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用生命换回的“户口”
李春波《迁户口》MV
本文写于1995年，每当知青朋友们回忆往事都会提及这“户口”的命题，都会悲叹这因“户口”而致的悲剧。这篇不长的文章书写的那一刻仅是我对往事的回忆，又一次暗自的落泪。没想到的是它后来成为广大知青朋友念念不忘的文字，甚至在外省的知青中引起极大反响。厦门大学有教师以此事件作为“人的社会对人本身的异化”的教材典型案例。这不是我故事编撰有手段，而是反映的中国现代历史太真实，社会的典型性太强烈。我在写的全过程中泪流满面，就是因为如我文章结尾所说：“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
1969年我们下乡插队时同一个生产队里有知青八男一女共九人。离开厦门前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城市户口没有任何麻烦地变成闽西武平县的农村户口。一年以后，九个人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十个人的农村户口。
女人确实是一种生产力。女人是金城的老婆秀云。金城是我们一伙人里年龄最长的大哥，日本鬼子还没投降他就生出来了，文化还没大革命他就下乡了。他和秀云在文革前就高中毕业了，下乡去的市郊农场是市政府在厦门岛外的试验点，他们是首批进场的“知识青年”。文化一革命，说那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产物，试验点就被端了，农场也就散了。但是，金城和秀云这对男女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永远的知青”，1969年秋天又同我们一起奔赴武平山区，第二年他们生了个孩子（他们早已领到“革委会”签发的结婚证）。
孩子，性别男，取名“强生”。“强生”如果是美国进口的名字也可以读作“约翰森”。金城有意给孩子取的这名字无意中却类似洋鬼子，因为本来就不想让孩子生下来，而孩子却顽强地要生出来。秀云用尽了一切自我严刑拷打的手段，喝下了种种足以摧毁人命的汤水，而那小子就是不走，强强要生出来！没有母乳吃也就无须断奶的“强生”不到半岁就留在美丽鹭岛让祖父母喂养。但他一出生，他的户口就同遥远山区里那片他从没见过的土地打成一片了。
三年后，金城的老爸提前退休要让儿子补员回厦门。因有“孩子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规定，金城要让秀云先走以图抢救两代人的两个城市户口。不料，那政策的东西说变就变，“四面办”亮出更崭新更完善更无空子可钻的政策“孩子的户口随在农村的一方”！这个强大的政策威力彻底粉碎了金城妄想“买一送一”的愚蠢企图。权衡利弊，粗大健壮好卖力气的金城自己先走。他回到厦门当那没城市户口的儿子的父亲，秀云仍在山里继续当儿子那份农村户口的母亲。
1975年底是知青们的“冬季战役”。停滞了三年没有动静，突然来的这一次上调回厦门的招工将使几百人重新得到城市户口。这一好消息就像在上杭、武平、永定这三个大茅坑里投下了大石头，几万人的厦门知青如同挤挤挨挨的蛆虫猛然翻滚在一坑一坑又一坑的恶臭中。这场充满幸福希望的“解放战争”很快变成自相残杀的“知青内战”。用文革语言来形容就是“乱了知识青年，锻炼了四面办干部”。
自知是已婚生子招工无望的秀云眼看着我们一伙同锅而食、同床而眠的知青兄弟为着抢抓“生死牌”，突然间反目成仇同室操戈。她一声不响地为大家做饭烧水，常常独自对着灶膛流泪。那个星期天的墟日大家都跑到公社去找各自的门路，只留她独自在家。傍晚，各有心思的我们回来时，灶膛里没有烟火，也不见秀云的人影。闻到一股骇人的农药味又敲不开她的房门，我们全慌了。撞开门，床上的秀云像出水太久的草鱼，嘴巴大开却呼吸艰难，双目圆睁却视而不见。空气里充满了“乐果”刺鼻的蒜头味。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卸下门板，又是怎样把瘦小的她放了上去，只记得一路上跑得撞撞跌跌汗流浹背马不停蹄，混乱中人脚互相踩踏。翻过一道山梁时有人脚底打滑，顿时全都滚到了坡下的稻田里。摔在收割后干硬田地上的秀云不知是没摔疼还是叫不出疼，反正她没出声。我们重新把她放上去，有人提议用打结接长的稻草连人带板绑紧她，抬上来又飞奔了……
公社卫生院已经下班，跑去宿舍叫来闽南人林医生。林医生听完大家的诉说再看秀云的样相，摸了摸她的手，一口晋江话立刻浸透了泪水：“我没法了，紧去县医院！”
手扶拖拉机在夜幕中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行驶，上坡时气喘吁吁，我们全跳下来在后推，下坡时战战兢兢，公路旁的山谷像无底深渊。车灯照着高低不平的路面上的碎石泥沙，拖拉机在黑暗中蹦蹦跳跳，不知是死是活的秀云也在蹦蹦跳跳。半夜里我们才把她送到县医院……
我再赶回生产队时天已大亮。秀云房间里那“乐果”瓶还像昨天那样在地上一动不动。引人注目的是木箱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张白纸，昨天在慌乱中没人注意的这张惨白摊开的纸上的字迹因为太熟悉而显得恐怖：
亲爱的金城：
我只有走这条路我们阿强的户口才能回厦门。所有的东西我都整理好了你带回去。你千万要疼爱阿强。做人太苦，我先走一步。
你的妻秀云 1975年12月14日
我半天木然。过了很久，失神的眼光一一巡视她的所有财产：那床打了补丁的被单，那条发硬的棉毯，那只贴着旧报纸的木箱，还有门后那只她用塑料线编织的桶袋已经装好了她的毛巾、牙杯和日用杂物。她是打点妥贴，轻装上路，义无返顾向前走去的……
不知何时，泪已成行从我的脸颊冰凉滚落。
我带上秀云的遗书，回身又赶向县医院。遗书在守护着生命垂危的秀云的知青兄弟们手中传阅，无言中的泪水化解了那场咋天还纠结难缠的招工的怨恨。县里“四面办”干部程阿姨大早就急急赶了过来。这位一向对我们厦门知青很好的阿姨，她女儿也曾插队和我们同一个公社。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秀云的遗书，泪如雨下，不断地对着昏迷中的秀云低声呼唤“你要醒来啊，你的孩子在等你啊！”下午，接到电报赶到武平的金城哭倒在秀云的病床前，一夜之间他变得又瘦又老。
黄昏时，秀云醒了过来。她紧抓住金城的手泪流满面，嘶哑地大叫：“我不要死！我要回去！我要阿强！”围在一旁的护士悄悄退到外面去哭，医生默默站在金城身旁。医生很清楚，内脏已经严重摧毁的秀云活不到天亮了，迴光返照让她与亲人告别……
第三天，太阳还没升起秀云就走了。
秀云埋在武平县医院的后山坡上。
强生的户口迁回了她母亲的故乡。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秀云瘦小的身影。她生前沉默寡言，对我们总是报以大姐宽厚的微笑。她活了三十岁，唯一的伟业就是用生命换回了儿子的户口。在千人踏万人踩的逃生路上她用自己瘦弱的躯体做了最伟大的牺牲。身为人母，她仅能以此表达她悲哀的母爱。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金城趴在秀云新坟上狼一样的哀号，十指深入泥土，浑身痉挛颤抖……从厦门赶到武平再送秀云入土，两天里他变成一个精神恍惚的老头。
我不知道强生现在长多大了？他也有二十五岁了。他在干什么？记得他的母亲吗？可知道他那户口的代价？
多年来没同他们父子联系，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
只希望他们看到我写的这篇短文，知道我想他们和秀云。
2004年冬，圣诞节前。为纪念厦门老三届知青到闽西三县上山下乡三十五周年，厦门老三届同学组织文艺演出，我的《户口》被改编为朗诵剧在警官俱乐部上演，台上台下哭声一片。秀云的妹妹妹夫与我同排并座观演。我终于得知了金城父子的一点消息：他们已在80年代将秀云的骨殖带回厦门；强生三年前结婚了；金城刚退休，他一直“守寡”到孩子成家才经人介绍找了个老伴……长年来他们经济状况不好，父子情感并不亲密。强生对母亲没有记忆，没什么感觉，对他的户口的故事也不感兴趣……
2007年2月大寒那天又记
漫漫辗转返城路作者：亚雯
有一段时期，我的心真的沉下来了，觉得一辈子当农民，就这样“做做吃吃”也蛮好。
“他”来了，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了我的“主心骨”。我们是初中同学，是他的诚实、执著打动了我。他当兵回来，招工到镇上的化肥厂当工人，起初月工资31元，后来算上军龄有36元。工农结合，在当时农村可是无数少女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啊!
现在说来也不羞，他来不久，我们就未婚同居了，偷尝了禁果，一发而不可收。都是二十四五岁的人了，心智、生理早已成熟，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尤其是少女干涸已久的心田，是多么渴望得到感情的浇灌和滋润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爱情。以我这一生的经验，始终觉得爱情有些虚无飘渺，不太靠得住。我们夫妻到老，靠的是一份相互的包容、信任和默契。而在当时，还真是有点盲目，你说浪漫也可以，其实是“瞎猫碰到死老鼠”。后来看了一首古诗词，其中有几句：“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多少可印证我其时的心境。
起初，还像做贼似的，死死地瞒着队里的大婶大嫂们。但细心的老疤婶还是注意到了，有一天悄悄对我说：“你眉毛心子都散了!……”令我乍吃一惊。据说姑娘家做了那种事后，眉毛就松散了，姑娘家自己不知道，有经验的妇女一眼就看得出来。终于有一天，蚕上山(意为蚕上棚结茧)了，各家各户搭山架，一群妇女聚到我家，他躲在里屋看书，当场给逮个正着，他倒是大大方方站出来自我介绍，羞得我只差点没钻到地洞里去……
你知道我当时最大的幸福感受是什么吗?说出来你都不信。就是每当中午或傍晚快要收工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我家的烟囱也像其它农户一样冒出了淡淡的青烟，那种甜丝丝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有人帮我烧饭了，回到家洗洗手就可以端上热乎乎的饭碗，还有什么比“家的温暖”更让女人安心的呢?!
他那时在工厂做的其实只是一份苦力活——煤球工，又累又脏;却也有个好处，干完定额就下班，通常每天上班只须四五个小时。下了班，他就回来替我做家务，挑水，烧饭，喂猪，减轻了我不少负担。虽然当时和两个弟弟住一起，还没条件过我们的小家庭生活，但我已经在暗暗筹备、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然，我所能设想的前景，只是作为一个农妇，如何尽力去安排生计和生活，把小家庭打理得有条有理。
那时我可绝对不敢奢望自己还有返城的一天。
大概从1971年起，一面有一批批城镇知青继续络绎不绝下来插队落户(星火大队在我之后陆续接纳了约四五批)，一面县里开始分期分批招收老知青返城务工。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招工指标给谁，是上面定好的，谁要拿到招工表，那可远比今天拿到高考录取通知更贵重，也更令人激动。当然，首先走的是那些干部子女，虽然下来比我迟，但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更无可争议。对于这样的美事，当时我脑子里甚至连念头都没过过，以为再怎么着也轮不到我。况且，我身边还有两个同样命运的弟弟。
1975年春，孰料好事真的摊到我家了。因为有点背景的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与我差不多的一群人。社队的做法倒也算公平，论资排辈，早来先走，或者一家有几兄弟姐妹一起下放的给一个指标。我们姐弟三个，大队通知让我们走一个。
这下给我们出了道难题。母亲来开“家庭会议”，她亦颇有难色，看看我，又看看两个弟弟。大弟性格宽厚随和，说：姐姐上，弟弟上，都好，我没意见。小弟说：应该姐姐先上。我没吭声，丈夫插嘴：小弟身体弱，让他先上吧。母亲默认。
正是这次招工，打乱了我一度平静的生活。心里多少有些疙答。连头搭尾，我在星火插队整10年啦。这次上不了，以后还有机会吗?好在丈夫心胸豁达，屡屡开导我，最后想明白了。那年招工其实也没什么好工种，木器社，铁器社，剃头店，合作商店，我能做啥?以后的事实证明，小弟虽然率先招工，也是生不逢时，他做了木匠，后来那些所谓“大集体单位”统统倒闭，成了个体户，做到老，自交社保，现在拿1000多元的养老金，够了吃饭。
想到身边还有个弟弟，下一次的机会不知猴年马月，我便听从丈夫意见，心一横，把自己连同三岁儿子的户口迁到了“上八府”丈夫的老家，一个远离县城的山村，和他那位70多岁的老祖母放在一起。考虑到婆婆在老家好歹是干部，有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去那边，以后招工上调的机会或许会多一些。队里的人听说我要到“上八府”去，大都摇头，不以为然。邻队那个张胜喜，不就是“上八府”人吗?那时候，“上八府”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杭嘉湖一带可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啊。母亲为此也颇为伤心。
当然，我去了以后，婆婆托关系把我安排在城关小学当代课教师，25元一月，并没有到那个偏僻的山村去干农活，只在村里挂了个知青关系。
可是，事情并不如预想的简单，虽然人住到了县城里，但始终还是农村户口。而由于地方工业落后，那里的知青招工机会更少。
76年冬，好不容易盼来了一次招工，婆婆少不了东托西求，还不时打点烟啊酒啊之类，她只是一般干部，凡事求人，不得不看人眼色。最着急的还是丈夫，当时我们夫妻分居两地，他仍在德清化肥厂当煤球工，偶然认识了省府车队一位老乡驾驶员，便想通过这位给领导开车的驾驶员帮忙。那天，他请鱼种场朋友买了两条大青鱼，骑着自行车赶了一百多里路到省城杭州，请老乡转送一位领导，那领导一面回赠了一盒糖果(呵呵，那时的领导还是蛮注意形象的哦)，一面请省知青办领导批了个条子到县知青办，大意就是“老知青，请按政策予以照顾”。丈夫如获至宝，立即请假赶回老家，让母亲去向知青办主任探问，谁知主任当头泼来一盆冷水，说：“这种条子有何用?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是年，该县定下一条政策：凡已婚知青，一律不招。
丈夫简直都要崩溃了!与我相对而泣。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从箱底翻出了我们的结婚证书，猛地撕开了一角，对我说：“我们离婚吧!”
“你疯啦!胡说什么?”
“先办了离婚手续，等你招工上来后再复婚。”
我领会他的心思，他太在意我了，特别是把我户口转到他老家后，心理包袱更重，生怕耽误了我，让我受苦。我这个人平时也爱抱怨，怪这怪那，但当真有了事，反而也有一种担当，豁出去了，当农民就当农民，反正死不了人。于是，我从他手中把结婚证书取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折好，转而语气平静地说：“不离。不招工，我现在这样当代课教师，不是也蛮好么。干吗做这种蠢事!”
他反而被我的态度镇住了，看着我，破涕为笑。
77年的招工也没轮到我。78年，邓小平为全国下乡知青“开后门”，再不必求爷爷告奶奶，连小孩户口一起转进了城。县里专门为回城知青办了一家“益民商店”，集体性质，员工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如我30多岁亦有好几个，长长短短都有过插队的经历。
又经过了若干年，我曾经呆过的益民商店倒闭了。而之前我已随着提干的丈夫由县城调至府城，转行进了信用社，沾丈夫的光，后来又调到了省城的信用社，虽说仍是集体单位，退休时待遇却比国有银行还好，人无“背后眼”。
回想当年，为了一个城镇户口，如我这样的老知青，连同家人，以泪和饭，忧心似煎，导致行为扭屈，举止失常，四海之内正不知有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哦!
当我终于挣扎出来，又转了几个圈，人便老了，疲了，什么感觉都没了。——而至今仍能令我在睡梦中惊醒，并感到一种清新的刺痛的，还是在八都(即星火大队)那些年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文章来源： 鹭客社、共识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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