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河的记忆——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陈兵
1．学习班
2．途中
3．老曹
4．房东相兴
5．大队核算
6．混工分
7．人七劳三
8．供应粮
9．小张的煎饼
10．饭食
11．柴
12．小喜
13．“朝廷”
14．朋友和书
15．牛
16．村疫
17．相淮
18．七哥
19．刘相魁
20．小目
21．出夫
22．信
23．灿居
24．程文书
25．档案
1．学习班
折腾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武斗结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稳固了，学生也疲了。大学不招生，社会不招工，成天耗在学校里军训、学习、批判，其实就是等着拿那张毕业证。泰安二中是地区中学，农村学生占了八成以上，一个个都有点沉不住气，都想着快点回家挣工分。大概是从春季开始吧，积攒了三年的“老三届”学生陆续发证毕业了，农村学生统统回乡务农，剩下少数城市学生一时无人过问，成天到处乱晃，校园里顿时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是9月底，我们68届毕业的时候，学校、单位开始为城市毕业生办学习班，据说少数留城待分配，大部分都要下乡插队。学习班办得挺热闹：学毛著、老知青作报告、讨论、到知青点参观……印象深点的是县里知青办一位干部来介绍情况，干部姓王，声音洪亮嗓门高，把新农村远景说得美好而浪漫，我们背后叫他王大吹，真名实姓到现在也不知道，其实他人挺不错，下乡后头一年还下去看过我们一次。然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一次到用蓬家串门又碰到他，说话仍然底气很足，谈起当年知青情况，谁谁在哪个公社，谁谁现在如何如何，如数家珍。
当时我们的多数同学都是农村孩子，平时背着煎饼带着咸菜来上学，三分钱一份的菜都舍不得吃，贫困一点的每月两三块钱助学金还要省出一些救济家里，所以对下乡插队当社员挣工分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因此相互议论起来就很羡慕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知青，觉得他们可以分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过军事化的生活，每月有工资，起码生活有保障。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老鬼的《血色黄昏》才知道，兵团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学习中间出现过一个小高潮，一天讨论时有个积极分子突然很严肃地说：“有人提出下乡要下到离城近、工分值高、条件好的大队，这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坚决批判。我们一代革命青年就是要到条件艰苦的广阔天地里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听到这话会场里一阵寂静，其实在当时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可能多数人都有，当然我也有，不过不敢明说就是了。但是现在有人出来上纲了，我们自然只能随声附和，高调批判，大表决心，从此在学习班里形成了一股人人不甘落后，争先报名下乡的政治空气。
学习班很快结束了，宣布下乡名单时班里很安静，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几分紧张吧。我没有过硬的家庭出身，文革中又没有站到掌权派一边，自然跑不了。几天后又公布了下乡地点，我被分在角峪公社土山河大队。
从此土山河这个小山村就走进了我的生活。
2．途中
1968年10月21日，这个日子一直没有忘。几辆大卡车颠簸在黄尘土路上，先绕道徂徕公社放下那里的知青再前往角峪公社去送我们。下午从徂徕公社大院出来，沿着徂徕山一路向东。深秋时节，山峦、原野、道路、村庄都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路边的杨树遮起一簇簇浓荫，叶片上凝聚着最后的绿色。就这样告别了城市生活，开始走向未知的将来，然而内心却也没有伤感，只有一股股莫名的兴奋和带有几分新奇的向往。要让我自己选择，当然不会来下乡，能在城里分配一个单位，每天上八小时，月月挣一份工资，比这样要显得牢靠许多，但既然办不到也无妨随着潮流到农村去干一把。我们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教育出来的一代，潜意识里都不甘去过平庸的生活，反正是下乡了，宁愿相信比起留城进厂按部就班，也许带有更多的诗意和浪漫吧。
按照县里的安排，所有知青都要提前一天到县武装部集合，第二天一早集体启程。母亲在平阴工作，专门赶回来给我收拾东西，我不想让她到现场去送行，于是决定不去提前集合，当天一早赶过去，在家多住一宿。母亲一向很老实，上级说什么是什么，就有点担心：“要求提前一天集合，不去行吗？”我说：“不行又怎么样？咱连下乡都不怕，还能怎着咱？”一副无赖的口气，潜台词里却露出了下乡已经是最倒霉的意思。母亲没说话，她也愿意我在家多呆一晚。然而第二天车队启程的那一刻，我还是看到了站在武装部门外路边的母亲。
快到角峪时先要过汶河，卡车顺着原始的漫水桥一点一点往前挪动，旁边是正在施工新建的角峪大桥，干活的民工们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们。忽然一个声音高喊：“把你们都拉到老山窝里去！”车上立刻回应起一阵轰然的笑声。后来我常想，当时笑的什么？是了，老山窝能吓倒谁？在笑对方小瞧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在前面等着，以致忽略了对方的善意。
越过角峪三十里就是化马湾，走到这里已是黄昏时分。汽车不通了，队里早派人等候，卸下行李装到小推车上，顺着乡间小路继续向南，又行了三四里，天已渐渐黑透，终于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土山河到了。
3．老曹
土山河共有五个自然村，都散落在徂徕山东端的丘陵坡地里，进村第二天大队革委会主任曹圣文领着我们挨村走了一圈。秋收已经接近尾声，绿色渐渐退去，山峦、水库、果园、田野开始袒露出黄色、褐色的胸怀，地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老乡在忙碌着切地瓜，白花花的地瓜干东一片西一片地铺排在田野里。虽然长在城里，我们也知道地瓜干不是好饭食，切地瓜不是个好活，麻烦、费事、累人不说，最怕天下雨，雨水一淋全都烂在地里，一年的口粮就瞎了。想到明年我们也要在队里分粮了，心里就有几分忐忑。
忍不住发问：“咱队种的地瓜多不多？”
老曹答道:“嗯。一多半是地瓜，少半种粮食。”后来我们知道，老乡们把麦子、玉米、谷子、高粱……统称为粮食，只有地瓜不在其内，单独称为地瓜，在他们心里地瓜不算粮食。
“那不能少种点？”
“丘陵沙地浇不上水，玉米、麦子不耐旱，也就种地瓜还行。”
“从前呢，从前没兴地瓜的时候种什么？”我听农村的同学们说过，普遍种地瓜的时间并不长。老曹不接这个茬，指指划划地介绍起了别的。
又有人问：“今年咱队的口粮有多少？”
“够不够，三百六。”
三百六？我们在心里盘算着，虽然不多但还说得过去，有点放心。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产量再高收成再好，最多只能吃到三百六十斤，其余都得卖公粮，谁要是多分了就是瞒产私分，在当时那可是个大罪名。那一年土山河的口粮也就三百斤上下，后来直到我们离开也没达到过三百六，而且公粮还不少卖。
以后时间长了，我渐渐明白老曹那天为什么不接我的茬。土山河的丘陵沙地历史上都是种果子——就是花生。果子是油料作物价钱高，果子秧和轧油剩下的果子饼还是上好的牛饲料，全是好东西。有时老乡们回忆起土改复查时还乡团来村里抢掠的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挨家挨户地牵大牛，灌果米啊。”
“灌果米”就是把花生米灌到口袋里抢走。一个“灌”字让人体会到果米从粮囤中奔泻而出的气势，可见当时家家都种了不少的果子，喂了不少的牛。
“现在呢？”
“现在？以粮为纲，油料作物不能多种，保住社员吃油就行，主要还是多种地瓜。今年天旱歉收，每人就分了六斤皮果子”。皮果子就是带壳的花生。
这下明白了，因为以粮为纲所以要多种不算粮食的地瓜。
那些年土山河社员的粮食一直不够吃，晚上大队集合政治学习的时候老曹每次都要讲吃饭的问题。冬天常说的是：要干稀搭配，吃粗吃饱，谁家也不准用地瓜干换酒喝。春天常说的是：捋树叶，捋洋槐花都要注意着点，只许捋叶子不许扳树枝，今年把树枝扳光了，明年再吃什么？
开会的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幢幢灯影来回地晃动，显得老曹的双眼皮更重了。大概棉裤穿得不得劲，讲几句提一下，讲几句提一下，表情很严肃。
4．房东相兴
刚到土山河，队里还没顾上盖房子，先安排我们借住在相兴家。相兴是独门独院六口人八间房，一下子来了我们四男五女九个人，院子里拥挤和热闹了许多。相兴在农村绝对是个能人，我们下乡三年基本没见他在队里下地干过活。
那些年国家实行“以粮为纲”政策，除了种庄稼别的各种副业基本不让干，队里都很穷，社员更没有什么来钱的路数。惟其这样才使人看到了老乡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他们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情，自己纺线织布自己染，衣服鞋子都是自己一针一针做出来的，算起来家庭最大的开销就是盖房子了，那时只要盖起三间瓦房就能给儿子定下一门亲事。然而盖房也花不了多少现钱，主家总是提前多少年就在院里院外栽下树木，备好檩条、门窗所需的木料；然后抽农闲时候到石窝里备下石头，日积月累地慢慢打好地基；到准备起屋这一年要在自留地里多种点高粱，收下秫秸用来打箔；再就是找两个人帮忙打上几天土坯，自己能备的料基本就算齐了。还缺什么呢？就是砖瓦，那是必须花钱去买的。所以那时虽然“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很凶，但还是允许生产队开窑厂烧砖瓦，社员总要住房子嘛。
土山河就有一处窑厂，这是队里最主要的副业，每年能挣不少钱。窑上总有十来个人，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平时的主要活路就是刨土、洇土、压瓦、脱砖坯……等到晾好的砖坯瓦坯攒够一窑的数量就可以烧了。烧窑师傅的技术高低是决定一窑砖瓦成败的关键，房东相兴就是个出色的烧窑师傅。烧窑先要装窑，小工们一趟趟扛着坯子往窑里跑，相兴手里端着小茶壶在一边指挥，慢慢地窑装满了，他开始垒窑门，封泥，留下观察孔，最后点火。这时旁人就撤了，只留下他一个人，据说在窑火燃烧的七天七夜里他都不能睡觉。这段时间他在做什么？真的一点觉也不睡吗？不知道，显得有点神秘，然而一个烧窑师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七天七夜里。七天一过，灭火出窑，敲起来当当响的青砖青瓦、红砖红瓦就被四处赶来的老乡们一车车地推走了。相兴家的日子总比一般人家过得宽裕一些。
我们住进相兴家的时候他正好被外村请去烧窑，当时没见到。过了一两个月，他领着一个客人回家喝酒，把我们几个男生叫过去陪客，喝着喝着话就渐渐多起来。
“现在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小时候我家里的花生囤子哪年都是满满的，成天没事就是炒花生吃，现在倒好，一人六斤皮果子，还合不到一斤半果油，一年一斤半，你算算一个月合多少？一天合多少？拿筷子头蘸蘸也不够啊！让人还有法过吗？”
我们听得心惊肉跳。他小时候不就是解放前吗？这不是今不如昔吗？这个贫农、这个共产党员，胆子真不小。
5．大队核算
下乡第一年的几件事情印象很深。
那年冬天土山河开始推行大队核算，曹圣文跟着公社到大寨参观学习了一趟，回来大会小会地宣传贯彻。那些年社员的口粮大都不够吃。原因一是分到手的太少，每年卖公粮的任务完成以后能分的粮食就不多了。公粮说是 “卖”，但国家定的牌价很低，大体只相当集市价格的一半，所以一到麦秋两季公粮交售任务完成以前，公社都要派人严查，不准粮食上市。再就是社员手里实在没钱。当时是集体经济，以粮为纲，生产队最多可以搞个油坊、粉坊、磨坊、豆腐坊什么的，经济作物基本不能种；社员个人也只能养几只猪羊鸡兔之类，数量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根本没什么进钱项。所以需要用钱时就只能挖点粮食到集上去卖，粮食就更不够吃了。那时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家家都要挖野菜、捋树叶、掐槐花，掺着粮食当饭吃。春荒时国家也会下拨一些返销粮指标，价格虽然便宜，许多社员还是没钱买，只好先凑点钱买出一少半拿到集上高价卖掉，然后再去买剩下的一多半。学大寨使我们好像看见了什么希望，觉得大队核算当然比小队核算先进，以后一级级过渡到公社核算、全民核算、消灭工农差别……，这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土山河一共五个生产队，二队的条件最好、工分值最高，许多老乡都觉得大队核算吃亏，但开会时男人们都闷着头抽烟，女人们哧哧地纳鞋底，并没有人出来反对，好像在听什么与己无关的事。老曹准定明白二队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不讲消灭阶级的道理，也不讲谁吃亏谁占便宜，只是一笔笔地算账：全大队一共多少土地、多少果园、多少林业、多少副业，全年能打多少粮食、收入多少钱，队里要投入多少人工、成本……，最后算出了三句顺口溜：“十万工，十万元／成本开销去三万／一个工值七毛钱／一个工值七毛钱。”
最富裕的二队历史上最高工值也不过五毛多钱，实行大队核算没有谁会吃亏，大家的收入都要增加很多。我很佩服老曹，他太会做思想工作了，当然主要是大队核算的前景太吸引人了，使人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都很兴奋。然后就是取消自留地、修大寨田、评工记分、建新村……。
那一年我学会了一般的农活。
从小说里得来的见识告诉我，好庄稼人都是全套的把式，无论场里地里、春夏秋冬，什么活都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干起来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很有讲究。下乡以后才知道，这样万能的把式只在书本上存在，生活中很难碰到。实际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总有各式各样的能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跟着大伙一块干活，锄地就锄地，浇水就浇水，出粪就出粪，可一碰上有点特殊的活路就显出来了，种麦的时候他们摇耧，打场的时候他们扬场，杀高粱的时候他们扦穗……不用队长说话，到时候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这些活就是给他们留着的。特别是各家各户碰上盖房子和婚丧嫁娶一类的大事，那些瓦匠、木匠、厨子、礼仪专家、记帐先生等就会主动来帮忙，象我们这样没什么特长的也会前去充当小工，找一些粗笨的力气活干，场面显得很和谐。是人必然生活在社会里，没有谁能万事不求人。
丘陵地区最重的力气活要属推小车和挑担子。独轮车既要力气更要技巧，几百斤的车子推起来肩、臂、腰、腿、臀都要随着车轮重心不断灵活地扭动调整，让我很费了一把功夫才算领略了其中妙处；挑担子则全凭力气，几十斤、上百斤的份量压在肩上来不得半点偷巧，熬过了最初阶段的磨练以后你会觉得自己长了劲，六七十斤、八九十斤、转眼能挑一百多斤了。有一次挑地瓜秧，过秤记分，我挑到了一百四十斤，当时很得意，就对民兵排长七哥臭显，七哥把黑脸一拉，眼睛一瞪：“你傻呀？逞什么能？要使过了劲吐了血，一辈子都完了！”
那一年收成挺好，全大队工分值达到了五毛，麦收时二队的麦子让其他生产队分去不少，疼得人眼里冒火星，再下地干活时二队的人就都懒洋洋地不肯出力。秋后，大队核算又退回到了小队核算，全公社、全县的试点都退回去了。没听到老乡们有什么不满有什么埋怨，他们好像早知道有这一天，很正常。重要的是各家各户又分到了自留地。这时我才发现家家户户都是种庄稼的高手，自留地里的庄稼都长得膀阔腰圆，不管走到哪个村子，一眼就能看出哪一片是自留地。
想起自己当初的兴奋劲，觉得有点可笑。接受再教育，还早着呐。
6．混工分
人民公社的时代，除了自留地里种的那点东西以外，严格地讲，地里长出的每根草都应该属于生产队，社员们每天出工劳作眼见为实的收获就是记工本上记下的工分，至于这工分最后能兑现成多少粮食、多少实物，谁也说不清，所以老乡们管每天出工下地叫作“混工分”。
生产队有一正两副三个队长，虽然社员们每天都在混，唯有队长不能混，从春耕播种到秋收分配，全村一年的丰欠温饱都系于他们一身，只能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地为队里的事情操心。因为村子太穷日子不好过，社员们总也不满意，也因为当队长太辛苦又没什么好处，所以那些年村里的干部年年换，以致到处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晒了地瓜干儿干部就换班儿，拔了棉花柴干部就下台”。
社员们每天出工集合都是听队长吹哨，不算秋麦两季农忙时节，一般时候要三遍哨音响过才能集合起人来。中午时候第一遍哨吹完再开始吃饭甚至是开始做饭都可能不会迟到，大概队长自己也是吹过这遍哨才回家吃饭的吧。人集合得差不多了，队长开始派活，谁谁上哪里干什么，谁谁上哪里干什么，那情景有点象现在的劳务市场，派完活都稀稀拉拉往地里走，到地头上还要抽袋地头烟才下手。俗话说“争秋夺麦”，秋麦两季是收获的季节，粮食眼看到嘴边了，这时出工早，收工迟，活也累，也是队长抓得最紧的时候，他把每个劳力都盯得死死的，哪几个人干哪一摊活早就盘算好了，谁也不准请假，直到把粮食收进来，分下去，才能松口气。冬闲季节没有活，越是冬闲越有人主动出工，没活，轻闲，正是混工分的好时候。队长就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派人去干，整地、推土、整理点什么……于是大家到地里刨几镢、抬两筐土，然后拄着锨天南海北地啦呱，再干一点，又啦半天，碰到天寒风冷的时候就觅点柴禾找个地一边烤火一边啦呱。啦够了也该散工了，一天的工分就混来了，不管农忙还是冬闲，出一天工都记一样的分。全队收的粮食是个死数，谁的工分少分的粮食自然少，所以谁也不愿轻易误一天工。我们那时成天盼着变天下雨雪，大家都不出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歇一天。
有一次夏天锄地瓜，身边没有一丝风，热气从脚下蒸上来，太阳显得格外烤人，一下一下往前锄，一趟到头可以喘口气，伸展伸展腰身，然后再往回锄。
五十多岁的相发一边锄地一边和队长闲啦呱：”你说现在的天是不是比咱年轻那会儿凉快了？”他年轻的时候自然就是解放前了。
“应该差不多吧。”队长回应着。
“我记得那时候给人家打短工锄地，比现在可热得多了。”
“那是什么干法？就连初级社时候干活也比现在实在多了。”
“也是，那回在山前锄果子，抱三垅，一条趟子够二里地，锄一个来回才让喝口水，浑身上下溻溻的，显得太阳也毒。”
“抱三垅”就是同时锄着三趟果子往前走，是很技术很下力的一种干法。让人感觉还是现在社会主义生产队混工分的干法轻快、养人。
联产承包以后又到土山河去了几趟，村里看不到几个青壮劳力，净是些老人孩子，一打听，说都出去打工了。
“家里的地谁种？”
“种那点地能费多少事？他们到过秋过麦的时候回来忙几天就行了。”
现在种地都是良种、化肥，麦收用收割机、扬场机，庄稼比原来自留地里长得还壮，每亩单产翻了一番还多，“吨粮田”到处可见。唉，那时我们一年四季靠在地里只是虚耗了光阴和力气，多混了点工分而已。
7．人七劳三
从进村的时候算起直到第二年收下麦子这段时间，我们每月有四十五斤供应粮、八块钱生活费。麦收一过就得和社员一块从队里分粮食吃饭了。岁月慢慢告诉我们，下乡后真正的困难不是下地出工学农活，而是原来没当回事的烧火做饭过日子。
曹圣文显然比我们心里有数得多，进村没几天就专门给我们开了个会，专讲吃饭。翻过来调过去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九个知青要同灶吃饭，粮食、生活费都伙在一起支配，谁请假回家也不能和集体算账退钱，谁来了亲戚朋友吃饭也不再另外交钱。我们听得很不耐烦，觉得他小气、罗嗦。这还用说？谁会计较这些？真是农民。
以后虽然因为做饭、烧柴、打水和一些说不明白、乱七八糟的琐事，我们也吵过也闹过，最后终于分家分灶，不过决没有因为谁多吃一顿或少吃一顿饭而掰扯不清。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却也渐渐领会了老曹的苦心，他给我们讲述的是他的处世经验，在生活中不少难以解决的纠纷其实就是来自这些琐细的小事，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也走到那一步。
集体过日子当然得有个管家的，意见很一致，推选郭立言管帐。郭立言是我在二中的同学，因为个子高显得有点瘦，走路喜欢低着头，思维很严谨，做事很认真，有时还喜欢琢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有一次我俩讨论 “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度——“人七劳三”就是生产队一年的收成中要拿出七成按全队人口平均分配，不论大小孩伢有一张嘴算一份，另外三成才按工分分配。讨论的结果是“人七劳三”属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既体现了人人有饭吃的优越性又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弄不明白的是社员们只看准了多一口人就多一份口粮，都愿意多养几个孩子，却对按劳分配兴趣不大，平常总是出工不出力。最后只好归结于列宁的教导：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然而脑子里又冒出新的疑问，我们九个知青来到土山河干活分粮，队里却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增加产量，社员不就要减少口粮和收入吗？这不等于夺了社员口中的粮食吗？这个敏感而现实的问题，穷尽我们所有的理论知识也没能找出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8．供应粮
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极其有限，光买那四十五斤供应粮就得六块来钱，还要称盐打油、添置些必备的用具，基本上只能维持最低的伙食标准，平时连菜也很少吃，主食以外几乎就是咸菜了。郭立言很尽职，每月都很认真地向大伙报账，却没有人认真听，一群清澈透明的青少年，从没想过在经济账上搞什么鬼，也不相信任何一个同伴会这样做，甚至觉得谁有这样的念头都是对大家也是对自己的亵渎。然而郭立言却依然如此，直到最后分家还是他把所有的用具都一一作价，搭配成每人一份然后抓阄分开，可以说是尽心尽职到最后一刻。
第一次到粮站去买粮大家都傻了眼，称出来的是原粮，玉米粒、麦粒、地瓜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面粉和玉米面，回来以后只好先推磨子压碾把它变成面粉，然后才能吃到嘴里。
晚上散了工吃过饭开始推磨，男生每人一百圈，女生好像少一点再兼管罗面之类。“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三、二、一。”一个一百圈完成了，换一个人，“一、二、三……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又换一个人。开始还有人说笑，哼个曲什么的，随着粮食粒越来越细，磨扇也越来越沉，脚步渐渐滞重，轻松的话语和歌声渐渐消失，沉寂中只有石磨隆隆地转动。星星出来了，风也开始变凉，夜应当深了……
最糟糕的是碰上下雨，村里只有一盘碾有碾棚遮雨，各家各户都拥来排队压碾，早晨等到中午，中午等到下午，有时雨停了，队长吹哨出工了，还没吃上饭。每月四百多斤粮食，天天如此才能吃上饭吗？我们觉出了日月的沉重。
幸好后来三里以外的化马湾大队设了一处粮食加工点，专门磨面，才把我们解放出来。
9．小张的煎饼
和泰安其他地方一样，土山河的正宗主食也是煎饼。摊煎饼时闺女媳妇们天不亮就得起来，一把柴一把火地一直摊到吃早饭——在农村早晨起来要先干上一两个小时的活才能吃早饭——一次摊出的煎饼人口少的能吃两三天，人口多也够吃一天的。我们一般吃不上煎饼，男生只会蒸窝头，女生虽然也能摊煎饼但供不上我们吃。你想想，谁家有九个青壮劳力一块上桌吃饭的。
女生中煎饼摊得最好的是小张，分家以后我和郭立言都找她帮忙摊过煎饼。她下乡时只有十六岁，是我们当中的小妹妹，全村人都叫她小张，过了几十年再回去老乡们还是小张小张地叫。
1971年大队办鸡坊，孵小鸡卖小鸡。鸡坊里的活很辛苦，收鸡蛋的走乡串户成天练腿，师傅靠在火炕上没白没黑不能睡觉……最辛苦是卖小鸡的，小鸡五天出一窝，从头一窝开始，就用扁担挑着串四乡，五天一窝五天一窝地往前赶着卖，五天之内如果卖不完赶不回来，鸡坊会把新出的鸡给你留着，早晚是你的事。他们白天走山串岭地吆喝：“卖小——鸡来咳！卖——小鸡来！”晚上还不敢睡觉，小鸡晚上好扎堆压摞，得一边打盹一边不停地用手赶鸡，否则就会把体弱的压死。就这样一窝一窝地越卖越远，最后几窝要发火车卖到东北去。鸡坊的活虽然累但是吃的好，孵小鸡淘汰下来的照蛋、毛蛋——就是没受精的蛋和小鸡没成活的蛋——可以吃，平常吃的饭也是黄澄澄的小米煎饼或玉米煎饼。
那年大队派小张到鸡坊去做饭，主要是摊煎饼。鸡坊里平常吃的、卖小鸡的随身带的都归她来摊。忙忙活活摊上五天，积攒下满满一瓮，卖小鸡的回来一人分上一包挑起小鸡走了，煎饼瓮又空了，再摊。卖小鸡的很辛苦，有的于饭食上就很挑剔，不好伺候，小张干了小半年，没什么人挑她的毛病。大队办鸡坊时我正在莱芜电厂出夫修铁路，灿海卖鸡走到那里，晚上住到我们工棚，拿出一个煎饼对我说：“这是小张摊的煎饼，你尝尝。”当时我和小张正通信，意外地吃到她的煎饼，心里有点暖。
下乡以后小张轮到第一次做饭时，也是给我们摊的煎饼，辛辛苦苦摊了半晌午，中午被我们一顿就吃光了，下午还得照常蒸窝头。房东相兴嫂子在旁边看得直笑：“小张，以后还是蒸窝头吧，可摊不上他们吃。”从那以后三顿饭基本上就是窝头、糊糊和咸菜了。
长期少菜无油的生活使人变得很馋，决不轻易放过一个可以改善伙食的日子或机会。逢到这时一般是吃水饺，包饺子的过程很踊跃很鼓舞，原则永远是量要足，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够，能吃得有点过。吃完之后一边绕着桌子跺步一边唱：“快来瞧，快来看，黑鸡下了个白鸡蛋。”
那个不知道忧愁的年龄。
10．饭食
吃饭应该属于带有几分享受的生活内容，能吃一顿舒心饭对于疲劳、困顿的生活也是一种调节、喘息。然而下乡那几年却很少有这种感觉，许多老乡家里几乎顿顿饭食都是地瓜干煎饼、玉米面糊糊就咸菜，有的甚至连糊糊也不做，喝点开水就行了，只有年节或来了客人才炝锅炒菜，动点油腥。我本来就不愿意做饭，分家以后更马虎，特别是干活很累回到住处看到空空的凉锅冷灶就从心里感到厌烦，最省事的办法是煮地瓜、煮地瓜干，有时就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
1999年我到北京出差，住在北航招待所，同去的司机小边是角峪镇双河村人，离土山河七八里，也盛产地瓜。我们早晨去餐厅吃自助餐，他替我拿来几块地瓜。
我说：“不愿意吃地瓜。”
“你不知道，这种地瓜……”
我接上去说：“这是在地窨子里放了一冬的麦茬地瓜，又软又甜。”
他很惊讶：“你全懂呀！怎么还不愿意吃？”
“吃够了。”
七哥知道我懒不愿意做饭，有时做了糊糊就叫我到他家吃饭：“走，今天请你吃六个碗。”
六个碗端上来了，韭花、黄酱、腌疙瘩丝、咸萝卜条……虽然都是咸菜，口味却各有差异，能引动人的食欲。用七哥的话说就是，“能胡弄着多吃几个煎饼”。然后长叹一声：什么时候能顿顿吃上个黄煎饼，就上个菜就行了——地瓜干煎饼是黑的。我忽然懂得，食物虽然粗鄙，却要依靠它们从中榨取力气，维持生命，下力干活。以后碰到劳乏过度、没有食欲，不愿做饭的时候，就总能强制自己至少咽下四个瓜干煎饼。吃饭也就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
那时回家都是用腿量，土山河到泰安走小路八十多里地，来回都要路过省庄。省庄属平原地区，除了麦子就是玉米，地瓜算是希罕物件，连喂猪都是金黄的玉米糁。有一次回家从他们学大寨的工地旁边路过，看见地头给社员备下解渴的喝头竟然是玉米糊糊，上去喝了一碗又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很香，看看没人管再喝一碗，喝完上路觉得沾了光。这时想起我们批判过的破坏上山下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11．柴
平常做饭最困难的是缺柴。八十年代以后出城随便走走，到处是柴，村里村外堆满了秫秸垛、麦秸垛，进到山里满眼是枯枝、野草，沟沟坎坎是厚厚的松针、落叶。每看到这种情景，我和小张就忍不住感叹：“看看！多厚啊！也没人拾，瞎了吧！”
现在都烧煤烧气没人烧柴了，七哥的儿子买辆车专门贩运煤炭，家里的煤堆得小山一样。我们那时候煤矿都停产闹革命，据说食堂开饭时每个工人要交上几斤煤才能买出饭来，不然食堂都没有做饭的煤。有一次生产队领到了供应的煤票，吹哨给社员分煤，我提着小筐赶过去，结果只有二斤，用筐还不够往外漏的，只能用碗来端。
那时听不得哪里有柴禾，有一次听说山上有现成的松柴，就跟着老乡急急忙忙赶去挑，路很远，回来把肩膀磨破了。第二天轮到我做饭，正好瓮里没有水，一副空桶刚上肩就疼得露了表情。当我把两桶水从井里拔上来，发现小张已经尾随过来，抢先拿过扁担说：“我挑吧。”就担起水桶走了。我没有说话，跟在后面看着她的两条辫子随着脚步跳动，心里有些异样。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单独接触，后来交往才慢慢多了起来。
土山河靠着徂徕山，每年秋后可以趁开山的时候去山里拾柴，为过冬做点准备。然而从1969年开始情况变了，那年国家修的一条国防公路从化马湾一直延伸过来，使我们这个原本山重水复、曲径难行的小山村与外界连接起来，山外平原上没有地瓜，秋收结束比我们要早一个月，当我们刚刚开始刨地瓜的时候，他们已经抢先一步顺着公路蜂拥进山拾柴来了。每到下午看着成队的人流挑的挑、拉的拉，一捆捆山柴流水一般地往山下涌去，又着急又心疼。“嗨，这条路可让他们山外人得劲了！”
山里拾柴有规矩，可以拾林场修剪下的树枝但不准自己动手砍，可以割草搂树叶但不准扒山皮——就是不能刨草根。等我们刨完地瓜和果子可以拾柴的时候，山里早已让人梳理了一遍，只能搜刮点残剩的枝叶了。
12．小喜
知青分家半年多以后，我找地方搬家，“朝廷”说他家有闲房。打扫了房子正准备搬，被小喜娘知道了：“不能去！‘朝廷’那个脾气可不行，搬我那儿去吧。”我有些疑惑，她家哪有闲房呀？“你和小喜住小北屋，吃饭就在一块吃，我给你做饭。”就这样住进了小喜家，因为和小喜同龄，我管小喜娘叫婶子。从那以后直到离开土山河，一直在他家搭伙，吃婶子给做的饭。
婶子那年五十来岁，有四男五女九个子女，大儿子外出当兵分配了工作没回来，二儿子小喜就成了家里的老大。平常家里出工的出工上学的上学，婶子自己管着屋里屋外的家务事，喂鸡、喂猪、喂羊、推磨子压碾、摊煎饼、纳鞋底、补衣裳……早晨扒开眼皮就开始忙，直到男人们睡了觉还得就着油灯纺棉花，一家人穿的布就是这样点灯熬油一线一线纺出来的。因为子女多生活相当紧，只有吹哨分菜的时候饭桌上才有菜，菜吃完了，婶子总是把菜汤里泡上个煎饼放在我跟前：“再吃上这个煎饼。”菜汤泡煎饼，真香。
小喜长得有点显老，平时不爱说话，没事总抽烟。他手底下很勤快，干活从来不惜力，不论干什么，推车、挑担、锄地，都比我干得快，总能腾出手来接我一把，特别是秋天切地瓜的时候，每年都要为我切一多半。大概就是因为长得老相，因为不愿说话，当然也是因为家里日子太紧，二十多了一直没有定下亲。
小喜的弟弟老三过继给了叔叔家。老三样样都很出众，家境也好，所以一到年龄就结了婚。按照泰安的风俗，娶亲那天夜里双方都一宿不睡觉，女家送亲的队伍凌晨三四点就出来了，走到土山河还是满天星斗，我们早早等在村头，远远看到一对提灯晃啊晃地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灯后面是两个送亲的正客，再后面新娘子一身大红蒙着盖头坐在独轮车上吱吱呀呀地往前推，车后是一列抬着嫁妆的队伍。村头街里的鞭炮接连炸响，男方的正客迎出来，孩子们欢呼雀跃着把送亲队伍引到男家，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婚礼开始了又很快结束，然后客人们入席。热菜上来了，头鸡二鱼三丸子……陪客殷勤地让烟让酒，客人矜持而斯文，渐渐地酒席上的气氛喜庆热烈起来，吃相也放开了。
当酒足饭饱的送亲队伍回到村里时总会有人问：“今天的席怎么样？”对酒席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肉的多少。“三四斤肉吧。”“还行，可以。”如果是“够五六斤肉。”那就“喝！真不孬！”而且要对这次坐席谈论很长时间。
熬了一天一夜晚上睡得很早，一觉憋醒看到旁边床上烟火明灭，小喜还靠在床上抽烟，没睡。我出来方便着心里琢磨：看到弟弟娶亲了，自己还没说上来，谁能没点想法呢？
回到屋里，我说：“睡觉吧。”
小喜不吱声，还是一个劲地抽烟。想想也没合适的话来劝，就卷了一支烟陪他抽。一支烟快抽完了，小喜开口说：“我想起一位宅子，高台阶、前出厦、围墙、大门……”
“起一位宅子”就是盖一套宅院，在当时这属于很奢侈的愿望，我有几分怀疑地说：“能行吗？”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我心里一震，明白了这个愿望对于他的重要，不敢再劝了。
联产承包以后小喜终于盖起了自己的宅子，比当初打算得还要好，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好几岁了。站在自己的院子里他会是什么心情呢？
13．“朝廷”
村外西南方向有座小山名曰土山，土山河的村名大概就因此而来。这里是生产队划定的草场，常年封山，一年四季不准上去割草拾柴。看山的是个倔老头，因为脾气暴、认死理、动不动就和人吵架，得了个外号叫“朝廷”。“朝廷”个子很高，瘦瘦的，浑身是劲，听人说他年轻时当过解放军，大概打过仗。有一年他所在部队行军正好从土山河路过，他突然撒腿蹿出队伍就往村里跑，几个战士立刻随后猛追，转眼之间“朝廷”已经跑到村头，“扑通”一声就跳到一口井里去了。几个战士赶到，七手八脚把他拽出来，押回队伍里又往前开走了。这个故事挺好笑。他想干嘛？开小差吗？也不像啊？有一次和他一起干活，瞅了个合适的机会提出这个疑问。“朝廷”端着烟袋楞了一会说：“都走到村口了，还不让回家喝口水？”一下子把我逗笑了。
“朝廷”的脾气全村闻名，有他看山大小孩伢谁也不敢去割草，土山上草木繁茂，一片青葱蓊郁。
秋收了，山上的草黄了。这天大概是阴历十五六的样子，月亮又圆又大，晚饭后不知是谁提出来的，我和七哥、小喜约好上土山去偷草。带好扁担、镰刀，顺着小路上山，头上闪烁着密密的星群，清风从肩上吹过去，夜色很美，可惜无心欣赏。脚下很快，心里几分紧张，害怕碰见人，我们这副样子一看就是偷草的。
山上的黄草都有半人多高，又厚又密，搭上镰挨住手往前割，一片“唰唰唰”地响动，手下越割越过瘾，心里的紧张渐渐消除了。月亮慢慢往西走，割的差不多了，互相招呼一声，刹好挑子上了肩，沉甸甸地往下走。夜已经深了，进村时引起一片狗叫，不觉小跑起来。进了院，卸下挑，插好门，躺在床上觉得很充实，今天有收获。
第二天很积极，哨子刚响我就上了街，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朝廷”在大门口蹲着。看见我立刻迎上来问：“昨天晚上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一惊：“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你们割草时我就在山顶上看着呢！这么好的月亮天，寻思就得有人偷草，要不是看着有你，非逮住他们不可！”
我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别跟着搀和这号事！”说完他转身走了。
从此以后，我再不敢了。
14．朋友和书
因为有这段下乡的经历，我和小张就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有一次她说：“你这号组长怎么当的？下乡时咱九个人连张合影都没照。”这真是个遗憾。仔细回想起来那几年我只照过一张相，是和同学亚兴的合影，我戴了一顶发白的军帽，棉袄肩膀上补了一个大补丁，亚兴的头发支棱着，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情。
高66的亚兴和初67的烽烽都是很有主见的人，也都是我在校时的好朋友。参加下乡学习班时，亚兴曾力劝我不要报名下乡，那是一个暴雨之夜，宿舍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说：“人是分三六九等的，社员是最下一等，不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能去。”
这种话在当时属大逆不道之言，虽感动于他的赤诚，却难以接受，于是反问：“你呢？”。
当时他家里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又与学校掌权一派有着难解的恩怨，除了下乡别无出路，只能长叹一声：“我和你不一样。”后来他分到双河村，距离土山河不算远。
烽烽则在下乡的浪潮中硬起头皮顶着，不参加学习班，不报名，坚决不下去，最后工宣队也没什么高招，晾了他几年还是分配进厂了。因此我们刚下乡的时候他正好在家赋闲，成天自学中学课程，有时也下来找我们玩。恢复高考后他一路上了大学、研究生，最后去了美国。烽烽在毕业之前曾有一次壮举，纠合两个同学从天花板上潜入学校图书馆窃了一批书，后来事情败露，被开除红卫兵，挨了几场批斗，追回所窃之书。当然，他没有全部交出去。
没有书的年代日子很煎熬。我下乡时带了自己幸存的全部藏书——一本鲁迅的《伪自由书》，是从语文老师的宿舍里顺来的；还有一本英国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来源记不清了，估计有可能是烽烽的战利品。
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胡弄了肚子的要求，往床上一歪，舒展开身躯，翻开书本，一天最惬意的时刻就降临了。油灯的光线极其微弱，四周的黑暗遮蔽了周围的杂物，好像把一切都吞噬了，连同疲乏的筋骨、滚动的石碾、锅底的湿柴、日头下的干渴……所有的烦恼和不快都没有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温柔地包裹着你的精神，使它无法逃逸，在一豆灯火下追逐着每一页每一行，行行页页都牵引着你的思绪摆脱小屋，挣脱原野，在虚无飘渺中神游，于纷乱混沌中分辨、寻找、构建……
鲁迅尖刻而隐晦的舌头给人带来酣畅淋漓的快感，牛虻地狱般的苦难成就了他的孤独、浪漫和坚强，他们都有一支利刃似的刀笔，都有一双能穿透现实的犀利的眼睛。真让人羡慕啊！我们呢？举目四望依然是一片黑暗，不仅吞没了世俗，好像也吞没了明天吞没了希望。劳作、汗水、吞咽、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就是生活的全部，那么人和万物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灵魂的生活能算是人的生活吗？天问，地问，人问，伴随我们的是无垠之问！真渴望得到一双未来的眼睛，使我看到命运之手是如何摆弄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让我们摸索多久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那时我在写日记，模仿鲁迅的曲笔记下一些随想。大概是1970年吧，官方发动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风声甚紧，只好烧掉了。
15．牛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学到一条领袖语录：“牛是农民的宝贝。”后来查了一下，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这话说得真不错，在农村凡是人力干不了的重活都是牛在支撑着，耕地、种地、压场、拉水车……要是离了牛农民的日子确实没法过。
土山河大大小小有一二十头牛，数量虽然不少，但老的老小的小顶用的不多。我们那几年人都吃不饱，牛就更甭提了，一头头都是一张皮包着骨头架子，两个大胯支棱着，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春天耕地的时候，两牛一犋拖着犁往前走，经常是犁着犁着忽然就一头跪到墒沟里，任人威吓却一动不动。看看实在没办法，使牛的只好跑回村，找饲养员端来半盆豆饼水灌下去，两个人用一条扁担抬着牛肚子帮它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再喘息一阵就又能继续干活了。就是长期吃不饱饿的。
我曾问过队长：“把那些不中用的老牛杀掉，不是既有肉吃又能省下不少饲料吗？”
“那可不行，牛是宝贝，在公社里都有登记，一头也不能动。”
“要是老死了呢？”
“那也得马上向公社报告，来人核实，批准了之后才能处理。”
1970年麦收时节土山河死了一头牛，是牛蹄瓣夹住鼻绳栽到饲养院的臭水坑里呛死的，扒牛的时候看到牛肺都呛烂了。上报批准后队里商量怎么处理，都觉得麦收活路挺累，决定把牛下水煮熟了分给大家改善改善，接着就安排劳力扒牛剔肉煮下水，下午就把煮熟的下水分下去了，每人顶多二两肉。晚上婶子把分来的熟肉又切上几瓣蒜回锅炖了一下，那顿饭家家都吃得很香。
麦熟一晌，麦收是争分夺秒的季节，可是第二天土山河却没有这种气氛，到处都飘荡着紧张不安的情绪，早晨起来就听说有几个小孩病倒了，怀疑是昨天晚上吃牛下水中了毒。割了一会麦子，相丽惦着正在卫生室的小侄女爱珍，和队长请假要去看看。
队长说：“那就歇一会吧，你快点回来啊。”
相丽一走半天没见人影，她弟弟说：“是不是小爱珍病得厉害，我也想去看看。”
“快点回来啊。”
“知道。”
弟弟走了半天也不见回来。队长有点急，派出个人去叫，派出的人也不回来，又接二连三派出几个没有一个回来的，看看只剩我们俩了，队长彻底沉不住气了，说：“你看住场院，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别不回来啊。”
队长也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正在胡思乱想，跑回来一位，劈头就问：“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没事吧？”
“什么事？怎么了？”
“昨天的牛肉有毒，全都中毒了。刚才那些人回去一个躺下一个，都不行了。”
我大吃一惊：“啊！怎么会这样？”
“你到底怎么样？”
我站起来晃晃脑袋伸伸胳膊腿，没什么不合适的，没事。
“队长说你要是不行赶快上卫生室，让我来看场院。你要没事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个躺下的呢。”
场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周围的麦地一片金黄，其他生产队都在割麦子、运麦子，只有这里是反常的寂静，不知在这寂静的尽头隐藏着什么。
16．村疫
土山河乱了，病人越来越多，不分老幼青壮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卫生室早已盛不下，学校把教室腾出来铺上几领席，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头上都挂着吊瓶。曹圣文一帮大队干部紧急行动，就地安排救治，向公社告急求援，把病重的小月英和爱珍送到条件好一点的化马湾卫生所，从其他生产队调人来看守场院、帮忙割麦子……老曹挨个找到每个知青：“你吃没吃肉？怎么样？要紧吧？”因为不在一个生产队，只有两个女知青发病，参加打吊针。大概是婶子用大蒜回锅的原故，小喜一家都没事，我也没事。
看到一批批人接二连三倒下去，慌乱、恐惧的气氛在村子里悄悄蔓延，谁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不知道发病者的结局是什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躺下……下午更坏的消息传来，小月英在化马湾已经死了。许多人涌上了通往化马湾的大路，半路迎上小月英的父母，被人搀扶着，哭天抢地，撕心裂肺，痛悔无比，道不尽的凄惨，诉不清的绝望，谁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凄厉的哭声扫荡着全村每一个角落，更加深了人们心头的恐惧。
队长派我和七哥去村里的公墓为小月英挖穴。两个人都不说话，脚步很沉重，心头很沉重，只听到刨地铲土的声响。墓穴很小挖得很快，干完了就在地头抽烟，七哥忽然说：“说不定明天就有别人来给咱挖穴呢。”
那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的时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时代。从中午开始就有各处的医务人员带着药品器械赶过来了，公社卫生院的、县医院的、骑自行车的、下步跑的。下午地区医院的救护车也赶到了，初步诊断以后爱珍立刻被救护车送到泰安，住进了地区医院。晚上，救护车亮着大灯在化马湾和土山河之间来回穿梭——幸亏修了这条公路——一批批病号送到了化马湾，房子腾出来了，医生们都昼夜不睡地守护着，早晨饭店主动把医生们都招呼进去吃饭，一切为了救人。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病号的情况都有好转，也再没发现新的病号，人们的心稳住了。从泰安传来的化验结果是，煮肉时被臭水泡烂了的牛肺没有清除干净，污染了锅里所有的肉，导致食物中毒。老乡们听了没提出疑义也没人埋怨。煮肉的时候许多人在场，只把牛肺上烂得不像样的部分切下来扔了，其余还算看得过去，就一块煮进去了。那是肉啊，谁能舍得扔呢？
公社的公安员却不这么宽容，他找到大队干部，对饲养员，对参加煮肉的所有社员进行调查。出身？成分？表现？查三代，查亲戚，查言论，是不是阶级报复、蓄意破坏……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幸好没查出什么问题，公安员收好取证的材料走了。
饲养员不知道自己躲过了一劫，他参加煮肉时狠吃了几口，病情颇重，这时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哭：“麦子收下来了，我还能吃上新馍馍吗？”
两三天后疫情解除了，除了爱珍在泰安还没出院其他人都恢复了。那天上午各处来的医生们开始撤离，全村的人都黑压压地涌到街旁，默默地注视着那些挽救了他们生命的人结队走过街道，走出村口，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掌声，没有口号，没有激动，那些在电影上在报道里常见的场面全都没有，比起老乡们沉重的目光，那些都显得有些虚假、轻飘，都不能表达他们心里的真实。这一刻我懂得了一句话：大恩不言谢。
这次救护花了多少代价？不知道，也没人来算帐。那一年土山河自己主动多卖了不少公粮。
17．相淮
土山河牛肉中毒事件当中只有三岁的小月英没有抢救过来，成为全村唯一的痛。然而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众人也就慢慢淡忘了，永远心疼难舍的当然是她的父母，而心中憋着说不出的苦处的却是她的二叔相淮。
在村里相淮属于一般人，相貌上四方面孔、五官端正，除了个子生得矮一点没什么缺陷；性格上好像没什么脾气，说话处事都很随和，因为没结婚出来进去只有一个人，家里的日子也没什么困难。论起来他的条件不算差，可弄不清什么原因，直到三十多岁还没定亲。相淮兄弟二人，和哥哥住对门，哥哥显得比相淮精明一些也帅气一些，早已成了家，老婆人品、活道都不错，膝下已有一女一儿，女儿月英那年三岁，儿子还在吃奶。因为弟弟没结婚，嫂子经常帮着相淮浆洗缝连，相淮做了什么改样的饭食也总想着小侄女，两家关系很密切。大概也正因为这密切，那天晚上相淮又端着分来的熟肉进了哥哥家，四个人吃了最后一顿舒心饭，两家分来的熟肉属小月英吃得多。
小月英死以后嫂子最不能原谅的人是相淮。在她心里，如果不是相淮送来那份肉小月英就吃不了那么多，中毒就不会那么深，就不会抢救不过来。女儿的死结成了一团难以化解的粘稠的怨恨郁结在她的心里，堵得她吐不出，顺不下，甩不开，恨不能化成烈火喷出来，变成刀剑杀出来，最后只能凝结成愤怒骂出来。
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相淮只能一声不出，默默忍受。
“这事哪能怨相淮呢？他也是好心。”
“相淮是心疼侄女嘛。”
“骂几句出出气就行了，也不能没完没了啊。”
……
没用，谁劝也没用。如果死去的不只是小月英一个人也许她心上的悲痛还可以轻一些，可是全村只死了女儿一个，好像这次灾难的全部不幸都压在了她一个人心上，也许不这样骂下去她就会被悲痛压垮，无法活下去，她需要拉住一个人来分担，那就只有相淮。于是那骂声便有如滔滔洪水无边无岸成年累月漫无边际地延续下去，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渐渐地再没有人来相劝了，只剩下相淮自己在绝望的苦海里挣扎。
事情的结果是相淮在远离哥哥家的村东头借了一间闲房，搬出去自己过了。离开了哥嫂的相淮显得很平静，他自己摊煎饼，自己做针线，寂寞地打发着自己的生命。
哥哥有时应该去看看他吧。
18．七哥
俗话说：三月狗四月羊五月牛肉不能尝。是说这几个月的这几种肉本身就含有毒性，不能吃。而土山河牛肉中毒正是五月麦黄季节。呛死的牛虽然瘦，但除了煮熟以后分给社员的那挂下水还剔出了不少牛肉。按照队里的决定，牛肉不分，现钱出售，队里收入点活钱可以办点事情。因为价钱很便宜，七哥也买了一斤。中毒事件发生以后，所有买了牛肉的人家都不敢再吃，多数都埋到猪圈里沤了肥。
七哥两口子过日子挺狠，看着这么好的牛肉怎么也舍不得白白扔掉，只能先在家里放着。村子里倒下的人越来越多，下午又传来了月英的死讯，不过七哥两口子却没发现什么症状，他还被队长派到饲养棚里去喂牛。临近黄昏大批的医生涌进了村里，救护车呼啸着把重病号送往泰安、角峪，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晚上七哥回到家，命令老婆：“剁肉馅，包包子，一个肉丸的包子！”老乡们管水饺叫包子。
七嫂很惊诧：“你不要命啦！”
“你怕什么？守着这么多医生，守着救护车你怕什么？先吃上顿牛肉包子再说！”
不知是七嫂没拦住还是没有当真拦，七哥一顿把那块肉全吃了。没事，一点没事。以后每谈起这件事七哥就很得意，听众们都很羡慕。
19．刘相魁
刘相魁不像个农民。他个子挺高，走路很快，头上常年戴一顶当时很少见的鸭舌帽，身穿四个兜的制服，说话、做事处处流露出一股与众不同的劲头。
刘相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们下乡时他也就三四十岁，从平常老乡们的交谈中零星听出他曾经在外面闯荡过一段时间，进过工厂，干过剧团，经历很丰富。那时候能在城里找个工作，吃上商品粮，挣一份工资是每个社员都梦寐以求的、多数人一辈子都撞不上的好运气。他是怎么出去的？为什么舍弃了好日子又回来？都不知道。
刘相魁能拉一手好板胡，村里排戏他永远坐在头把弦的位置上，鼓板一响，乐声即起，从距离戏台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手下流出的曲调，如清风溪水拂过人们的心田。他对自己那把板胡很珍贵，据说是从常香玉豫剧团带回来的，平时装在一个专门的琴套里，从来不许别人动，回村后曾有一家剧团出高价来买，他不肯卖。这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不知道。从老乡们谈论的口吻揣测，他们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刘相魁家里有全套的钳工工具，包括一个小台钳，谁家有了什么需要求到他，他总是拉开钳工师傅的架势，规规矩矩地操作，要把活干到自己满意为止。这里面也有他的乐趣吧。一次队里派他和几个老乡去七十多里以外的新泰办什么事情，途中在一家饭店打尖，碰上店里正在淘井，只见十二马力的柴油机带着水泵“突突”地转，水管子就是不出水，急得饭店经理里里外外地乱窜。几个雇来淘井的劳力蹲在井边木然地抽着烟，反正少不了工钱，他们不着急。
一起来的老乡知道相魁门道多，捅他一下：“哎，这是怎么回事？”
相魁不动声色：“没大事。”
“给他们露一手。”
相魁没搭腔，却被火急火燎的经理听见了，立刻纠缠过来：“原来这里藏着高人呐。帮帮忙帮帮忙，一定得帮帮忙。”嘴里说着，手下拽着，就把相魁拖过去。
相魁蹲到井边向井底看了看，说：“井太深，水泵的扬程不富裕。”
“还得换大水泵？”
相魁一笑：“那倒不用。”说着他伸手把水泵出水软管下面垫的几块砖抽掉，用脚踹了几下，使原来微微上扬的水管搭拉到地上，接着管口就冒出几朵水花，然后一股水柱便涌了出来。围观的人众惊呆了几秒钟，立即喝起彩来。那天他们在饭店吃了一顿好饭。
刘相魁的长处不仅是掌握几门技艺，而在于他事事动脑筋，找门道，干得巧，干得好，是个灵透的能工巧匠。但是那些年的政策把人死死地栓在土地上，只要能混点活钱的工副业一律不准干，相魁空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也只能跟着大伙每天混工分，什么事也干不成。大概是憋得难受吧，终于有一年他闹出了一桩四乡流传的轶事。
那一年夏天旱得邪门，热得邪门，不知多少天不下雨，气温节节往上拔，每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落在身上就热得烤人，晚上整宿的没法睡觉。最热的几天里某村某人到石灰窑上推石灰，走到化马湾连累加热竟然一头倒在地上没了气。一时四乡轰传，谈热色变，高温成了人们不变的话题。就是这几天，刘相魁和本村一个堂弟出门路过化马湾在饭店里落脚喝水，听到人们还在议论这个热死人的天气，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忽然装模做样地向堂弟发问：“哎，你听说了吗？”
堂弟顺口搭腔：“什么事？”
“土山河又热死一个人。”
堂弟一愣，看着他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是吗？谁呀？”
“刘相魁。认识吗？”
看他编到自己头上，堂弟心中好笑却也来了精神：“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昨天嘛。”看到其他客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了，相魁更来了精神：“刘相魁下边五个孩子，他一死你说他老婆怎么过？”
旁听者开始有人三三两两地搭话，他俩又顺势你一言我一语和众人胡侃一通，把大伙的话题都引过来就抽身而去了。这种消息跑得比风还快，当天晚上洪河村刘相魁的一个近亲就听到了从化马湾传来的“噩耗”。亲戚很疑惑：“是真的吗？怎么没来报丧呢？”思来想去，决定去土山河看个究竟。
泰安农村走亲戚是有季节有时候的，除非有特别的事情，一般不会打破这个惯例，所以看到亲戚突然来访刘相魁有些奇怪，招待之余免不了发问：“家里有什么事情吗？”看着生龙活虎的刘相魁，亲戚自然无法将听到的谣传相告，支支吾吾地无言以对，弄得自己很尴尬。直到此事渐渐被当作笑话在四乡传开以后，双方才明白了这次意外来访的原委。
一个浑身能量无法释放的人，随时都会流溢出另类的色彩。
20．小目
小目是相发最小的儿子，他上面还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大概只有六七岁。因为家里男孩子太少，遇到有点重活的时候相发就得找帮工，那时农村的惯例，请人帮工只要管一两顿好点的饭食——熬个菜，做点面饭——就行了，没有付工钱这一说，所以多是找近亲或关系好的人来帮忙。不知为什么，相发每逢往自留地里送粪就来找我帮忙，活说不上多么重，却总要留中午晚上两顿饭，是不是有意让我多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说不准。不过一来二去却和小目混的很熟了。
那时候村边的小河还是四季有水，每天清亮亮地淌着。有一天走到人迹罕至的河湾苇丛旁，忽然发现了许多青蛙，立刻想起田鸡属于佳肴之列，于是动了念头，然而青蛙显然比我精明许多，忙活半天却无所斩获。
回家碰到小目，就给他下了任务：“小目，给我抓几个蛤蟆。”青蛙是学名，当地没人叫。
“干什么？”
“吃呀。”
“那玩意能吃吗？”老乡们一向认为蛤蟆老鼠属于一类，都是不能入口的东西。
“不懂了吧。那叫田鸡，在大城市里得花钱买着吃。”
第二天，孩子们给我送来两三只青蛙，是小目纠集哥哥和几个伙伴捉来的。孩子们很好奇，想看看这么丑陋的家伙是如何吃法。当看到褪去蛙皮露出雪白的蛙肉时，都不禁啧啧赞叹：“这么好的肉瓜呀！”“城里人真会吃。”不过谁也不肯来尝一口。后来小目不止一次声称他自己抓了青蛙放到锅底烧着吃了，很香。然而谁也没有见，不知是不是真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我多次回过土山河都没有见到小目，只听说他从贵州娶回一个老婆成了家，日子过得很平常。贵州？都知道那是个遥远而贫穷的地方，我脑子里无端蹦出了“人贩子”三个字。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土山河好几户人家都娶了贵州的女孩。都是由介绍人领着男方直接前往千里之外的贵州，和女家当面相看定亲之后领好结婚证再带回家来。因为知根知底两方情愿，当然也因为贵州那边太穷，婚姻都很稳固，而且第一家成了以后还牵二连三地成就了以后的几家。我总以为土山河已经属于贫困之乡了，想不到竟成了贵州女孩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捷径。真让人无话可说。
2003年春节后又去土山河终于和小目见了面。昔日顽童已经成为一条大汉，那个从容的不眠之夜引发了我们许多曾经的记忆，谈到当下的生活，小目的打算极为具体：“我老婆出来好几年了，孩子都有了，还没回一趟娘家呢，说什么也得带着全家去一趟，让孩子认认姥娘家的人，以后在老婆手里也不落埋怨。我算了，去一趟得多少多少钱，这里边三个人的火车票多少钱、汽车票多少钱、路上花费多少钱，到了地方那些亲戚多少得表示表示吧，又得多少钱……我现在一年能进多少钱，攒多少钱，这样算下来有七年的功夫就差不多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生活何等艰难，小目在顽强地扛着。
21．出夫
秋收一结束，国家就开始征调民工建设工程项目，老乡们管当民工叫出夫。1970年一入冬土山河接到任务，出二十多人到莱芜修铁路，最少半年。我想半年时间能省下不少的粮食、柴禾，就报了名。当时出夫都是按民兵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属于角峪营土山连，公社派来带工的干部姓汪，都叫他汪营长。
队伍开到施工现场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据说这条铁路属于三线建设工程、战备工程，如何如何重要，还传达了几条领袖语录，记得有两句是：“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觉得领袖也很平易，不像想象的那么严肃。后来分配进厂认识了用蓬，有一次两人躺在仓库的麻袋上看到墙上一条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蓬说：“凭什么一个人赞成的口号全国都得赞成呢？”我心里一动，想起了那条拿工资、骑毛驴的语录，是不是在研究三线建设时有人提出了困难，领袖才说这句话的？一个人的工资能买几条钢轨？忽然觉得平易的语言中透出了几分霸道。
出夫就是出苦力，我们的任务是用小车推土垫路基。路基高六七米，从旁边的河滩里取土，路基天天往上长，河滩渐渐往下落，最后完工时两处的落差已有十几米了。活很累，每天五点顶着星星出工，每人二十五车，自己挖，自己装，自己推。路基很陡，有专人帮着往上拉车，随着路基渐渐增高，拉坡的人也不断增加，一个两个三个最后增加到六个。活虽然累但是不用操心拾柴、做饭、压碾这些琐事，食堂的窝头管够，每顿有菜，比家里吃得好。干活、吃饭、睡觉，生活变得简单起来，也枯燥起来。
为了慰问修路的民工，工程指挥部派来了电影放映队，沿着铁路线挨村放映，传说带了两部片子，都是没看过的阿尔巴尼亚新片。那年月的电影一直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台词都背熟了，因此这个消息很鼓舞人。电影距离我们还有两三个村就开始跑去看，真是阿尔巴尼亚新片《宁死不屈》，第二天又跑去看还是《宁死不屈》，第三天电影队来到我们驻地村，依然是《宁死不屈》，许多人说大概就是一部《宁死不屈》了，我们几个不甘心又跟着跑了两天，死心了。几天电影看下来，工地上的空气活跃了很多，时而会听到几句台词：墨索里尼，就是有理，永远有理……。
到处都有墨索里尼。
22．信
几个月过去了，出夫的日子过得很缓慢。一车车沙石推上去，路基好像总也不往上长，时间慢慢地一点点地碾过人的神经，使人感到一种折磨。春天来了，山崖上一株桃树绽开了满树繁花，而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因为疲累，因为枯燥，我的情绪很低落。一天中午吃过饭正躺在河滩里享受阳光，忽然有人过来说：“汪营长叫你过去一趟。”
营部里的汪营长表情很严肃，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往桌子上一拍：“这是你写的吧？”
我伸过头看了一眼，是半个多月前写给郭立言的一封信。按照我的要求，郭立言经常让人给我捎最新的报纸，间或也通几封信，不过这一封当时好像被搞丢了，现在怎么跑到汪营长手里了？事情大概有点不妙，因为在这类信件里总免不了泄漏几句天机。
果然，汪营长又开口了：“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把我们伟大的三线建设工程说成了什么样子？你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感情？怎么接受的再教育？……”滔滔不绝，把我批成了落汤鸡。
最后营长说：“回去写检查！深刻检查！”
这封信怎么落到汪营长手里了呢？百思不得其解，郭立言绝不会出卖人，再说他也不认识汪营长，怎么回事呢？
几年以后听说了一件事。就是出夫那一年泰安邮电局截获了一封通敌信，公安局经过分析确认是从角峪公社寄出的，于是知识青年成了怀疑对象之一，采取各种办法收集知青的信件、笔迹进行比对。最后破案了，写信者却不是知青，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乡，因为经常收听台湾广播，不知怎么鬼迷心窍按照人家播出的地址发信联系了。
在那段外松内紧的日子里，不少知青的信件遗失，其中就有我的那一封。
23．灿居
灿居是大队领导班子成员，那时也就二十来岁，因为是同龄人和我们知青处的很融洽很知心。豫剧《朝阳沟》里有一句唱词：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们刚来时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活都是老乡在前面干，我们跟在后面学样，没有人特意来教来讲解。和灿居在一起不同，只要看到你不会他总是主动示范主动教，提地瓜芽子怎么使劲才不会断、风箱不好使怎么清理烟道……对我们的一些长处他也感兴趣也跟着学，所以时间不长就熟了，好像他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那一带没有自己的地方戏，老乡们中意的是河南豫剧，有时几个戏迷凑在一起，拉的拉唱的唱，来上几段《朝阳沟》，非常投入。冬闲的时候大队组织排戏，参加的人很踊跃。那时除了革命样板戏别的都不能唱，没白没黑、点灯熬油地闹腾了一个多月，排成了《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几出大戏。从正月初三到十五，除了土山河还到周围的新店、董王庄、山前的天宝、北边的韩家庄，一连演了十几场。那几年土山河的戏远近知名，演员们也觉得很风光。
灿居长得很精神，脸上眉眼灵动、青春洋溢，冬闲排戏他总是男一号。那时样板戏还没拍成电影，虽然从收音机里已经听得烂熟，但实际场面谁也没见过。排《打虎上山》时灿居扮杨子荣，大氅一展，满场急驰，手中的马鞭起起伏伏，真给人一种跨越群山的感觉。逢到在本村演戏时演员们少了许多拘束经常来点即兴发挥，一次演杨子荣智斗小炉匠闹了笑话。
杨子荣：你还有一件东西没有交待，一张图！
栾平：图？
杨子荣：一张秘密联络图！
栾平：我想想，我想想。我想起来了，那张图在我老婆手里，（这时栾平往台下一指）我老婆就在台下看戏呢，我下去给您要上来。
全场轰然大笑，他老婆也笑骂不绝，栾平很得意。灿居在台上拼命绷着脸、忍住笑，直到自己情绪稳定下来才大喝一声：“押下去！” 如果他也笑出来，戏就砸了。
党团活动恢复以后，灿居当了大队团支书，看问题处理事情渐渐有了变化。谁谁和谁谁闹了矛盾，他会从看似与事情无关的历史纠葛、家庭关系上找出原因，几句话把事情平息。那时我有点偏见，觉得能说会道有心计的人不如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人实在、可靠，有一次扯到这个话题，灿居直言道：“只知道老实干活的人是不错，可是一个大队一个公社都是这种人还能过日子吗？陈永贵、李顺达是因为苦下力才当上模范的吗？”问得我哑口无言。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他那时考虑问题已经不单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具有朴素的大局观了。后来他被选拔到公社当了干部。
离开土山河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全都发展成团员。灿居为此很遗憾。
24．程文书
杨嵩小名叫二娃，是泉坡村的知青，下乡那年只有十五岁。想想今天十五岁的孩子，每个人都会理解为什么二娃跑回家里半年多没回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二娃的户口在泉坡村，粮食供应在泉坡村，所以临近麦收的时候二娃又回来了，他得吃饭，得在队里分麦子。
回来的第二天二娃就下了地，队长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你还回来干什么？”
“回来干活呀。”
“这半年多你一天活都没干过，看见要收麦子你回来干活了？告诉你干也白搭，甭想分给你麦子！”
二娃那会正年轻气盛，听到这话活也不干了，上公社找干部去。公社的程文书负责管理知青，他长得清秀文静，说话总是和风细雨的从不发火。没等二娃把话说完程文书就明白了：“谁让你不在队里干活来着？”
二娃理直气壮地虚张声势着，声音很高：“不干活怎么了？那我也得吃饭！”
程文书办公室的外间是个会议室，公社领导们正在开会。程文书赶紧推着二娃往外走：“咱上外面说去。”
二娃跟在他身后往外走，有个领导顺便问了一句：“老程，这是谁呀？”
老程不吭气，二娃回头给了一句：“泉坡姓杨的。你管饭吗？”领导也不吭声了。
程文书把生产队长叫来，双方各打四十大板，又把队长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这次挨批评二娃挺老实，他知道程文书是给队长下台阶。最后二娃分到了麦子，队长又把他安排到活路轻快一些的苹果园，培养他当了技术员。
1971年开始从知青中招工，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希望。有一天程文书找人捎信把我叫到公社，见面就问：“你最近怎么样？”
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又拿出几张纸：“你看看。”
搭眼一看，是汪营长截获的那封信和我写的检查。头顶“嗡”地一声就大了，脑子里蹦出几个字：人心险恶。
我讲了当时的情况，程文书说：“这是工地上转过来的，我向你们大队了解过，他们对你反映挺好。这一段一定要注意，别再出什么问题。”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招工通知，被分到公社石英厂。报到那天灿居推着车子把我送到厂里，临别嘱咐我：“这是工厂了，以后见了人得叫师傅。”
从此离开了土山河。
25．档案
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工龄工资，知识青年下乡可以计算工龄。小张到档案局去开证明，回来说档案局里存着所有知青的下乡资料，哪个公社、哪个大队、什么时候、下去了哪些人，记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名字都在上面。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那些档案还应该静静地躺在那里吧。以后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那所有姓名的后面都有各自说不完的坎坷岁月、道不尽的苦乐年华，伴随着生命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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