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胃亏肉”的日子
那年月，到兵团务农的知青和到农村插队落户务农的知青比较起来，在生活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起码兵团知青挣工资，每月都能见到现钱。就这一点，我们曾被多少人羡慕哇，记得刚去兵团时，我们知青工资一律达到25元，大概是一年以后转为32元，最后涨到36元，直到返城前没再变动。
插队的知青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挣工分，每年只有到年底才能参加分红，而且有的地方太穷，工分的分值又非常低，再加上知青们从小在城里长大，下乡时年龄又小，干起活来当然比不上当地壮劳力。于是有的知青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终一算账，不但得不到一分钱，反而还欠生产队的钱。他们挣的工分抵不上队里分给他们的口粮钱！
建设兵团知青的口粮是绝对够吃的，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不分工种、性别都是50斤。我们在知青食堂吃集体包伙，每月从工资里扣除12元伙食费，吃饭时你就可劲儿“造”，吃饱了算，没人给你限量。当然每月的粮票也不发给个人，吃多吃少也就那么回事了，只有当你获准回家探亲时，才能按每月50斤的定量标准领出全国粮票来。插队知青就不行了，每年所分的口粮多少要看当年庄稼的收成好坏来决定，收成不好的年份，还真吃不饱呢。
虽说兵团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比农村知青的好得多，至少吃饱饭不成问题，可是，食物过于单调和缺少油水，也够让人烦恼的。那时候，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正处于长身体的“馋猫”阶段，何况我们每天还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呢。而只有过年过节连里杀了猪，伙食里才能见到肉，平时，什么鸡呀、鱼呀、蛋呀，连想也不敢想。蔬菜的品种也少得可怜，主要“当家菜”就是土豆、洋白菜（卷心菜）、胡萝卜，还有豆腐（当地出产大豆，可只会做豆腐和干豆腐）。就这么几样东西往往要吃上大半年，人们个个都吃得够够儿的，想起来就倒胃口。您琢磨琢磨，什么好东西要是让您天天吃、顿顿吃，您也受不了吧？何况这几种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呢。
只有在6、7、8这3个月里，还能见到点其他品种的蔬菜。所谓其他品种无非就是西红柿、黄瓜，偶尔有点韭菜。可能是气候、品种的关系，那儿的西红柿就像鸭蛋那么大，是长圆形的，还带个尖尖，除了厚厚的皮，里面一股酸水外，根本没有又沙又甜、又肥又厚的番茄肉。这种西红柿被当地人称为“洋柿子”，与“老毛子”那边的品种类似。
多年后，我在俄罗斯见到的西红柿就是这个品种。黄瓜也是这样，不是长长的、顶花带刺的那种，而是又短又粗，难吃极了，苦的还特别多。至于豆角、茄子、菜花、大青椒等时令新鲜蔬菜，您就只能在梦中才能吃到了。
知青食堂的大师傅们也都是知青，没经过任何培训，做的菜那个难吃就别提了。尤其是每天的早饭，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是洋白菜豆腐汤！有一阵子，我一闻到洋白菜豆腐味就反胃。吃饭成了为活下去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主食也很单调，除了馒头就是馒头。有时换换样儿，也就是熬玉米渣子粥，或是捞玉米渣子饭，至于米饭、包子、饺子、花卷您就别惦记了，根本不可能。饺子只能在大年三十，由食堂把面和馅儿以宿舍为单位分给大家，自己动手包，才能吃上一顿。
基于上述原因，正处在发育期、青春期的知青兄弟姐妹们自然很“缺嘴”，大家都患了同一种病，那就是“胃亏肉”病。说白了，就是馋得不行。
实事求是地说，兵团知青的生活水平比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是有较大差距的。因为当地人家家都养鸡、鸭、鹅，起码吃个鸡蛋、鸭蛋没有问题，偶尔宰只鸡吃也不算什么。只是可怜了我们这帮远离家乡、远离亲娘的孩儿们哪！不过，当地人要吃猪肉也跟我们一样，没那么容易。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虽然允许各家养猪，但数量受到限制（多养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受到批判的）,而且养肥的猪只能卖给国家，每年定期收购，不能私自屠宰。
开始时，知青们晚上，躲在宿舍里睡不着，就来顿精神会餐，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着在家时曾经吃过的美味，害得人们一个劲儿地吞咽口水，想起来，那真是“惨不忍睹”！
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慢慢地，这种精神会餐就开始转向讨论如何解决“实质问题”。你想，那还有个好？!一帮子馋疯了的妙龄“坏小子”凑到一起，能嘀咕出啥好法子来？
于是，连家属区里丢鸡、丢鸭、丢狗的事就时有发生，还总是破不了“案”，害得丢鸡的那家女人又哭又闹，大骂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偷鸡的哥们儿一旦被抓住，再扭送到连部，那可就惨了，免不了在全连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做检查、赔钱，甚至遭批判！
干这种事是以宿舍为单位的。我那时开拖拉机，住在机务排宿舍。我们那间宿舍共住着10名知青，有北京的、天津的、哈尔滨的和上海的。说实话，本人绝对没有直接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不过帮凶嘛，倒是当过几次。也就是人家把“东西”偷回来，我帮着收拾干净、做熟了，跟大家一起吃！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可太贪心，要是一下子就偷人家三五只鸡，非把家属区闹得“炸了窝”不可，连里肯定会下大力气破案，哪有破不了的道理？因此，为了“细水长流”，必须一次只偷一只（或鸡、或鸭、或鹅）,且间隔时间要长。
鹅的个头大，顶得上好几只鸡，弄一只就够我们宿舍每个人都吃个肚歪。
可惜鹅的数量不多，而且个头太大，不好下手，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弄鹅，还是以鸡、鸭为主。我记得只吃过一次鹅。可是一只鸡也好、一只鸭也好，对于10个肚里缺油水的大小伙子来说，哪够吃呀？!不过，大家有办法，找些土豆削了皮，切成块和鸡一起炖一大洗脸盆，每人都能“造”一碗。沾了鸡肉味的土豆一样香哪！
弄土豆可比弄鸡容易多了，土豆不用偷，知青食堂后面的菜窖里有的是。菜窖不上锁，自己打个手电，顺梯子爬下去拿就是。要是想“名正言顺”的话，干脆直接跟司务长要，他会痛快同意的，没准还会亲自下菜窖为你取呢。司务长是当地的复员军人，外号叫“上士”，挺好说话的。
东北人睡火炕，每天都要用玉米秸、大豆秸或小麦秸烧炕。待明火熄灭后，如果把土豆或青玉米扔进炕洞里的灰烬里，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烤熟。所以到食堂弄土豆不会被怀疑。
干这事有一定的“风险”，宿舍里的弟兄们要求轮流“出勤”，我以自己胆小，别误了大家的“好事”为由，死活“谢绝”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大家看我的态度如此坚决，倒是没有勉强我，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们要求我发誓“绝不当叛徒”。哼！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是那号人吗？向毛主席保证，我真的没告过密。反正我也没少吃，告密对我有什么好处？
干这事还有季节性呢。在“北大荒”，取暖是用砖垒的地炉子，秋天垒上，天暖时就拆除了。因此，没有炉子的季节，就是有了鸡，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做。
提起“北大荒”的地炉子，那是堪称一绝，在房子中间的地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坑，用砖在上面垒起炉膛，上面盖一块铁制的炉盖子，用泥把四边封死。烟筒的直径有8寸的、1尺的，火烧起来特别旺。冬天时，外边的风越大，烟筒的抽劲儿越大，炉子就越好烧。有时都能把整个炉盖子和1米多高的烟筒烧红。
要炖鸡、炖肉除了要有炉子，还得有锅，可宿舍里没有锅，知青们“创造性”地想到用洗脸盆炖鸡的办法，并付诸实践。那时男孩子没那么多讲究，大多只有一个脸盆，用它又洗脸、又洗脚、又洗衣服，甚至用它洗屁股！再用它来炖鸡是不是有点恶心？不过对馋急了眼的知青们来说，管不了那么多了。
偷鸡也有讲究，弄不好那鸡一叫，不是要暴露目标了吗？而且选择时机也很重要，只能在黄昏之前。晚了不行，等人家把鸡、鸭都轰回了窝，再想动手就不容易了。
下手的时候要穿件大棉袄，眼疾手快，看准目标，瞄着周围没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抄起那鸡，尽快把鸡的脖子折着窝起来，让它叫不出声来，再把鸡夹在胳肢窝里，用棉袄的下摆遮着，然后以最快速度撤离现场。高手干起这事来可以出神入化，不留任何痕迹。不过，各位可千万别怀疑我，我真的没干过。上面这些经验是干过这事的弟兄们事后切磋技巧时被我偷听到的。不好意思啦！
家属区里丢鸡丢鸭的事多了，自然引起连里的重视，这“活儿”也就越来越难干了，知青们只好有所收敛。一年春节前，我们宿舍里的弟兄们又耐不住“寂寞”，策划了一次新行动。本连家属区的鸡不敢偷，就盯上了离连队1公里外、位于战备公路边上的道班房的鸡。道班房不属兵团系统，属公路交通部门。那儿住着两户人家，负责一段公路的维护和保养。他们的房子后面就是我连的一块庄稼地，他们养的不少鸡就散放在地里。
那次去道班房执行“任务”的两位兄弟是栽了，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正当他们每人夹着鸡要“凯旋”时，被人家发现，人家在后面追，他俩在前边慌不择路地逃。要说这两位哥们儿，真是不佩服不行，忠于职守啊！用现在的话叫敬业精神。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两个弟兄愣是舍不得把两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放弃。不知是情急之中有些慌乱呢，还是出于别的考虑，其中一位一边跑着一边硬是残忍地把一只鸡的头活生生地拧下来了！殊不知那鸡血也一滴滴洒在了路上，正好给人家当了路标。
到底是年轻，两位很快跑回宿舍，把另一只还活着的鸡也勒死，加上那只被拧断了头的鸡，统统用脸盆扣在地上。丢鸡的人顺着血迹找到我们宿舍，但并没有贸然进来，而是找来连长……后果可想而知。
那两位哥们儿都是哈尔滨知青，一位外号叫小黄皮子（东北话：黄鼠狼）,另一位叫兔子。谁能说明白，为什么偷来的鸡吃起来咋就那么香？我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尽管是用什么都在里面洗的脸盆炖熟的；尽管也没什么像样的佐料，也就是一把盐、一把干辣椒而已。现在的鸡，你怎么做也弄不出那个味来了。你说怪不怪？
作者简介：严涛，北京老知青，1967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垦绥滨农场，并成为了机械化大农场的农机学员，至1978年回城。（1978年回城时的留影）
注：本文原载广西人民出版社《无华岁月》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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