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初中生：下乡的日子
一、再见了，上海
二、新的“故乡”
三、过三关
四、战天斗地
五、苦中作乐
六、戏说打架
七、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
八、招工悲喜剧
九、上大学
十、 告别
一、再见了，上海
“呜——”，轮船拉响了汽笛，船上、岸上顿时哭声一片。船舷边，挤满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一个贴着一个，后排挨着前排，一个个挥舞着手，放声哭着说不出话来；岸上黑压压一片，大多数是中老年妇女，来送他们的孩子，嘶哑着喉咙哭喊着：“孩子，自己保重，”“别累着，”“多写信，缺什么就来信，”……
当时我们乘船的船票
船舱里，是另一番情景，男孩子们似乎并不清楚他们从此将远离父母，独自去接触社会，学习生活。他们也想不起去和满含辛酸赶来送行的长辈们最后说一声“再见”。当然，船舷边哪里还有男孩子们的立足之地。我靠在船舱一角，看着其他人打牌、吵闹、抽烟，心里挺奇怪，怎么这些“初中毕业生”大多会抽烟？船舱里弥漫的烟味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我索性走出舱门，站在女孩子背后朝岸上张望。
船渐渐离开了码头，船上、岸上的“大合唱”也越加令人悲伤。我看到，岸边有几个老太太已瘫倒在地上。我心头闪现出一丝迷茫：从今天开始，我已离开父母，开始独自生活了吗？
这是1970年3月28日，“东方红404”轮满载着又一批上海知青，送他们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当时，我16岁。
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下乡洪流滚滚，老三届首当其冲，而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可谓彻彻底底的“一片红”。当然，68届毕业生也是没有进工厂资格的，但起码还有少数参军的名额，69届则全部下乡。我们班有个同学腿有残疾，亦未能幸免。
其实我当时对于下乡并没什么抵触，也不可能想到下乡这段经历对自己今后人生的影响。就父母亲而言，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是从小离开家乡，当兵打天下，对孩子开始独立生活、离开上海并没有什么看不开的。另一方面当时他们自身也并不安宁，作为老革命、老党员，爸爸还得去“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改造。妈妈自文革开始后，就不停的被批斗、隔离审查，写检讨交待，自顾不暇。他们根本顾不上操心子女下乡的去向，我最后去了安徽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在我下乡前，上海各家庭中普遍认为，下乡的去向首选生产建设兵团，其次是国营农场，最后才是插队落户（最好是投亲插队，好有个照应）。而地点最好是江西，大家都觉得这是鱼米之乡，生活不至于太艰苦。而后是黑龙江，上海赴黑龙江知青慰问团回沪后的宣讲曾把一大批学生们激动得热血沸腾。最无可奈何的是安徽，人们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贫穷的淮北，摇着花鼓外出逃荒、讨饭的凤阳人……许多知青宁可去云南也不想去安徽。
我最终去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说起这个结果，还有一段缘由。当时，我的确是一门心思想去生产建设兵团。想想吧，“军垦农业工人”，集工农兵于一身，多么令人向往。我们徐汇区对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且每个班级仅有两个名额，少得可怜。我报了名，但不知能不能有幸得中。我有个同学叫赵海波，他父亲是个军人，恰好认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带知青的首长，就去找他开后门，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去。赵海波的父亲知道我和他儿子很要好，而且他儿子又有关节炎，想让我们两个一起去安徽，彼此之间也好互相照顾。这对我无疑是个好消息，既然黑龙江兵团并没把握，能去安徽兵团不也挺好吗？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和赵海波（还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过两年我们就要下乡）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是南市区。临出发前，来带队的兵团首长把我们这些开后门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强调我们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去兵团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影响。我们共7人，来自各个区，就随着南市区的大队人马踏上了旅途。
16岁，还只是个孩子，懂得什么？没有太多的对上海的留恋，有的只是对兵团生活的神秘感。请几个同学帮忙，把行李送到南市区某中学集中装运。随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军工路码头。也不要父母亲去送，哥哥下乡时，父母也没去送。
但是，我忘不了外婆的眼泪。临行前几天，外婆一直躲在小房间暗暗流泪，大外孙下乡了（哥哥是67届初中生，已先去了大丰农场），现在我也下乡了，以后弟弟妹妹是不是也要下乡呢？
再见了，上海！再见了，爸爸、妈妈、外婆！
二、新的“故乡”
“东方红404”号轮溯长江而上，船上的喇叭里不停的播放着“语录歌”和支持革命小将下乡上山的文章。
我不是第一次出门了，以往出门，不是访亲，就是游玩。少则个把星期，多则两月，又回到了家中。这次，可是真正、彻底地离开了家。以后还能回来吗？不知道，也想象不到，也根本不会去想。我们这一批知青中，有一项兵团纪录，有一个女知青，她父母为她准备的行李，从大橱、五斗橱，到洗脚的小盆、小方凳，足足有36件，简直堪比嫁妆，她父母一定绝望地认为女儿将永远与他们分别。
两天的旅程，船上没有太平过，主旋律是打群架。自行结帮，从上层打到下层，从这个舱位打到那个舱位，碗碟横飞。我惊奇南市区的这帮学生们居然带了这么多“凶器”去接受再教育，有短棍、铁尺，还有的掏出了小刀子。
伴随着打架，轮船驶过南京、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最后停靠在长江北岸一个叫套口的小地方。这里长江作为江西和安徽的分界线，江南岸是江西彭泽县县城，也小有名气，发现了一个大溶洞，八十年代初曾在此举办过一个全国性的女篮邀请赛，就在洞里打球。
我被分至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综合加工连，我们7个开后门来的都在这个连队，大概是为了便于管理吧。这个地方在没有组建兵团时是个农场，主要种植棉花。老职工们曾自豪地告诉我们，全国的重点产棉省是安徽，安徽的重点产棉区是安庆地区，安庆的重点产棉县是宿松县，宿松的重点产棉点是复兴镇，而我们师部所在地就是复兴镇。原农场大面积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00多斤，组建兵团后便每况愈下，这是后话。
船靠岸后已是黄昏，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各连队来迎接的职工们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紧随着他们，一步步朝连队走去。连日下雨，地上泥泞不堪，这里的泥土仿佛特别滑，不时有知青摔跤，当然诅咒、哭骂也不断。顺便提一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泥泞湿滑的泥土路上行走而不摔跤。
从江边到综合加工连整整8里路，终于到了，天也黑了。望着低矮的破旧平房，房顶大多是茅草铺就的，望着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知青们谁也没有精力去抱怨什么了，吃饭、睡觉要紧。有几个女知青连饭也懒得吃了，干脆就尝一些从上海带来的点心。草草打开行李，度过了平静、忧伤的兵团第一夜。
第二天，连队召开了简单的欢迎会，介绍了兵团及我们连队的一些情况。安徽兵团所属五个师，我三师人员最多，共有六个团。我十团下属一~七连，还有机务连、我们综合加工连。团部以上领导多为军人，各连队连长、指导员均是现役军人，副连级、排级干部多数是复员军人，少数为原农场老职工，班长们当然以职工为主了。
一~七连是生产连队，机务连掌管全团的生产机械，也就那少得可怜的不到二十辆拖拉机。而综合加工连以轧棉花、皮棉打包为主，辅之以粮食加工（大米、小麦、面条等），副食品加工（榨油、豆制品、粉制品等）。
头几天，并没有让我们知青立即参加劳动，而是让我们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人员（我们已分至各班）。于是，我们结伴来到了后湖边。简单的说罢，我团南临长江，背靠一个大湖（在地图上找到这地区的一个叫大官湖，我们称之为后湖），当中一条宽十余里，长约百里的狭长地带，各连队依次排列，不过还有一半多的地域不属兵团，是当地农村。后湖确实大，站在湖堤上，放眼望去一眼不见边，凌波阵阵，渔船点点（我连也有几只渔船）。湖对面，就是宿松县城。
天放晴了，地仍湿滑，我们兴趣不减，又来到了江边。就在江边，距套口约2里地，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小庙、亭，也有三五个和尚，山顶竖一碑，上书“江南第一山”，此山名曰小孤山。小孤山我可并不陌生，《水浒》中浪里白条张顺就是“扬子江小孤山人氏”，不知是否就是这小孤山。站在山顶，若天色好，隐约可望见上游九江的庐山。我不解，小孤山明明在江北，怎么称“江南第一山”？后来听说，小孤山原在江南，后由于江水的冲刷，长江改道，将它与众山分离，孤零零留在江北，小孤山因此得名。若干年后，我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读到：毛主席视察长江舰时，舰经过小孤山，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水道变了，世道也变了。”
初到安徽，初到兵团，有新鲜感，印象也不错。生活条件差我也无所谓，作为北方人的后代，我还是能适应的。当时特别令我激动的是我在“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的队伍之中，于是，我从心里把兵团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在我写给父母、写给奔赴各地的同学朋友的信的信封落款处，都工工整整、一字不拉地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综合加工连”，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以表达自己的自豪。（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有时这差距是巨大的。没过多久，我写信时信封落款就只是简单的“安徽宿松复兴镇310信箱”了。）
三、过三关
过三关，这是知青在下乡前所受的各种教育中接触到的、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另一个使用最多的词组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
何谓三关，生活观、劳动关、思想观是也。
那个年代，上海的绝大多数父母都认为孩子的下乡，不是小学时的下乡劳动，而是永远的别离，于是，就有了那种近似于生离死别的送行场面。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将独自去面对生活和各种压力，也给父母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到连队的第二天中午，沿着泥泞的小路去食堂吃饭。尽管小路上铺有一些碎石，也难以掌握重心，一个女知青（好像姓骆）一下子摔跤了，她挣扎着爬起来，碗也不捡，跌跌撞撞回到宿舍，不顾身上的泥浆，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只有短短的一天，她心中已充满了绝望。
刚去时，我们知青睡过茅草顶、泥土墙的简屋，睡过大仓库。后来给我们盖了平房，是砖瓦结构，地还是泥土地。
伙食以糙米为主，配一些地瓜窝窝头、玉米饼。面粉属于精品，每月能吃到三次馒头或面条，作为休息日的改善伙食（一个月休息三天）。
一年半以后才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在此之前只能靠煤油灯照明，其实点的多数是柴油，每天早晨起床用手一摸，两个鼻孔熏得乌黑。
洗衣在沟渠中，去污方式以棒锤敲打为主，就像我们在描写农村生活的影片中看到的一样。饮用水从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水塘中挑来，沉淀后桶底一层泥沙。后来连队打了一口井，稍微干净一些了。
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我多少还能承受，但我最怕的是过夏天。我这个人特别怕热，特别爱出汗。白天干活时反正横竖横了，赤着膊，任它汗像淋雨似的往下淌，到下班时挑两担水冲冲，晚上睡觉可就受罪了。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当地气象台有好几天温度报到了40多度，当然没法干活了。白天，我们跑到后湖，浸在湖水里（水面也是烫的），或是钻进打包机房的地底下，坐在传动轴上，那里的温度稍微低些。
晚上，所有的床都搬出了门。安徽的蚊子厉害至极，尤其是那种花蚊子。我们曾甘愿忍受刺鼻的药味，把农药桶一溜放在床周围，但无济于事，蚊子仍疯狂地向我们进攻，无奈，只得钻进帐子里。月光中，一排排床，一顶顶白帐子，就像野营宿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过，这风景可并不迷人，空气依然闷热，地上依然暑气逼人，头上、身上依然不停地淌汗，手中依然不停地挥动着扇子，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熬着度过一夜，真是度“时”如年啊。
适应吃，似乎要容易一些。上海当时梗米也是少量供应，更多的是籼米，所以吃安徽的糙米倒也没什么咽不下去。倒是地瓜窝窝头、玉米饼初时实在吃不下去，多数知青都是咬了几口就偷偷扔掉，只能偷偷地扔，否则被发现少不了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挨一顿批。等过了一段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过量的体力消耗，还管它什么粗粮精粮，吃饱就行。
我们的工资是20元，是等外农工二级，这个“等外”的等级名称让人挺不舒服，不过那些老职工也只拿28元。我们的定粮是40斤，有时再照顾几斤。当我们逐渐适应了干繁重的体力活时，这些口粮是绝对不够的。有一段时期，我一个月要用60斤饭票，只得从女知青处寻求阶级友爱。这样，饭票1角6分一斤，一个月的工资一半要花在饭票上。好在菜比较便宜，都是连队养的、连队种的，也不大开荤，2角几分就可对付一天了。有时一份菜不够吃，花个分把钱再添一点，在食堂工作的知青也抽人不见时开个后门。这样，一个月有时能余一、二块钱买些生活必需品。
当肚里实在缺油水、嘴里淡得无味时，知青们便约好，等发了工资，休息天走8里路到江边，乘摆渡船过长江，去对岸江西彭泽县城嗟一顿。这一天彭泽县城里必定到处是上海知青，有其它连队的，有相邻十一、十二团的，也有在彭泽县附近去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
相比较过生活关，过劳动关完完全全是脱胎换骨的磨练，用地狱与火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加工一班是粮食加工，加工二班是副食品加工，我分在加工二班，先跟班长学做豆腐。旧社会有这样一句俗语，“世上三般苦，打铁、行船、磨豆腐”，说的就是做豆腐的辛苦。首先得起早，因为在上班前豆腐要卖出去。我们的豆腐不仅供给本连食堂、职工，还要供应团部和隔壁连队。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热，每天3点多钟起床，把手伸进水缸淘洗浸泡了一夜的黄豆。天热还好说，要是三九严寒，刮风下雪，那手就像伸进冰窖被刀割一样，疼得钻心，冻得麻木。
磨盘有一尺高，一米多的直径。连队里那时没有牛，没有毛驴，全靠人推磨。你说有多倒霉，我们班的知青偏偏只有我转圈子头不晕，于是推磨的差事自然落到我身上。
每天凌晨，天还漆黑，我一个人，抱着粗粗的磨杠，推着沉重的磨盘，一步步迈着，一圈圈转着、转着……没有人陪伴，没有人说话。四周寂静、沉默，只听见磨盘之间的摩擦声和有间隔、有规律的磨碎了的黄豆糊顺着磨道落入桶中的“扑通、扑通”声。
天边露出曙光，班里其他人来了，于是，过滤、煮浆、点卤、起板压制、切割入水，一阵忙碌，买豆腐的人也该来了。
做豆腐让我双手的耐热能力变得极强。试想，刚做好的豆腐滚烫滚烫，虽然即刻浸入冷水中，但一大缸水，没几板豆腐放下去，已经热得伸不进手了。这时人家来买豆腐，自然是由我用手在水中捞豆腐。有的买主想自己动手捞几块“老”豆腐（那个年代，就那么点钱，买东西总想买“实足”一些），手托着豆腐刚离开水面，豆腐里的烫水流出，结果是松手，“啪”，豆腐摔碎，还得我来。久而久之，现在我的手对烫的感觉已迟钝了。
人们说“水做的豆腐”，是说做豆腐需要大量的水，那么，挑水也是一门必修课。我们用来盛水的是能容1200斤水的大缸，也就是说要12担水才能装满一缸。一溜四、五口大缸，下班前最后的任务就是使它盛满水。水塘离加工房50多米，还要迈一道土坡。我们每天都是拖着疲乏的身子，咬着牙挑完这几十担水。
后来，二班又开始了做粉丝、榨油、做酱油等等，我带了两个70届知青，豆腐主要由他们负责，我开始做粉丝。班长早已退居二线，而且我做豆腐黄豆出豆腐率早已超过了他，这不能不说是城里人的聪明。这时，连队买了黄牛，开始用牛拉磨。
做粉丝比做豆腐更累，用水量也超过做豆腐，而这只能由我一个人干了。每天完工前的约五十担水，对我的意志、毅力、超乎极限的忍受力，真是极点的考验。当我几乎是没有感觉，只是机械地灌满了最后一口大缸，又挑来最后一担水准备自己冲洗后，人往往虚脱般地朝加工房地上一躺，久久不能动弹。
在兵团的这三年半时间里，除了做豆腐、粉丝，我放过牛，养过鸡，看菜园浇大粪，上渔船捕鱼，我甚至还当过“屠夫”，杀过猪，长长的尖刀直插猪的心脏。我们连队有1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棉花，这些最基本的农活，我们知青都一一学习、掌握了。从插秧、施肥，到割稻；从间苗、整枝打杈、打农药，到摘棉花。自学着干一件件农活，其中的艰苦不言而喻。我记得那年夏天，棉田害虫肆虐，全团总动员突击打农药。你说那棉虫生命力如何旺盛，放进未加稀释的“1059”、“1605”农药中，居然摇头摆尾好长时间都不毙命。顶着火辣辣的烈日，日出而作，日落收工，突击打农药一个星期，呼啦啦倒下一大片，不是棉虫，而是人，农场职工和知青。曾有一天，团部卫生院送进100多个病人，不是中暑，就是农药中毒。
我们连负有一特殊使命，每逢团部有什么任务，总由我连担当“突击队”，比如说去江边卸粮食、卸煤等等，通霄加班是常有的事，那次卸煤就干了一夜。一艘大木船，装有几百吨煤，要连夜卸货，我连组织了20人，晚饭后乘拖拉机去江边。江滩上垒着空油桶，上面搁着跳板，一头搭船沿，一头搭江堤，这不就是电影中旧中国码头工人走的过山跳吗？整整一夜将煤一筐筐抬到了岸上，等到精疲力尽、灰头土脸，乘着拖拉机一路颠簸回到连队时，天色已放光了。事后我计算了一下，每2人一抬，每筐100多斤煤，每组平均要船上、岸上从过山跳上走200多个来回。初时大家只想快点卸完，煤筐装得结结实实，少说也有150斤，到后来就希望装得越少越好，实在没力气了。当时突击队里还有两个身体较好的女知青，她们也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改造而主动请缨的，最后2小时她们根本无力再坚持改了，躺在了江堤上，当然也没有人再忍心去要求她们同甘共苦了，包括我们那位一直对知青声色俱厉的排长。
下乡的经历就像是西天取经，学着干一件件农活就像是经历一次次磨难。和苦行僧相似的是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的信念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缩小与贫下中农（职工）的差距。和苦行僧不同的是他的磨难是自找的，自愿的，而我们有时却是被动的，被迫的。
下乡的劳动经历无法一一细说，就此打住，当时颇为自豪的是，劳动观我们知青都挺过来了。我是知青中的一等强劳力，200斤的大米包不用人帮忙自己可上肩，立定后肩上可压上2包大米（400斤）；挑上100斤的担子，两肩倒换着走上10数里用不着休息。我连几位女知青十七、八岁的年龄、瘦弱的身材，居然也能练得扛起大包，真是不可思议，让父母知道了不知是伤心还是感慨。
至于过思想关，那是另一种滋味，有我们在信念驱动下自觉地、有时不免盲目的行为，也有在精神压力下给心灵带来的刺痛和创伤，后文再谈吧。
四、战天斗地
毛主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到农村，少不了战天斗地，包括与自然灾害的搏斗。
安徽是个多自然灾害的省份，其中一个主要的灾害就是洪水，小时候就知道淮河水患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在长江边，听说以往每到汛期，沿江人民都如临大敌，百加防范，老职工还不无夸张地给我们讲述：六十年代时，长江水位猛涨，安庆市江堤告急，护堤草包已用完，市政府调动各单位卡车流水运作，去仓库装布，再去服装厂缝制口袋，再去粮库灌装粮食（玉米、大豆之类，此类物品遇水即膨胀，减少空隙，护堤效果好），随后直运上江堤。当时市长、市委书记日夜巡视在江堤上，甚至还配了枪，一有人心慌乱，当即鸣枪示警，以定军心。故事不无虚构成分，但我们能想象得出洪水来临时的那种紧张气氛。
我们三师所处的地理环境，不仅要防长江，还要防后湖。平时后湖微波粼粼，渔舟点点。夕阳西下，渔船纷纷驶回岸边，一时船老大的喊叫声、孩童的嬉笑声，伴随着炊烟袅袅，一副渔舟唱晚的江南水乡景象。但到了汛期，狂风暴雨，后湖像孩儿的脸，变得蛮横无比，一浪接一浪，凶狠地冲击着湖堤，掀起近丈高的浪花。此时，平日里看上去宽敞、结实的大堤，变得像薄薄的玻璃墙，弱不经风，岌岌可危，令人胆颤心惊。
1972年，我们终于经受了这一场风暴。
后湖，平静时，极目远眺，湖色与天光争辉．绿水共青天斗碧
大雨，已经下了一个月了，长江水、后湖水猛涨。长江江堤，由当地农村负责把守，我们团，则全力护卫着绵延数十里的后湖湖堤。
就在汛期来时，我们仍在坚持生产。我们班需添增水缸，雇了一条船去十二团窑场购买8只水缸。回程中，途经十一团驻地，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决口。
初时，被湖水冲开的缺口仅三、五米宽，有七八个人跳入水中，以减缓水流，后面的人紧赶着打桩，填土袋。装满泥土的革包一个个扔进缺口，但无济于事，水势越来越急，缺口越来越大。情急之中，正巧路过的我们的这条船成了救急之物。毫无商量余地，船上的8口缸被推到了水中（后来我们专门去打捞水缸，再运回连队），船也被拖去堵缺口。
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抢险的职工、知青。身旁，船主蹲着抱头痛哭，我知道，那条船就是他的身家财产。
湖水汹涌倾泄，靠近湖堤的几排平房已被冲塌了，水面上漂浮着被子、木箱，耳中，传来了一片哭声、喊声。我心中惶忽、难受，这悲惨的一幕也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冒雨沿湖堤赶回连队，湖堤上早已布满了抢险的人群，我们连也全数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战斗之中。
湖水毫不留情，借着风雨之势，猛烈无比，冲刷着堤坝，像剥皮似的，一层层往下削着泥土。连队组织了敢死队，哪里危急往哪里冲。天上的雨并没有休息的迹象，而由于积水、内涝，堤内水深已近膝盖，但保住湖堤，是此时所有兵团人员心中的念头。保住湖堤，保住房屋，保住已垫高的粮食、生活用品（重要的生产工具、能源物品已转移至高地）就有喘息的机会，就有重整的机会。
我们拼命地挖土、填装草袋，然后肩负草袋，四脚着地，爬上堤坝，将草袋投入被湖水侵略得已显狭窄的湖堤外侧。水中，由紧急砍伐的树木削成的木桩一根根打入水中，以便堆筑草袋和树枝捆，抵御水浪的冲击。每个人的脸上身上，已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
这是令人一生中难以忘记的几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风雨、湖浪搏击着、挣扎着。危情缓解时，回到宿舍，脱下湿透的衣衫（实际上，这时我们的衣服已没一件是干的了），休息一会，啃几口馒头。而一听到哨声，马上又披上湿衣，冲入雨中。
这种状况下，风雨侵袭，又毫无卫生条件可言，不少人拉稀了。没办法，憋急了随处就地解决，反正遍地都是水，管它冲到哪里去。
终于，雨停了，太阳露出来了，辽阔的后湖又恢复了平静，而湖堤终于保住了。我们站在水中，看看为之祈祷、为之搏命数天的湖堤，默默无言，心中并没太多的喜悦。我身心疲惫，心中涌现出一丝悲哀，对这种生活已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下乡前的理想、雄心、豪情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了。满腹冤气，我把手中的铁锹狠狠地往水中插去，不料锹面与锹把有一角度，锹面一入水改变了方向，一下子扎在我右脚面上，顿时水面上泛起一股血水，我惨叫一声，倒在了水中。
那一年，安徽兵团有两位女知青死于洪水中，我师十二团的郑培志和一师的黄观顺，均作为烈士分别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上作过长篇报道。
七三年，春节回沪探亲时，我们几个知青去看电影《战宏图》。望着银幕上出现的抗洪场面，触景生情，我的眼睛湿润了。
五、苦中作乐
生活再艰苦，再枯燥，人总要寻找一些乐趣，给自己一些精神慰籍，这也是一种适者生存。
时间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的过去，我们逐渐适应了环境，适应了生活，适应了劳动，我们和职工们相处得也越来越融洽。我们开始向职工们学习，也给自己在劳动之余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到了老鳖下蛋的时候了。老鳖，就是甲鱼，当地人称团鱼。每年秋天，老鳖都要爬上湖堤，在堤坝内侧斜坡上产卵，这正是捉鳖的大好时机。
一个夜晚，细雨蒙蒙。下半夜，我和另一个知青披上雨衣，带着电筒、网兜出发了，并带上了连队养的一只小狗。堤岸上，闪烁着点点灯火，那是各连的好于此道的职工和知青们。我们沿着堤坝内侧，仔细地搜索着。手电筒灯光照射下，堤上覆盖着的青草颜色和鳖壳的青黑色很不容易分辨，不仔细察看真不容易发现目标。没多久，我们终于看见了一只老鳖，不由一阵激动，连忙跑过去用脚踩住，将手指伸入老鳖腹部后腿前软肋处把它提起装入兜中。这只老鳖足有20厘米长，沉甸甸的。
初战告捷，信心大增，我们更仔细地搜索起来。过了半小时，又抓获一只，随后，又是第三只，……我们是下半夜二时出发的，大约到了三时半多，我们的网兜中，已装了四只老鳖了，成绩不错，该班师回朝了。忽然，随我们去的小狗“汪汪”叫了起来，手电筒一照，哈，小狗也抓到一只，只见它前抓不停拨弄着，不让老鳖逃跑，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们满载而归。
今天看来，甲鱼无疑是佳品。当时我从未吃过甲鱼，更不会烹制，干脆架几块砖，用洗脸用的钢精脸盆煮了一大盆甲鱼汤。煮好后尝了一口，一股腥味，我再也没吃第二口。直到今天，我对甲鱼也没什么胃口，但那时捉甲鱼的情景却令我回味无穷。
钓虾也挺有趣。后湖水产资源丰富，除了鱼，还盛产寸把长的大虾，休息日去湖边钓虾是最好的休闲。
所谓“钓”虾，不是用钩钓，我们加工连皮棉打包用的粗纱布是最好的工具。一米见方的粗纱布，用竹条十字撑开，形成一个小网。在江南水乡能见到农民用类似的网捉鱼，不过那网比这网要大多了。然后捉几只青蛙，砸烂后用铁丝串几小块肉青蛙吊在网中间。沿湖边一次放下几张或更多的小网，这时，你就静候虾儿上钩了。当你挨个提起这一张张网时，多半不会落空。这样，在湖边待上半天后，就可以捧着一盆活蹦乱跳的大虾返回了。
浩瀚的后湖，是天热时游泳的大好场所。在无边无际的水中游泳，那滋味那感觉，是上海那小小的游泳池里绝对体会不到的，尤其是在收工后跳入湖中。水草也没什么危险，只要定心、放松，使自己能浮在水面就行，随着水流的运动，水草会自然从身上滑开。
有浑水摸鱼之说，但我不大相信在宽宽的大河里能空手摸鱼，没想到我居然学会了这一绝招。河鲫鱼喜欢歇息在水下的岸边斜坡上，你可合拢两腕，手掌张开成漏斗状，由下往上慢慢抄，是能否抓住鱼完全凭你的感觉和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已感觉到或触摸到鱼，鱼也准备逃离的瞬间，迅速翻掌将鱼罩住。
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缺荤少油的伙食，知青们最大的愿望是能经常有美餐一顿、打打牙祭的机会。下乡第一年的十一月，天已很冷了，那天派我的工作是上连队的渔船，和职工们一起下湖重排鱼屏，鱼屏是一种捕鱼工具，用一张张竹蔑编成的竹帘，在湖边浅水处方圆数百米排成一个八卦阵。鱼有一个特性，当遇到障碍时，它不会调头，而是沿着障碍物游，于是，八卦阵将鱼引导入一个个小圈，圈内是鱼篓，鱼篓口有倒刺，鱼进去就出不来了。后来我有时晚上就来到渔船上，跟职工们一起去捞鱼篓，倒出一条条鱼。
这天下着小雨，湖面上还刮着风，我下水不一会，就冷的打颤。干一会上船，裹着棉大衣喘口气，再接着下水。中午没吃饭，直干到下午三时，，总算将所有“鱼屏”整理完，该换的换，倒了的重新竖起。连长知道这个季节、这种气候，这项工作的艰苦，派人送了几瓶酒到船上，是地瓜干做的土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居然半斤没醉，而且是在又冷又累的情况下，所以我一直认为酒量是天生的。
下酒菜当然是鱼了。说起鱼的烧法，城里人绝对想象不到。杀鱼是三刀，正面一刀，反面一刀，我看那鱼鳞最多只刮去三分之一，绝不多废一刀。第三刀剖开鱼肚，用刀口朝里一挖，至于鱼肚肠是否拉干净，根本不去考虑。杀好的鱼放入篮中，在湖水里浸几下，算是洗好了。将鱼倒入锅中，放上一大锅水，撒上大块盐粒，舀入几勺自做的酱，再放进几只尖头红辣椒，就猛火烧吧。说实话，这鱼、这鱼汤的鲜，胜过任何佳肴。职工们说，喝剩的鱼汤，绝不倒掉，这锅已几年没洗了。现在，我们变着法烧鱼，蒸、煮、溜、炸、熏，但我再也吃不到当年的那种美味了。
喝过酒，体会到了一种美妙，我们知青，我们和老职工们，在一场生产突击后，在暇余，经常喝一顿，为解除疲劳，为排解忧愁，为快乐一次……
我很喜欢夜晚有加班任务，不都是干活吗？白天是干，晚上也是干，况且晚上加班有每人2角钱的夜餐费。干活怕什么，大家在工作时，心里想的怕都是结束后的夜餐。蔬菜，职工们的自留地里摘。我们班是榨油、做酱油的，还怕没作料吗？最好加工一班也一起加班，那面粉、面条也有了。再去后湖渔船上要几条鲜鱼，准备几瓶土烧。而每人2角钱夜餐费集中起来，足可以割几斤猪肉了，这是一顿多么丰盛的聚餐啊。每次加班，都像是过一次小小的节日。
六、戏说打架
也许该专门说说打架的事。我出身于干部家庭，小时候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使我对打架深恶痛绝。但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打群架、斗殴、武斗，我对打架已见怪不怪了。中学里，我曾被人莫名其妙在头上猛敲了一棍，原来我无意中挡住了他的路。我们中学在大木桥地区，而那里就是人们俗说的下只角、贫民区，滋养了大量善于打架的“人才”。
我无法想通，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若是前者，那是文革培养、教会了人打架；若是后者，那是文革激发了人打架的本能。反正在知青生涯中，打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面说过，在下乡途中，已演出过这一出戏——打架。
后来上大学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插兄插妹，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各自听到的、见到的、经历过的知青打架趣闻：有夜袭队长途奔袭；有备齐劳动工具（也是打架凶器）阵地对垒；有单打独斗，像拳王争霸；也有群殴混战；有打家劫舍 ，还有拦路伏击，简直就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知青作战画卷。
我们是兵团，解放军领导，管理当然严厉些，但这挡不住打架事件的发生。有些知青原来在学校打架已成习惯，几天不动手，手就痒痒的。于是，隔三岔五就有打架事件出现，连队内这个学校的和那个学校的打，连队与连队之间打，后来扩大到团与团之间的约斗，去江西彭泽县和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打。
似乎有点奇怪，打架并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理由，一句话、一记碰撞，甚至一个不服的眼神。团部空地上半个月、一个月放一次电影，多半要发生几起战事，知青们就是想打架，找架打，没什么道理。人家挑衅了，打就是了，说不上什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
再者，今天我和你打了，明天我们可能联合去和新的对手打；今天两个连队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下个月说不定又串通一气，与另一个连队开打。同样是想打架，找架打，没什么利害关系，也不想称王称霸。单调、无聊、枯燥的生活，艰苦的劳动，使知青们就是想找机会发泄一下，而打架，就是最好的发泄方法。不过，又要干活，又要打架，真够辛苦，精神可嘉。
下乡后，我和赵海波等四人自然结成了团伙，后来也一直住同一宿舍。我们四人均是第一批开后门七人中的一个，又都是干部子弟，彼此间共同语言多些。不过，我们这个团伙不是打架团伙，我痛恨打架，我决定不参与打架。其中一人原来可是个打架积极分子，读书时在居住地区小有名气，是新肇周路九条龙之一。和我们接触后，在我们的劝告、抑制下，他收敛许多，像我马上要提及的那次大规模行动，他就没参加。
这次行动已酝酿了一段时间了。起因很简单，两个知青，素不相识，偶然相遇，发生口角，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对打，不过瘾或不服气，互相商定约人找时间再干一场。于是，事情搞大了，你找人，我找人，同校的，相识的，曾经打过而成为朋友的，本连的，外连的，外团的，最后据可靠消息，这次行动参与人员包括我三师十团至十五团六个团、几百名知青。
知青们胆子也够大的，这次对阵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兵团三师庆祝建军节之日。地点是复兴镇，师部驻地，师首长们的眼皮子底下，这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次公然挑衅。
事态相当紧张，8月1日凌晨，参与这次行动的知青们出发了。随后发生的事，我是事后听说的。
清晨的复兴镇，大战一触即发，一拨拨、一队队的知青涌入复兴镇。手中持有扁担、铁锹、木棍。组织者尚未召集队伍，敌我不分，这一伙知青与另一伙知青相遇时，只是怒目而视。尚未知情的农民们挑着瓜果来赶早市，顷刻间被一抢而空。镇上所有店铺一看这种形势，纷纷关上大门，“鬼子进村”了。
这场大规模械斗若真的发生了，不说在中国生产建设兵团的档案中会添上浓浓的一笔，对我们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的领导们，无疑是一种耻辱。师部的头头脑脑们发急了，一时间，所有的电话线全部占线，紧急接通各团部，各直属厂，调集所有能出动的排级以上干部、所有的基干民兵，赶赴复兴镇，劝说、驱散知青们，当然，也准备捉拿一些为首分子。我听说师部准备了不少绳索，还有手铐，甚至师部仅有的几匹马也骑上了街。
事情平息速度之快出乎意料，短时间内，准备大动干戈的知青们纷纷作鸟兽散，我们十团的知青逃到江边，正巧九江至安庆的下水小轮停靠复兴镇码头，知青们一拥而上，搭船回到了彭泽县，再摆渡过江返回各连队。小轮上，面对这一大群手持工具、血气方刚的知青，有谁敢壮胆叫他们购买船票？
事后，我问四连的一位知青，这次真准备大干一番吗。他不屑地说：“白相相。”这么一场涉及六个团，几百人参与、震动全师的大规模打群架（未遂）事件，仅仅是一次“白相相”。
我也很佩服这些知青们。今天，荷兰、英格兰的球迷，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组织、约定球迷间的打斗，而那时呢？在经过一天的劳动后，不顾疲劳，往返数十里，去外连、外团联络，召集人马，准备这次行动，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在支配、激励着他们？
至于这次准备充分的大规模行动为什么会迅速瓦解，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毕竟是“军人”，领导都是现役军人，知青们胆再大，也不敢包天，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解放军对抗；第二，听说马上要开始招工了。在无法忍受艰苦的农田劳动时，知青们谁不想早日上调脱离农村？要是因这次事件而影响自己的上调，不是太不划算了？另外还有一点，亡命之徒有多少？大多数人只是凑凑热闹“起哄”而已，真打起来不见得会卖力。
七、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
现在，该说说过思想关了。
“七十年代第一春，上山下乡干革命”，伴随这个口号，我们于七十年代第一春来到了农村。再重复一下我们下乡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任务、宗旨、使命）：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与贫下中农（在我们这里是兵团职工）彻底打成一片，反修防修，使中国永不变颜色。连我们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我们的脑子里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在下乡改造过程中，与之彻底决裂。
那时，三忠于、个人崇拜席卷全国，我们下乡随带物品中，毛主席语录是必备的。无论生产多忙，农活多累，每天上班后的天天读雷打不动。晚上，不管有多劳累，仍坚持着在油灯下虔诚地写红色日记。冬天，不时呵呵冰冷的双手；夏天，忍受着蚊子的叮咬，我写了厚厚的几大本日记，在回上海读书前连同所有信件一把火烧个精光，至今想起还些许有些后悔。
前面说过，原来下乡大家都想去江西。后来回沪探亲时听赴江西的知青说，江西对知青的待遇（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最差，直说吧，就是把知青看作是来劳改的，入团、入党更是凤毛麟角。还有一个情况，全国来看，江西也是知青招工、上调最少的，所以后几届知青都不愿去江西了。（后来知青大返城时，去江西的知青倒大多回到了上海，这也是福兮祸所倚了。）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军人领导，管理着一帮百姓。也许以前王震领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但七十年代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兵团却并不成功。这些军人素质并不高（我们知青开玩笑地说，野战军混不下去的人来兵团），也并不懂生产。组建兵团后，原来的场长、队长们或当副手，或下台，生产也每况愈下，后来竟出现亩产皮棉8斤的惨况（少数棉田）。
但是，军人领导们却以管理士兵的一套来管理百姓，对我们这些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也更严厉，使我们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七十年代初，商店里商品很少，下乡知青可凭证明购买线毯、蚊帐等生活用品，包括市场上见不到的煤油炉。艰苦的劳动之余，有机会就改善一下伙食，这也是人的本能需求。到了兵团后，宣布纪律当头第一棒就是：不许烧煤油炉，在领导看来，不在食堂里和职工们（单身职工）一同吃饭，自己开小灶，是世界观没得到改造的具体表现。收音机是不许听的，大城市有干扰系统，外地则不然，若晚上悄悄躲在被子里打开小半导体，不当心听到了外台，被发现了可就有收听敌台之嫌。打扑克是四旧，自然绝对禁止。
许多对知青的纪律、规定、要求是专制的，不合情理的，而在当时却又显得那么有理，这就是那时的政治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我们改造世界观取得一个个进步，这些纪律、规定也呈自然消亡状态。不过，即使开禁，我们也做不到无拘无束。有一次，我们在宿舍里听收音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这可是样板戏，最正统的在接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连长走了进来，偏偏听到的是鸠三在念台词，拿腔拿调，阴阳怪气，马上把脸一板：“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让你们听这个？关掉！”我们只好遵命，哑口无言，心中哭笑不得。
十六岁下乡，花季的年龄，我们太年轻，我们太幼稚，我们太天真，我们太单纯，我们太信奉伟人的话。一方面，我们极其虚心地听军人们、老职工们的教导，拼命加速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一方面，我们奉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连队内我们认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事提出意见，没想到这已铸成大错。
说起来，对连队各级领导（除了连长），我都提过意见，甚至有争吵。比如指导员，军人，圆滚滚的脸，笑里藏刀，对知青做思想工作时不容半点分辨；副指导员，复员军人，老病鬼，偏爱和女职工、女知青调笑，说些无聊话。有一次我探亲路过芜湖，听说他在连队一女知青芜湖的亲戚家喝酒，回连队后我说闲话把这事漏了出去，引起他的怨恨，偏偏他又是连队的团支部书记，这就给我久久无法入团买下了伏笔；最令知青痛恨的是我们排长，复员军人，本地（宿松）人，安徽人（包括许多非宿松籍的职工）看宿松人是看不起的。排长也是我连知青（不仅我们排）最恨的人，他对知青的态度，就像老子对小子，狱警对犯人，稍不顺眼便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我们排的知青们可没少受惩罚，批评、全班帮助、写检查……几乎无一幸免。
打击终于降临到我头上。一天，我们在场地上摊晒粮食。天热，我脱下外套，想送回宿舍，刚走了没几步，被排长发现了，马上叫住了我，还没等我解释，训斥伴着唾沫星子已朝我飞来。我实在不服，嘟囔着说了一句：“军阀作风。”这下无疑捅了马蜂窝，挨下来就没我的太平日子了，批评、帮助、班里检讨，一次次不过关，干脆让我停工反省，深刻检查。排长教训我，“我是党员，你说我是军阀（天哪？），连长、指导员是党员，他们是军阀吗？你爸爸妈妈是党员，他们是军阀吗？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党员，他们都是军阀吗？”我早已无话可说。最后，定性为反动语言，那几天的日记，也是我日记中写得最长、最深挖思想根源的。
这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发生的事，我们班要增加做粉丝业务，我是生产骨干，早已决定由我跟班长去江西兵团学习做粉丝。临行前，指导员、排长、班长三堂会审，明确我这次去有两项任务：一、认真学习，掌握做粉丝技术；二、继续深刻反省，认识错误，回来后要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判我的反动语言。
晚上，我一个人来到后湖边，望着平静的湖水，心潮却翻腾起伏，在堤岸上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我苦闷，我想不通，我下乡时才十六岁，我满腔热血来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到底犯了什么大错？我说的不对，可以批评、教育，为什么对一个半大孩子要施以这样沉重的打击？可以想象，这已给我心灵上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件事，我始终未对爸爸妈妈透露过。）
夜里，我和最要好的三人悄悄商议着，一个性子最暴的知青说：“横竖横，干脆大吵一次，看他们怎么批，总不见得把你抓起来。”另一人出了个主意：“逃回上海避风头。”这不失为一种无奈的办法，我确实害怕这个全连批判大会，我不知道如果经受了这次批判后，我的信念会不会泯灭，我的精神会不会垮掉。我们决定，当我完成学习做粉丝的任务回来后，若真要召开批判大会，由他们替我筹借路费并掩护我逃回上海。
从上路一刻起，直到返回连队，班长一次也没提起过这事。这也难怪，一个土生土长的老职工，识些字，能读毛主席语录，自知若和我辩论，绝不是我的对手，而且人还算纯朴，对我们知青也有些同情，自然不会像排长那样对知青横眉冷对了。
事情的发展令人惊奇，回来后，指导员、排长似乎忘了此事，风平浪静，丝毫没有什么批判会的迹象，甚至排长见了我，也只问了几句学习做粉丝的事，就开始购置工具，准备粉丝的生产了，而我的出逃计划当然自动消亡，我算逃过一劫。
这件事一直令我百思不解，是他们良心发现？还是确实觉得小题大做？或是认为已施威于我，没必要再做有可能沦为笑柄的事了？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社会发展到今天，也许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天方夜谭的事了，而在那个时代，这种事却实实在在地、并不是偶尔一次地发生着。
八、招工悲喜剧
初下乡时，知青们谁也没想到今后的命运，也许一辈子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做地球修理工了，回上海，回父母身边只是一个梦。
当有人被调到团部、师部时，他们就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这意味着不用扛包，不用挑担，不用去大田除草、施肥、打农药、割稻摘棉花，也不会每天一身汗水一身泥土一身臭气一身疲惫了。
一个女知青被调至师部当总机接线员，她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我们只知道在她接到通知后，第二天寄出了一封厚厚的信。
当天夜里，两间女知青宿舍折腾了一夜。接到通知的女知青哭一会、笑一会，又喃喃自语，同舍的女知青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而隔壁宿舍的一个女知青却整整哭了一夜，听说这个名额原是她的，不知什么原因最后换人了。我们挺同情她，她身材娇小、瘦弱，干简单的农活也力不从心，我们男知青都有意无意地帮她一把。但面对此事，我们也爱莫能助。
听说要招工了，知青们心中一阵狂喜。这本是一个梦想，没想到这么快（这时我们下乡仅一年半）就有机会脱离农门，顿时掀起一阵波澜。
消息确准了，第一批招工去向是芜湖柴油机厂（后改名芜湖汽车发动机厂，也属于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管辖）。在一片红下乡的年代，能进厂当工人，这对知青们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当时一些女知青甚至说只要能到县城里当一个营业员也心满意足了。
名单，自然由“四大天王”（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决定。在这种关键时刻，知青们骚动不安了，暴露出人的私心，折射出人间百态。平时关系尚可的，连长、指导员家中去的次数更多了；爱打小报告的，更勤劳地汇报思想，反映某某不认真接受改造，发牢骚；还有的直截了当，“要是……，我不会忘记你们”，“要是……，走着瞧” ，软硬兼施。
连部几番挑灯密谋，名单终于划定了：一个副连长的儿子（这本就是铁板钉钉的事，若连级，或排级干部的子女符合招工年龄的多一些，我们知青就别指望了）；连队唯一来自杭州的女知青，七连连长的亲戚（大概是堂侄女）；一个善于交际的女知青，与团部一些首长们关系也不错；还有两个男知青。
第一批上调，我们连就这么五个人。名单一宣布，女知青宿舍又是一夜哭声，这时，她们已不会为生活、劳动的艰苦而哭了，此时的哭，是因为失去了一次机会，是悲叹自己的命运。
我们心境倒也平和，只是一个好友有些忿忿不平。论劳动，他不比任何人差，也是知青中一等一的强劳力，但脾气暴躁，我们说他吃相难看，自然不会博得连排干部的好感。他的运道一直不好，一批批招工一直没他的份，直到知青们都差不多走完了，他才被上调至距马鞍山市几十公里处的一个窑厂。而不幸的是，他走后没多久，就开始了知青大返城。他后来经他姐姐到处托关系，回到了上海，很晚才结的婚，后在上海南站工作，有了小孩后没多久，他去世了，太可惜了。
随后，一批又一批招工（在我离开连队前后），地点有芜湖、安庆、铜陵、马鞍山、合肥等。合肥最多，钢厂、纺织厂、体工大队、江淮汽车制造厂……到处都有上海知青。我以后在小三线时，在上仪公司时，凡出差合肥（或路过），都要去探望这些当年的“难友”们。我最同情的是上调至无为纺织厂的六个女知青。无为是个小县城，地处芜湖与合肥之间，铁路又不经过，只能乘长途汽车。既是纺织厂，当然女多男少，何况没有一个男知青，要结婚只能找当地人，我知道有三人与当地人结婚了。
等到开始知青返城时，连队里只剩了六、七位知青。他们最倒霉，始终轮不到上调，他们也最幸运，最后直接回到了上海。
在我看来，知青返城可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办事效率最高的全国性的行动之一。从各大城市到全国有知青下放的农村，所有牵涉到的人都“忘我”地奔忙着。上海，有孩子下乡的家长们奔波于医院、里委、街道，开出一张张证明，火速寄出；我们兵团，当地医院的复检例行公事、遮人耳目，没人愿意知青回城的机会在自己手中被扼杀。团部、师部各办事机构，知青们就是拿着一张张表格，一次次排队，敲上一个个图章。也许，有些办事人员一辈子敲的章，也没这一段时间敲得多。
九、上大学
不知不觉下乡已三年了。三年春节三次回沪探亲，每次十多天在上海是知青们最解放、最欢乐的节日。这十多天，脱离了扛包、挑担、锄草、捉虫、插秧、割稻，脱离了每时每刻承受思想改造压力的日子，我们无拘无束，尽情地玩，尽情地吃。中学时的同学、朋友，天各一方，终于相聚，在谁家闹腾一夜，家长也毫无怨言。我们来到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狂吃冰砖，哪管现在是寒冬腊月。在农村夏天天再热，汗再流，也享受不到冷饮，实在馋得不行。
其实，所有家长此时都希望分别了一年的孩子能时时陪伴在身边，让他们难得地再给于一点父母的爱。但他们也体谅孩子，苦了一年，让他们放松一下吧。孩子与朋友相聚，一夜不回家，他们不埋怨；孩子玩乐过分，闹出了一点事，他们也不指责。
1972年春节前探亲回沪，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在外滩的合影(右一是我)
知青回沪探亲，都带上当地的土特产，我们带的则是一网兜一网兜，一旅行袋一旅行袋的鱼干。我们那儿就是产鱼，被认为最上品的鱼，比如乌青、鲑鱼，以及长江里的鲥鱼，卖３角、３角５分一斤。最不入流的鲫鱼，１角３分一斤。实际上半尺来长的鲫鱼，十来条一串，给个２角钱就行。我们带回的鱼，是家长唯一可以在邻居前炫耀的东西。
1973年春节来临，这是我在兵团的最后一次探亲。文革的冲击，加速了爸爸妈妈衰老的过程，哥哥、我尚在农村，弟弟硬档工矿，算是一个安慰，而妹妹又面临下乡（后去了郊区奉贤农场）。当听到我仍未入团，父母并没多说什么，但我后来回忆，感觉到他们透露出的那种伤感。对老革命来说（我外婆也是老革命，曾担任过村里的青抗队长、抗日妇救会长。解放后到上海一直任里委支部书记，直到文革也遭受了冲击、抄家），对自己子女的命运无法把握，而子女在农村的表现、改造似乎又没有成果，前途怎样？他们无法想象。
三月，我探亲返回后不久，妈妈实在放心不下，来到了连队。
这时，形势已有所改变，传说兵团将要撤销，（由军人领导百姓搞生产看来的确有问题，兵团的生产状况已越来越差）知青们早已放出风声：“谁对知青凶的，领章帽徽一走，要你们好看。”非现役的连级、排级干部们开始改换面容，与知青们呼朋唤友，开玩笑、发烟、喝老酒，包括我们那位排长，早就杜绝了凶神恶煞的模样，主动与知青们打成一片。
说来奇怪，三年中，艰苦、苦闷、思想压力下，我没有抽烟，而最后半年，气氛平和了，我也完全适应了生活、劳动，我却学会了抽烟，抽的是1角4分一包的“大铁桥”、1角9分一包的“江淮”。
妈妈作为知青家长，更何况是老党员、老革命，还是残疾军人，自然受到连首长的盛情款待。妈妈了解了我的生活环境、劳动情况，也访问了一些老职工们。临走时，妈妈问我，是否想去工矿，因为她刚和一位老战友恢复了联系，而那位老战友当时正担任安庆石化总厂筹建指挥部副总指挥，妈妈想让我去安庆石化总厂。
说不清是出自于什么心理，我当时对农村生涯有了一些留恋，而对当工人没有一点兴趣，我拒绝了。妈妈有些发火了：“你干了三年，连团都入不了，你想过前途没有？”妈妈拿出了带来的一包书，说：“既然不想当工人，听说今年恢复高考，你复习一下，争取考大学。”
这个消息大大震动了我。小学里，我是全校尖子，我的作文，别的班主任都会借去作为范文，老师们都认为我一定能考上重点中学。尤其是哥哥考上了上海中学后，我也满怀信心，我也要考上海中学。文革粉碎了我的梦，不用说上大学了，连中学都无法学到什么知识。我是多么盼望着能进大学读书啊。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时，文革中招收第三届工农兵学员，也是唯一的一次恢复考试、延长学制的一届。若还是前两届的推荐上大学，我不存指望，要是考试，只要能同意我去考，就有希望。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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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我投入了紧张的复习（说学习更妥当一些）之中，白天照样劳动，晚上熬夜看书。连队柴油机发电，九时半熄火，点起煤油灯继续看。妈妈带来的是初一到初三的数学教材，一本本学过去，强记公式，理解定义、定理，已来不及做一道道例题来熟练、巩固，也没时间再看语文书，就靠我小学里打下的扎实基础吧。
6月，消息有了，我团三个名额：上海科技大学半导体材料专业、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劳动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按照一个名额三个人考的原则，我们团可选九人去参加考试。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了在连队三年多时间里，各位领导中我唯一没对连长提过意见，没和连长红过脸，这给我带来了巨大好处，这几乎就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
我团七个生产连队，加机务连、加工连以及团部，共十个基本单位，差不多一个单位一个参考名额。连长去团部据理力争，一定要有一个名额，这关系到全连的荣誉，（凭什么低其它连队一等？）最后，机务连没有名额。
我连就两人报名，一听要考试，绝大多数知青谁掂不出自己的分量？连长一锤定音，选我去参加考试，我想过，还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另一人已调至机务班，学习钣金工，而连部刚给他定了机务二级，35元工资，这在我们知青中可算高薪阶层了。连里在培养他，不想让他这么快离开。
赴考前，团部召集我们九人开会，一介绍，我自觉低人一等。看看，团部：当地知青，宣传股干事，党员，团首长的“红人”；四连：女知青，副连长，党员；三连：仓库保管，“红管家”，团员；五连：职工，劳动模范，党员；一连：男知青，“学马列、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团员；六连：女知青，副指导员，党员，团党委委员……而我，非党非团，无任何荣誉称号。
军人领导，自有军人的纪律，规定每三人考一所学校，填表格时志愿一栏必须填这一学校，否则作自动放弃。可想而知，宣传股干事、安徽人自然是归入安徽大学中文系，这给他今后在本土飞黄腾达创造了条件，女知青党员们也当然考上海科技大学，我只有唯一方向——安徽劳动大学。
七月，汛期临近，后湖水位开始上涨，湖面已涌波涛，我们已无法乘船直达湖对岸的宿松县城（考场所在地）。于是，至江边，摆渡过江到江西彭泽县，再乘上水小轮至湖北黄石县，转乘长途汽车，绕了一个大圈子赶赴考场。船上，其他知青们热热闹闹地讨论着“鸟飞”这句话的主谓宾结构这类最简单的问题，我一个人趴着船舷，脑海起伏，我是否应该去参加这场考试？安徽劳动大学学期仅两年，毕业后最多回原处当个农业技术员，我心中有些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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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政治处主任带队，考场气氛森严。文革中第一次恢复考试，空气相当紧张。在兵团知青考场，师领导亲自监考。有男知青憋不住，点燃香烟刚吸一口，即被监考者毫不留情一巴掌拍落。考数学时，与我同桌是四连的副连长，我见她愁眉苦脸，悄悄塞了一张纸，是某道题的解法，她也就抄了这道题，得了这一个分数。（她们与我“考”的不是一个学校，我不担心她们会对我构成威胁）六连的副指导员，团党委委员坐在我后面，尽管她唉声叹气，我也没胆量反身做小动作，我知道，这张试卷她交了白卷。
语文试卷，写作文时我得心应手。我想，就靠我小学里打下的基础，只要不写错字，标点符号正确，内容叙述较完整，语句通顺，突出中心思想，那就总会给一点分数吧。
多亏我小学基础知识的扎实以及突击复习中学课程，我做试卷还算顺利，当然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试题相对容易些，包括物理，而化学甚至是口试。
考试期间，不时有风波。各团已开始了又一次的抗洪抢险，当有消息传来，某团某连湖堤决口，该连赴考知青（主要是女知青）立即发出一片哭声。不少知青约定，若自己连队湖堤被冲垮，考完后就不回连队了，回上海去，所幸我团没发生这种情况。
考试结束，就在当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若大学录取，总要有这一道手续，干脆不论结果如何，大家都过一关。医生们对知青充满了恻隐之心。视力检查从屋里移到屋外，光线充足些，距离也由五米减至四米。我看他们填写数据时，也毫无职业道德，尽量往及格标准上靠。医生们坦言：“你们放心，绝不会卡在我们手里。”
回到连队，开始了忐忑不安的等待。没过多久，消息有了，是调到师部的总机接线打来的电话，她已看到通知，安徽劳动大学的录取名单上，写着我的名字。这时我有点急了，难道真去劳动大学读两年书再回兵团当技术员吗？急信给父母告知，父母也急了，他们也不愿让我去这所学校上学，又是急信给我：“到底是劳动大学还是农学院？”为什么说农学院？有一段插曲。当妈妈来连队后，离开时我送她至安庆市，住在市交际处，同房内有一来自合肥的女同志。妈妈随口问了一句，你来自合肥，我打听个人，慈维纪认识吗？说起来也是老战友，妈妈只知道他在合肥，不知具体单位、住址。在我想来，好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打听一个人，无疑大海里捞针。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那位女同志惊奇地回答：“你可问巧了，慈维纪就是我们副院长（安徽合肥农学院）。”就这样，中断音讯几十年的战友有了确切的联系地址。妈妈希望我去的是农学院，这样毕业时能找老战友帮帮忙，留在省城。我当然不会搞错，再一封急信：“是劳动大学，不是农学院；是宣城，不是合肥。”怎么办？通知真下来了又不敢不去，一切听天由命吧。
真应了人生莫测那句话，就在我准备打点行装时，又一场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影响了整个招生工作，又延续到我们进校后，引发了一场教育革命，这就是令人记忆犹新的“张铁生的一封信”。一时，凭老茧上大学成了时尚。全国招生工作暂停，复查一个月，审查是否存在“只看成绩，而把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弟以及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表现突出的知识青年排挤在大学校门之外”的现象。
全国的事态发展并不千篇一律。我承认，很多地方，许多考试成绩较好的知青们在这次复查中被刷了下去，我的一个邻居在铜陵考试中已入选了，就被刷了。但在我们或我们那一片招生地区，上海招生组拿着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尚方宝剑：“把表现最好的工农兵学员，吸收进上海的大学里来”，于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招生组借复查为名，无视推荐意向，报考志愿也撇开不顾，乘机挑选考卷，一看有成绩尚可的，便装入自己皮包。
终于，漫长的一个月复查结束了。终于，通知来了。出乎意料，毫无思想准备，我的去向竟然是——上海科技大学，而且专业也由“半导体材料”变成了“无线电系电子测量仪器”，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了。
历史就这样经常给人们开着玩笑，昨天，我还在无奈地准备去安徽劳动大学读书，并考虑着我将一辈子在安徽当个农业技术员了，今天，我却要告别安徽，去上海——我的故乡上大学了，这是梦境，还是现实？一时间，我惶然了。今天，该怎么来评论这件事？如果没有“张铁生事件”，回上海的就是我们九人中的另一位。现在，并非出自本意，我替代了他（她），我该内疚吗？不，我毫无愧言。虽然，按今天的正常标准，我那时赴考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根本没有资格进入任何一所哪怕是档次最低的大学，但我自豪地认为：在当时我团参考的九人中，我分数第一。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价张铁生，我却应该“感谢”他，没有他，我回不了上海。
随后，全师所有已录取去上海读书的知青齐聚师部医院进行体格复检。当时上海方面有一条规定：肝炎患者不许进上海。应了大喜大悲这句老话，出现了悲惨的一幕，十二团的一位女知青，原录取上海师大政教系，偏偏化验单上出现了“阳性”，顿时天崩地裂，欲哭无泪。望着她那痛不欲生的表情，任何同情安慰的语言都没什么作用了。分手时，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去和她说再见。
奇怪的是，这个多出来的名额，师部居然没有还给十二团，而是划归我团，其内幕我不得而知。这时，已用不着再考试了，于是，那位六连副指导员，团党委委员，团首长们一手培养、提拔的知青典范，数学卷得“0”分的女知青，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对她来说，可算是天大的幸福了，她和我同船返回了上海。
十、 告别
终于要走了，要离开兵团了，要离开这块我曾经战斗了三年半的土地了。一时间，心中产生了一种情结，一种深深的留恋。
我来到了后湖，望着长长的、宽宽的堤坝，望着汛期过后恢复了平静的湖水，我曾经为你搏过命，也曾在你的怀抱里享受过你给我的酣畅。
我上了渔船，和职工们最后一次碰杯，最后尝一口那数年不洗的锅中鱼汤的鲜味。我来到鸡场，回味着每天清晨捡拾鸡蛋的乐趣。我来到了菜园，在这里，我曾经挑水、浇粪、施肥，经历了播种，也经历了收获。我钻入低矮的瓜棚，和职工最后一次叙谈，我们曾一起看瓜，一起伺候那娇嫩的瓜苗。我来到了大田，望着正生长的棉苗、水稻，回忆起自己脸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汗如雨下的劳动情景。我来到加工房，抚摸着我曾经使用过的劳动工具，大水缸、钢磨（条件改善了，几百斤的大石磨已经淘汰，我们用上了电动钢磨）、灶台、豆腐架、粉丝漏勺、扁担、水桶、榨油机……我脑子里又闪现出抱着磨杠，默默地转圈的艰苦时刻。
我来到了班长家，三年半，他一直是我们的班长。在当时的形势下，班长也曾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以他的认识水平，上纲上线教育过我们。但他教我做豆腐，教我如何在干农活时节省力气。班长有八个孩子，生活很艰苦，却经常把知青叫到家中，倾其所有，弄几个菜，让我们享受一次。班长的老父亲死时，我们知青都参加了送葬，抬棺材的人中，排头一杠，就压在我和另一个知青的肩上。
我依次来到老职工们的家，向他们告别。这些职工，有的憨厚，有的圆滑，有的善侃，有的显得愚昧，而那些女职工们，更喜欢和我们知青开些粗俗的玩笑，使我们面红耳赤。但是他们勤劳，他们忍辱负重，在艰苦的生活中，我看到了他们闪光的一面。我们知青和职工们已有了深深的感情。
我也来到了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事务长、排长的家。是的，他们批评、教育、训斥、惩罚，甚至用更严厉的手段对待过我们。我也恨过、骂过、暗地里诅咒过他们。但是，他们毕竟带领着全连一起奋战在兵团，他们的生活同样艰辛，他们身上的担子比我们更重，他们所付出的比我们更多。在分手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保持恨意？
尚未上调的知青们卸下门板作台面，摆开了宴席。搪瓷碗层层叠叠，盛满了鱼、虾、蟹、鳖，鸡、鸭、蛋、肉，一杯一杯的土烧，尽情地喝，为送我，也为祝贺我。职工们也来到了宿舍，挤了满满一屋子，耳中充满着惜别的话语。
厚厚的信件、日记早已烧了。所有的物品，扔的扔，送的送，鞋、衣、水瓶、脸盆、被子、席子、帐子……这些，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但是，那只帆布箱，我下乡时凭下乡证明购买的奢侈品，作为我下乡的见证，我把它留在了身边，它伴随我进了大学，又伴随我去了小三线，直到小三线调整，我经历了第二次返城，才和这只已破烂不堪的帆布箱彻底分手。
度过了几乎不眠的一夜，我上路了。机务连的知青开来了拖拉机，我连的知青们将我送到江边，送过了江，送上了九江至安庆的下水小轮。几位好友随我登上小轮，送到安庆，最后将我送上驶往上海的江轮，时间，1973年9月。
汽笛声声，江轮缓缓离开码头，这与三年半前迥然不同。那时，我离开上海，离开父母，独自一人踏上生活之路；今天，我返回上海，返回父母身边，生活，已向我展开了另一幅画卷。向岸上的知青招着手，眺望着兵团、连队的方向，我思索万千、感慨万千。
以下，都是后话了。
就在告别连队时，我经历了人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件大事——入团。事情也来得突然，今天听来也许又是一个政治笑话。团部首长们忽然发现自己的疏忽：我们团选送到上海去读大学的应该说是表现好的知青，怎么连团员都不是？一个电话给连部，接下来的事情，就带有突击的性质了，突击填表，突击开团员大会，突击审批通过。于是，我没有过过一次团组织生活，没有缴纳过一次团费，就带着团组织介绍信上路了。话又说回来，凭我在农村的表现，我不早就应该入团了吗？后来，我是在大学入的党。
在上海科技大学读书期间，三年暑假，我都回到了连队。这时，兵团已撤销了，恢复了农场建制，已看不见领章帽徽了。指导员一职已不复存在，连长也换了新人。我并不是心血来潮，这片土地，我懂事、成人，踏入社会的人生第一站，我在这经受挫折、打击、磨难、锤炼，这里尚有还未离开的知青好友、曾经朝夕相处的职工们，我始终魂牵梦绕。
每次一回到连队，当天晚上，邀吃饭的计划已排到了我走的那天，实在排不上的，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清晨，硬拉我去喝上几杯。每次临离开前一晚，我都拖着醉醺醺的身躯，一家家去打着招呼，有一次实在撑不住了，就躺倒在一家职工门外的竹榻上。
职工们的盛情，使我受宠若惊。那一年我又回到了连队，在一个老职工家中，几杯酒上脸，他满脸通红，激动地、几乎是哽咽着说：“知青们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地走了，只有你，每年回来看我们。我们想念你们，我感激你。”一时，我双眼模糊了。
我会忘记你们吗？不，今生今世，我无法忘怀。
随后，在小三线，在上仪公司，经常出差，有机会去芜湖，去合肥，去安徽其它地方，我都要去探望上调至该地的原连队知青们，叙叙旧，回忆一下我们的同甘共苦历程。当然，我更盼望着有机会再回连队，再去看看那片土地，看看连队的变化，看看那些土生土长的职工们。
不幸的是，我身患疾，腿脚不便，无法出差，无法出去旅游。也许，我一辈子已无机会再回安徽，再回连队，再回后湖边，再去看上一眼那在我心灵中留下深深的、无法磨灭的烙印的地方了，但我仍在心底呼唤着：我的连队，你现在好吗？我所熟悉、热爱的职工们，你们现在好吗？……
完稿于1997年4月，距下乡二十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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