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手纸引起的"案件" 上海知青罗留宛案件记实
一张手纸引起的"案件"
上海知青罗留宛案件记实
一分场十三队的厕所建在山凹凹里一棵粗大的芒果树旁，茅屋顶竹排墙，地上挖个长方形的坑，坑上搁着一根根木板条或是稍作砍削的树干。人蹲在上面，上下左右一览无余。
1971年5月22号，某知青在方便时无意往下一瞄：咦，不对，这不是毛主席吗？粪堆里那张揉皱并折叠的纸上，毛主席像的一部分清楚地显露着。不好，他惊叫起来：“出事了！”慌忙拉起裤子去找领导。
指导员杨楚成是现役军人，30来岁，70年农场改为军垦后被派这里。得知此事后他一面指示将这张沾着粪便的纸恭敬地捞了出来，一面在想：可能是哪个狗日的，早上黑灯瞎火上厕所，抓起一张纸看也不看就擦屁股了。
纸很快被捞了上来，人们小心地展开一看：这是一张1970年第11期《红旗》杂志封面，封面上毛主席和林彪依旧在微笑着招手。
看着这张带着臭味的纸，指导员不敢马虎。历经这多年的政治运动，怎么着也是见多识广了。他知道，这种事没人说一点事都没有。有人一咋呼，事就大了，弄不好还搞出个什么大案子来。农场里的事讲不清楚，可不能让别人说什么。想到这里，他抓起电话摇柄一阵“咯咯咯咯”摇动后就把事情报了上去。
场部保卫干事陈仲贤是67届上海知青，偏瘦、精干。外号“搓板”。得知此事后既匆匆地往十三队赶去。
指导员一人住一间屋，除了床和桌子，也没其它什么家具。房间里空出的后半部分自然成了个小会议室。指导员坐在凳子上，悠悠地抽着烟，放松的肌肉有种酸酸的感觉，他想：今天不用上山了，这活也真他妈的累。出点事也好，该抓一抓了。这些知青，总要闹出点什么来，抓抓就会变得老实一些。保卫干事陈仲贤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有着一种超出年龄的老成。他的神情是严肃的，他知道，今天这事不一般。《公安六条》第二条说的很明确：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作为一名新提拔的知青干部，他明显感受到肩负的责任。这是自己份内的事，又受上级委派，他有着一种使命感，同时，也想用努力地工作来证实自己。
事情明摆着，首次会议形成统一看法：“查！队里就那么些人，男厕所发现的就在男的里面查。”
连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队领导当仁不让的都是专案组的成员，另外又吸收了几名表现积极要求上进的知青组成。
当晚，晒场上马灯散发着微弱的光，好在月光不错。指导员一身军装神气而严肃地站在前面，手里拿着那张厕所里捞起的纸向大家展示着：“看到了吧……。啊，把伟大领袖的像扔到厕所里，这是阶级斗争新的动向！如果有人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什么一定要报告上来，要检举揭发。对坏人的同情和包庇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大会的气氛有点紧张，事情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过后，队长梁桂石（湖南人）的婆娘首先举报：早上我看到罗留宛穿着个白衬衫去过厕所。
罗留宛，身高约1米73，69届上海知青，70年3月来农场。
他是那天下午上班路上才知道此事的。当时他正扛着锄头跟在队伍中间往山上爬，那天的任务是给包谷锄草。突然听到有人惊叫说出事了，他知道后心想：这算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管它的，反正跟我不搭界。
有人检举，罗留宛自然就是怀疑对象了。
同房间的上海知青Z被领导叫去谈话，据罗说Z是一个没脑子的人。他承认说早上起床钟声没响的时候看到罗去过厕所，并说在罗的桌子上看到过这本杂志。罗留宛知道后急了，心想不好，怎么这事扯到我的头上了？问Z：“你怎么能这样瞎讲呢？”Z哭丧着脸说：“大翻领（罗的绰号），我对你又没什么？我有什么办法，是领导叫我这样说的。”罗留宛马上去找指导员杨楚成解释，指导员应付了他一下，随后把Z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通，并为他打气：“你不要怕，有党为你撑腰！”
上海知青C同罗留宛是一个中学同一批来农场的，平时关系还不错。在领导找他谈话后，也承认说在罗留宛这里看到这本杂志，杂志的封面有随手写过的字：XX，经核对同厕所里那张纸上留有的字相符。
同时，专案组还在那张捞起的封面上发现有一圈褐色的印迹。经与罗留宛那不锈钢茶杯比对，刚好一样大小。那么褐色的印迹是什么留下的呢？有知青证明罗用这个杯子装过酱油，印迹是杂志被当作盖子盖在杯子上留下的。
案件的调查异乎寻常地顺利，疑点一下子都集中到了罗的身上，罗留宛成了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怀疑对象。
罗留宛隐隐感到事情有点不妙，领导们不是悄悄地开会，就是忙着找人谈话。场部保卫干事陈仲贤也天天来队里。他感受到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其自然。
领导们做事还是认真的，除了这些证据外，他们还对罗留宛来农场的一贯表现进行了摸底分析，结果认定罗干这事是可能的，或者说罗留宛具备了作案的思想基础。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罗留宛告诉我：
他家住在上海普陀区光新路平民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确实都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文化革命发生时他还小，69届那一批既不参加“革命”，学校也不好好教书，许多时间就这么晃荡在社会上。平时他喜欢和一些人举举杠铃，练练摔跤。人家玩石锁，他玩铁锁。练得身上的肌肉一坨一坨的。同时也养成了他那种无拘无束、想说就说的性格。
当上山下乡大潮把他裹挟到农场后，他只是顺其自然的生活着。仗着自己身强体壮，根正苗红，脾性依旧不改。
一次下班回来后队长梁桂石叫大家加班挖菜地。他在晒场上叫了好一会儿竟没几个人到。那些十七、八岁的知青一天活干下来个个都累的不行，磨磨蹭蹭的不想出来。队长不满还在扯着嗓子大叫。罗留宛撑着锄头站在边上有点看不惯了：
“不要叫了，人家吃力了，好休息休息吧。加班这事不能强迫，这本来就是义务的，又没有报酬。人家愿来就来。”
“只有病死的，没有累死的。”队长冲着罗不满地反驳。
“哎，你这话就不对了，人的身体是由肉体和血液支撑的，又不是机器。毛病一是生出来的，二是累出来的。照你这么说，有一句话叫“累死累活”。怎么解释？”罗留宛没把领导的权威放眼里。
队长没多少文化，被他这么一说倒噎住了，随后气愤地呵斥到：“你想干什么？你。你要和领导唱对台戏呀？”。
又一次连队为教育大家，开忆苦思甜大会并吃了“忆苦饭”。没过几天全队去帮助一队突击干活，中午恰逢该队也吃“忆苦饭”。四川支边青年张东林原是由一队调来。他就叫了一帮人说也要去吃忆苦饭受受教育。问罗留宛去不去。罗一口回绝：“我不去，忆苦饭吃过一次就可以了，主要是体会一下旧社会的苦。天天吃忆苦饭不是回到旧社会去了。还体现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事后也算是一条罪状：反对吃忆苦饭。
还有一次全队在草排房里开会学习，北京知青周正平（排长）在前面读一篇批判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文章。罗留宛坐在后边的位子上听着听着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就大声大气地同北京知青张XX说：“什么叫剥削？谁剥削谁呵？没有人组织、哪来的工作？”他就喜欢标新立异。
“你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要为他说话”。事后领导知道了找他。
“我是老百姓，我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你想为刘少奇翻案？”
“翻什么案？我得到什么好处了要为他翻案？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就这样爱和领导拧着。
就这样，一个总和领导唱对台戏，反对加班和吃忆苦饭并且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的人，被定为首要嫌疑犯又有什么奇怪呢？照后来专案组的说法：“罗留宛散布反动言论，必然地导致了他制造了这起案件。”
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因素呢？
在采访中，有知青分析：“罗留宛身强体壮，嘴巴也能说，人样子在队里男知青里也是好算算的。但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缺少心计，随心所欲，有点“冲”。这在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领导拿他开刀，这大概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有知青分析：上海知青罗留宛比较出头，搞他一下，把他整老实了，看谁还敢和领导顶撞，这叫整人树威，有利于对知青的管理。
还有一种分析是：当时队里有少量的老四川支边青年和北京知青，当大批年纪相对小的上海知青来到时，把无畏无惧的罗留宛搞掉，对保持他们在连队的优势地位是有利的。
一个星期后，专案组自觉掌握了材料和证据，开始找罗留宛谈话了。罗留宛想这不是我干的，因此拒不承认。
“我从不关心政治，不看什么《红旗》杂志，更不会去买什么《红旗》杂志。”
“和我杯子一样大小圆的东西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圆的规格，我就承认。”
“你把那张纸公开多次展示，上面留下的字大家都看到了，这算什么证据？再说那些字又不是我的笔迹。”
领导们想：这家伙，人证物证都有了竟还想狡辩，想滑过去？不可能！看来不整他一下他是不会老实的。
怎么办？开批斗会。这是一种承认或不承认都是你的定性方式，是精神加体力的惩罚。
白天要上山干活，不能影响生产，批斗会时间通常是放在晚饭后。为了扩大声势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阶级敌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批斗会把附近12队、14队甚至较远的1队的人都召拢来。黑压压的几百人坐满了晒场。连队的墙上贴着大标语：不打倒罗留宛决不收兵！要把罗留宛批倒批臭！罗留宛三个字被倒着写并被打上XXX。
罗留宛被人们推推搡搡地楸到台前。如果不老实，随时有人拳头伺候。只有18岁的罗留宛想想是又恨又怨，他想反抗，却又反抗不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屈辱地弯腰低头。
一般情况是场部保卫干事陈仲贤先上来把情况说一下，接下来是准备好的各队代表、党员、团员啦等各路人马有组织地批判发言。据罗留宛本人叙说和其他知青的回忆：一般人的发言往往是顺着形势说一通，有点虚张声势或者是应付场面。但有二个人表现相对要突出一点。
一个是北京知青张XX，身高1米80，瘦瘦的，走起路来手一甩一甩。按罗留宛的形容：这个张呆子，抽烟的样子象鲁迅。他平时话不多，喜欢写写弄弄。上山干活确实也难为他了，而写写什么东西是他的强项。对于经过文革的老高中生来说，写个批判稿什么的可说是小菜一碟。有知青回忆说：他晚上写，白天就不用上山干活。这对他来说倒是个合算的买卖。领导发挥他的特长，他也乐得去干这事。在整个过程中他似乎成了专案组的笔杆子。通过对罗留宛的批判既可以躲避上山劳动，也显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也算是一种生存方式。
第二个是四川支边青年张东林。（64年来农场，被称之谓老四川）此人中等身材，身体壮实。66年农场搞文化革命，张东林同大家一样起来造反，由于嘴巴能说，理论水平胜人一筹，当最早一批来农场的转业军人干部被赶下台后，他一度当过“革委会”主任。后来另一派全面掌权。张东林被赶下台，被弄到新建的十三队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农工。
据知青D回忆：张东林是有水平的。相对知青来说年龄也大一点，有过斗人和被人斗的经验，再加上经过文革的锻练，发言就是不一样。在批判会上，他能深入浅出，逐步分析，慢慢地上纲上线。加上福尔摩斯式的推断，哎，罗留宛自然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十足的坏家伙。张东林的发言往往能起到煽情的效果，把大家义愤的情绪恰如其分的调动起来。
在对罗留宛的批判中，张东林充分展现了个人的才能。他的批判是那么的自信而有力。他带头高呼口号：
“不打倒罗留宛决不罢休！”
“罗留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照罗留宛的分析：他由于站“错”队，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但依旧属于有“尾巴”的人，他想在批判罗留宛的事情上好好表现一下，以此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
罗留宛被彻底孤立了，所有人都像远离病毒一样躲开他。专案组说了：“谁同情他就是对革命的犯罪。”这些远离父母仅十七、八岁的上海知青，谁也不敢靠近他，没人同他说话。可以说他们被这个阵势镇住了，本来自己都顾不过来，谁还管他。不仅如此，更令他伤心的是，同来的知青中有人在批斗中对他推推搡搡，有人站起来对他进行义正严词的批判。
他不承认，他觉得自己是冤枉的。也知道承认的结果：是一顶永远压在头上翻不了身的反革命帽子。
不承认就是不老实。批斗会上，那些急于要表现自己的兵团战士们中的一部分人会一涌而上拳脚相加地教训他。
没有地方可以申述。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强大的组织机器；面对一个对立的群体，他逃不掉，也躲不开。怨啊！没有人来安慰他，没有人来劝导他，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用手抚摩着被打肿的眼角和嘴唇，常常会忍不住地嚎啕大哭，他才18岁呀！18岁，这有限的阅历；有限的知识；有限的体力却要承受一次次的批斗，忍受一次次打在脸上身上的拳头。他实在受不了来自这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被迫承认。
过后一想，不行，不能承认，承认了这辈子就完了。于是就翻供。翻供等于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接着斗。
他想到了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回上海？逃到父母兄弟的身边？他也不想连累家里人。再说澜沧江大桥有守卫的军人，过不去。就算逃过去了，上海也会把他押回来的。他想逃到缅甸去，农场离边界也近。他同一个傣族人讲好了，那人答应带他过去。在逃过去之前他想搞一把枪，他恨呵！他想有了枪就把张东林、杨楚成干掉，然后出去。可哪里有枪呢？他知道指导员杨楚成有一把手枪，他老婆在场部卫生所工作，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到场部去。于是在一个星期六漆黑的夜晚，他潜进了指导员的房间，但只找到一小把子弹，没有枪。枪被指导员随身带走了。
这次近似疯狂而胆大的行动悄然失败。
他的父母兄弟远在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同来的知青中没人商量。他的哥哥在上海厂里工作。得知弟弟的处境后，非常焦急。冲动之下决定要放弃上海的工作来农场。那年头上海户口是什么代价？迁出容易迁进难啊。厂领导毕竟要冷静点，没有批准年轻人一时冲动的要求。
过后，他哥哥担心自己兄弟一时受不了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于是就写信给他。劝他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领导不会冤枉好人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并举出社会上、历史上的各种例子来劝他。哥哥的做法是聪明的，每次的来信都是先到专案组手上。领导看完后觉得没什么问题才给他。信写的是那么通情达理，没有任何一点把柄可抓。连领导们也觉得罗留宛的家属是有思想觉悟的，讲道理的。正是他哥哥的劝说才使的罗留宛没有走向极端。
罗留宛几乎成了死老虎，同时也成了一个活靶子，一个道具。哪个队想到要“抓革命，促生产”开个批判会，需要弄个阶级敌人来斗一斗，罗留宛就会被押送过去。
罗留宛告诉我：一次他们去6队挖橡胶苗，6队指导员B是上海知青。得知来了个“反革命分子”，觉得是个进行革命教育的好机会。于是在得到13队队长梁桂石同意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在他们的会议室开起了批斗判会。干了半天活的罗留宛穿着斑斑汗迹沾着泥土的工作衣裤被推搡着楸到了台前，面对上百人被责令低头，弯下了劳累了半天的腰。B穿着一身军装，身材不高长的较端正，但见他上来不由分说就在罗留宛的头上敲了二下，随手又是两记大耳光，接下来指着罗留宛义正言辞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事？”
罗留宛忍住屈辱，心想，你问我，可我他妈的问谁呀？
“我对毛主席不满，我反对党中央。”罗想：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干脆往大里说。你们不就是想听这个吗？我反对党中央？我有那个能力吗？我他妈的连指导员都反对不了。
一次，他的一颗尽根牙发炎，体温升高，队里卫生员给他打针吃药也没用，他浑身无力地爬到山上，坐在那里就昏昏地想躺下。假又不能请，批斗期间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不上班人家说你装死。没力气干活人家又要找他算帐，怎么办？想想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就从身边的乱草丛里扯了一根细藤把自己左脚的小趾缚住、拉开，牙一咬一斧子下去劈掉了半个小趾。然后翘着鲜血直流的脚一拐一拐地下山。这次勇敢的自残行动只为他换来了三天的休息时间。
病稍好后，批斗又在继续。承认了再推翻，看来这家伙极不老实。
又是口号声声，三天二头的批斗，还有打在脸上身上的拳头。他感到失望，感到无助，没办法，只好又承认。
一天晚上，指导员杨楚成把他叫了出去，太阳西下，空气变的凉爽起来。他们慢慢地散步在连队旁的土路上，指导员摸出春城牌香烟破天荒地给罗留宛递了一支，罗惶恐的接了过来，二人边抽边聊。对罗的处境，指导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安抚。“春城”未烬，归入正题：你出身工人家庭，本质还是好的吗。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呢？一定是受了坏人的利用，我看是不是门三（门三是北京知青阎瑞林的绰号，阎在文革中曾简写为闫，知青将其拆开称为门三）指使你干的？这事你要主动地向组织坦白，坦白了就可以减轻你的罪状。你要配合组织，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你的事情的。
罗留宛此时已被批斗的灰头土脸，得到领导如此安抚启发后，不禁动了心弦。领导的意图如此清楚，他幼稚地想到，把事情的责任往门三头上一推。既满足了领导的要求，自己从此也可以解脱出来，他实在被斗怕了。于是按领导的意图编了一个揭发门三的材料。自信命运就此能得以改善。
照罗留宛的分析：领导这样做是因为北京知青一向比较傲气，平时也不把那些土八路领导放在眼里，所以这次想把此事引到他们身上，借此打压一下他们的傲气。
领导拿到这份检举材料后找门三谈话，谁知门三根本不理，反正一句话：“拿出证据来。”不理怎么办？批斗！连队于是又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批斗门三的高潮。门三采用的策略是：不说话，不理睬，不低头。照罗留宛的说法是：“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加上北京知青非常团结，他们的家庭背景大多又是高干，可谓“哑巴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他们权衡了一下不敢轻易动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罗留宛在领导的诱导下，为了解脱自己、迎合领导、转移矛盾，但结果专案组依旧楸住他不放。案件审查就这样承认、推翻、再承认、再推翻。反复有5、6次之多，前后拖了有三个月的时间。
领导们有点不耐烦了。队长梁桂石也表示了他的不满：一大堆人经常躲在家里开会不干活，生产任务怎么完成？罗留宛已经成了死老虎，对于死老虎多打还有什么意思呢？已经不刺激了，疲了。他们想了结了。
“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可以给你定罪。”保卫干事陈仲贤指着罗留宛说。
1971年8月15号下午1点半，对罗留宛案件审查和批斗了近三个月后，在一分场一队召开了宣判大会。罗留宛是被三队武装班的战士们带着步枪押到现场的。会场的上方拉着大幅标语，气氛是威严的。罗留宛面对几百号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接受宣判：现行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管制劳动二年，管制期间每月发生活费15元。
同时宣判还有一队的一个放牛的，30多岁，云南景谷人。照罗留宛说：“这人脑子有毛病。”此人大概是一个人放牛闷的无聊，或者是得到什么仙人指点，不知怎么突然悟出一个想法，见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斯大林培养了一个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毛主席培养了林彪，是不是也和斯大林培养了赫鲁晓夫一样，成了修正主义呢？”于是也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管制劳动半年。有趣的是，一个月后，林彪真的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保卫干事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罗也有了一个伴。
大批斗过去了，生活倒也平静下来。一个人住，没人和他作伴。队里安排他专责砍柴。负责伙房烧饭，烧开水和晚上洗澡水的柴火。另外还要负责猪圈的烧柴。这是连队里最重的体力活。好在他身体强壮，还能应付。一米多粗的大树，他用斧头把它砍倒，一个人用锻锯断开，再用铁楔把他破成一根一根地背回来。他后来说，在农场这多年来，他砍的柴要装上千卡车。那么多的柴火都是自己一个人从大山里用肩膀哼哧哼哧的扛回来，只是到后来才有了一部牛车。
这多年来，由于天天在山上干活，野人似的钻行在大山里。他说是：走山爬山，如行平地。人们刚刚看见罗留宛在这座山上的草丛里晃动，眼睛一眨，他已经扛着斧头钻到另一座山上去了。
活虽然重，但人相对来说是自由的，只要保证供应柴火，一般也不来管他。
但遇上队里知青病假多了，生产任务上不去了，队长梁桂石就把罗留宛楸出来斗一斗。会上，队长用湖南话大叫：
“哪里生产上不去，哪里就有阶级敌人破坏！破坏！”
罗留宛心想：我成了什么人了，我天天在山上干活，生产上不去也怪我，我挑动谁了？我挑的动吗？
但他只能接受批斗，和谁说理去呀！
以后队里无论有什么事情或少了什么东西就拿他开刀，他几乎成了队里的出气筒，“垃圾”桶。
在人们眼里，罗留宛总是穿着屁股后面补着二个大补丁的裤子，光着古铜色的上身，肩上垫一块旧衣服，扛着一根柴火在山路上走。有人曾听到他一边背柴，一边唱着京戏《红灯记》选段：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
一次，连队所处的山沟沟里上午还是好好的天气，下午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暴雨夹着冰暴倾泻而下。罗留宛一个人住的那间破旧的茅屋顶一下被风吹跑，竹排墙也随之倒下，罗留宛心急慌忙地抱起自己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跑了出来，人家的房子质量相对要好没有问题，他就这样蜷缩在别人的廊檐下。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雨水从他头发上流下顺着他的脸上往下淌。期间，全队上百人，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职工或者知青出面把他让进屋里，或者说一句同情的话，有人只是远远的冷冷的看着他，看着他就这样蜷缩在廊檐下的一角。
他才19岁呵，还只是一个远离父母的孩子。看着面前哗哗落下的雨水，看着远处冷漠的人们。他抱住已被打湿的被子忍不住的哭了，热泪和着雨水，从他的脸上滴落到被子上。他伤透了心，他的心在痛苦地流血。
平时，队里的学习是不让他参加的，他是坏人，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人家坐在晒场上学习什么，或者听什么报告，传达什么文件，他就被赶到外面，有时还派人暗暗地监视他。他没什么地方可去，一个人默默地在漆黑的山路上走着，或者拿起自己上海带来的二胡，搬个小凳子到对面的山上，一个人就这么拉着。他拉“二泉映月”、拉“病中呤”。那悠悠而低缓的琴声在茫茫的夜空里飘荡，在述说着他的悲哀。正是这把二胡，伴他度过无数寂寞的夜晚，度过了那漫长而苦难的岁月。
罗留宛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消耗当然比别人多。除了食堂里的最简单的饭菜之外就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可吃了。管制期间工资只有15元，大约是别人的一半。好在计划口粮没扣，领导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饭让他吃饱。由于活重，他每个月要吃60斤到80斤口粮，这就花去工资的2/3多，剩下还要买牙刷牙膏，还要抽烟，哪还有钱去补充什么营养？别人到二年可以探亲回家，多少可以把身体疗养一下，回来还可以带点吃的用的。他被管制，没有探亲假。饭虽可以吃饱但菜太差太单调，少荤缺油营养明显不足。罗留宛渐渐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身体也感到有点虚脱了。他想：不行，这样下去我的身体会垮掉的。现在柴火供应的上你们不来管我，哪天我身体垮了干不动了，你们谁来管我？不但不管肯定还要来批斗我。有谁会关心我？又有谁会同情一个反革命分子？怎么办？想想自己生米已煮成熟饭，反正也就这样了，管他妈的，看来只有自已救自己了。你们批我、斗我扣我工资，我他妈的也不管了。于是他想到了偷，偷什么呢？偷他最想吃的东西，他看中了队里猪圈里的猪。
这一头大活猪怎么个弄法？真是劳动锻炼人的智慧。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作了周密的安排：先利用砍柴的有利条件自己做了一个木盆。然后在自己的床底下挖了一个大坑，将木盆放下去。再到街上买了二瓶劣质白酒，三五斤盐。当晚打了一盆饭。在风高夜黑午夜一点左右，他悄悄地起身，带上一把刀以及事先准备好的东西来到猪圈。他将白酒打开拌在饭里倒给猪吃，这猪什么时候吃过有酒香味的白米饭，“吧嗒吧嗒”一回儿就吃光了。不久就醉到在一边。此时罗留宛也不知那来的力气，一百多斤的猪扛起后跌跌撞撞直往后面一座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奔去。他在一条沟边把猪放下，摸出刀就把猪给宰了，把头、脚、内脏挖一个坑埋了。把肉割成大块大块的用盐搽一下。猪毛也没办法，将就不管了。把猪肉扎一下就扛了回来。放到床下的木盆里，用木板盖上。
被打入另册的好处就是没有人与你同伍，一切都在悄然而有条不紊地进行。
以后每天上班时他就割一块，食堂里称点米。到了山上后差不多时间他就砍一节竹子，（簿皮的香竹）把肉斩成小块小块的和米拌在一起，放点水，把它放在火堆里烧。自己在附近干活。吃饭的时候把它剖开就可以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竹筒饭。罗留宛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傣族先辈们的生存方式。
时间长他怕肉坏了，就经常在里面加点盐。那时的他特能吃，二三个月里竟把一头猪给解决掉了。
再说那天队里发觉少了一头猪后，所有负责保卫的干部们根本就没当它是一回事，当然也就谈不上去破什么案？！
过了一年，大约1972年7月，农场党委对罗留宛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复查结果是：维持原判决，恢复了他的工资。
到了1973年10月，二年管制到期。罗留宛终于获得了第一次探亲假，此时，他来农场已经有三年半了。三年半呵，多少次梦回家乡，特别是看到一起来的上海知青回去的回去，回来的回来，其思家的心情可想而知。现在，他终于也可以回家探亲了，戴着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带着满腹的怨恨和心灵的创伤，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上海，家里人告诉他，前段时间与隔壁邻居为琐事发生矛盾，妹妹与他们吵架，谁知他们竟对他妹妹大叫：“你阿哥是反革命！”罗留宛听后，一股苦涩的滋味涌上心来：这消息也真他妈的传的快。
自从管制劳动结束后，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即不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说你已经是好人了。那年头，别说你没脱帽，就是脱帽了还不照样是一个坏分子。因此，他实际上依旧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几年后的一天，队里女厕所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不过不是杂志，是一张撕开的报纸。场部保卫干事陈仲贤依旧是匆匆赶到。他拿着这张有着领袖像被女人檫过屁股的报纸，不声不响在女寝室挨个的查看。几年来的保卫工作确实培养锻炼了他，很快他就在上海知青刘XX（女）的房间里发现了剩余的报纸，两下一对，哎，对上了。
下班后刘XX知道此事吓得直哭，罗的处理她是记忆犹新的。好在她平时表现尚好，我们的领导还是掌握原则的吗。分析下来觉得刘是无意的，属好人犯错误，于是令其在大会上作深刻的检查后算了。
领导对此事的处理还算明智，或许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无聊，不想折腾了。或许是看到知青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去。
大约到76年，罗留宛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屈永芬悄悄好上了。事情很快传开，上海知青沈XX（女，副指导员）多次找屈永芬谈话，叫他不要谈：你跟着一个反革命分子，以后就永远也抬不起头了，有了小孩也是一个小反革命。领导也多次对她施加压力。罗想：我也二十四五岁了，我也是一个男人，我为什么就不能谈呢？你们干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屈永芬也承受了来之家庭和亲戚的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甚至要以断绝关系相想威胁。这一切的一切都给罗留宛带来深深的屈辱和压力，
1978年开始，云南知青等不及了，那种无望而困苦的日子他们再也不愿过下去了，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自身的命运并开始闹事。到年底，事情越闹越大：卧轨、请愿。一部分人在发泄积压在心中的不满，农场领导似乎成了惊弓之鸟，对此避之不及。中央调查团也随之来到农场调查。迫于各方压力，农场领导对知青的种种“案件”进行了象征性的“复查”并纠正了错误，责任自然是推给了二年前随四人帮一起倒台的“李秀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在冷清清的一分场场部，为应付局面而留守的副场长找同罗留宛谈话：
“你看这事咋办？”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副场长面无表情地问。
“把所有关于我的不实之词的材料统统销毁。”罗留宛苦苦盼望着的就是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既恨又高兴。
副场长当着他的面将他的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别人的档案材料只有几张纸，他的材料抽出来足有4、5公分厚。
“你看着办吧”。分场领导冷冷地说。
罗看到这些材料，一股愤恨之情直往上涌，他用因激动而有点颤抖的手接过这些材料，只是粗粗地一翻，留下了学校里的几张纸，其它所有在农场形成的材料：别人检举的、自己写的、还有那些领导和专案组搞的东西等等看也不看用手狠狠地捏成一团扔在了一边，然后，他用火柴颤抖着将它们点燃。火苗在舞动，在快速地吞噬着它们，一股青烟缕缕上升。
看着这些曾经象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上近7年的材料在慢慢地化为灰烬，或许是被烟熏着了，他的眼睛流着泪，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地说：终于解放了！
坐在我对面的罗留宛从大橱的抽屉里找出了当年农场为他恢复名誉的一张发黄的纸，他用二个手指拎着这张纸抖动着对我说：
“我受的迫害重了，对我的一生造成了伤害。它毁了我的一生。”
“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恶遇的感觉，思想永远是低迷的，有一种抵触的情绪。”
“每年的5月22号这一天我都要找个地方静下来，一个人抽着烟，把那些事再想一遍。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那时的太阳、温度、气候条件，有几个人上班。这些就像发生在昨天。”
“过几年退休不干了我要去找他们讨个说法。”
沉默了一会，他又说：
“我要向门三道歉，请他原谅。我当时太幼稚了，伤害了门三，我也是被逼的呀。”
东风农场党委关于对恢复罗留宛名誉的决定及罗留宛在农场工作证
国营东风农场党委文件
党发落字（79）1号
关于对罗留宛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
罗留宛、男、汉族、现年25岁、江苏盐城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七0年三月从上海来农场，现一分场十三队工作。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一分场13队厕所发现印有毛主席画像的红旗杂志封面（七0年第11期）被污损，既怀疑罗留宛，而对其进行逼供信，同年八月十五日，二团党委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罗管制劳动二年，管制期间每月发生活费15元。一九七二年复查后，二团党委仍作出按原决定执行，恢复原工资的决论。
现再次复查：罗留宛作案，查无确实证据。原二团党委对罗留宛同志问题所作的结论，是李秀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纂党夺权而蓄意制造的错案。
根据中央（78）42号文件精神，经农场党委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一日会议研究决定：撤消原二团党委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对罗留宛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管制期间的工资应予补发。政治上恢复名誉。被迫所写的检查退还本人，组织形成的材料，统一清理后销毁。
此决定
国营东风农场党委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二日
1. 文的采访得到知青朋友徐生寅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提供线索，没有他牵线搭桥里外联络，我的采访
是无法完成的。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2. 本文的写作中得到了知青朋友肖忘的协助。谢谢！
第一次采访，2008.6.8日。地点：罗留宛家里。人员：罗留宛、徐生寅、屈永芬、木瓜。 第二次采访，2008.6.15日。地点：徐生寅家里。人员：徐生寅、丁贵英、木瓜。 第三次采访，2008.7.5日。地点：延长西路酒家。人员：徐生寅、陈家鑫、王美琴、廖锡华、肖忘、木瓜。 第四次采访，2008.7.28日。地点：罗留宛家里。人员：罗留宛、屈永芬、木瓜。 第五次采访，2008.8.7日晚。地点：罗留宛家里。人员：罗留宛、木瓜。
文章来源：华夏知青网《木瓜文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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