县城办事，街上遇见老李的妻子，她热情邀我去她家吃午饭。一进屋，她就捅炉子揉面，烟筒呼呼作响，旺盛的炉火让屋内很快暖和起来。饭顷刻间做好了，土豆萝卜丁的臊子里还有肉末，我肚子早已咕咕叫，一晌功夫就吃下三大碗热乎乎的“拉条子”，虽说还不饱，但眼瞅着老李不在家，她和孩子还没吃，就强忍着放下碗筷。下午办事顺利，我决定返回寺布车村。便站在洮河北岸的桥头上拦卡车，不想两三个小时过去，一辆车都没有。阳光下山后，就一瞬间，整个天地完全黑了。我身上仅有三两角钱，只够买一碗面片，咋办？我又想到了老李，便扭身返回桥北，朝他家走去。
林场家属院内，各家都亮了灯光。我走到老李家门前，轻轻敲了几下，一两分钟不见动静，又加重了敲门的力度。门开了，一股热气扑面，老李媳妇瞪着惊讶的双眼，顿了一下问：“你——怎么没回寺布车？”我说：“挡了一下午的车都没有！”“那你？”她堵在门口，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我轻声问：“今晚在你家住下，行吗？”她面露难色：“老李今晚不在家。”我央求道：“我没钱住旅店，想着在你家凑合住一夜，明天赶早就走。”她犹豫着，拿眼望了一下旁边的房门说：“这半间是放杂物的库房，没有生过火炉，我给你拿床被褥，就怕半夜会冷。”我高兴地说：“好啊，我不怕冷！”于是，她关上房门去拿库房钥匙，我心中窃喜。
库房内寒气逼人。她摸索到门框边上的灯绳，拉亮电灯，我俩把窗下单人床上的萝卜、土豆、大葱搬到地上，我拿起笤帚清扫床板上的泥土，她回屋抱来被褥，三两下地铺好后说：“家里没有多余的枕头，你就用衣服垫一下吧，屋里冷，早点睡！”我说：“嗯！”她边往出走，又问了一句：“晚饭吃过了吧？”我稍犹豫地回答：“吃——过——了！”随着关门声响，然后是插门声……
我也关上门，拉熄电灯，脱下衣裤叠成枕头，乘身上的热气还没散尽，赶紧钻入被窝。床板很硬，被子冰冷，我打了个寒颤，蜷缩成一个圆团。肚子咕噜噜乱叫，自打落户农村，饥饿成为生活常态。不知啥时养成的习惯，我特别饿时就想外婆做的笋干炖肉，以馋忘饥。那是1969年夏季，时近晌午，红日当空，天气炎热，我与外婆从溪口返回东山，途中在玄坛壂山脚下小歇。米袋子被晒得滚烫，外婆嘴里念叨：“六月日头，后娘拳头。”随手从地上捡起几片蔫软的枫树叶，盖在篮子里的猪肉上。回到家里，外婆泡了几块笋干，把肥瘦相间的猪肉洗净，切成麻将牌大小，我帮忙添柴烧火，小铁镬微热，外婆极小心从瓶中滴进几滴清油，将肉倒入翻炒，一阵阵，脂肪油滋滋外渗，加入生姜、葱段，再加入酱油、红糖、茴香、料酒，又放进笋干，加水文火慢炖。一晌功夫，汤稠肉烂，灶房间香气扑鼻。此刻我想，现在有红烧肉，白米饭，我肯定吃它三四碗，想着想着，馋虫爬到嗓子眼……不知觉中，忽听旁边门响，伴有低声话语，我睁眼发现窗外发白，是天色已亮，老李回家了。我急忙穿衣出门，在院中与老李告别，他说：“等会，吃了早饭！”我说：“不了！要早点回去。”他见我焦急的样子，便不再强留。
来到洮河边，我撩起冰冷的河水，往脸上抹了几抹，又用食指塞入口中，在上下牙齿的里外搓了搓，捧着河水喝入口中，咕噜咕噜又吐到河里。起身仰望朵朵白云，深深吸入一口清新的空气，径直向桥南跑去。拦车很顺利，我爬入大厢站到前部，寒风扑面，沙尘滚滚……
苦乐我们知青点是一处独立的小院，房屋由政府拨款建造，正房坐北朝南，东西两边是耳房。因为房屋富裕，生产队就把东耳房安置给公社干事王贵一家暂住，西耳房安置给公社食堂厨师一家暂住，我们做了一年的邻居。
王干事每周末回家。他的妻子叫拉姆草，那年28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有藏族女性的美丽，鹅蛋型的脸颊白里透红，五官清秀端庄，身材娇小匀称，乌黑的头发拧成一绺，盘在后脑勺，用白色的帽子罩住。她和知青们相处很好，平常会叫我帮她做些家务。
拉姆草老家原在甘川交界的碌曲县郎木寺，她少年丧父，就跟随母亲来到卓尼县阿子滩公社那子卡村，寄居在她舅舅家，她舅舅是王干事的父亲。她和王干事在一个屋檐下两小无猜，慢慢长大，以后便结成了姑舅亲。王干事的个头不高，白净的四方脸，常年穿上下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左上兜总是别一支钢笔，下口袋装着笔记本。他性格文静，说话低声而随和，不喜言笑，典型的书生装扮。
图片来源网络
1975年初秋，王干事被派往大寨大队学习经验，回来后他和我谈到一件事，说在参观大寨的核桃园时，他从未见过核桃这种果实，看见园地里掉落一颗绿油油果子，就悄悄地拾起来放入衣袋。回到旅店后，独自品尝“水果”滋味，没想到一口咬下，满嘴苦涩，后来腮帮子肿了好多天，受了罪还羞愧着无法与人诉说，言罢，流露出孩子般笑容。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因见识少而闹出的笑话很多。王干事的大闺女，我们插队时她大约10来岁，有一次她爸爸从兰州带回新鲜的蔬菜，她看见圆圆的西红柿，红扑扑的色泽，这么漂亮东西，想着一定很好吃。于是，抓起一个狠咬一口，那酸滋滋的味道，与想象大相径庭，不由得把眉头皱成疙瘩，一把将西红柿扔到地上，嘴里说道：“咋这么难吃的东西！”
我依然记得插队时王干事关心我的几件事。有一次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县上和公社研究决定，要在寺布车村设立一所小学校，让寺布车和闹站两个村一至三年级的娃娃们能就近读书，要求在知青中推选一名民办教师，我看你平时爱看书，应该能够胜任。如果你愿意，我就向公社推荐你，咋样？”我当时考虑将来招工的时候，万一民办教师不抽调，扎根农村一辈子就麻烦了，便不愿意担任。以后王干事又多次劝我，依然没有答应。
1974年入冬，全公社集中青壮劳力开展平田整地大会战，地头设立一块宣传栏，把我抽去隔几天画个报头，写个大字，王干事发现后记在心里。后来县文化馆举办绘画学习班，对有基础的美术爱好者进行培训，县上让各公社推荐学员，王干事直接通知我去报到，带工分学习三个月，可我希望参加农业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否则，我的人生道路或许是另外的走法。
1975年秋季，全县各公社分别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春节汇演做准备，演员从各生产队抽调，王干事又推荐我当舞蹈演员，在排练和巡回演出的日子里，我们和藏族小演员朝夕相处，非常难忘。我们的演出走遍了卡车沟深处达日卡、扎佳、大力、果扎、上卡车等非常封闭的藏寨。卡车沟的自然环境相当美丽，如果俯瞰的话，她是一条蜿蜒几十里峡谷，两边高山险峻，森林尤为茂密，树木之粗大，之挺拔，在我们江南的山区很难看到。达孜多河川流不息，有三四十米宽窄，一直汇入洮河。从高山上滚落至河滩的大小石块，早已被河水打磨的溜光跌滑。水流时缓时急，平缓处宁静如止，洁净神秘，湍急时若牛奶开锅，浪花四溅。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小演员叫格桑美朵，我们叫她小美朵，她是达日卡藏寨的学生，当时也就十四五岁，汉话讲得不太好，健康红的方脸庞，有着端正的五官。她平时语言很少，见人面露羞涩。她的饮食多是酥油糌粑，用餐时一手托碗，一指搅拌，操作的熟练利落。她喜欢安静和干净，排练时极为认真，一招一式都要习练到位。有一天宣传队安排到达日卡藏寨演出，几辆牦牛车拉着宣传队的道具和演员们的行李，三十多人随车行走，淡黄色的尘土在身后扬起，又很快就落定了，很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我见小美朵一路上会情不自禁地蹦跳几步，难掩的兴奋和自豪。到了后晌，眼前一排排挂满蚕豆杆的木架杆，晒场中堆放着待碾的青稞，牛羊在缓坡上吃草，达日卡村到了。那个年代，藏寨里遇见类似的演出非常罕见，所以我们还在化妆的时候，藏族牧民早已占据了观看演出的最佳席位。舞台是一块不足百平米的高地，灯光是悬挂在架杆上的一盏汽灯，一人高的帘布背后是演员的更衣处。节目主要是歌舞、曲艺、乐器独奏，舞蹈集中表现藏区挤牛奶、打酥油、河边浣纱、快马扬鞭，丰收喜庆等场面的内容，把藏民观众看的眉开眼笑，直至演出落幕散场，老少村民还流连忘返，不想回家。
我被安排在小美朵的家里居住，这是一处年久的老式藏宅。小美朵一改往日的话少，一边阻拦咆哮的藏獒，一边拽着我衣袖为我壮胆，领我走过偌大的庭院。屋内空间很大，油灯光线的黯淡让我没能看到屋内的尽头。上炕后一位藏族奶奶盘腿端坐，望着我笑，我按照汉人的礼仪，恭敬地问一声：“奶奶好！”她似乎听不懂汉语，但总是笑眯眯的表情。她的头上没有饰物，白多黑少并且稀疏的头发梳成多条小辫，已经蓬蓬松松。她的面颊扁进去了，尖尖的下巴，小美朵在她面前耍娇般说了几句藏语，她咯咯咯地笑出声音，口中没有一颗牙齿。小美朵便忙碌着端茶送水，一会功夫，羊肉、酥油、炒面、油饼摆了一炕桌，奶奶又让拿出一罐白糖……望着奶奶慈爱善良的神情，我感觉她像活菩萨。
文革期间大学生的生源来自工农兵。有一年，县里给我们公社拨了选送大学生的指标。王干事回村把消息告诉我，让我和他去公社见见招生老师。我们翻过羊坝山，一路上他给我许多鼓励。招生老师的个头很高，衣装朴素，神态儒雅，和蔼亲切。简单问了情况后，老师给我几页数理化题卷子让我做，测试后感觉我基础还行，就同意公社报县上审批，那天我特别高兴。后来的政审中，县革委会成员从档案中看到我父亲是右派的记载，审查没有通过。
寺布车到卓尼县城有80里路，挡不到车的时候就要步行。有一次我从县城独自回村，走了不到20里，肚子就饿得发慌，满眼都是金星，脑子里想着必须找户人家讨口饭吃了。这时看见一个小伙急匆匆向我走来，一看装扮就知道是知青，于是拦下来问，果然是不远处纽子村的知青，他要赶去县里办事，我拉住他说：“你们点上有人吗？我实在饿得招架不住，要吃点饭。”他说：“点上的人都回兰州了，大门也锁着呢。”接着他又说：“不过厨房里的面柜里有白面，你翻墙进去，柴火都有，自己做点吃上吧！”我说了声“好”，便急忙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迎面一位30多岁的藏族女性，弓腰背着木桶往洮河边走，她看我站下来了，便仰头望着我，我问道：“知青点的房子在哪？”她说：“知青们今天都走过了，现在家里人的没有。”说完准备要走。我又说：“我知道点上没人，刚刚路上遇见了一个去县城的知青，他让我翻墙进去，说面柜里有白面，伙房里有柴，让我自己做点饭吃，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把你麻烦一下，引上我去行吗？”她听到我说遇见并认识点上的知青，就把背上的水桶放到路边，转身引领我往知青点走，女藏民高挑身段的背后，黑黑的两根大辫子长的出奇，为了防止拖到地上，她把辨稍用红头绳绑结在一起，下部形成一个半圆型的环，走路时随身摆动。我们来到知青点的院墙下，她抱来一根10多公分粗的圆木梯子，扶住了让我翻墙进去，她随后爬上墙头注视着我。我进厨房一看，水缸里没有一滴水，央求她给我拿些水来，她答应了。
等待的功夫，我看见院子角落处有个猪圈，一头黑猪伸展了躺在泥土地上晒太阳。我看见猪木槽里还有残剩的蚕豆，就赶紧用双手挑捡着捧出来，放在干燥的土地上，又在蚕豆上架几枝干柴，把墙根处干草拔来引火，蹲着用棍子把蚕豆拨来拨去的翻烧。等豆皮哧哧冒气，就拿到手里抛来抛去，嘴上吹几下黑灰，便急不可耐地吃掉了，一把豆子落肚，身体似乎有了力气。猛然抬头，发现女藏民站在墙头，手里拎着一大壶水，她看见我站起身来，连连摇晃着头说：“看把个娃饿着，实在是孽障滴很那，唉---”我接过水壶，进伙房揉了多半脸盆面团，点燃炉火在铁锅旁烙起大饼。面香一阵阵扑鼻，我等不到饼熟，边烙边扣着吃，翻个面就扣下一层，饼越烙越小，等把饼全部烙熟，也就基本上快吃完了。肚子有底以后，我把剩余的面全部烙成饼装入书包里，又从院里熄灭的火堆中，拨出黑乎乎的蚕豆，吹打吹打，全都装入衣袋……出了纽子村，我就跑到不远的洮河边，捧着清澈的洮河水，香甜地喝了一气，精神一下子爽快多了，就一口气向60里外的寺布车走去……
莽撞寺布车的后山就是茂密的森林，越往深处走，原始性越好，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很多。有一天，队里一位基干民兵独自扛着半自动步枪进入沟里，恰巧与一头黑熊狭路相逢，双方相距十多米，黑熊没有退意，民兵也不敢回撤，双方对视僵持。
稍瞬，黑熊直立起来，民兵迅速举枪射击，一梭子子弹打光，头也不回地撒腿往村里跑。进村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杨康柱九，队里就喊上七八个年轻人前往查看，发现黑熊趴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家谁都不敢贸然前行，于是，大声喊叫的，抛石头木棍的，乱哄哄地闹腾一阵，还不见黑熊有动静。胆大者走到跟前，发现黑熊已中弹身亡。那次，村里给知青还分了一桶熊肉，不过没人去吃，放在桶里臭了之后才去倒掉！藏民普沙代是我们村的能人，套个麝香，掏个鹞子，倒腾个买卖，都十分在行。那时许多藏民的家里，木板墙上除了挂着叉子枪外，还一排排挂着三五个鸡蛋大小的麝香，每个能卖二十元钱。冬季的雪天里，我会去村外的灌木林里寻着野鸡的脚印下套子，每天黄昏后检查一下，总能捡回三两只。有时候偷个懒到隔一天去，会看到雪地上飘落的鸡毛，那是让狐狸、黄鼠狼、或者其它食肉动物吃掉了。
靠山吃山，寺布车村民做饭全部用柴，砍伐的都是松树，或者桦树，他们放倒整棵大树后，树冠也会斩断扔弃，仅把树干拉运回家，锯断、劈开后变成了柴火。所以说，我插队时的砍柴，与其说是砍柴，其实是砍树。
在我们来到队里之前，社员已为我们预备了柴板，都是上好的圆木劈出来的，整整齐齐码垛在院中的墙角，两大架子，用到不多时，就需要自己砍柴了。我自认为从小在溪口山区有砍柴经历，何况这漫山遍野的大树，砍起来更加容易，于是，自告奋勇带大家进山。杨康柱九站在村头，手指向远方的高山让我们眺望，嘴里说：“你们就到那座山里去拾柴火吧，千万不能离村庄太近，村庄周边的一草一木，都不能随意乱动，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风水……”
藏地人们砍柴不是用柴刀，而是斧头。我们就学着村里人的模样，边走着边随手从地上捡一块青色的石片，往上呸一声，吐上吐沫，然后贴紧斧刃处摩擦起来，并且咧开嘴巴，晃悠着脑袋，扯着嗓子，哼唱起民歌……
藏地的山势都很陡，大都在45度角以上。林中也很难觅见由人走出来的小路，我们基本上是延着溜木头的滑道，手脚并用往上爬。茂密的松林下面，沉积着厚厚的松毛丝以及腐枝烂叶，踩在脚下如羊毛地毯般柔软。我时常想，这要是在老家东山的茅坪里有多好，背到家就能烧火。远处和近处，被人丢弃的巨大的松树脑袋，像一顶顶降落伞，散落在密林的空隙处，有些枝干已酥软、腐烂。有些已经干透了，撅一下，嘎嘣嘎嘣脆。还有些松毛丝仍然是碧绿的，枝干的刀口处流淌的田黄般松油，凝成了一个个疙瘩，散发出的阵阵松香，让人心旷神怡，那是刚刚砍伐后丢下的。我又想，这要是在老家东山的对头山上，或者长坑山上有多好，这么多上好的硬柴，就是跑到四明山里的商量岗，也是很不容易捡到的啊。
不知不觉就爬上了山梁。我们几个人在距离溜木头的滑道旁二三十米远的地方，选中一棵两人抱松树，几个人轮换着挥舞大斧。山风吹过，帮着我们摇动树冠，当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时候，终于，大树开始嘎吱、嘎吱地晃动。大家兴奋起来，便继续轮番加油，然而，大树在倒下的过程中，又靠在另一棵大树身上，树冠与树冠死死地扭搅在一起。
我们全都傻眼了。好不容易砍倒的大树，就这么丢弃了！于心不甘！最后商定，我与另一个知青上树，砍断相互缠绕的树枝，让树落到地上。我俩爬到树顶，坐在树杈上观察了一阵，随后从最承重的树枝砍起。每砍断一根，树冠就会哗啦一声下沉。砍到最后一枝，也比碗口还粗，毕竟胜利在望，往掌心吐了口吐沫，又抡起斧子。当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砍断枝杆，斧头也随之脱手。只觉耳边呼啦啦作响，仿佛狂风吹过，山崩地裂。我贴紧树干，缩起脑袋紧闭着双眼，抱紧大树不敢放松，没有支撑的树冠从我头顶落下，就短短数秒，那么多枝叶像鞭绳一样，抽打在我的脸部，脖颈和脊背。
天空，豁然就明亮了。后续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我们把树冠与树干砍断分离，又把胳膊粗细的树枝修整成撬杠，一点一点地将木头调整为大头朝下，再一寸一寸移入滑道，然后，几个人把压在木头上的双手一齐松开，木头慢慢下滑，并越来越快，最后咚、咚、咚地弹跳着滑到山脚。
我们推着装木头的架子车走进村里，形象显得狼狈，不仅衣衫的背部，领袖有大大小小的破口，而且脸部，脖颈也划下长长短短的血道，我开始有了火辣辣的疼感。村民们听我们叙述砍柴经历，都瞪大了眼睛，有的咋起了舌头，接着七嘴八舌地劝告说：“瓜娃子唉，那么危险的活计，你们也敢干！就是放到我们身上也是不敢干啊！”还有的说：“这危险得很呐！哪根树枝要压到了你们的身上，那就没个活啊！”更多的是劝告：“以后遇见这样的事，只能放弃，万万不敢再上树啊！”我想想还真后怕。
还有一次砍柴历险。那天，我们准备去卓洛沟砍树，路过卓洛村时，发现路边堆放有不少三四十公分粗的圆木，知青们互相使了个眼色，便三下五除二抬了三根绑在车上，一路往村外跑。刚跑出三五十米，就听见背后有人追喊着：“放下！放下！这是我们家的木头。”我们并不理会，反而加快了脚步。“你看看！你看看！这帮杂疙瘩青年们，把我家的木头拉上就跑。”村民停在原地，连声喊叫。走出一两百米了，还隐约听见：“唉——坏得很啊，这帮杂疙瘩人们！”
从卓洛村到运送木材的汽车公路，约有三、四华里远。不过路很不好走，都是曲折连绵的大下坡，路的一边紧靠山崖，另一边是十多米深的沟涧，沟底哗哗流水。正常情况下，下坡路上运木头，重量一定要偏向车轮的前端，行走时让木头始终与地面摩擦，减缓行进的速度。我们没有经验，基本平衡地把木头捆绑好，圆木在车上像是跷跷板，下坡时根本没法刹车。这时，有两名知青跑去骑在木头的前端加大重量，靠人体压着木头摩擦地面。另外三四个知青在后面把舵的把舵，拖拽的拖拽，只因山路太陡，弯道又多，地面坑洼不平，车子蹦蹦跳跳，越跑越快，大家很快就驾驭不了了。于是喊压车的知青：“赶快跳车，我们把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车轮压在一块大石头上，猛地弹跳了一下，压车的知青瞬间弹落地面，车子像脱缰的野马，愈加快速向前狂奔，在跳跃中撞了一下土崖，掉转方向直冲深沟，大家的心一下子都紧张起来。与三根圆木捆绑在一起的架子车，在翻滚中压断了生长在沟崖边茂密粗壮的灌木，噼里啪啦，动静之大，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们都赶紧跑过去扶跌落车下的知青，但他俩一跃而起，不幸中的万幸，竟然都毫发无损。
我们从短暂的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周围已经无比的寂静，风和日丽的天气并没有让我们快乐。大家站在沟边谈论，这木头咱可以不要了，可架子车是从藏民丁丁家借来的，价值好三四十元，可不能不还给人家。
于是，我们分别拽扯着杂草，树枝、藤蔓，小心翼翼的攀岩附壁，一点点探索着下到沟底。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算找见了轮胎朝天的架子车，它和三根圆木依然捆绑在一起。我们费足了气力把车子和三根圆木沿着沟底，磕磕绊绊，连抬带推地走上公路时，天已很晚，耳边洮河水声哗啦哗啦的。那是一个月圆之夜，天空没有乌云，山峦在月光下看不出层次，大地灰白一片，像罩上了一层霜。远处星星点点灯泡一样的东西，来来回回不停地移动，时而靠近我们，时而又离我们远去，行动的速度很快，多数是狐狸在觅食。
稍稍喘了几口气，每个人都有了极为饥饿的感觉，这时才想到，我们从早到晚，已经一天滴水未进了！前方不远处是卓洛生产队的田地，种的都是蚕豆，豆荚还嫩的没有成熟，我们钻进地里，一屁股坐下，摘下后剥开外皮就吃起来，豆子的浆液很多，还有丝丝甜味，狼吞虎咽的饱餐一顿后才起身返回，到了村里已是深更半夜。在煤油灯下，彼此发现每人的脸上，脖子都多多少少留下了血痕。大家来不及洗漱，倒头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丁丁来知青点取车，我们睡眼惺忪地与他交接，这才发现车圈变性失态，扭曲的像麻花一样，几根车条也与车圈脱离，一根根像是射在靶上的箭一样，插在车子轮毂上微微的颤抖。天哪！这样的车子我们都不知道咋给推回来啦！丁丁面有愠色，但并没有把火发出来，只是不高兴地扛着车轮走了……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两次砍柴的莽撞，都心有余悸。岁月如梭，往事烟云，知青的过往，恍若隔世，现在想来，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很难得，也算是财富吧。
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