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无奈的青春
一、我被卷入了洪流
二、满怀豪情进深山
三、战天斗地南路人
四、小知青和老工人
五、令人窒息的环境
六、不应该有的邪恶
七、敢问路在何方
一、我被卷入了洪流
在我们小时候的宣传，“洪流”经常用来形容革命，滚滚洪流势不可挡。置身于洪流中的人物都是形象高大、英俊威武，充满激情。成年之后，见多了大坝缺堤、山洪爆发等灾难事故，才知道，洪流是可怕的，不幸身陷其中就是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如同那些落入洪流中的树木、房屋，在自己被毁灭的同时还身不由己地继续去撞击、去催毁其它一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一次巨大的“革命洪流”，近两千万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被卷入其中。
1968年，为执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席卷全国，并猛烈冲击着无数个家庭，家长心慌，孩子彷徨，但都只能随波而去，没得选择。
本来，我已向学校工宣队“申请”与林慧群、谢世英、方小文等比较要好的同学一齐去增城派潭公社插队落户，不料我妈妈坚决反对，她说：“你们几个人都不是好出身，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一个倒霉就全都倒霉，我的右派帽子就是这样来的。”因此，我便离开熟悉的朋友，独自去了海南。
11月8日下午，在太古仓码头，红卫轮要送走第二批赴海南的广州知青。记得那天，妈妈提着一个旧皮箱，我背着背包，拿着脸盆、水桶等，搭乘公交车去到太古仓，码头周围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大喇叭里传出的革命歌声把人的心搅得纷乱。我四处张望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忐忑内心又增添了几分发慌。
听说第一批知青出发时，因家属不肯下船而影响开航，故第二批知青的家属都不能送上船，家属们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要等知青们安顿好才放进去。在船上，我发现同去白沙牙叉农场的广雅同学还有“红灯照”这群女生，“红灯照”是学校文革中比较出名的组织，她们出身红五类，但明确反对“自来红”血统论，不象某些干部子弟那么自我膨胀。当时，黄昭同学还主动拿带来的烧肉请我吃，令我的孤独感顿时消失了一半，于是我决定和她们在一起。
铺位安顿好后，知青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准备与亲人告别，与广州告别。甲板上的人，有的兴高采烈，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强作欢颜，有的表情木纳。我虽保持笑容但是装的，在那个年代，人与动物一样，都需要保护色。
这时大门打开了，人流象洪水般湧进来，跑步声、喊叫声、哭声混成一片，家长们都在慌乱地寻找自己的孩子，生怕会错过最后的送别，那场景十足灾难大片。码头这边，一条粗大的麻绳把岸上、船上两边的亲人分割开来，头戴藤帽，手执红白水火棍的工人纠察队一脸严肃，威风凛凛地维持着秩序。我挤在船舷边，看见岸上的大人们哭得就象是生离死别，也很想哭，可周围的广雅同学都是兴高采烈的，便忍住不哭，迅速地将目光转向远处，努力掩盖住心中的凄凉。
忽听见有人喊我，是我妈，我看见妈妈了，她被挡在前排人的后面。妈妈也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大声责怪我：“你去左边度啊(粤语，去哪里啦)？我到处都揾唔到你(粤语，找不到你)……。”我是第一次看见我妈哭，眼泪便跟着湧了出来，声音哽咽，说不出话来。
妈妈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自己小心点，一到马上就写信回来……。”我边擦眼泪边点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又能说些什么呢？
那时我的心是空荡荡的，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户口已经被注销了，再不是广州人了，可我的家，我的亲人全都在这里……。
临行前，妈妈安慰我说：“以前，我们客家人很多十三、四岁就下南洋了，唔使怕旮(粤语，不用怕的)。”
是啊，祖辈人下南洋能闯出一条路，我应该也可以。
二、满怀豪情进深山
广州老知青 11月13日，接送知青的军用大卡车浩浩荡荡从海口出发，一路沿西线公路南下。汽车行走在平整的柏油路面上，公路的两边都是砖瓦房，外观还不错。可当车队经过临高县和儋县后，就向左拐入了一条黄泥公路，进入到黎母岭山区。进入山区，路就越来越难走，路边有警示牌写着，“司机同志请注意，前方十有八九出事故。”看了令人倒抽凉气，喧闹的卡车顿时变得安静，没人喧哗。又经过几个农场，送走一些知青，我们走到最后，牙叉农场场部在县城旁边。当时的白沙县城只有相互交叉的两条路，还有不少茅草房。相比之下，牙叉农场的场部还象样些。
在场部我们受到了干部、职工的围观和热情接待，之后就陆续被分配下连队。由于“红灯照”们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跟随她们，于是便一起去了南路。
南路是个新连队，山高坡陡，公路还没通，所以我们要从松涛水库坐船进山。松涛水库是海南岛最大的人工水库，宽阔的水平面在群山之下蜿蜒伸展到很远的地方，随着突、突的马达声，船很快就进入到群山环抱的水域。周围连绵的大山全都被厚厚的植物包裹着，轻雾从水面升腾，飘飘渺渺，近物、远景皆处于朦胧之中，山高不见顶，水深不见鱼，极象电影里神仙住的地方。
密林深处，偶尔还传出“哈...哈...哈”的野兽叫声。
“这山里面的树大吗？为什么看不到大树？”有人发问。
“很大，进到山里就看见了，因为树上有藤，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接我们的人回答。
“野兽多吗？”
“很多。猴子、山猪、黄猄、穿山甲、蛇……，什么都有。”
“黄猄是什么？狐狸吗？”
“不是狐狸，黄猄又叫山羊，黄色的，跑得很快，肉特别好吃。”话音刚落就引得满船“食肉兽”一阵骚动。
我趁乱悄悄问：“有飞蚂蟥吗？”
“有，那些蚂蟥是不会飞的，只是吊在树上，有人走过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掉到人的身上吸血。”
“我们住的地方有吗？”
“没有，只是草木深的地方才会有。”听罢，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忽然，远处有人发出“呜_呜_……”的几声怪音，象是信号，接着，树丛后面就划出来一只黑色的独木舟，独木舟上有个黎族男子，只顾划桨并没理我们。“刚才不是他跟我们打招呼吗？为什么又不理人？”接我们的人解释说：“这是一种习惯，这里的人只要听到有动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对方听到后也会回应。因为山高林密，老百姓都有打猎的习惯，没有信号就有可能会被当作山猪打。”大家又兴奋了一阵。
船继续向前走，在新奇感消减后，心里不禁又泛起隐隐的不安，南路到底还有多远呢？我随手拿身边的月琴胡乱地弹着，既不是抒情也不是浪漫，只是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
这时，又是几声“呜_呜_”的长音，“南路到了”接我们的人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远远的灌木丛中有个缺口处，露出了半截被水淹剩的公路，路面上停着一辆牛车，有两个人领着一头又黑又壮的大水牛在水边上等我们。上岸后，牛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在后面慢慢走，我们轻松地边走边说笑，都想快点看看南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南路的地形很不错，三面是山，另一面是相对平坦的坡地。坡地已经开发了，用作苗圃和菜地，也种了一些橡胶。周围的山全是原始森林，山的下面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河里有很多小鱼，听说偶尔也能看见大的。这条小河是我在南路时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叫它“南路河”，每天都在那里洗澡、洗衣服，嘻戏说笑。因为我们广雅的女生比较剽悍，抢先占据了河的上游，男生们就被迫屈居下游，有人出面劝说“这样不好”，但我们坚决不让步，气得男生们直呼“没有天理”。
广州广雅中学的同学在南路队，左一为作者吴非比
连队生活区有两栋瓦房，除了老工人和家属居住外，连部仓库，和卫生室都在那里。知青宿舍建在瓦房下方稍低一点的平地上，三排茅草房呈“门”字型排开，中间一排住女生，两边住的是男生。我们到达时茅草刚建好，泥巴糊的墙还很湿，手指一戳就一个洞。茅草房被分隔成几个房间，房间内有几张固定的床，所谓的床只不过是在泥地上埋四根树桩，在两根树桩上架一条树枝，然后把新锯出来的木棉树板放在上面。面对如此简陋的一切，大家似乎都无所谓，感觉就像是去农忙，既然来接受再教育，生活苦一点也是必须的。
已有消息说，中央决定将海南、湛江两地的国营农场统一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纳入部队管理，兵团战士承担屯、垦、戍、边任务。国家要大力发展橡胶事业，让海南岛十年超过台湾岛。能赶上如此宏伟的事业，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特别把小说《勇敢》也带过来，小说讲的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建设共青城的故事，相信我们也会和共青城的建设者们一样被载入史册。
三、战天斗地南路人
广州老知青 南路知青整体表现出色，“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被誉为是“南路精神”，南路一直是师、团学大寨先进单位，还被树为兵团典型。所说的“战天斗地”就是把周围的大山都开来种橡胶。
第一步是砍岜烧山，“消灭”原始森林。砍岜一般以生产班为单位，有需要时也会集中全连一起干。每个生产班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倒大树”，他们的工具是斧头和大锯，其他人使用的是长柄砍刀。砍岜时，拿砍刀的人在前面负责砍中、小树木和其他植物，倒树组随后把大树锯倒，并将它们“碎尸万段”晒干，然后一把火烧掉。
倒大树比较危险，通常树木是独立生长，互不牵连的，但热带雨林中的树有藤蔓缠绕，总是你牵着我，我拉着你。很多时候一棵树明明已经被砍断，但依然屹立不倒，有时候判断一棵树应该向这边倒下，可它却偏偏会倒向另一边，这就对砍树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砍树都是一砍砍一片，要倒一起倒，场面相当惊心动魄，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与大树“同归于尽”。
砍岜也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知青增长了不少知识。知道青岗木、白茶木分别适合做些什么。知道被丢弃在山上的格木其实是上好的木料。知道藤椅是用红藤和白藤做的，红藤做骨架，白藤用作编织，藤的外皮长满尖刺，必须十分小心。还知道漆树最可怕，莫说砍它，就是稍微靠近一点都会让你变成“猪头”，老工人说这叫“漆树过敏”。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过敏，我就没遭过此难。
参加开荒大会战的女知青们，她们身后是经过砍岜、倒树、修整好的环山行。
在山上我们见过毒蛇和大蟒蛇，见到一尺多长的蜈蚣，还有会飞的松鼠和各种不同的鸟。有一次我们还碰到受惊的猴群拖家带口大逃亡，大猴背着小猴，成群结队、慌慌张张地在离我们不远的树顶上跳过。如果猴子们有思想可能也会记恨我们这些入侵者，甚至实行报复。事实上我们真的受到过报复，但复仇的不是猴子，而是野山蜂。
那天是副连长带领全连上山砍岜，我和另外几个人派去新林段补苗。上午10点左右，大部队就出事了，山上有个岜蕉叶大的野山蜂巢没被发现，一条山藤从蜂巢中穿过，有人在砍岜时触动了山藤，突然间“嗡嗡……”蜂声大作，黑压压的蜂群从天而降，见人就蛰，满山的兵团战士被蛰得抱头乱窜，哭爹叫娘。跑得越快的就被蛰得越惨，幸亏有经验的老工人及时喝止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拍打，护住头蹲下忍着。就这样，一直等到愤怒的峰群肆虐完逐渐散去，大家才慢慢的站起来，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下山。这第一回合，兵团战士惨败了。
野山蜂蜇人是把屁股连同毒针一齐留在人身上的，所以光膀子干活的男生就最惨，有人整个后背象芝麻饼一样布满了黑点，惨不忍睹。那些带屁股的毒针要尽快拔出才能涂药，没受伤的人就帮着拔针，有个男生一只耳朵就拔出了三十多个毒针，伤重的人都发烧了，还非常的痛。下午，团领导赶过来慰问。连长、指导员都出来迎接，副连长也带伤出来见首长，一见他那样子，来慰问的人也忍不住背过身去偷笑。他一只眼睛肿的像核桃，嘴歪鼻子斜的整个脸都变了形，见到别人忍不住笑，他自己也跟着咧嘴笑。不过，人蜂大战的最终还是兵团战士胜了。第二回合，连长派两个人带着火把上山直接将蜂巢给烧了，还“缴获”了满满两脸盆的蜂蜜，那群倒霉的野山蜂连幼崽都被人活生生吃掉了。
当时的知青大多是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想干就干没有太多的考虑。比如我们发现野生芒果，就一定会它们摘光，果子再小也不会给它们留下成熟的机会。要是碰上大家都喜欢吃的油甘子，那就干脆把树砍了，满树的油甘子摘得一粒不剩。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破坏可以令人兴奋，看着那一座座被砍伐烧毁变得光秃秃的大山，我们还觉得很自豪，根本不知道被我们摧毁的正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大山烧干净后，就要修出一条一条宽1.8米的环山行，环山行上每隔3米挖一个长、宽、深都是0.8米的橡胶穴，环山行表面上的那层厚厚的表土还得保留下来，以备种胶苗时回填到坑里。本来，橡胶林的坡度不能超过35度，而南路大山的平均坡度是45度，最陡的地方甚至有70度，不适宜种橡胶，但当时的政治口号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山再陡也要开。因为山陡，修出来的环山行经常是立面比平面还要大，容易塌方，塌了就再往里面挖，这就叫“战天斗地”。但老天也不会被口号吓住，台风暴雨照样来，环山行就一片一片的垮掉。
南路队的知青棒小伙儿们
在南路山上挖橡胶穴经常用到钢钎和炸药，我们的锄头把子也不知换过多少。每天出工，大家身上的衣服就没有干过，收工时个个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男生们更干脆，开工只穿一条短裤，连衣服都省了。由于是高强度体力劳动，知青的皮肉外伤和筋骨损伤很经常，傍晚时分，连队卫生室的人流络绎不绝，大家来这里搽药、包扎，自我疗伤。除了皮肉外伤，很多人也患上了腰肌劳损和风湿病，学姐叶森早上起床经常是十指弯曲难伸，连梳头都困难，但稍活动一下又照样扛着锄头上山了。年轻人不知道要爱惜身体，强体力劳动对于有理想的青年人也算不了什么，大家依然是欢声笑语，大米干饭浇点酱油水顷刻就吃个精光。
橡胶穴挖好后就要“定植”，把芽接过的橡胶苗挑到山上去种。种上去的胶苗不一定能成活，死了又种，再死再种，反正那时是只讲精神不计成本。不过若遇上暴雨塌方，成片的环山行与胶苗同归于尽，那就没法再补苗了。
我不知道被我们砍掉的原始森林有多少？也不知道我们往这些山上种了多少橡胶苗？只知道每天出大力流大汗，干到第七年，我离开海南了，种下的橡胶苗还没长大。
广雅中学知青大姐们在开荒工地
2007年有人组织大家回海南看看，我们坐飞机到海口，从海口到白沙的交通也很方便。牙叉农场的领导、职工对我们都很热情，有的职工是全家人出动，希望能够找到当年认识的知青，真是情深意切，想不到农场职工会如此惦记当年的知青。第二天，场部派车送我们回南路，回到南路竟然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也见不到一个熟人，当年的痕迹全无。随行的人指着一堆长满草的颓门败瓦说是我们以前盖的瓦房，现在南路职工住的瓦房都是后来盖的，但也相当陈旧。我们想去看看南路河，没走几步，就望见远处一大片的白沙地，上面除了参差错落的大芒草，没有任其它任何植物，好不荒凉。以前的南路河是隐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水边高大的植物就是我们“露天浴室”的天然屏障。每当我们在河里洗澡、洗衣服时，水里的小鱼还会用嘴巴轻轻地帮我们清理伤口上的腐肉。而现在，河水深了，鱼不见了，周围的植物没有了，连河边黎族老百姓“刀耕火种”的水稻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我们的一脸茫然，随行的人解释说：“曾经传言这河沙里面有金子，引到不少人来淘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听完气得人直摇头，想不到这些人对大自然的破坏比我们当年还要狠。
临走环顾一下南路的大山，很多地方的环山行早已消失，本地野生植物又重新占据这自古就属于它们的地方，植被虽复盖了当年被毁的痕迹，但大山知道，这里曾有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宝贵的原始森林早就不存在，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回程路上，汽车在“喘气坡”路边停了来，让我们上去看看当年种的橡胶。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树了，树身还挂着胶杯。
“这些树还能出胶吗？”我问他们。
“是的，南路现在就靠这些知青林了。”
“后来就没有再种过？”
“没有。”
橡胶树芽接木的经济周期是15-20年，可这些差不多40年树龄的老数，还在做贡献，是啃老吗？南路这一行，兴奋而来失望而归，我想我不会再回来了。
四、小知青和老工人
广州老知青 七年的知青经历，是我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让我在懵懂之中看清了事实 ，认识了生活，经受了磨砺，也学会了思考。但这不是“再教育”的成果，而是在自己被抛到社会底层之后，不甘心，不绝望，奋起自救的人生收获。“再教育”于我无益，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国家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政策，知青就是被毁的一代。
南路知青有一百多人，分别来自不同城市和学校，但大家相处得很和睦，从没发生过纠纷。一个重要原因是知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中生，他们年纪较大，受教育时间长，文化底蕴和道德修养都比较高，时时处处起到表率作用。刚开始的南路，知青们的生活与学校很相似，无论谁有困难都会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年纪小的就更受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照。所以，尽管远离家乡，也不会有孤独感。
南路的风气是以吃苦为荣，谁劳动表现突出，甚至受伤、生病都坚持工作就很受大家的敬重。我当时最佩服在伙房工作的黄昭和王雅两个女生，她们每天都要挑着一对大铁桶，从斜坡下一担一担地把井水挑上伙房，以保证一百多人的吃喝，风雨不改，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就算是男生也难顶。
我们的南路队
头两年，连队种不出青菜。当库存的南瓜、冬瓜吃完后，一日三餐就只有“酱油水”拌饭，所谓的酱油水就是在酱油里面再加些盐水，不是纯酱油。为了补充点维生素，每逢碰到新长出来的“革命菜”(一种味似茼蒿的野菜)，我们就会摘回去，用开水烫熟来吃。农场配给的粮食定量是每月40斤大米，女生吃不完，男生就不够吃。开始我们可以把吃不完的定额支援给有需要的男生，但自从一个姓X的人替代原指导员之后，吃不完的粮食要归公，那不够吃的人就要挨饿，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小男生。有一次连队改善生活吃馒头，有个16岁的小男生居然连续吃了16个大馒头也没被撑坏。知青们平时少油缺肉，只有等过年过节连队杀猪才能沾点荤腥。有时实在馋了，我们就会在休息日走九公里到县城的小饭店吃一顿油水足点的饭菜，顺便也给其他人带回几个“笑口枣”(一种油炸点心)。再奢侈一点，就买一个玻璃瓶装的虎皮蛋（卤水蛋）罐头，蛋吃完之后，剩下的卤水拌饭还十分美味。
南路知青的生活很融洽，不管是谁家寄来的食物都会分享，称这是“共产主义”。星期天休息，运气好时会买到黎人从水库打上来的鱼，没有油就用盐水直接煮来吃。松涛水库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鱼叫“南鱼”，个头很大但腥味很重，放到锅里煎能煎出一大瓶油，可那油腥得不能吃，鱼肉就很美味。
离南路几公里有座山叫“麻风岭”，住着一些被隔离多年的麻风病人，听说病都已经治好了，他们可以到处走动，有时会拿一些鸡来卖，知青一般不敢买，但老工人不怕。有一次，一个黎人抓了一只大猴子来卖，猴子的双手被反剪在后绑在宿舍前面的树下，我走过去看，只见那猴子瞪着两只惶恐的大眼睛四处张望，就像一个被吓坏的孩子。黎人出价30块钱，几个海南劳动大学的知青把它买了。他们说猴子肉吃完之后，皮和骨头还可以熬成猴子膏，要熬三天三夜不熄火。晚上我偷偷去他们煮食的地方瞄过，真的没有熄火。我是第一次与猴子走得那么近，发现猴子也有复杂的表情，它那绝望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我们的大食堂
在南路头几年的生活也挺有乐趣，但最后却没有人愿意留下，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梦里的憧憬还存在时，再苦也快乐，一旦梦醒了，人自然就会在现实中去寻找生活。
南路的老工人只有几个，很受知青尊重。可刚来时，老工人的生活状况着实让我吃惊，我不知道我们国家还会有人这么贫穷。老工人们虽然住的是瓦房，但家里除了木板床和自己做的矮桌子、小板凳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家具，木板床上铺的草席烂得几乎要断成两半，铺跟没铺差不多。老工人的子女都比较多，他们对子女也非常溺爱，在南路那么多年我从没见过有老工人打小孩，甚至连大声呵斥的都没有。
有一次连队集中学习，副连长的爱人抱着发烧的小儿子坐在我旁边，我听见她轻声问孩子：“双健，你想吃些什么？”小孩子想了一下说:“我想吃革命菜，还有面条。”这母子的一问一答让人听了心酸，南路的小孩真是太苦、太可怜了。我们知青每月二十八块六的工资只养自己，而老工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家人。那时候，老工人出县城之前经常会去知青宿舍转转，看看有没有用完的牙膏皮或者是烂塑料鞋之类的，顺便拿去收购站卖点钱。老工人都自己开伙，可以省点钱。他们可以养鸡鸭，但只要杀个鸡或者用木薯粉做点小吃，都会把知青叫去一起分享。跟老工人在一起你会觉得轻松，没有压力。
我不觉得老工人会对我们进行什么再教育，他们更象是我们的兄长、朋友，彼此平等和睦，不象农场干部常用那些连自己都不懂的东西来说教。刚到南路时，我为表示虚心接受再教育，主动找老工人谈心。在老工人的小伙房里，一人坐一张小板凳，我小心翼翼地问:“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的，你尽管批评指正。”“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老工人笑着说。“那……你觉得我还要在哪方面再努力呢？”“你们个个都表现很好，真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老工人生怕我不相信还一再强调。谈心就这样从装模作样开始，以尴尬无语结束。
后来我又找了另一位老工人，场景和结果也是一样，事后我自己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愚蠢得让人发笑。南路的老工人似乎都不善言辞，是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实人。后来从其他连队知青嘴里知道，原来他们也有故事。
同学们正往连队伙房搬运柴火。这些树木是开山修路时所砍伐。
牙叉农场的老工人大部分是四川人，他们是1958年从朝鲜撤回来的志愿军，所以也被称为“军工”。回国时部队给他们每人一个月的假期，让他们回乡娶妻，然后带上家眷一起去海南。谁知到海南之后发现，事实与之前给他们的承诺相差甚远，于是就集体闹事，要求面见原来部队的首长。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抓了十一个领头闹事的枪毙掉，事态才得以平息。被枪毙的人当中也有牙叉农场的，坟墓至今还在。老工人们的故事令我震惊，想不到，这平静的水也曾经起过波浪。打那以后，我对老工人在尊敬之余更多了一份同情。他们也年轻过，激动过，当过兵，还出过国，可岁月可以掩盖一切，可怕的是，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每当思想到此，我就很郁闷，既然要我们来当知青接受“再教育”，可这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接受完再教育，我们又将会变成什么样？这一切都无从知晓。后来我才明白，“再教育”只是个口号，它的作用就是成为套在知青头上的紧箍圈，可以不停地给我们念“咒”，直到我们都变成与老军工一样为止。
五、令人窒息的环境
读报和肃流毒农场对知青与农村对知青的最大不同就是，农场什么都离不开政治，知青随时有可能被“修理”。
刚到南路时，我们每天都要按规定向伟大领袖祝福、表忠，早上、晚上做，开工、收工做，一天起码做五、六次，“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天天喊，一直喊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晚上我们还要开大会，会场就在两栋瓦房中间的空地上，一根根横放在地上的树干就是凳子。吃完饭，洗完澡，我们就一个个佝背、缩腿乖乖地坐在树干上，听连长、指导员作指示或者读报纸。当时的指导员张文道是原琼崖纵队的红小鬼，对人很和气，喜欢读报纸，经常一边读一边自我发挥，漫无边际，也不知道他会讲到什么时候。困得实在熬不住时，有些调皮的知青就会轮流打呵欠，张指导员也会假装听不见，一直坚持把他的报纸读完。
当年农场干部的文化水平很有限，读报纸还可以，作形势报告就经常闹笑话。有一次张指导员做形势报告时说:“现在啊，国际形势很紧张，啊……很紧张。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开到了南泥湾，啊……开到了南泥湾。……”那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美国舰队应该是开到北部湾，不可能开到南泥湾。我差点就笑出声来，看看周围没人笑，也就忍住了。有个其它的连队指导员就更离谱，那次他的报告是林彪事件，他说:“我们要把林彪的尸体埋在橡胶林里，挖个很深的坑，上面洒上六六六粉，彻底肃清林彪的流毒。”这些干部明明自己也不懂，却认为知青样样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再教育，很滑稽。尽管如此，但我们还是要假装认真听，否则就会说是“看不起老工人，不虚心接受再教育”，会被“修理”的。
记得我们刚到农场时，农场就先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改成份，农场干部说我们填报的家庭成分不对，都要改过来。如果爷爷在土改时被划定成份为地主，家庭成份就要填地主，不能填父亲的成份。那个时候成份很重要，能决定一切。我的家庭历史本来就复杂，但好歹父亲的成份还是职员，若被改成地主就更不堪了。有个同学的落差更大，她父母明明是革命干部，因为爷爷是地主就要变成“黑五类”。我们都不服，就一齐去场部找他们理论。当时的政工干部说得还振振有词：“按照你们的说法，以后没有了地主，那阶级斗争还怎么搞？”我马上反驳他：“按照你的说法，永远有地主，那共产主义还怎么实现？”他们说不过我们，就不理我们，可成份还照样被他们改了。1972年那位同学被推荐上大学，也是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送出去的。
农场给我们的第二个下马威就是——禁书。广雅的男生发现白沙收购站内有一堆收缴回来的旧书，里面不乏好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他们已经偷偷拿了几本回来，还自嘲道:“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我们听了心里痒痒的，也想步他们后尘。星期天，我们几个花两小时走到县收购站，一眼就看到了那堆旧书。收购站里面人很少，工作人员正忙着给老百姓过磅芭蕉，没有关注那堆书。我们慢慢走到书堆旁边，趁无人注意各抓一本书塞到衣服里面就赶紧出去。已经不记得那天有谁一起参与的“窃书”行动，只记得出门后我们边跑边哈哈大笑，不知是刺激引起的兴奋，还是成功导致的快乐，总之就觉得很好玩。窃回来的书我们都互相交换着看，可能是被人告密，又或者是场部的统一布置，连队突然宣布，除毛选以外的所有书一律要上交，如果自己不主动交，连队就派人到宿舍搜。这就把我们吓坏了，不是舍不得那些书，而是书的来源经不起追查。经商量决定由黄昭和王雅做早饭时把书扔进火炉里烧了，也包括我带来的那套《勇敢》。后来，上交书的事好像又没有了下文，但我们从此就失去了阅读的权利，思维也开始退化。
南路山上女知青
遭遇噩运那时，革命与被革命的角色转换就如同抛硬币那么简单，正面随时都可以变成反面。在学校我们被尊称为革命小将，可一当上知青马上就变成了被人革命的再教育对象。1970年初，牙叉农场展开了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我们参加了官明华（“海南张志新”、后被追认烈士）被枪决前的批斗大会，那场面我是一生难忘。枪毙前的官明华已绝食多时，五花大绑的被人架出来。我记得她穿的是白色(或浅色)衣服，嘴巴塞着一节青绿色的竹筒，竹筒中间还堵着白布，一根铁丝横穿过竹筒后紧紧勒住嘴巴，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她喊口号。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很吓人。当时我也相信官明华是反革命，但看到反革命被枪决前竟然是这样的，内心充满恐惧。
农场“一打三反”的烈火，同时也烧到了知青头上。具体打什么，反什么，我至今都没搞清楚，总之，就是要在知青中抓“反革命小集团”。同样声势浩大，各连队要先集中到团部开大会，然后再分开按预先的布置揭发批判，揪出本连队的反革命小集团。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原来南路三班的副班长孟某某。他出身很好，是干部子弟，到农场后表现也很突出，是男知青们的偶像，他所带领的老三班个个都跟他一样干活不要命，后来被团部委以重任调去开发新连队。象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很不理解。不过那时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才要求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所以会不理解，也只能是自己的阶级觉悟不够高。
某日，我因事去场部，半路上碰到了团部的李副政委，因为经常排练演出的缘故大家比较熟，见面就停下来聊了几句。说话间李副政委指了指身后说：“还认识吗？”我侧身瞧了一下，只见七八米外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很像是孟某某。好家伙，如果不是李副政委提醒，我真认不出来，原来很粗壮结实的一个大小伙子，竟变得如此苍白消瘦，形容憔悴，连眼镜也没戴，一副落魄潦倒的惨状。
不久，又是一场全团批判大会，灾难就落到我们头上了。那段时间刚好我们在团部排练准备参加师部汇演，开会当天，我们正从排练场地赶往会场，半路就被连队派来的人拦回去了，说排练也是政治任务，批判会我们不用参加。但等我们演出回来，惊天大事已经发生了，学姐何某某被人当作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揪了出来。我们天天在一起生活，说她是反革命打死我都不信。原来那天连队是有意不让我们参加批判会的，主要怕我们会与那些事先被安排好发言的人干起来，所以就先把我们隔离开，等事情已成定局，谅我们回来也不敢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害怕了，叶森说她当时就被吓哭了。回连队后我们马上就被找去谈话，要我们交待“小集团”的情况。本来就没有小集团，又交待什么呢？被揭发的所谓“桥头黑会”其实只是广雅同学之间习惯的思想交流，况且我也没有参加。至于说何某某收听反动广播，我就反问，“你们有什么证据？”那X姓指导员说：“当然有啦，有人听到的，那天全连开会，何某某抱着她的收音机睡着了，收音机的声音很大，旁边的人听到是反动广播。”那时，一旦被人揭发，就是百口也难辩，对这样荒谬的说法，我居然不知道如何去反驳。X姓指导员还向我施压说：“有人认为，何某某是小集团的司令，叶森是军师，你是急先锋。党支部是经过考虑才决定只针对何某某一个人的。所以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要积极配合调查。你说你们没有问题，就应该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比方你说自己的抽屉里没有东西，那就不怕把抽屉打开让大家看看。”听来好像有道理，可细想就不对了，我们根本就没抽屉啊，打开什么给别人看呢？最后事实证明，知青里根本就没反革命小集团，孟某某、何某某也不是小集团头头。搞了几个月便不了了之，对被整的人，既没有政治结论，也没有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要整他们两个呢？很可能就因为他们在知青中有一点影响力，加上个人也有点傲气，以为把他们收拾服帖了，其他人就会更听话。
“教育”知青要借助政治运动，“严管”知青靠的就是紧箍咒。知青不能看其它书籍，不能私下聚会，不请假不得外出，乘船、坐车都必须有通行证。X姓指导员平日不参加劳动，整天想尽办法管我们，给我们念紧箍咒。那时的我们很怕被扣上“不虚心接受再教育”的帽子，故对他也不太敢顶撞。
有一次，我妈妈在寄来的衣服里夹了一小盒水果糖，我把它分给大家吃了，也包括在场的连队小孩。想不到当天晚上开大会，X姓指导员就在大会上不点名训斥：“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来到这里也不好好改造，要家里寄糖果来。”我当时气得差点没跳起来，知青在这里已经是什么都不准了，不准养鸡鸭，不准种自留地，不准自己开伙，连家里寄点糖果来都不准，难道我们是劳改犯？
不过也许是因为我们学生味还太重才在乎他说什么，那些没有顾虑的小男生就活得比较轻松。后来，连队带家属的人多，养鸡养鸭多，丢失的也多了，在河边的“案发现场”往往只是留下“失踪者”的遗骨和羽毛，没有其它任何线索。X姓指导员就多次在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问题的性质很严重，不管是谁干的，我们也一定会查到并严肃处理，……”，但一直没有查到。连队的番薯也曾经被人偷挖，同样是抓不到人。其实谁都明白，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都是饿出来的，只要能填饱肚子，人家才不管你是什么新动向。
有一天，听见几个男生在闲聊提到了元素周期表，我懵了一下，什么是“元素周期表”？听起来很耳熟啊？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真可怕，离开学校时间不长，可学过的东西都已经全忘了，再过几年力气没有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叫家里把以前的物理、化学课本都寄过来，想重新学习，起码也不要让自己的智力衰退得那么快。又是有人告密，X 姓指导员在大会上明显是针对我说：“现在有人居然把书都带上山去了，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只想着上大学，那是不可能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推荐我上大学，难道上不了大学，就连在休息时间看看书都不行吗？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怎么能有出路呢？
六、不应该有的邪恶
因为读过点书，在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干部，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就会相当的邪恶。这是X姓指导员的写照。
有一天，连里副指导员刘兰英（连长张国泰的爱人）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听到有人说我与张连长有不正当关系？我说“没有啊。”她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因为在汕头退伍兵那边已经传开了，我怕影响到你。”当时我就火了：“谁讲的，我去找他。”刘兰英是个土改干部，有一定政治经验，连忙稳住我说:“不要去，那是针对老张来的，你要不要写封信回家解释一下，免得话传到你父母那里就不好啦。”我说:“不用，我父母不会相信的。”也幸亏我没把事情闹大，谣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原来又是X姓指导员搞的鬼，他想借此将正直能干的张连长挤走，结果没有得逞。可我怒气就一直难消，从此见了面也不打招呼，想必他也察觉。
几个月后，据说是接到政治任务，要派兵团战士去黎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党支部决定派我和四个海口知青去。本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要靠语言沟通，黎村讲的是黎话，而我连海南话都不会，去干什么？分明那姓X的有心整我，可也只能去，否则他又会找茬。
南路队朝气蓬勃的女知青
当年的黎族人可以说是刚刚开化，生活状态原始，头脑也非常简单。平时我们在宿舍门口不管做点什么，只要他们路过，就一群人团团地围着你看半天，也不说话，就像在动物园里看猴子。他们从不洗澡，身上的腥臭味让人难以忍受。有一次，有个黎人趴在知青草房的小窗外往里面勾东西，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自己丢了一只解放鞋，看到宿舍里有就想勾回一只，听到都觉得好笑。黎人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习惯与我们的差别都很大，要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确实有心理压力。
我们去黎村要住五天，第六天回来。去时心有顾虑，可回来就很愉快。我有幸被安排到农会主席家里，农会主席是黎村里少有见过世面的人，还懂得一点海南话，对人很友善。他们夫妻俩和四个小孩住在一个大大的茅草房里，进门的左边是厨房兼生活区，右边空空的安放了一张竹子搭的矮床，草房的里面还有两张同样的竹床。他们把外面的那张让给我睡，全家人都睡在里面。白沙是山区，夜间很冷，一年四季我们都盖被子，我有自带铺盖，可没看见他们的床上有什么被子。
草房里没有家具，连小板凳都没有，空间显得特别的大。煮饭的大灶紧靠着草房中间左边的顶梁柱，灶台上有个大铁锅，人食和猪食都用它来煮。柱子的另一边有张小木桌，桌面上扣着几只洗过的饭碗。柱子上有颗铁钉，钉上挂了个铝制的饭勺，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苍蝇。那饭勺每次用完就直接挂回去，从来都不洗，因为语言不通，我也不敢帮他洗。他们家还有一个铝制的小脸盆，白天用来喂猪，晚上全家就用它来洗脸、洗脚。黎人家里都没有厕所，要解决问题就自己往草丛里钻，洗澡房就更没有，因为他们也不洗澡。那几天我们洗澡都是轮流放哨，到河里面去洗。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养猪没有猪圈，在自家门口喂猪。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门口都是猪屎和烂泥巴。平时进出还可以绕着走，可帮他们挑水时就没办法绕了，当穿塑料凉鞋的脚踩着那些东西时，泥屎混合物就往脚趾缝里钻，让人恶心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所以，每次挑完水我都要舀点清水到屋檐下冲冲脚，他们很包容，还笑着帮我舀水冲脚。
黎人一日三餐都吃白粥，一煮就是一大锅，起码吃三天，吃完再煮。刚到的第一天他们煮新粥，一开锅盖满屋清香，他们把上面白如牛奶的粥水拿去喂猪，下面的粥米才是人吃的，下饭菜是一碗粗盐，放在桌上任吃。第一天我一口气吃了三四碗粥，第二天粥就馊了，到第三天就完全没法往下咽。农会主席见状只是笑，中午他挖回几根木薯放到炭火里烧熟给我吃，又香又糯，好吃极了。黎村里的大人每天天亮起来就出去了，出去时腰间挂个小竹篓，还有一把短砍刀。回来时准能带回一些食材，譬如山溪里的石螺、小鱼、野果、木薯之类的。有一次，农会主席给我带回一个拳头大小的无花果，老工人叫它“海南苹果”，这东西我们在山上也常见，不过很难吃得到，因为蚂蚁总是比我们抢先一步，明明见那果子又大又红，可摘下来切开，里面尽是蚂蚁。农会主席那天给我吃的无花果却没有蚂蚁，清甜多汁，是我至今为止吃过的最美味的无花果。
在黎村的那几天，人家没有让我们与他们同劳动，也不稀罕听些什么宣传，我们成日无所事事，在村里村外到处闲逛，看小孩在河里玩水。农会主席家里的老大是个女儿，说有十岁可看上去只有七岁，整日背着最小的弟弟到处走，有时把弟弟往河边一放就跳到水里和小伙伴一起玩。老二是个男孩，身体应该有病，脸和嘴唇都是青白的，没有血色，又很瘦，他从不下水玩。黎村的小孩全部都不穿衣服，包括那个十岁的女孩子。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没有衣服，就写信叫家里把弟、妹不穿的旧衣服寄过来给他们，后来再去黎村，看见那女孩子还是不穿衣服，一问才知道是不习惯，她自己不愿意穿。
临离开时，农会主席特地给我们杀了一只鸡，那鸡与当地人一样，尽管已经成年，可个头还是小小的。农会主席把鸡弄干净后放到小铝锅里用水煮熟，鸡汤同样是倒给猪吃。他从地上撿起一块木头，把鸡放在上面 ，用砍刀利索地把鸡砍成几块放入碗中，再从水缸里舀些清水化开一点粗盐淋到鸡肉上，然后用手势比划着让我们吃，吃鸡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在场，真令人感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打背包回连队了，从头到尾我们都没宣传过什么思想，静悄悄的来，又静悄悄的走了。可此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那姓 X 的一心整我，却让我意外地收获了一份友情。
打那以后，农会主席的妻子偶尔就会给我捎来一点吃的，有时是一个用芭蕉叶包裹的无盐无糖的糯米饭团，有时是半个巴掌大小的一块煮熟的不知道是什么肉。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见面时愉快嘻笑，告别时相互挥手，那种感觉能让我高兴一整天。
X 姓指导员除了上述恶行外，还曾对女知青图谋不轨。南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小美(化名)谈恋爱时不小心怀孕 ，那个年代，随便扣一顶“作风败坏”的帽子就可以把人整个半死。小美很害怕，就悄悄去找姓 X 的坦白，想让他开个证明去医院打胎。谁知道那姓 X 的却乘人之危人，他把小美叫到自己家然后把门拴上，动手动脚图谋不轨，吓得小美大声喊叫拼死挣脱，打开门跑了出去。小美的男朋友得知气得要去揍那恶棍，被小美拦住。那天，我正好去那大医院看腰椎，连里让我与小美同行，小美是实在憋不住了才把事情告诉我，并且再三叮嘱不要说出去，怕姓 X 的报复。我说：“放心，我早就知道此人很坏，整人也很有手段。”后来，我被调到十二连去给四个小孩当老师，得以摆脱那恶人，整个人都放松了，当时我真不明，怎么会让这样的人打着对知青再教育的旗号来作恶。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高尚的，可对知青的再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除了每天重复那自虐式的强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之外，什么都没有。与外界基本隔绝，禁止自由阅读，没有学习机会，头脑在不断退化。应该说，对知青的所谓再教育并非真正的教育，而是摧残。
七、敢问路在何方
曲折的入团路1972 年，随着部分领导干部落实政策重返岗位，知青回城也悄悄开始，有的广雅同学不声不响走了，有人被推荐去读书，有人被委派新的工作，有人被调动提干。最后，同乘一艘船，一起来追梦的初中同学就剩下我一个人。南路原来的那种学校生活氛围没有了，经常欢歌笑语、其乐融融的“连队演唱组”也没有了。生活一下子失去乐趣，也失去了方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落在云雾山中的孤独者，彷徨而不知所措。
每日晨起，我们扛着锄头、砍刀，顶着浓雾爬上各自分管的林段，一人独自照顾那些依然还存活的小胶苗。周围一片是寂静，除了偶尔吹过的风声就是自己嚓、嚓的砍草声。有时实在太闷就扯着喉咙大声唱歌，哪怕声音听起来像歇斯底里的叫喊也无所谓，反正这里除了我还是我，没有别的人。十点过后太阳就出来了，阳光驱散浓雾后的景色的确很美，心情好时也会停下来欣赏一番，只见那胶林环绕映眼帘，崇山叠翠到天边，可路在何方呢？
南路队的女知青
大多数时间我是一边干活一边想事，反思已经过去的几年，也悟出一点真谛。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各不相同，若家庭成份不好无论你怎样改造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被人打上去的烙印是抹不掉的。我也知道不能等有谁来发现我，帮助我，要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不能再相信政治宣传。
曾经的我也很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所以才会追随出身好，表现又好的同学到最艰苦的连队，还处处以她们为榜样，学习和模仿她们。也正因为有精神动力，很快过了劳动关、生活关，还当上了生产班长。身边的同学兼好友钟晓山就多次动员我申请加入共青团，我觉得已经不是学生没这个必要，可钟晓山却很坚持，她说：“正因为你的家庭（如此），才更要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申请入团也是向组织靠拢的具体表现。”这也有道理，所以我就向农场团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当时南路也有其他人递交了入团申请，结果他们的申请都批准了，就我一个人没有被批。我急了，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传回来的消息说，是我对组织不坦白，隐瞒了家庭问题。我很莫名其妙，也很委屈。后来，团部的青年干事来南路找我谈话，他直接问我：“你的XX是不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他曾经在汪精卫手下任职XXXX。”我很诧异，表示没听说过。他接着又问:“你的XX是美军的随军翻译，这个你也不知道吗？”我说:“当然不知道，我都不认识这些人。”青年干事听后点了点头，口气缓和了许多说：“对于你的家庭情况我们是经过外调的，如果你真不知道还好，若是知道了而又故意隐瞒，那性质就不同了。”
谈话之后，我马上给家里写了封信，用质问的语气抱怨父亲为什么没把这一切告诉我。父亲在回信里说：“以前不跟你讲这些就是怕对你们有影响，这些人连你妈妈都没见过，与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家庭的历史问题到我们这一代就该了结了，没有理由还要你们来背这个包袱。”父亲的信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像是明白，又似乎还没想通。
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他曾经也是共产党员，据说之所以能够入党，就是因为他的家族人脉复杂，上头可能考虑对台统战宣传的需要，就动员他入了党。可到 1964 年四清运动，又暂停了他的党籍登记，理由还是“社会关系复杂”。幸亏父亲对这些事本来就看得很淡，是不是党员也无所谓。我想我的遭遇也会和父亲一样，因为同样是被打上印记的。后来我入团也批准了，不过对此已经没有了感觉。
对前途命运的不同选择在南路整整四年，才轮到我探家，十分兴奋。可回到广州就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地道的外乡人了。我不知道广州早就不流行那种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年轻人更喜欢穿一套蓝色的牛仔布工作服，不但神气，还隐含着一种不用上山下乡的优越感。我也不知道广州有了很多新的流行语，如“爆棚”的意思是很厉害，“督卒”是指逃港，“重阳登高”是祈求转运等等。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学同学描述海南生活中的趣事，他们竟然笑我是“真空”(即幼稚)，令我十分失落。几年前我们这些被敲锣打鼓送走的“革命青年”，现在被广州人称为“卜佬”，(粤语，意思是敲打地球的人)，其实他们都瞧不起知青，而我们的确也没什么可骄傲。
在探家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不少知青正前仆后继地逃港，就算被当成叛国投敌，甚至是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只要他们能活着被抓回来，在收容所关押一个月后，家人交清了伙食费就可以出去，然后又积极准备着下一次的尝试。住在我家楼上的小伙子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已经跑过两次了，两次都被抓了回来，当时正呆在家里。他家的电唱机经常传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可知他当时的心境如何。那时，我还见了一个从南路回来探亲不归队的小男生，他告诉我，他的小舅舅在逃港过程中摸黑走山路时不幸跌下山崖摔死了，我也没敢问他本人有没有去。
我阿姨的女儿小康(化名)原在海陆丰的农村插队，也和男朋友一齐去偷渡，居然还成功到达香港了，据说过程非常艰险，他们在水里整整泡了三天三夜，几乎连小命都丢了。我妈妈当时也担心我走这条路，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偷渡，妈妈说:“小康的爸爸在抗美援朝立过大功，又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因为女儿偷渡也被停职办了学习班，更何况像我们家这种家庭。”我说:“放心，我不会去的。”其实，我也没那个胆量。不过我能理解他们，因为知青看不到未来。所谓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不过是政治宣传，事实上，知青一旦上山下乡就相当于跌入了“天坑”，不爬出“天坑”就永无出路。
英国士兵在香港边境防范“逃港者”
假期结束后，我按时归队了，因为我不回去后面排队等着探家的人就走不了。在回程的海轮上，我久久站在船舷边看着那黄浊的珠江水发呆。当轮船驶出珠江口时，天就黑了，在深灰色的天幕下不时有黑色的岛礁掠过，远处隐约可见灯火闪烁，那便是香港了。早就听说，红卫轮必须要等傍晚才起航，原因就是不能在白天路过香港。与四年前不同，这次我晕船了，在船舱里一直躺到轮船靠岸。
回到南路不久，团部学校因为有演出任务，临时把我借去帮他们写剧本。那段生活特别轻松愉快，不仅是因为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更主要是与几位同是广州知青的老师很谈得来。团部学校没有山沟里的南路那么闭塞，老师们的思想也没有我们那么僵化。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比我们这些自以为名校出来的人更聪明，眼界也更开阔。可惜好景不长，那个一天不整人就不舒服的 X 姓指导员借口南路也要宣传毛泽东思想，硬把我拉回去爬大山了，没办法只能忍着。但我已经认准，无论如何也要爬出这个“天坑”，路是在“天坑”外。
我知青生活多舛的一年在南路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幸好身边还有叶森、寇正向等学姐们在，她们都是些只差一步就跨入大学的高中生，结果却和我们一样当了知青。要说不幸她们就更加不幸，但她们的心态都很平和，没有我那么焦燥，所以，闲时和她们聊几句自己的心也会平静些。叶森和她妹妹都在南路，她却多次跟我说，如果有离开的机会，她一定会让妹妹先走，这很令我很敬佩。
1973 年是我知青生活中最阴暗的一年，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倒霉的事情，对我既是打击也是历练，人变得比较沉着冷静了，这是成熟的标志。
一天晚上连队熄灯后，我点亮小马灯用半导体收音机听完新闻就去叶森宿舍聊了一会，回来发现放在马灯旁边的瑞士“绿琴牌”女装表不见了，那是我当时最值钱的个人物品，报告给连队，也查无可查。
那些天心情十分差，可偏偏又被毒蛇咬了。事发在上山干活的路上，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抬起一看，有两个小洞正往外流血，那是毒蛇的牙齿所致。由于周围没有其他人，顿时把我吓得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跑下山，连“凶手”的样子都有没看，所以也不知道是哪种毒蛇咬的。幸好当时离连队很近，卫生员处理及时，没有什么危险。但脚就肿得像个猪蹄，还十分的疼痛，没有止痛药，只能强忍。
那时我就想，这背运也该走到头了吧。谁料偏偏又收到家里来信，说父亲在医院做了手术，怀疑是患“升结肠癌”，这下把我吓得不轻，很想回家看看，但没有通行证走不了，请假也肯定不会批的，因为有人就是借口父母有病请假回家一去不复返。那时我就觉得，我们简直是在流放，让你插翅也难逃。幸亏老天保佑，父亲手术后的化验结果是“肠结核”，虚惊了一场。不过，那种在困境中孤立无助的煎熬，相信大部分知青都会有所经历。
知青的婚姻那一年，兵团的宣传口径已从“大干快上”、“农业学大寨”变成了“扎根兵团干革命”，号召知青在农场结婚，做“永久牌”，不做“飞鸽牌”（注:自行车品牌）。《兵团战士报》也接二连三地报道此类先进人物，我在湛江农场的一个亲戚也上了报纸，成了扎根兵团的先进人物，她与农场一老工人的儿子结婚，还不惜和家里闹翻，甚至声称要“脱离关系”。我当时就想，这个小笨蛋不会有好收场，果不其然，很快就离婚了。那时的我已经懂得，凡是号召大家去做的事就一定是吃亏的事，是要我们作出牺牲，别的事还可以考虑，但终身大事就不能随便。
南路也有女知青结婚，结婚的对象大多是潮汕来的退伍兵和农村青年，几乎也全是短时间内决定结婚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闪婚。我的一位高中学姐也在其中，是党支部书记做的媒。我们大家都衷心祝福她，可她却私下对别人说:“如果是XXX自己来找我，我一脚就把他踢开了，但现在是关系到自己所靠拢的组织。”这话令我惊讶，值得吗？还有一位广州女知青也是闪婚，她人长得特别漂亮，白皙的皮肤大眼睛，高中毕业，不知道为什么会与一个相貌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汕头农村青年结婚。我曾私下问她：“你到底看上XXX的什么？”她回答说：“其实我也是在结婚以后才看清楚他长得怎么样的，之前白天干活没戴眼镜看不清，晚上谈心天太黑也看不清。”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终身大事这样也未免太儿戏了。不过那个年代，知青想要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个人的幸福都属于奢侈，不少人结婚只是因为年龄到了，同时也希望结婚以后的生活可以不那么辛苦。
在连队的水井旁一天中午，我洗完澡正在宿舍走廊上晾衣服，听见宿舍里几个女生在讨论择偶的条件，一个广州知青大大声地说：“依我说，第一就是要出身好，第二就是要力气大。”我忍不住搭了一句：“那连队的大水牛最适合咯，世代雇农，拉一车就是一千斤。”顿时引起一阵哄笑。其实，她的说法也有她的道理，别的不说，光是连队规定的每人每月上缴200斤柴火就够女生们受的了。附近山上的树因为大开荒早已被砍光，找柴火就要去更远的山，我们女生赶不动牛车，因为那大水牛欺软怕硬，女生嗓门尖，任你怎么吆喝它就是不动。这时也会有些农村青年主动来帮忙，目的也是为了博取女生好感。在连队生活没有体力真是很难，若能找个有力气的丈夫，自己就可以少受点罪。
与女生不同，男生就敢公开说自己想回城。有的男生喝酒只喝“南枣酒”(粤语，音同“男早走”)，绝对不喝“米酒”（粤语，音“咪走”，意思是勿走），图个吉利。有一天收工，大家一齐路过连队的牛栏，那是十几头大黄牛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于很久才清理一次，里面的牛屎足有一尺多深。有个男生突然问：“假如要你在这里面睡一晚，然后放你回广州，你干不干？”马上有人接话说：“为什么不干，睡一晚可以换来一生幸福，值啊。”我说：“那么深的牛屎就不怕淹死你？”“那不会的，用竹筒套着嘴巴、鼻子保持呼吸就行啦。”还有人说:“可以用东西先把头的部分挡住，不让牛屎流过来……。”大家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边走边笑为睡牛屎堆出谋献策，真正的苦中取乐。的确，当时只要能回广州，再大的代价大家也愿意付出。后来，我虽被调到十二连当老师，但依然在等待着回城的那一天。
那是1975年5月的某个黄昏，落日余晖已经移到半山腰，林中不时传出几声黄猄叫，我正在溪水边洗衣服，远远看见连长从团部开会回来，还没等我跟他打招呼，他就大声向我喊道：“招工咯……”。我便笑着问他:“有没有我份啊？”“有！”他边走边回答。我只当是开玩笑，没当真。谁想到第二天通知真的来了，那是第一次的广州带名单来招工，我被港务局招了。真是天大的惊喜，事前完全不知道。原来曾有人向父亲拿了我的姓名和地址，说要去招工，父亲认为人家只是随便说说，想不到真的就招回来了。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我更相信，正因为是踏破了铁鞋，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踏破铁鞋的过程也是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会珍惜所得到的一切。
回到广州后，我对知识的追求近乎于狂热，一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什么《世界之窗》《自然之谜》《人民文学》《收获》等几乎每期必买，什么书都喜欢看，可就是不会去看“伤痕文学”，因为不想勾起那些不堪的回忆。苦完了，痛过了，就让它翻篇吧。
对上山下乡
只想说最真实的话
2016年2月，有热心农友组织了一次南路人的大聚会，我参加了，分别几十年了，也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样?。聚会时所有人都很高兴，除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外，彼此的音容、相貌都没太大变化，可见生活都过得不错。大家在问候聊天之余就是一起回忆当年南路的生活趣事，譬如怎样从大蟒蛇嘴里抢到一只黄猄让全连人饱餐一顿，又譬如某次抗台风，XXX半夜醒来口渴居然误喝了别人桶里的洗脚水，……。但没有人提及当时心里面的凄苦和为返城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也许正如一位南路知青所说的，“不愿意撩起衣服让人看自己身上的伤疤”。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只是文革的政策需要，根本就不是为了培养什么革命接班人，真正的接班人不需要上山下乡，就算去也只是点缀一下就走了。而被抛弃在“广阔天地”的近2000万知青，既没有知识技能也没有学习机会，只能各自苦苦挣扎。邓小平当年就说过，“国家花了300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这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好总结。尽管大多数知青最后也回城了，但他们宝贵的青春时光已被消耗殆尽，很多人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写。
对当年上山下乡这段经历，知青也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自诩“青春无悔”，有人却说不堪回首。人生感悟往往是不同命运下的不同体会，有差异并不奇怪，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知青上山下乡是别无选择的迁徙安置。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又谈何“无悔”？就算是对别人的安置满意，也只能说是“无怨”而已。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认为，知青的青春是“无奈”的，没有知识的滋润，没有文化的熏陶，没有浪漫的爱情，还要背负“接受再教育”的原罪，对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无奈地承受了。
南路知青回农场探望时留影，左二为作者吴非比
半个多世纪过去，部分知青已经去世，健在的也都是老爷爷、老奶奶了，终会有告别的那一天。在离开之前，我们最应该向后辈们说些什么话？是勉励？是期望？还是祝福？都不是，应该是最真实的话，这才是有益的。
本文献给——
希望了解历史的年轻朋友！
吴非比，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初三丁班学生。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到海南白沙县牙叉农场，1975年回城。1988年通过全国第二届律师资格考试后从事执业律师工作，2020年底告别律师生涯。现旅居澳洲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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