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年
沉重的年轮辗碎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梦幻，时光的流逝带走了率直的天真，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摧毁了健壮的身体，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年华不再，好梦难圆。特殊的年代容不下纯真的感情，爱情的幼苗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冠冕堂皇地扼杀在摇篮里。虔诚的信念没有了，只留下破碎的心灵、难解的迷惘和遥无尽头的磨难。
终于，我承受不了精神、心灵和肉体的三重折磨，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在本子里写道：疾病的折磨，痛断的肝肠，真诚被扼杀，爱情遭摧残。长夜漫漫最难熬，终日辛劳强欢颜。青春何辜？何辜青春！爱情无罪，罪在出身！无情人棒打鸳鸯，恩爱情侣强拆散。从今后心灰意冷，劳燕分飞各北南。
从1969年下乡，到1978年3月离开大队，这十年，是我最青春美好的岁月，也是令人痛苦的时光，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9的春天，收到成哥的来信，说他在福建长泰县上山下乡，所在的大队是全公社最艰苦的大队，说我年纪还小，要我等过几年再去下乡。邻居也劝我说：“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你妈年纪那么大了，身边就留你一个女孩子，你陪陪她，你的哥哥姐姐都有工作，也不愁你一个人吃穿，何必要去农村吃苦？”
当时的我正满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激情，怎么听得进这样的劝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又去转粮食关系，这时16周岁的我突然意识到要永远离开这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再也不能与小伙伴在黄浦江畔戏耍、在灯红酒绿的商店里穿行了，于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一串一串地滴在柜台上。
粮食局工作的阿姨同情地问：“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我索性埋头痛哭了一场，哭完后心中暗下决心，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插队落户以后绝对不能软弱，绝对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我在亲友的告别声中独自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鹰潭转车途中旅客得知我要去福建下乡，无不惋惜地告诉我南方干活太苦了，365天，天天有活干，你怎么不去北方下乡，一年只干半年农活，其它农闲时间可以回上海。听了众人一番话，令我心中忐忑不安，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离开上海时，依然是春寒料峭，我穿着厚厚的毛衣，裹得紧紧的，火车到漳州后正下着小雨，我下了火车，看到来接我的姐夫披着雨衣、穿着短裤、打着赤脚，我惊呆了，难道不冷吗？他说：不冷。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就知道漳州的气候确实比上海温暖多了。太阳一出，我脱掉了毛衣穿单衣还是感觉热，只好穿上了短袖衬衫和裙子，不料马上就领教到了小黑咬的淫威，雪白的肌肤被咬起了一个个红色小疙瘩，手上脚上凡是暴露的部位肿块红红的密密麻麻得连成片，好像是长满了痱子。农校一个老师看到后断言：不出半月她肯定要逃回上海去！这位老师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逃离，后来还经受住了更为严峻的种种生死考验。
下乡的大队离公社16里路，不通汽车，只能靠两只脚走，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我长这么大只爬过离家不远的虹口公园的假山，平生第一次看到这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青山绿树，多么美丽和壮观，我猜测着树丛之间不知蕴藏了多少神秘和希望。山脚下一条清澈的溪流迂回曲折，好像彩带盘绕在山谷间。我多么想掬一把清冽冽的溪水吮饮，那一定是透心骨的舒服解渴。
我欣赏着路边的美景，没有想到，一个趔趄，差点摔跤，我低头一看，路上并没有绊我的石子，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平时走惯了行云流水般平坦的大马路，不懂得走山坡路脚尖要抬高，所以才好几次差点摔倒。这下，我顾不上看周围的景色了，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大队猪场。已经是吃晚饭时间，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只见食堂的桌上摆着一排排装满了白米粥的大盆子，当地农民操着我很难听懂的普通话，说这是晚饭，每人一份，可以随意端一盆吃。
我看到靠近窗口处有一个小盆也装满了粥，心想，那么大盆的粥我肯定吃不完，不要浪费了，小盆的量少一半，刚好适合，我就端起来吃了。有人奇怪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只觉得挺香的，比家里的大米粥好吃。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唯一的小盆粥是喂猫吃的，搞得我哭笑不得。
猪场里早上、中午都吃干饭，每人半斤，晚上不干活吃稀饭，每人4两，一天总计1斤3两。我刚去吃不了那么多，于是交代炊事员每餐都给我装半份，劳动一段时间后才改吃全份。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干活了，我的任务是养猪。除了另一位女知青淑芬以外，其它几位都是当地的女孩子，没有读过书，既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而闽南话对于我来说，是“鸭子听雷——呱呱叫”，我只能一边借助手势比划，一边努力向淑芬请教学习。
刚开始挑猪饲料时她们照顾我挑半桶，我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桶绳，唯恐木桶从扁担上脱落，走路好像扭秧歌，摇摇摆摆的。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洗澡时看见肩膀上又红又肿。接下来的几天，肩膀上红肿的皮磨破了，流血了，扁担一上肩，就火辣辣的痛。
农民照顾我干轻活，我还是觉得筋疲力尽，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摸摸破了皮结着血痂的肩膀，看着手上脚上布满的被黑蚊子咬起的一个个疙瘩，心里想想真不是滋味。太艰苦了，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
就在那时，大队组织知青开会，介绍大队解放前后的情况。解放前，湖珠大队地穷、人穷、山穷，贫下中农在地主和土匪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人家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卖儿卖女。仅解放前夕，就有11个贫下中农无辜被土匪杀害，14户家破人亡，50多人离乡背井，外出逃生。老贫农洪响螺满腔仇恨地控诉吃人的旧社会，以亲身经历述说了被反动派抓去鞭打、火烙，到如今还留下满身伤疤的悲惨遭遇。
听了贫下中农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苦难史，激起我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祖国曾经是如此地灾难深重、满目疮痍，所以曾经饥寒交迫的儿女才会对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如此强烈的感激和欣喜之情！的确是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穷人得解放，我们兄妹五人才能免费上学校读书，今天农村劳动生活确实艰苦，但比不上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糟糠菜出牛马力苦，更比不上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吃草根咽雪水艰苦，比起旧社会的苦来，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好上1千倍、1万倍。
当我听到大队两派民兵白天唇枪舌剑斗争激烈，夜晚却并肩在哨所共同为祖国站岗放哨的动人事迹时，我被震撼了：这就是寻常百姓，这就是伟大人民！他们脚沾粪土手染泥，衣缀补丁汗味浓，语言粗俗，生活单调，一年到头与黄土为伴、同青山相守，整日里披星戴月、默默耕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
可这样的人民，才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支柱、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从不侈谈理想抱负，只是默默无闻的建设、奉献，为祖国母亲添砖加瓦，尽自己做儿女的本分，一旦需要时，就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绝不让胜利果实在自己手中断送。他们的一生无声无息，但他们的事业却万古长青。
于是我坚定了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信念，决心通过艰苦的劳动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培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打掉身上的骄气、娇气和阔气，改变“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从此，我努力以贫下中农为榜样刻苦磨炼自己，在累了和疼痛时，心里默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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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咬紧牙关，强忍疼痛，不吭一声继续挑，并且逐渐增加重量，50斤、60斤、70斤······我想，只要能够站起来，就可以迈出第一步，能够迈出第一步，就可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
肩膀上的皮破了又结疤，再破了再结疤，慢慢变成老茧，半个多月我就可以挑着100来斤的重担健步如飞了，后来两个肩膀都能自如换着挑担了，我挑过的最重的一次是满满一担270斤的蘑菇土。
记得第一次喝农民伯伯泡的茶，感觉与上海的大杯茶水有着天壤之别。这么小巧的茶杯，只装着一半浓褐色的液体，怎么够喝？我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天哪！这么苦！比吃中药还苦。（小时候妈妈给我喝中药时，还要给我配一小块冰糖）我差点吐了出来，可是我不能吐，这是农民的热情招待啊，我来下乡就是吃苦来的，我要把它喝下去，当成锻炼吃苦精神一样喝下去，我皱着眉头，喝完了这小杯茶。喉咙挺舒服的，觉得有点甘甜，心里更是乐滋滋的，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天真地想，今后无论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我都能够对付。很快，我就遇到了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的一幕：在一块烂泥田里割稻，脚刚踩下去，就感觉什么东西粘在了脚上，低头一看，几条黑乎乎的扁扁的比蚯蚓宽的东西，在皮肤上蠕动着、吸吮着，我惊慌地问：“这是什么？”农民告诉我：“是蚂蝗”，我吓得不敢用手抓，急忙用手中的镰刀去刮脚上的蚂蝗，不料刮不下来，蚂蝗的身子离开了，嘴巴还紧紧地吸住皮肤不肯放，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农民连忙帮我拍打掉蚂蝗，告诉我只能在蚂蝗上方拍，不能硬拽，否则蚂蝗头会留在皮肤里，还说，蚂蝗吸了多少血，打掉以后仍然会流掉多少血。我听得战战兢兢地，又向前迈了一步，没有想到，这个脚刚刚拍掉了蚂蝗，血还在流，那只脚上又粘满了蚂蝗，又要继续拍打，我一边割稻，一边心惊胆战的跟蚂蝗不断搏斗，终于熬到了收工的时光。被蚂蝗咬过的伤口又痒又疼，不小心手一抓，血又不断流出来……谢天谢地，现在的农田由于氨水和农药的施用，蚂蝗几乎绝迹了。
我在学习抽地瓜纤时，由于不得要领，很快食指搓掉了一块肉，鲜血流出来，“轻伤不下火线”，我包扎好食指换用其它指头用力继续战斗。不料，在短短一个星期里，我几乎所有指头都搓掉了皮肉，索性不包扎了。“十指连心”，沾水的伤口非常疼，尤其洗衣服用到肥皂时，更是钻心地疼痛。我勉励自己，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决不退缩，继续干，终于学会了两手抽地瓜纤。靠着这股拼搏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我逐渐学会了割稻、插秧、砍柴、除草、挑粪、拉板车等等各项农活，半年后贫下中农评给我女工的最高工分8分。
下乡期间，不仅是皮肉受苦、流血流汗、脱胎换骨的磨炼过程，还有着思想改造、心灵磨难的痛苦经历。
记得第一次捡猪粪的情景：我跟着其他饲养员爬上猪圈栏杆，一看地上都是猪粪，我不敢跳下去，看见其他饲养员已经跳进去捡猪粪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踮着脚尖跳下去，小心翼翼地捡，脚上沾了一点点猪粪，马上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这时一个老贫农过来挑猪粪，看见畚箕外面一块猪粪，就用脚把猪粪拨到畚箕里，踩实后挑走了。
我心头一热，脸马上红了。为什么贫下中农就不怕脏不怕臭呢？晚上我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主席的话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正因为我的立场、思想、感情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所以我才怕脏、怕臭，但是没有猪粪臭，又哪来的稻米香？我们到农村来，不仅是接受劳动锻炼，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要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劳动生活上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当时我想，我要自觉拜贫下中农为师，培养无产阶级感情，要用劳动的汗水冲洗身上的“骄娇”两气，用粪铲除掉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肮脏思想，劳动的扁担能够帮助我们勇敢的挑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两副重担。
在一次农忙季节，场里决定第二天4点半起床突击抢收草化州的水稻，晚上散会后大家都睡觉了，准备次日大干一场。我把箩筐都收集一处，也要睡觉了，忽然发现第二天没有麻袋装谷子，原有的20多条都装着谷种，第二天早晨也来不及倒，并且凌晨天很黑看不清，谷种可能会弄混，影响生产。好的麻袋只剩下2条，其它20多条都是破的，不能装谷子，怎么办？
在我忧心忡忡时，有人劝我，这几天连续农忙很累了，要我早点休息。不过我睡不着，想着明天没有麻袋装运稻谷肯定会影响大家收割的进度，要夺取粮食生产大丰收就要抢时间、抢季节。我虽然很累了，但是我如果放弃休息，补好麻袋，保证大家明天能够顺利收割，进度就会加快了。我一夜不睡是小事，备战夺粮可是大事呵。
想到这里，我赶快点燃煤油灯补起麻袋来了。蚊子不断地向我脸上、手上、脚上轮番进攻，咬得又痒又疼，我顾不上拍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听见蚊子肆虐的嗡嗡声和麻袋针穿着细麻绳拖过麻袋的声音。缝着缝着，我的眼皮搭拉了下来。哎哟，手上一阵剧痛，原来针扎到了手，血流了出来，我一下子惊醒了，赶快把血挤出用草纸按紧伤口继续缝补麻袋。
这时，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前彷佛浮现出不久前四位女社员半夜奋战烂泥田，不怕蚂蝗咬坚持割稻的动人情景，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是呵，为了备战夺粮，几只小小的蚊子算得了什么？困又有什么要紧？我坚持把22条麻袋全部补好，那已经是第二天鸡啼鸣了，我又和大家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中。
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锤炼着一颗红心，感受着胜利的喜悦，还深切地体会到贫下中农对我一个上海姑娘的情意。可能是当时的大队太闭塞太落后的缘故，当地的姑娘第一次看到我的皮带和裙子时，感到非常好奇和惊讶：怎么女的也能用皮带？看到我的哥哥从果场走八里路来猪场看我及我们兄妹并肩走路、亲密交谈的情景，她们诧异地说：农村夫妻间都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感情。
刚到大队的那段日子，无论男女老少都惊奇我皮肤的细腻白嫩，有机会都要摸一摸我的手，看个究竟，彷佛要了解是什么做的。每当我从田边或者他们的身边走过时，总要听到他或者她连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急切地应答，以为有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事情，他们只是想叫叫你、看看你而已，我只好笑笑，点点头。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这个原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上海姑娘皮肤变得跟他们一样黑红发亮，手上跟她们一样满布粗糙的老茧，身上穿着补丁缀着补丁的衣服，一点也找不到昔日的影子，已经跟当地村姑完全一模一样时为止。
当地淳朴的民风最令我神往，山里人家，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当你饥渴时，无论走进哪个陌生人家，都可以讨碗米汤水喝，掀开后锅，总是有清香诱人的煮地瓜。我去串门时，一进村庄，那些拖着鼻涕的小孩竟会把我当成战利品似的争夺，甚至大打出手。我赶快拉着他们的小手答应每一家都去，他们才一个个喜笑颜开，前呼后拥地带着我前进。
好客的山民赶紧端凳烧锅，取下屋梁上悬挂着的平日舍不得吃的腌肉，炒出一大盆米粉或者面条，倒上一碗红米酒，不管我是否刚吃完晚饭，都要我把肚子撑得滚圆才能离开……这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清贫、艰苦、热情、好客。
我爱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善良的人民，是他们帮助我渡过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是他们抚慰我病痛孤寂的心灵。我自觉地溶入他们的队伍，与他们一起同命运、共呼吸、齐战斗，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树、建房筑路，播下心血、泼洒汗水、浇灌希望，精心描绘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
年轻的身影终日活跃在地头田间，青春的热血在胸膛里燃烧沸腾。我遇见了一位知青，很快就被他嘹亮的歌声迷住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他与我志向相同、兴趣相投，同样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勤奋上进、朝气蓬勃的人生态度在我心灵上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工作中我们互相了解，配合默契，是很好的一对搭档。
有一天我听女友说，XX爱上了他，说他向人吹嘘，我在跟他谈恋爱。我大吃一惊去询问XX，不料XX跟我大吵一顿，说我在他们中间插上一杠，破坏了他们的关系。我又气又急，想要去找他问清楚，又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无奈，只好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他在信中说：“……我的心就像万丈深坑掉下去一样，含着眼泪强忍看下去，没想到你是这样了解我，不由我掉下心酸的泪水。风波事起，你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可我认为是我的错，怪我没跟她讲清楚，但是事已让她乱吹出去，完全跟事实相反，反正脚正不怕鞋歪，我们当时关系只是兄弟姐妹关系……”
事情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这次风波不仅没有把我们分开，反而使我们加深了理解。误会消除，天空更加晴朗。终于有一天他写信道：“我认为你比你哥活泼、天真，你较大方，女人的大方，不像一些女的那样高傲，那种什么我形容不出，反正我看不惯……我需要的是大方、踏实、同心同德的人……也许我心里这种滋味就是爱吧，我不知道，我会不知不觉地产生这种感情。我现在才懂得恋爱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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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两个本来不知恋爱为何物的年轻人却靠旁人的流言蜚语敲开了情窦，坠入了恋网。我们陶醉在爱情的喜悦里，只要远远见上一面，笑意就流露在嘴角、眉间，干起活来干劲更足了。
假如时间就此凝固，假如岁月不再流转，这一切将是多么的美好，美好的瞬间将永驻心田。可是，历史却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动乱的中国啊，一切是那么的晦暗沉重！美丽的光环早已消失，只留下清醒后的风雨如磐。当时在革命口号满天飞、极左空气盛行的年代里，白天要战天斗地从事超负荷的繁重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无休无止的各种学习和批判会，可以说是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大家已经厌倦麻木了、身心疲惫了。
有一次批林批孔会上，恰巧在念着社论里向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万炮齐轰、万箭齐发”时，不知是谁放了个响屁，某知青突口而出说：“万屁齐放”，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严肃的批判会开不下去了，这还了得，于是要追查“是谁说的？居心何在？要查一下成分。”阴霾顿时笼罩在知识青年头上，人人自危，噤声无语。
沉重的年轮辗碎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梦幻，时光的流逝带走了率直的天真，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摧毁了健壮的身体，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年华不再，好梦难圆。特殊的年代容不下纯真的感情，爱情的幼苗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冠冕堂皇地扼杀在摇篮里。虔诚的信念没有了，只留下破碎的心灵、难解的迷惘和遥无尽头的磨难。
终于，我承受不了精神、心灵和肉体的三重折磨，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在本子里写道：疾病的折磨，痛断的肝肠，真诚被扼杀，爱情遭摧残。长夜漫漫最难熬，终日辛劳强欢颜。青春何辜？何辜青春！爱情无罪，罪在出身！无情人棒打鸳鸯，恩爱情侣强拆散。从今后心灰意冷，劳燕分飞各北南。
后来我又接二连三遭遇了更大的不幸和苦难，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绝望了。我整夜整夜辗转无眠，仰问苍天，为什么要对我残忍？天不应，唯见星星眨着眼睛。俯拍大地，前进的路又在哪里？地无语，遍地小草随风摇曳。多少次我徘徊在山崖边，望着山脚下奔流不息的溪水，我多么想跳下去，一了百了，真是生不如死呵，死胜于生。
一边是毫无希望的岁月，水深火热的煎熬；另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永生，无欲无求的港湾。生与死，只是一念之隔，一字之差，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清。只要轻轻跨过去，马上就海阔天空、无忧无虑、无挂无牵。质本洁来还洁去，游荡的灵魂呵盼安然。
我闭上眼睛，正要纵身，忽然一个声音高喊道：“年轻的姑娘，请你慢一点，生命宝贵岂可抛？天涯处处有芳草。君不见，高山流水遮不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可知，人活一世为哪般？”是啊，人生的真谛在哪里？我问青山，山不答。我问绿水，水呜咽。我只好埋头于书本间……
鲁迅讲：“革命的爱在大众。”普希金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你不要悲伤！”马克思道：“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取着心灵的新鲜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培根告诉我：“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和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
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沉浸在阅读的喜悦里。孤灯清影独自眠，书本与我长相伴。枯涩的心灵逐渐滋润，空虚的头脑慢慢充满。加上农民们的关怀、知青间的友情，使我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温暖。我开始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有苦有辣有酸有甜！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在于忘我，在于奉献。我开始欣赏陶铸的两句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终于盼来了1977年的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漳州农校，离开了这片我梦牵魂绕、流血流汗的地方，告别了埋葬我纯真爱情、美好青春的土地，开始了新的人生。
毛平先，女，1952年出生，上海市虹口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在漳州农校投靠亲戚的哥哥毛成先，以漳州知青名义下乡到长泰县岩溪公社湖珠大队。1977年考进龙溪农校农学专业学习，1984年考入福建省委党校理论班党史专业学习，1986年毕业后调到漳州市委党校当教师，服从需要改行教党建，副教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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