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群的南飞雁——落户农村的知青“扎根派”

失群的南飞雁作者：范文发

在务农的日子里。每当坐在田埂上休息，望着北方深秋的蓝天上飞过南归的雁群时，总让人想起鸿雁传书，或是苏武牧羊或是孟姜女。因为，那一刻自己的心似乎也拴上了大雁的翅膀，不停地往南飞。 

往南，就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乡。 

几十年后，犹如南归的一群群大雁，上海知青们赶前赶后地回到了家。然而，每个雁群里总有一、二只孤雁，没有或无法赶上南归的雁群。 

我认识的上海女知青承玉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3年前，我应邀去延边撰写反映边疆开发开放的《边城盛放金达莱》。有人告诉我：单是珲春，现在还留下近50名上海知青。临离开时，我们请这些“老乡”聚餐。最后来了近30名。有些路远的没有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来回需要花几十元的车费。我们懊悔事先没有考虑到。 

老乡见老乡，真的是两眼泪汪汪。大家聚一起，你争我夺地说着40多年前的往事：刚来时不认识保暖的兀拉草，从鞋子里掏出来扔掉了，冻得双脚麻木，这才晓得塞北严寒远不是江南和风细雨；第一次大雪天上山砍柴，爬上去挺欢，下来接二连三摔跟头，只能坐在雪堆里哭，这才晓得，走雪天山路并不像溜达南京路那般舒服！ 

留在延边的知青，承玉芳（左）

席间，我见瘦小的承玉芳始终不笑，便向身旁的永根打听，永根告诉说:“承玉芳生活很困难。”

我想知道详情，永根拉我到窗口前，细细地告诉我：承玉芳在乡粮库下岗，好长时间没有收入，现在退休了，有千把块钱。但她嫁了个丈夫是农民。那时大道理是提倡“破除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其实俩人还是很有感情的。但好景不长，十年前丈夫骑自行车摔倒骨折，换了假的股骨头；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中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医药费，都是借的债。 

我问：她有孩子吗？ 

永根说：大儿子20年前去了上海；小儿子在身边。可小儿子老实，没文化没技能，只能打零工干苦力。儿媳妇熬不了这种苦日子，扔下孩子走了。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五十好几的她，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丈夫瘫痪卧床，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晚上数次翻身，都由她负责，他离不开她。前几年听说上海对知青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她几次对丈夫说，要回上海去办理户口问题，最多半个月就能够回来，可是丈夫根本不听，以为是不要他了，哭着闹着不吃不喝、拒绝打针吃药。 

于是，她也就一直没机会把户口迁到上海去。 

她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来，做饭烧水，养猪喂鸡；然后开始给丈夫穿衣吃药；孙子起床了，开始伺候孙子吃饭，然后送他去上学。白天给老乡割豆子，扒苞米，打场；冬天与男人们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带，啥活没干过？

就这样辛苦了几年，3万元的医疗费也没有还清。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她是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压，干活时昏倒过好几次。 

自己每月的退休金，供老两口的医药费都不够！ 

饭毕。我把承玉芳拉到一边，问她生活状况。她低头、摇头，始终不语。不知是想表示自己的生活是好还是不好？我说：你生活得很苦，我们都是知青，心里也不好受。我会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的---- 

我话还没说完，她突然转过身子，面朝墙壁背对着我，双手抚住自己的脸。看她上下抽动着的肩膀，知道她在啜泣。 

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当天我就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最终给了承玉芳三年的生活补助。金额虽然不多，但她数次感谢我，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说得我心里更加难受。 

去年，承玉芳的丈夫去世了。已经17年没有回过上海的承玉芳，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她想把户口先落进上海，然后再把小儿子、小孙子一个个地接回生养她的故乡。 

可是，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家中的实际情况，顿时，回上海的打算被彻底动摇，回归的梦想也完全破灭！承玉芳的亲弟弟因生活困难终身未娶，独自住在狭小的石库门的亭子间里；一个6平方米的小阁楼，让给了她大儿子住。大儿子娶了个外来妹，还有一个孩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就转不开身子了，若自己还要来住，自己的小儿子加上小孙子再住进来，调浆贴壁都无法落脚啊！ 

依然回到农村的承玉芳在电话中戏谑道：现在都在搞城镇化，原是城里人的我怎么就回归不到城镇化的队伍里去呢？想想还是算了，我还是继续过我的乡村生活吧，虽然没有“作为”，但“广阔天地”习惯了；只要不回上海、不见到城市，没有了比较，就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过的哩！ 

是啊，昨天的阳光，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失群的南归雁，并不是没有跟上雁群，而是多年后再俯瞰着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她们已经无法收翅、立足；尽管故乡繁华依旧，然而故乡已经不属于千里万里之外的她们！ 

普普通通的一位承玉芳，在她身上，不仅让我看到了留在农村的上海女知青城市乡村的蜕变历程，更触动我内心的是对生活的坦然，勇于面对，不随波逐流。一个人，对生命的安排能做到从容。 

哄别人扎根，让自己进城作者：范文发

在务农的日子里。

刚下乡那阵子，男女同学，不论高中初中，不管聪明愚笨，一律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统统都在接受再教育，也分不出个高低贵贱，人人都“扎根”当农民，“扎根”便失去了它苦难的意味；知青所处的“广阔天地”，清一色行行出“农民”，没有其他行当的优劣对比，于是“扎根”与眼面前的干农活便一样是“脱胎换骨”，习以为常，失去了差别；你也喊“扎根”，我也喊“扎根”，“扎根”成了轻松口号、家常便饭，一时都麻痹了在农村“扎根”的深层含义。

当年，这些十六七、十八九岁刚出中学校门的孩子，只是关注到眼面前的苦筋饿肤，哪会考虑今后“一辈子扎根”将会遭遇到的种种难题：工农差别、文化差异、民族差异乃至生活习俗、语言文字、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等太多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当时公社有个上海女知青单是因为集体户伙食差，农活累，为了能经常吃到煎饼馍馍、能够躲开日晒雨淋，被村里老娘们掇合而动了心，嫁了个庄稼汉，提前当上了“老娘们”。对于“扎根”尽管没有丝毫的张扬和做作，她却是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可见有些知青对这样重要的人生课题处理得草率而任性。

两年后，开始了招工提干上大学，知青群体随之分化。可是，往往“革命论调”提得高、“扎根农村”喊得响的人，容易被誉为与“工农大众”结合得好的先进知青，便可脱离农民捷足先登地告别农村走向城市。而那些苦苦盼着也能风光地进城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眼下仍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却无法摆脱“扎根”的桎梏。于是，浓郁的消沉、失望情绪开始漫延；尤其是工分值低、收益差的生产队，知青则生活在精神物质双饥饿的贫困线上。

我经常下乡蹲点，走村穿户接触过许多年龄与我相仿的知青，作为干部，常常要例行公事似地问他们：集体户房子漏不漏？口粮够不够？他们总会这么说：只要身体好，什么困难都好克服。就怕得病，现在生肝炎、得关节炎毛病的“插兄”不少，让队里的赤脚医生治，医术不说，连起码的药都不具备，毛病越拖越重；本来收入就低，有了毛病又出不了工，欠队里的口粮款也越积越多；又不敢回上海，错过了招工机会可是一辈子的事……说着说着，对方就不愿意多说了；而我对于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双方就会沉默不语，心里都觉着挺难受。

然而，这种难受对于我来说只是暂对的，对于他们却是长久仍至终身的。

当自己回到城里，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时，何曾再去细想：那些仍在农村的“同类”们艰难挣扎的解决途径？尽管是当时的气候政策环境所然，自己是人微言轻，小青年一个，再细想再筹划也是枉然；可是，不能原谅的是：在“扎根”风潮兴盛时，我也与一些刚刚拔下“扎根”尾巴进城吃上了皇粮的知青一道，为了自己能坐稳城里的位置或向望更繁华的去处，做着洛阳纸贵般的文学梦，用知青的苦难制造着自己的敲门砖：高唱起革命的阔论，摇身一变成了“教育者”，在字里行间煞有介事地告诫苦于无法进城的务农知青不要动摇“扎根”，还压上一顶“一辈子”的帽子，以此来换取点滴名利。也许主观上并不承认有投井下石的动机，可是客观上已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延边日报》、《吉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字，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并被誉为延边有影响的作者之一。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与知青有关，其中，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诗歌又占了大头，比如:“良种”、“山村教师”、“女队长”、“边疆民兵”、“故事员”、“同咱一个心眼”、“乡邮员”、“饭店服务员”、“故乡千里来聚会”、“苗房值夜”、“书记上任第一天”、“革命的路”等等。从这些题目中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诗都是描写生活在最基层最边远的环境、从事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而铁心扎根百折不回的知青们。事实上，众多高喊“扎根农村”口号籍此入了党、当了“知青标兵”，又被宣传被树榜样的，风云一时后早早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转折。于是，留下来的知青原本默默无闻的，也只能依样画葫芦，学做着将“扎根”口号当作离开农村通往城市的敲门砖。

僧多粥少，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面对着招工名额的奇缺，个别人则别出心裁为自己谋划出路。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先以“扎根”为由，与村里一名男青年“谈恋爱”，朝朝暮暮，情投意合。月明人静时分，在自留地里谈情说爱，待撩拨起男方的欲火时，女方则立马反抗与呼救。终以对方“强奸未遂”为由，精神受了“刺激”被公社突击招工走了，男青年则被开除了团籍……为了早日离开农村，她采用的这般卑劣用心去伤害无辜，会受到良心谴责、因果报应的！ 

七、八年过去了，下乡知青已极难回到城里消化解决。于是，各级领导在加大“扎根农村”宣传力度的同时，要求各县各公社各大队纷纷树起自己的“扎根典型”。我也凑热闹地写了首诗歌《扎根记》。在这首诗里，凭空编出个“上海知青杨桦”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故事来。

而实际生活中知青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上海知青小莲也与诗歌主人公“杨桦”一样插队六年了。不同的是，她没有“杨桦”那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阶级觉悟，在生产队不言不语，老老实实地只知道干活；在她前面像“杨桦”般能说会干的知青都纷纷上调走了。苦盼苦熬等到了这次省城的招工指标，大队党支部又指定就是给小莲了。

当小莲将手续都办齐时，公社却不让她走——要将她树为“扎根典型”。原因有三：一是她和队里的一个朝族男青年挺说得来(但绝不是恋人)，认为感情有培养基础；二是她母亲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劳模，做党的表率，工人阶级责无旁贷；三是劝她放弃招工进城而留在农村干革命，对还在农村的知青极具说服力与号召力。

于是，这边做思想工作，上海也做思想工作，又千里迢迢请来了小莲的母亲，众人拾柴火焰高，小莲“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这把火算是烧起来了。一时间，公社书记主持结婚仪式；以小莲和她母亲的名义向留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及家长发出了“扎根倡议书”；小莲和她的丈夫被突击入了党；团县委委员、县妇联执委、县五七办常委等一顶顶不脱产的桂冠戴在了小莲的头上；她所在的大队也被授于“民族团结村”；她的母亲则四处被请去作报告……

然而，小莲的婚姻生活并不圆满。 

十六年后，她与女儿回上海看护瘫痪的老母亲，上海的兄妹都要上班，所以留下她母女俩辟如请佣人，生活费由兄妹分摊。

不久母亲便去世了。

嫂嫂说腾出前房侄子要结婚，留出八平米后房又当饭厅又当会客室还要安置小莲兄嫂和她母女，实难容身。于是，嫂嫂对母女俩下了逐客令。小莲哀求无效后则争辨道：我女儿的户口已回了上海，母亲的房子她也有住的份。于是嫂嫂转向哥哥天天吵着要闹离婚：砸电视、掀床板，闹得鸡犬不宁……

在小莲母女无家可归之际，一道插队的同学帮忙临时安顿了她母女俩人。她整日像祥林嫂般逢人便说：当时不听那帮人的胡说八道就好了；当时招工进省城就好了；只怪自己年轻不懂，真是憨大、十三点——有人劝她：不要怪自己。你母亲一把年纪不也是受骗上当？当时形势就是这样，怪就怪触霉头的事怎么会让你碰到？小莲苦笑着说：准备好了再回东北继续她的“触霉头”，呆在上海比“触霉头”还难过呢……

也是小莲当时老实听话的缘故。我认识一个上海女知青，是省内外闻名的“扎根典型”。她在担任大队书记时，省里想借她再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扎根”宣传，而“扎根”最过硬的便是在农村成家。于是由省妇联出面，为她寻找男子汉，条件必须是县以下的基层男青年，最好是朝族，更有说服力。省到县，县到公社，层层思想工作铺天盖地。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她没有动摇主心骨：在“农村干革命”只是暂时的考虑，遇到“扎根一辈子”这实质性的问题，自己肯定要慎重再慎重，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存底线……她如今在上海某单位也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每每谈起往事，她总会诧异于当年自己的果断和坚决。

想当年，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近两万人。当时的珲春县也有六千名，如今留下来的不满一百，而在珲春市(县已改市)工作的占了80%，其中，官最大的是担任市委统战部长的耿玉林，廿年前住在县革委会宿舍时，他是我的隔壁邻居，那时在县团委工作。他的夫人是朝鲜族，被他训练得一口上海话。小耿告诉我：要说当官的，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是财政局副局长张根发(我记得第一年回沪探亲，小张才十七岁，为抢行李架，在火车上与人打起来，我还上前劝过架。这次见面，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老练的领导了)；一个是档案局副局长褚梅芳(下乡没多久，她就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而闻名省内外，她与担任珲春镇镇长的当地知青小严结了婚，小严曾是我在县委党校的同学。可惜这次小褚没碰到)。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

多数的上海知青在工厂工作。不管顺境逆境，他们十分要强，许多人下了岗，没有收入，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卖冰棍，还有的踏三轮车……

踏三轮这活计，对于近五十岁的老知青来说，上坡下坡已力不从心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努力着，因为他们具备了“插队落户”吃苦的底子。我实地了解了一趟：只要客人不出市区，每次坐车只收一元；运气好，一天进项三十元也是有的；一般每天只有十几元，一月也不过是三、四百元的光景。

剩下20%的上海知青，有一些在乡里当教师；真正“扎根”农村的有十来个。山呼海啸般的“扎根农村”风潮，充其量也只有六百分子一(即千分子一点六)的作用。绝大部分知青十分庆幸地离开了曾经“扎根”过的地方；其中，又有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回到了上海；如今留下的这些真正的“扎根派”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他们远离了城镇，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好象是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遗漏的一线沙土，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插兄”一起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

但是，在中国知青这部沉甸甸的史册里，若没有“扎根派”们默默吞咽下的命运苦果，这部空前绝后的“知青史”就将无法得到完整！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生前说过：“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是不可因此混淆。”

的确，坏事就是坏事。面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知青的这一辈或下一辈所带来的种种痛楚，绝大多数知青(包括我在内)均已省悟；若有人还像当年那样：自己呆在城里，让别人在农村“扎根”，以至于仍然愿意再唱“青春无悔”这样高调的话，那就请他来与“扎根派”们调换一种生活，我想，他会马上噤声的。

付出过惨重代价的“扎根派”：历史将记住你们！

作者简介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

范文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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