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办——经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
1968年12月，毛主席就已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不久，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县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工作量增大，人手不够，1969年春，组织上安排我暂时在县知青办帮忙。两年后，即1971年我被县委任命为县知青办主任。
由此，我经历了这场由文化大革命派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从轰轰烈烈的掀起高潮开始，到最后冷冷清清地落幕结束，和知青们在这条艰难、漫长的道路上共同走过了整整十一个春秋，陪伴他们经历风雨，体验艰辛，成了一批知识青年蹉跎岁月的知情人和知心人。
我们县在“革委会”时期的知青办公室共七个人，三人来自县委机关，其他四位来自县政府农林、水利、粮食、供销系统。知青办的日常工作有五个方面：一是安置知青到生产队落户；二是轮流下生产队知青点了解情况，发现和解决问题；三是定期在公社、区、县分别召开知青代表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以改进工作；四是接待来信来访；五是处理突发情况和事件。
当时，除已安置本县知青300人到生产队外，还接收安置了省会贵阳市知青600人、上海知青252人，全县共安置到各个生产队落户的知青共1152名。
当时，中国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占城市总人口十分之一的青年人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大都和“知青”下乡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知青办的文件中得知，仅1969年，全国就动员了近300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少部分被安排到国营生产建设兵团和军垦农场集体劳动，每人每月约有30元左右的生活费，大部分即200多万人都被安排到大分散、小集中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落户，靠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我们县安置的知青就属于后一种——到生产队落户。
我们县是全省、全地区有名的贫困县，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农业遭“人祸”天灾，几乎每年都要向上级政府打报告，和上级有关部门疏通，请求发给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以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相当多的农民劳动一年，口粮都不够吃。就是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文革中遵照上级的指示，县知青办共安排1152位知青到110个生产队落户，工作量之大和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已安置的知青中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平均年龄16岁，这些知青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年纪小小就远离亲人，从生活安定的大、中城市行程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下到偏远贫穷的山区生产队当农民，要靠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生产和生活中都出现了许多问题。
本县知青离家近，除农忙季节外，平时每周一次的赶场天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第二天可以带些食品回队，虽然觉得辛苦，但情绪相对比较稳定。
省会贵阳市的知青离家300多公里，要乘火车转汽车才到县里。知青们情绪不稳定，想家，经常借口有事回城里的家，流动性较大，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反映不好管。
我所在的贵州省，除安排本省知青外，还按中央部署接收了2万上海知青的安置任务。上海知青的安置本不在我县计划内，因分配指标确定的那个邻县还在闹派性，打派战，无法接收，所以省里就把安置252个上海知青的任务强压给了我们县。
上海知青人数虽然比贵阳市知青少，但他们来自离家2000公里外的大城市，思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自然最为突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大意。
实际上，在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就首先遇到了阻力，一些符合下乡条件的知青迟迟不来报名。县机关和县城街道的一些知青包括家长，见了我们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远远的就躲开了。有的家长说：“孩子是我们家的，下不下乡当农民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别人来操心，想清楚了，会去报名嘛！”有的家长还说：“孩子初中毕业才16岁，嫩手嫩脚去当农民，能养活自己吗？在家又不是没有饭吃！等想通了再说吧！”上级要求我们知青办配合县、区社、机关和街道，共同做好动员工作。面对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工作的难度很大。我们的方法如不得当，引起反感，这动员工作就更难做了。
毛主席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后边还有一句：“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我认为，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是要“说服”和“动员”他们，而不是强迫或下命令。我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工作做到了每一家每一户。大多数知青已经下乡，少数家长和知青还没有想通，就让人家想通了再来报名也不迟嘛！说心里话，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看法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最紧的时期，谁敢直言？我和同事在交谈中，也都各怀戒心，相互提防着，生怕留下“辫子”被人抓。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谁敢公开表示反对意见？那样一定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的。但是，我从毛主席语录中找说法，找不搞强迫命令的依据，任何人都不会表示反对的。于是，大家心领神会，便顺其自然，对本地上山下乡的知青工作坚持以抓宣传教育工作为主。
当然，知青下乡的工作进展，不可能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很快上海知青的安排就丁是丁卯是卯的压在我们头上了。
据上海虹口区知青办通知，上海知青将于1969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来我省。分配到我县的是上海市虹口区的252名知青，我们必须提前做好插队落户的宣传、选点定点、建房等大量的应对和筹备工作。我们知青办先行派出四位同志到负责接收安置的甲良区委所在地配合做接待安置工作。
1969年3月下旬，上海知青从上海乘火车先到达我省K县，第二天上午乘无棚卡车来到我县甲良区委所在地。当时，看到上海知青个个一脸茫然，显得很疲劳，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们热情地招呼大家下车休息，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情愿的下了车。
不肯下车的知青们情绪都很低落，一些女知青抱着行李竟然哭起来。有知青就说：“一路上看见这么多从未见过的大山、荒山、穿着破旧衣服的农民，在这山上山下挑的挑，抬的抬，用锄头挖地。这公路坑坑洼洼，坐在车上颠来簸去使人老想呕吐。这哪像在上海时街道干部动员我们报名时说的，我们是到山清水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新农民。”还有的说：“早知道是这样，我才不报名呢！”有的竟然哭喊着：“我想回家！”
面对这群没有见过一点世面又远离亲人的孩子，我们只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经过反复劝说，知青们勉强全部下了车，临时住进一所简陋的国营旅社，准备第二天再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在帮助知青从车上卸行李时，见到有带来多条牙膏、肥皂的。问其原因，说是听说这里的农民不兴刷牙洗衣服不用肥皂，牙膏和肥皂很难买到，所以自备了不少。甚至还有人听说这里山区有的人还没有进化好，还长着尾巴等。
更有一件事很是令人哭笑不得。第二天早上，服务员到一间客房打扫卫生时，一股臭味扑鼻而来，竟然发现在桌下的烤火盆里用炭灰遮盖着一堆大便。服务员十分恼怒，质问这是怎么回事？睡在床上的一个男知青小声地说：“实在对不起，半夜肚子痛，不敢下楼，就解在烤火盆里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意识到对上海知青工作的难度比本省知青大，眼下只能先把他们安置到生产队再说。区、社的有关同志和知青办的同志，按男女知青搭配分配的计划，分别由专人将上海知青送到各个生产队。并立即召集了有知青、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会议。一方面鼓励知青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把自己锻炼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要求生产队和贫下中农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在生产上，特别在生活上，要千方百计照顾好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到我们山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双方都表态后，看着一个个知青有了安身之处开始吃饭休息，我们这才返回区里。
后来，知青办干部在与知青们畅谈思想时了解到，多数知青认为，文革中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名。但也有相当多的知青，特别是上海知青，是被迫动员下来的。他们年纪小父母不放心，但不报名又怕被说成政治觉悟不高，思想落后。
我曾私下询问过一位姓林的上海男知青，要他说实话，并答应绝对保密不外传，他这才小声告诉我说：“我父母来自农村，知道农村生活艰苦，怕我年纪小吃不了这份苦，就不愿让我报名，想拖着不下。但上级派宣传队，不分白天黑夜，在我们家门前敲锣打鼓，害得邻居们不得休息，对我们家就有了意见。迫于这种压力，最后只得报名上山下乡。离开上海的那天，在火车站，我在车上哭，我爸妈在车下哭，难舍难分，我们是流着泪挥手告别的。到生产队后，在生产和生活上碰到的问题不敢向父母讲，怕增加他们的思想负担，担心我们的前途……”另一位贵阳市的女知青私下也对我说：“我们是文革中间上的初中，上课学习主要是读《毛主席语录》，接着又参加红卫兵大串联、造反，高中都没上就来当农民，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离开家来生产队，一直不习惯在这山区农村生活，就算坚持在队劳动挣工分，也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还是靠父母给钱才能维持生活。我们是人在农村心在家，特别是在劳累和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想家、想亲人，暗暗流泪……”
我们亲眼看到，就是坚持天天出勤，积极劳动的知青，也还是无法养活自己。上海知青们所在的生产队，多数人一天的劳动工分只值几角钱，最差的一个生产队，一天的劳动只值八分钱。这个生产队的知青愧疚地告诉我：“没有办法，只能靠父母亲拿钱来养活自己。”
而农民也并不欢迎知青到他们那里插队落户。我们知青办干部在知青点上征求农民的意见时，就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队里本来田地就不多，知青来了是在与我们抢田地、抢工分。我们劳动一年，上交公粮后，分得的粮食还不够吃。知青年纪小，劳动力不强。有的又经常不在队，一年下来还要在队里分基础粮，这明摆着是来和我们争粮食吃的嘛！”还有人说：“这些知青都是些年轻娃娃，力气小，又不太懂事，初来连水也挑不了，只能由队里派人挑水给他们吃。把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孩放下来，纯粹是添麻烦，上级也不为我们农民想想。”有位老人甚至很不客气地说：“城市里这些做爹妈的，好心宽啊！就舍得把自己的小娃送到我们农村来当农民？上级也不想想这些小娃娃是不是真能靠自己的双手活得出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复杂而又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得不到及时解决，牵动着知青、家长、当地群众和基层组织的各个方面。大家只有忍耐和等待，在复杂的矛盾中经受折磨和考验。当然，受伤害最深的自然是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他们处在城乡差别极大的环境中，在思想、生活、生产等方面都很不适应。在漫长的蹉跎岁月里，他们当中发生过许多充满尴尬、心酸、苦涩、悲凉、哀痛的故事。
有关知青把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人们听到的不是一例，似乎是一个普遍发生、到处流传的故事。其中，免不了有调侃甚至杜撰的成分，但我说的这件，真有其事。
1968年年底，贵阳市的一批知青已安置到各个生产队了。1969年的一次知青代表会议上，水尧公社一位女知青发言，她说知青安好家以后，商定要请生产队长吃一次饭，以答谢贫下中农的关心和照顾。那天，知青们亲自动手炒了几个菜，等生产队长落座以后，一位女知青高高兴兴地端上一碗绿菜，边走边大声说：“菜来罗！”队长一看，却哈哈大笑起来：“哟！把我当牛啦，你们请我来吃麦苗！”原来，这盘菜炒的不是韭菜，而是绿油油的麦苗。知青面面相觑，尴尬的跟着笑起来。这位女知青在会上认真表态：我们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不仅要搞清楚麦苗和韭菜的区别，还要学习更多的生产知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会议结束了，看到还有三个女知青坐在那里不走，我过去询问，只见她们涨红了脸，低声告诉我说，中间的那个女孩意外来了例假，把裤子染红了，不好意思站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时很为她们难过，一群没有成年的孩子，离开父母家人，搞生产稻谷不辨，生活上要完全自己照顾自己，不容易啊！我叹了一口气，看她们拿着一顶遮阳的草帽，便出主意说：“用草帽遮挡在屁股后边，别人看不见，回去再说。”她们一下子高兴了，就按照我说的办法，用草帽遮掩着回到了知青点。
过了不几天，又听到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贵阳的一位男知青小王，到生产队后被安排在一户农民家楼上住。这里是大山脚下的普通山寨农舍，木楼破旧，四面透风，没有围墙，出门就是荒田野地。所谓大门，也不过是在旧木板上钉些烂木条子，晚上用一根木棍子一顶，就算关了家门。山村里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一天半夜，小王肚子突然疼痛难忍，面对黑漆漆的山村荒野，哪敢出门上厕所？便打算下楼在堂屋角找寻适当的地方方便，等天亮后再打扫干净。下楼来，黑暗中顺着墙脚摸索，恰巧摸着一个石头窝窝，里面空着，于是便蹲下方便，完事后回到楼上继续睡觉。
天亮了，女主人来堂屋闻到臭味，发现用来舂米的石窝中竟有一坨大便。小王被从梦睡中喊醒到楼下，女主人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用来舂米的碓窝，家里的狗都不敢去踩，你竟敢往里拉屎！你怎么能这样糟蹋我们？”小王满脸愧色，怯生生地低着头站在碓窝旁说：“我错了，在城里没见过碓，夜里天黑不敢出门上厕所，所以……”说着立即挑水来把碓窝洗了数遍。但女主人气仍未消：“这碓以后还能用吗？你得买个新的来还！”小王理亏，连连答应说：“一定买个新的来还，一定，一定……”
1970年秋的一天下午，一个叫小华的贵阳男知青，额头上包着渗透了血迹的纱布，脸色蜡黄，有气无力地走进了知青办。我们让小华坐下休息，给他倒水喝。他委屈地说：“上午在生产队劳动收工路过包谷地，顺手掰了一个包谷。没想到被队里几个农民拿石头追着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不敢回去，自己到区卫生所包扎了伤口，步行20里直接到知青办来了。”小华接着又说：“我们去年刚到生产队时，就听见农民议论说，队里本来田地就不多，知青来了，劳力不强，还要参加队里分口粮，这明明是来和我们争粮食吃的。所以说，农民从根本上是不欢迎我们的，我今天掰包谷是错了，但为一个包谷把我打成这样，我实在想不通！怕再挨打，我再不敢回我们那个生产队了，今后我可怎么办哟……”
我们知青办的几个同志都很同情小华，到办公室外商量了一阵认为：小华的问题反映出农民和知青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如果让小华回原队，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发生更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当即决定：将小华转点到离原生产队40里远的水尧公社。
初到山村的知青大都经历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当然，他们也有对于农村的新鲜感受和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快乐。
记得1969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按照当地的风俗，是农民的赶场天。小县城十字街口热闹非常，街旁摊点一家连着一家，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远处传来紧张急促的喊叫声：“快闪开！快闪开！马来啦！马来啦！”人群纷纷往两边散开。我急忙回头一看，离我约十米远处，男知青张强骑在一匹健壮的枣红色大马上，右手握着缰绳，眼看前方，神采飞扬，显得淘气而又帅气。马一路小跑着向前，蹄声哒哒，闪到街边的我大声喊：“小强！小强！”只见他勒住缰绳让马放慢步子走到我面前，兴奋地喊了一声：“马老师！”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我：“这马是向我们寨子上农民家借的，你看我骑在马上威风不威风？”我笑着说：“威风是威风了啦，但很危险啊！这县城街小人多，如果马撞着或踩伤了人可怎么办？”他笑着说：“我小心着啦！就是想骑马进城威风威风嘛！顺便买点东西就回生产队。”我说：“那你悠着点，千万别出事。”他点点头，勒着马缰缓缓走出小城的街道，然后纵马奔驰，消失在了田野的尽头。
这是我有关知青的庞杂记忆里一个比较清纯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知青小强骑着高头大马的飒爽英姿，不时还浮现在眼前。
就在小华被安置到水尧公社新知青点三四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这个公社的社长突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不好啦！几十个贵阳知青集体来到公社，要求把户口证交给他们，说要回贵阳，不在农村干了！怎么耐心讲道理，他们都不接受。知青人多嘴多闹得挺凶，还骂人，威胁说要是不把户口证交出来，就要抢啦！现在僵持不下，你们知青办要立即来人，否则要出大事！”
情况紧急，我顾不上吃饭，放下电话就直奔汽车站。一个小时的路程，当我赶到水尧公社已是中午一点钟了。刚走到公社社长办公室门口，只见30多个知青在屋里围着社长，七嘴八舌地乱嚷嚷。
就听见一个男知青大声说：“再不拿户口证出来，我们要翻箱倒柜抢啦！”知青助威地齐声吼道：“好！抢！抢！”情势显得有些混乱，社长急了，突然把挂在墙上的大枪取下高举手中喊道：“不许动！再闹，我要开枪啦！”知青们一下子全都楞住了，瞬间鸦雀无声，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我赶紧进屋走到社长面前，社长见到我象见到救星似的，马上大声说：“好啦，好啦！县知青办来人了。马主任，你看怎么解决？”知青们的目光转而齐齐地盯着我，社长接着对我，同时也是有意对着知青们大声说道：“我们公社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动员贫下中农接收贵阳和本县知青来插队落户的。知青和户口证都是县知青办送到公社的，我们没有权利把户口证交给知青个人。现在知青们要自己回城，向我们要户口证，又不听讲道理，我们做工作安置了你们，反倒成了受气包！请马主任讲讲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我赶紧走到社长旁边，面对知青解释说：“大家的户口迁到公社，是贯彻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做的一项配套服务工作。户口是公安机关管，公社没有权力把户口交给个人。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办的，请大家不要为难公社干部。刚才社长举着枪说再闹要开枪了，这是吓唬吓唬你们的嘛！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是来向政府反映问题的，谁敢向你们开枪？看你们吵的厉害，就拿枪来吓唬一下，是吧？社长。”社长顺势和缓下来，马上点点头笑了起来，紧张的空气便一下子松弛了。知青们看着社长，也都嘿嘿地笑了起来。我接着说：“大家想要户口证回城的事，我们保证向上级反映，待有答复后再告诉大家。请消消气坐下来，生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和社长，我们设法解决。”我们招呼知青们到会议室坐下，开始了心平气和的交谈。直到两点过钟，知青们终于散去。一场“知青‘抢’户口”的事件，经过4个多小时才得以平息。我、社长和公社许多干部都还没吃午饭。
上海一男知青，前后五次到知青办，不要其他同志接待，专找主任要户口。我每次都耐心地和他谈话交流，但均无效果。他年纪虽小，脾气却怪，达不到目的就板着脸耍赖，油嘴滑舌，甚至气势汹汹地拍桌子，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前四次，每次都闹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第五次他来时是下午两点半，态度比前四次更加蛮横，我和他面对面语言拉锯了3个多小时，他站起来，两手往裤包里一伸，大声吼叫着说：“你说的这些话，与我回上海时我妈给我说的差不多，老叫我要‘好好’这样、‘好好’那样，待在那个又穷又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自己的生产队，我能‘好好’吗？明对你说，我要我的户口回上海！今天你还不给我户口，我就不走了，睡在知青办！”
直到下午六点钟机关都下班了他还不走。我只好让其他同志下班，我留下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说，你到我们家吃了晚饭再说吧！他瞟了我一眼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等。”和他磨了四个多小时，我很累，口干舌燥，实在忍不住想发火，想对他说不是我逼你来当农民，你有气就去找动员你来插队的人去出气。但又考虑这样说只会把问题闹大。好在我看过知青档案，了解到这个知青的父母是工人，于是我把自己的一大串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严肃地说：“你不讲道理，又赖着不走，我不撵你走，也不奉陪。你是工人的儿子，我很放心，这些钥匙是我开办公室的门和所有箱箱柜柜用的，放在桌上，你想干啥就干啥吧！反正，县公安局离知青办也很近，很安全，我走了！”当我走出办公室后，他慌了，赶忙走到我前面转回身来低声对我说：“好，我走了。马老师去拿你的钥匙吧！我可没有动它哦！”见他态度有变，我也缓和地说：“别气了，到我们家吃了晚饭再走吧！”他不吭气，也不跟我去吃饭，很不高兴地走出了办公大院。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四天后，我乘公交车去地区知青办开会路过甲良区委所在地，这个男知青插队的生产队距离这里不远。车停下时，旅客们正在上上下下。突然只见他冲到车上，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姓马的，你现在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表态，答应把户口给我，否则我就打你，叫你走不了！”不料他的话音刚落，又冲上来一个上海男知青小张，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说：“你敢动马老师一根毫毛，我马上揍你！”而且，车门外边还有五六个上海知青在喊：“你别闹啦，快下车吧！”众怒难犯，他只得乖乖地下了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知青办。
知青想要回城，首先就得拿到户口证。知青的不安心，也就首先表现为千方百计地索要他们的户口证。有些知青曾相约到县革委会大会议室静坐，有的干脆就在大会议桌上过夜，都是等着向知青办拿户口证回城，有的集体或个别到知青办横下脸吵闹，为的也是要户口证回城。有个绰号叫“唐吉诃德”的贵阳市知青小唐，曾把衣被打成大背包背着到我们家“静坐”两个小时，也是为了要户口回城。那个年代的户口证，是一个人唯一的合法身份证明。没有户口证，便是黑人黑户，不仅丧失了生存的基本的权利，连出门讨吃要饭都是非法的。因此，为了户口证，知青与我们知青办发生许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想要户口证回城的知青中，唯有一位永远留在了这大山深处，他的遭遇让我终生难忘。
1969年春，上海知青到生产队落户约半月后的一天上午。我刚走进办公室，突然听见身后有人问：“这里是知青办吗？”当我说“是”并转身向后看时，见两个男知青搀扶着另一个男知青。被搀扶的知青瘦高个、大眼睛，脚一颠一跛的，唉哟唉哟哼哼着。让他们进办公室坐下后，被扶的瘦高个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插队在甲良区的上海知青，阿拉叫季海宝，因小时候摔断了小腿，走路困难，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要求连人带户口一起退回上海。”我很诧异地问道：“那你在上海报名上山下乡时怎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他说：“提过，但没用。”我只好说：“那要等我们与上海虹口区知青办联系后再答复吧！实在不行就先向生产队请假休息几天再说。”他们听了有点扫兴，但没再说什么，两人又搀扶着季海宝一颠一跛的走了。
县委后大门外是一个广场，有电影院、两个篮球场和大片绿草地，晚饭后，大人们爱带孩子来这里玩耍。这天晚饭后我也来在草地上和女同事们聊天，篮球场上传来阵阵喝彩声，我走到球场边看热闹，忽然看见了那个上午被人搀扶着来访的熟悉面孔——季海宝。只见他在球场上机灵地翻身跳投、擦板投篮，频频进球，每投一个球他都高兴得活崩乱跳，脸上露出稚气和单纯的笑容——哪里还有一瘸一拐的残疾？原来上午在知青办进行的竟然是一场“表演”，还挺象那么回事的！我有点恼怒，但一想到这些知青还都是孩子，处境艰难，生活不易，我苦笑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因此，这个季海宝引起了我的关注。之后不久，我和知青办另一个女同志下知青点了解情况，来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农民们对季海宝的评价出乎意外的好，大家都亲切地“小宝”、“小宝”的称呼他。他们说，安置在这个村子的知青共四个人，有三个坚持不住，已经先后回了上海，只有小宝一直坚守在这里，今天他和一些农民到远山劳动去了，明天下午才能回来。农民夸赞说：“小宝劳动积极，吃得苦，也爱干净，下午劳动收工后，先到大河里游泳，洗干净身子才回屋做饭，勤快，懂事，和乡亲们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听了农民的介绍后，特意去小宝的知青房看了看。只见在小宝的房门口，矗立着一个宽约50公分、高约100公分的大石条，成为出入房门的一道障碍物。想来这是小宝采取的安全防御设施。这个知青之家，只剩下小宝一个人了，他只能搬来这块石条，既做门卫又做伴侣，用来消除一个离家少年的孤独和寂寞。
此后，小宝一直在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里坚守着。不料，第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传来了令人伤痛的噩耗！
前一天晚上下大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小宝和农民们一起在大河边休息，看见滚滚翻腾的洪水中飘来的木柴和小树枝，小宝想打捞点木柴回去烧火做饭，当地群众称此为“打浪渣柴”。没想到，小宝刚跳入浊浪翻滚的洪水中，一个大浪瞬间把连喊一声都来不及的小宝卷走了。在场的人们紧盯着那卷走小宝的洪水，顺着河边边跑边喊：“小宝！小宝！”但小宝的身影再未露出水面，公社立即找来几个水性好的农民喝了白酒跳入河中寻找。但因河床太深，水势凶猛而浑浊，下河的人全都无果而返。
当我们得知这个噩耗，知青办立即用加急电报报告上海市虹口区知青办并请转告小宝的家长。我们知青办干部陪同前不久由上海派来的知青带队干部王肖，火速赶到离县城八十多里的事发现场。
王肖同志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已年近六旬。文革前任上海市对外经济联络处处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刚刚获得“解放”被派到这边远山区做了知青的带队干部。
太阳西下，暴虐的洪水还在滚滚翻腾，公社干部和生产队几个农民还在沿着河边向下游继续寻找，边走边喊着“小宝，小宝”。天快黑了，大家商量下一步的办法，一致认为，只有等洪水消退，河水渐清时才可能找到小宝的遗体。只见脸色焦虑的王肖同志说：“你们商量吧！我再沿河岸往下去看看。”大家劝他不要一个人行动，他执意要去。大家理解他的心情，知道无法阻止，只好提醒他注意安全，不要走得太远。王肖找了一根木棒拄着，头也不回就走了。直到天黑还不见他回来，有同志担心出事，要去找。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老王是经过多年风雨磨炼的老兵和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不会出事的。”
第二天，继续派人下河打捞，仍然没有结果。到黄昏时，王肖同志回来了，只见他满脸倦色，眼眶发黑，双眼布满血丝。他说，一路沿河岸走去，边走边打听，来回走了二十多公里，昨晚就住在河边寨子一农户家。没有小宝的消息，他一夜难眠，天明了早早起来又沿河打听，中午在农民家里要点吃喝又继续寻找，还是没有找到……。看着老王疲惫的神色，大家既感动又心酸，公社干部赶忙给老王端来热饭，饭后又端来热水，让他泡泡脚早点休息。
事发第三天，小宝的哥哥乘火车又转汽车千里颠簸赶来了。他直奔小宝出事的河边，洪水虽然退了许多，但水仍浑浊看不清河底，继续打捞仍无结果。小宝的哥哥脸色苍白，眼盯着小宝被洪水卷走的河面，失声痛哭，边哭边喊：“小宝啊！哥哥来啦！你在哪里啊？全家人都盼着你早日回家啊！”他双手掩面，泪水顺着指间往下流，声音渐渐嘶哑：“小宝啊！如果不报名上山下乡……如果不坚持在队早回上海……如果老天不下大暴雨……”
在大家的安慰和劝说下，他回到公社等消息。等了两天，仍未发现小宝的遗体，小宝的哥哥担心家里父母亲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打击，万一再出事怎么办？他无法继续等待，跑到河边流着泪默默地站立了许久，最终上了返回上海的公共汽车。
第七天，洪水基本退却，河床渐清。清晨，一位老农民路过河边，发现在离小宝被洪水卷走不远的河床里一个深水坑底，有团白色的东西。他赶到公社喊来干部和几位农民一起跳进深水坑打捞，果不其然，就是小宝的遗体。刚捞出水面时，可看清小宝惊恐的面容，遗体接触空气后，瞬间变成了深紫色。知青办的老黄同志迅速对遗体进行拍照，大家用事先准备好的白纱布和白布将小宝包好装进了预备好的棺材，进行了安葬。同时电话告知上海方面和家长。
这一悲惨事件过后，我曾想，如果，如果小宝和知青小组的另外三位同学一起返回上海……，如果……。但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只有残酷的现实——才17岁，稚气单纯的小宝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这场灾难留下的沉重记忆，是洪水永远都冲涮不掉的。
1971年夏天，知青办先后两次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到局里“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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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接待我的是多年前就认识的，人们称他为“石公安”的石平举同志。他介绍说，被押送回来的是女知青小迷（化名），据押送人员带来的审讯记录，小迷半年多前离开生产队后，曾流窜到西北几个省、区，靠讨饭甚至和男人睡觉讨吃混喝。她在回答干警的讯问时，故意表现得没有羞耻感，语言下流，居然说外地男人的那个东西比本地男人的要大等。石公安说到这里显得很尴尬：“实在不便向你再介绍了，你自己看看那些审讯记录吧！”
要按小迷自述的那些情节，在那个年代是要作为刑事犯罪打击的，小迷之所以未被判刑关押，一是那些事情无法调查落实，二是她还是一个年龄不满18岁的上山下乡知青，所以把人押回交知青办，要求她仍然回到生产队安心劳动，算是网开一面了。这个小迷，过去我见过，人长得不错，皮肤白皙，瓜子脸，五官端庄耐看，身材匀称，充满青春的魅力。我曾听到过知青中关于她的传言：说她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管束不严，家教不力，她小学就不大遵守纪律，中学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大乱，曾因行为越轨，进过公安派出所，因此，在知青中她显得比较孤立，她的性格也越来越反叛。
鉴于上述情况，我对石公安说：“审讯记录就不用看了，不就是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嘛！你把人交给我吧！”到了接待室，石公安对低头坐着的小迷说：“知青办马主任来接你，跟她走吧！”她立即抬头起身站到我面前。她短发，脸色腊黄，身穿红衣蓝裤，已不复原来的青春靓丽，只是神情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后又低下了头。石公安对我说：“人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已完成，你把人带走吧！”他转身回了办公室。
此时，我确实不知道小迷在想什么，我也不便说什么，只想带她到知青办后再说。我语气平和地说：“小迷，跟我到知青办去吧。”出乎意料的是，她抬起头，满脸恼怒地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不遮不掩硬声硬气地说：“不去知青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要赶班车回生产队！”说完拨腿快速地走出了接待室，向着公安局大门走去。我边喊边追赶着，但她头也不回，加快脚步往汽车站方向走去。看着她乘车的方向，判定她是真的去了生产队知青点，我这才回到办公室。我翻阅了关于小迷的档案材料，她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因此基本上得不到家里的额外补贴，这可能也是她外出流窜的一个原因。我想，虽然她的对抗情绪很大，但外出漂泊没有出路，教训应该十分深刻。看她不愿耽误立即回知青点的表现，应该对今后怎么做有了一定打算。我稍后打电话问了所在公社的干部，小迷果然当天就回到知青点了。
据了解，小迷回到生产队后，一直坚持在队劳动，想来她是知错改过了。关于小迷在外流窜被公安干警押送回来的事，我从没有向她所在公社、大队、生产队领导说过，我们也无需再去揭她的疮疤。后来陆续打听到，她从此安分守己，再也没有外出乱窜过。
第二次到公安局“领人”离上次相隔仅半个月，这次领的是一个未满18岁的男知青小迷糊（化名）。从外省押送带来的讯问笔录中了解到，小迷糊曾到多个城市流窜搞扒窃，多次被抓、被关押，释放后又继续作案。小迷糊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深灰色衣裤，右脚大姆指已从肮脏的张着嘴的破皮鞋中露出来，小迷糊相貌憨厚老实，精神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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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局办完领人手续，他很顺从地跟着我来到知青办。坐下后，他低着头不讲话，我不打算揭他的“疮疤”，考虑到他回到生产队后的安全问题，我问他：“在队里偷摸过没有？”他慢慢抬起头，警惕的看着我，极不情愿地低声说：“我们生产队全是少数民族，按风俗习惯，如果在本队偷摸被抓到，肯定要被狠打后撵出寨子，所以，我从没想在队里搞偷摸。”
为了更多了解他的情况，我装作不经意的又问他：在城里混不容易，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能得手？他眨了眨眼睛说：“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在人群拥挤的地方比较安全。”说完他有点尴尬地又低下了头，双手紧握在一起放在一直并拢的双腿上。我又小声温和地问他：“为什么会想到外出流窜搞扒窃？”他抬起头，比较自然地正视着我说：“坚持在队里劳动很辛苦，辛勤劳动一天的工分才值1角5分钱，养活不了自己。家里父母工资不多，还有弟妹在上学，生活比较困难。我在家吃饭，加个碗加双筷子也就过来了，但要父母亲单独给我寄生活费，我不忍心。生产队的日子又实在难熬，没有米下锅，吃饭成了大问题。我才17岁多点，为了要活下去，原打算出去流浪一段时间，找点活干，攒点钱再回来，但在外流浪很难找到活干，流落街头，着急了，想歪了，就去搞扒窃。顺利得手时，有吃的，住小旅社。不顺时，被失主追打得口鼻流血，挨打挨骂，尴尬又丢脸。扒来的钱用完后，口袋空空挨饥受饿，无钱住旅社，夜里就只能在大街角落避风处蜷缩着睡在地上，夜里风冷睡不着，我想家想亲人哭过很多次……”
小迷糊擦了擦眼泪接着说：“我实在不忍心回城市给父母增加负担，也不想回到那个又穷又苦又累也养不活自己的山区生产队。所以，半年多来我一直在外流浪，这次被抓后，警察叔叔耐心地教育我，说押送回县要我回队后尽快给家里去信，说明生活困难，希望父母寄钱来帮助解决困难，以便坚持在队劳动。警察叔叔给了我点钱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我知道错了，今天要赶班车回生产队。”
面对小迷糊我还能说什么，揭“疮疤”指责吗？用毛主席语录来“教导”吗？眼下，他最需要的是钱，可是上面拨下来的知青经费中又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费用，知青办无能为力。我只能安慰和鼓励他尽快与父母联系，取得家里的帮助。做错了事，下决心改正就好。我送他走出县府大门，回到知青办翻阅了关于小迷糊的知青档案，他说的家庭情况是真实的。
小迷和小迷糊都是文革中失学、造反、虚掷青春的“红卫兵”，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青年。他们人生的道路走得这样曲折、痛苦，责任在谁？那个时候，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人们的心里已经有了日渐清晰的答案，只是谁也不敢说出来而已。
1972年的一天，一位知青慌张地走进知青办，报告说他们公社女知青小内（化名）在生产队用中草药堕胎未成，流血不止，咬牙忍痛在床上已躺了两天多，不说话，更不愿意看医生。他恳求道：“你们快去管管吧！不然要出人命的。”话音刚落就快步走出办公室，再追上去问时，他不愿多说，只喊着：“快去人处理吧！”
我立即报告县委有关领导，调来县委机关一辆小吉普车，带着我们知青办的刘秘书，驱车40公里来到了小内所在生产队。进了知青屋，只见小内独自一人仰卧在床，腹部突起，脸色苍白，屋里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走近床前，我轻声喊了两声小内，她睁开眼，惊恐哀伤地看着我，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我问吃中饭了没有，身体怎么样？她不吭声。我又问，怀孕几个月了？哪天开始流血的？她还是不吭声。考虑到小内和胎儿的生命安全，我说：“区卫生院医疗条件差，可能无法帮助你解决问题，再这样流血不止，你和胎儿的生命都有危险，和我们一起到县里去吧！”她仍不吭声。沉默了一阵后，她终于“哇”地哭出声来，并点了点头。刘秘书和我帮她收拾了洗漱用具和几件换洗衣服，把她扶上车，她靠在我怀里，闭着眼睛仍然没有说话。
两个小时后到了县妇幼保健站，简要地向站长介绍了情况，站长立即把小内扶上产床，认真地为她作检查。站长说，胎儿已进入临产，问小内用来打胎的是什么药？小内这才开口回答，说是一节四寸长的中草药，直接放进阴道里，但两天多了，还是没有打下来，肚子一直痛，并流血不止。站长说，你血压升高，胎儿心跳微弱，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积极与我们配合。小内点点头。站长去做催产前的准备工作，还安排人煮了两个糖鸡蛋给小内吃。我坐在小内身边，安慰和鼓励她。生产过程中，她痛得满头大汗，咬着牙，我紧握着她的手说，不要着急，不要害怕，要相信医生会处理好的。在站长耐心细致的操作下，一个满身是血的女婴艰难地出世了，但没有哭声。扶小内到病房休息，我立即回家为孩子准备衣、帽、尿布，又吩咐刘秘书和王会计去为小内买了鸡蛋、糖等营养品。
考虑到母女安全和小内的名声，我请县防疫站站长帮忙，把小内和孩子安排到防疫站拐角一间不显眼的小屋住下，安排知青办的同志轮流照顾她们母女。两天后，小内终于对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她是被生产队长强奸后怀孕的，肚子越来越大，就穿棉衣来遮盖。这个队长为避免生孩子问题暴露，找来中草药逼小内打胎，但两天多了，胎儿还是打不下来，小内自己也差点丢了命。小内说，这事传出去自己也无脸见人，特别怕家人知道。孩子虽然生下来了，但不能要，希望知青办帮助找个好人家把孩子抱走，自己休息几天就回生产队劳动。她特别要求知青办和妇幼保健站不要把被队长强奸的事说出去，怕今后会遭到队长的报复，日子就更难过了。
按小内的要求，防疫站站长帮助找到一对不会生育的年轻夫妇，只说有人生孩子无力抚养要送人，只需给产妇一点营养费，双方不要见面。第二天孩子就给抱走了。第四天，小内能下床活动了，知青办的同志给她送去油、盐、米、菜和木炭，小内自己开始做饭吃。没想到，由于打胎药毒性太大，孩子抱去后不几天就死了。这一情况，我们一直未告诉小内。
知青办开会讨论决定，为了小内的安全和便于有关方面查处案件，不能再让小内回原生产队，宜转点到外县的知青点去。在征求小内意见时，她立即表示同意。我电话与某县知青办主任商量，他们同意将她安置到一个条件较好生产队。十多天后我们办完小内的转点手续，买了车票，送她到汽车客运站。小内流着泪说，如果没有知青办的关心和照顾，我和孩子可能都死在那里了，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转点后一定好好劳动，不辜负关心过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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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内转点后，知青办将小内所述被身为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强奸怀孕后又逼着用药堕胎，并造成婴儿中毒死亡的情况向县有关领导做了反映，并要求依法查处，保证知青工作的正常进行。但事隔一个多月，知青办没有得到任何单位、任何人的文字或口头回应，仅听说县里有关方面给这个生产队长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此，我们继续向县领导要求重新处理此案的同时，又将情况向地区知青办做了汇报。在一次地区召开的知青办主任会上，我提及此案，与会者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认为，这样轻飘飘的处理，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线。大家要求地区知青办直接与案发县的领导沟通，要求重新依法办案，决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散会后州知青办打电话给县里有关领导，反映了与会人员意见和要求。
又过了一个月，我听到县里有关干部说，先前的“党内严重警告”改为了“留党察看”，案子就此了结。我们知青办没有接到处理结果的通报，也没有调查案子的权利，无法掌握更多的情况，只能为受害人鸣鸣不平而已。
1976年早春的一个上午，我参加城关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公社张书记动员知青们要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些知青的一个反常动作：把手伸向自己的腋下，大腿内侧，手腕关节内侧和手指间等处抓抓挠挠，抓了停，停了又抓，有的人一边打瞌睡，一边还在抓挠。会后，我了解到：在去年冬天参加兴修水利期间，许多睡地铺的知青被传染上了一种皮肤病，身上长了许多红点，白天痒，夜间盖上被子暖和了更痒，奇痒难忍，抓破了皮就感染，流黄水，流脓，晚上睡不好，白天劳动觉得昏沉沉的。我认真察看了几位女知青手指丫上的症状，根据亲身经历，确认她们传染上的是疥疮。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昆明疏散到农村后，我也染过这种病，记得当年是用硫磺软膏治好的。
离开公社回到知青办，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应立即对全县十个公社的所有知青点全面调查。第二天上午请来上海和本县的知青带队干部开会，通报了城关公社知青患疥疮的情况，要求带队干部们尽快调查，通过电话立即汇报，以便采取措施进行治疗。经调查，果然十个公社的在队知青中80%的人都染上此病。我着急了，赶快请县防疫站、县医院院长来知青办商量治疗办法。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感到很吃惊，说疥疮是50年代就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的全国性传染病，过去治疗效果最好的药是硫磺，放在温水里给患者洗澡，还可以配上凡士林制成硫磺软膏外用。当我追问中药房是否有硫磺时，他们都遗憾地摇头齐声说：没有。并说这个病一定要严肃认真对待，以免在全县范围扩散。过了片刻，只见防疫站刘站长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说：“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好像听说过县林业局有硫磺。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我们不懂硫磺与林业有什么关系。”
我赶到林业局找到孔局长，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们有硫磺，但那是防治果木病虫害的，是大块大块的那种，不知能不能用。”我高兴地说：“有硫磺就好！孔老二，谢谢你！”“孔老二”这个称呼，是和他熟悉的科局长们给他取的绰号，我一高兴就把绰号喊了出来。我说：“有硫磺就好，我们知道怎么用。知青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是知青的家长，我代表知青谢谢你！你把硫磺给我，其他问题由我们知青办来解决。”他当即请工人从仓库里拿来七斤多块状硫磺，还说：“不够再来拿！”在没有药用硫磺软膏的情况下，只能用硫磺泡水当药用了，而且大面积人员出现疥疮，恐怕唯有这个办法才可能解决问题。当天下午，知青办刘秘书、王会计和我一起拿着硫磺块来到县医院中药加工间，用他们炮制中药的铁碾槽，三个人轮流滚动碾刀，把大块硫磺碾成粉末，用纸分成若干小包，第二天要求知青带队干部把药立即发到各知青点上。一时间，用自制硫磺药水“灭疥疮之战”在全县10个公社、110个生产队的知青安置点打响了，知青们把硫磺放在热水中溶化后用来洗患处，坚持天天洗，直至病症消除。同时把自己的床上用品和所有衣物、毛巾、袜子等都洗净并用开水消毒后再用。十多天后效果显现，知青们反映：身上奇痒消失，晚上能睡上安稳觉了，白天劳动有劲，也不用在自己身上东抓西挠了。
一些县城知青家长因孩子回来睡了家里的床，把疥疮传染给了家人，得知知青办有“药”可治，也纷纷前来讨“药”。好在硫磺准备充分，能满足需要，家长们如法炮制，很快把疥疮传染也制止了。
从发现到消灭这场传染病，总共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知青、家长、带队干部、知青办的同志们如同打了一场大胜仗，林业局“孔老二”局长也高兴地说：“我们林业局可是为知青工作和全县人民做了巨大贡献噢！”
1975年秋的一天，我在省会参加完知青工作会议，赶火车乘汽车刚刚回到家里。天气闷热，换上拖鞋准备冲凉，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知青办的小梁，他神情慌张地说：本县一名叫小芸的知青在公社农场加工饲料时，右手掌被粉碎机搅切成重伤，现躺在县医院的手术台上，院长说必须马上手术，但家长联系不上，涉及到手术签约和费用问题，要知青办领导马上出面解决。
我二话没说，立即换下拖鞋和小梁一起赶到医院。院长告诉我，小芸右手的五个指头被粉碎了四个，血肉模糊，无法做断指再植手术。天气这么热，为防感染，保住整个右上肢，必须将这四个手指切断到指根部，只能保留手指的第三关节。
小芸的家庭情况我略知一二，她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到外省，留下小芸和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弟弟，全靠在本县一个公社小学当老师的姑妈养活。事故发生后，已经电话通知了小芸的姑妈，但那里离县城较远，短时间赶不到医院，就是赶到了，以她的经济情况，医疗费用肯定无法承担。小芸所在公社领导对医疗费问题不敢表态，而手术肯定要立即进行，我对院长说：“立即手术吧！费用问题知青办设法解决。”
在手术台前，小芸举着血肉和骨头模糊不清的小手，脸色发青，泪流满面，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今后我可怎么办呐？”手术室里的人只能沉默以对。她见我走进手术室，像见到了亲人，一时竟然泣不成声，哽咽着说：“马姨，请你求医生不要切掉我的手指，想法保住。如果切掉，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我的弟弟还需要我照顾，你要替我做主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隐瞒实情，我劝她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切掉手指，是为了保护手臂，不然后果更严重。但小芸出人意料提出了一个要求：“马姨，马主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切掉指头后，想办法给我安排一个工作。你现在就要答应我，要不然我和我弟弟今后怎么生活啊……”说实话，当时我感到很为难，我不是计委主任，也不是劳动局长，是没有权利安排她一个有保障的工作的。但考虑到当务之急是要赶紧做手术，于是，我当着大家的面对小芸说：“工作问题知青办会尽全力去争取，你就放心先做手术吧！”
按医生的要求，我在手术表上签了字，并和小梁一直在手术室门外等候着。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小芸被送进病房，小芸的姑妈才赶到。我给她说：“医疗费由知青办设法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知青办没办法给予补助，请你体谅。将来小芸工作安排的事如有机会再争取吧。你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她说：“你们考虑得这样周到，我还能再说什么呢？谢谢你们的关心和帮助！”
两个多月后，小芸的伤口愈合，回到了公社农场。我们知青办建议公社领导给小芸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于是，小芸在唯一留下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根之间夹支笔，在农场产品过秤时简单记账。
几个月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我对小芸的那个承诺。一天，我从文件上看到县计委下达了20多个招工指标给国营厂、矿，便想从这里争取一个指标解决小芸的工作问题。
招工的消息已经在知青中传开了。一天午休，听见轻轻的敲门声，从门缝见小芸提着一个大提篮，我隔着门问她有啥事？她小声说：“送点吃的给你补补身体嘛……”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小小年纪，从哪里学的给领导送东西这一套？”她有点儿不好意思的小声说：“是我姑妈买好叫送来的。”我让小芸把东西带走并转告她姑妈，工作问题不要着急，知青办会与有关方面联系，争取早日解决。小芸只好提着东西回去了。
第二天我找到计委李主任，希望他能帮助做劳动局长的工作，争取一个招工指标来解决小芸的工作问题。他是位北方南下的老同志，对小芸深表同情，并当即约我一道去找劳动局局长。
我们与劳动局局长交谈了近两个多小时，这位局长始终板着脸不表态，最后竟然说：“这样照顾法，我们还招什么工！”我和计委主任再三强调小芸的特殊情况，认为照顾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局长竟然毫不理睬。李主任生气了，说：“招工指标是国家下达的，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局长还是不吭气。我实在忍不住了，走上前气愤地说：“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对于这样情况特殊的孩子，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李主任见磋商不成，就说：“你不解决，我们请县委领导解决！”
离开劳动局，我们直接找到县委张书记，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明确表态支持，并立即给这位局长打了电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不得已的方式，小芸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五天以后，知青办收到劳动局这次招工录取人员的文件，小芸被招到本县一个煤矿当开票员。小芸接到通知，兴高采烈地到知青办和县计委向我们表示感谢。她说：“我这份工作的确来之不易。劳动局一位叔叔告诉了我招工过程中的波折，叫我一定要珍惜。请马姨和李主任放心，我会争气的，会努力工作来回报你们对我的关心！”
小芸到矿上工作后，克服残疾障碍，勤奋、踏实，表现很好，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后来和矿上一位青年结了婚，生了个大胖小子，生活完全安定了下来。
从1972年开始，国家就开始有招工、招生的政策，我作为知青办的负责人，主要任务就是抓住时机给知青找人生的出路口。
1973年秋，贵阳市财贸系统来了一个招工组，专招他们系统在我们县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女。一天上午，我们家来了一位普通话带江浙口音的女子，说自己是贵阳知青小光（化名）的姐姐，她情绪激动地抱怨说，弟弟小光（化名）多年来坚持在队劳动，表现突出，被公社指定担任公社民兵副连长，是与其他贵阳知青同年同月同日下来的，但这一次推荐招工的名单中却没有弟弟的名字，要求知青办帮助查明原因。当时，招工上学等涉及知青安排的事情，机关、社会各方面都盯着，成了做好知青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插队期间的表现好坏，是安排工作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她所说情况如果属实，就违背了“优先安排优秀知青”的原则。我把她反映的问题记录在笔记本上，表示尽快将情况调查清楚后给予答复。
在她起身准备走时，突然从背包中拿出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放在桌上说，这是我老公被派往坦桑尼亚做外援，从国外寄给家里的物品，把它送给你聊表家人的心意。我立即拿起礼包往她手上递，并说这礼绝对不能收，做好工作是我们的职责，请相信，知青办一定会按政策办事。她接过礼包趁我不备又迅速放到桌子上，快步出了家门。当晚，我追到她的住处，当着几个人的面把包退给了她。她显得尴尬又有点生气地说：“这是看不起人嘛！”我语气肯定地说“不是，是不应该收！”
第二天，我安排知青办的同志分别向公社、劳动局、招工组了解情况，原来小光不属财贸系统，而属于厂矿系统的职工子女，虽然在公社表现突出，但不在推荐之列。同时也了解到，小光家长所在工厂只有小光一人在我县插队，厂里又没有招工指标。考虑到小光的未来，于是我找到招工组长，向他介绍了小光表现突出的情况，并说明小光家长所在单位没有招工指标，请求招工组“高抬贵手”考虑招收。招工组长通情达理，赞同我的看法，经过向厂方领导请示汇报，决定作为“例外”予以解决。姐弟俩得知消息后，一路小跑着来到知青办，代表全家向我表示感谢。我说：“没什么，这是履行工作职责，是我该做的。”这天晚上九点多钟，在家里关窗时，我脚下突然碰着一个东西，拿起来一看，又是那个礼包，牛皮纸上还写着几个大字：“再不收，要生气了！”
第二天，我的两个孩子很好奇，都想看看里面到底包的啥东西。打开包，只见里面有几段不同色彩的，当时被叫做“的确凉”衣料。据说“的确凉”是从外国进口的，市场上价钱昂贵，很少有人买得起。同时，在衣料中还夹着一条坦桑尼亚的真丝围巾，拉开来看，围巾色彩斑斓，鲜艳夺目。我们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围巾，都啧啧称美。女儿说：“妈妈，这条围巾实在是太漂亮了！”儿子说：“妈妈，过去你不收别人的礼物，这回就破例一次吧！事情都办完了，人家又再次把东西丢进家来，说明他们是真心诚意送的。要不，就把那几段衣料退回去，这条漂亮的丝巾就给小妹留下吧！”我摇摇头，对孩子们解释说：“知青都是比你们大不了多少的一群孩子，离开城市和父母来到山区当农民，亲人常常牵挂着他们，好不容易在生产队熬出了头招工回城。这包东西是小光的姐夫被派到离中国很远很远的非洲坦桑尼亚做援外工作挣来的，应该他的亲人享用，我们不能要，一定要退回去。”最后，我又追问孩子：“我这样说，你们懂了吗？”两个孩子乖乖地点点头。
在被招工组录取的知青们就要离开县城的那天早上，我抱着那个礼包赶到汽车站，看见小光姐弟俩满面笑容地站在大卡车厢上的后面。我走近车厢，在汽车马达发出轰鸣声车轮开始转动的那一刻，我大声对着小光姐姐说：“请帮我把这东西带给我的那位老战友！谢谢你们！”随即把礼包朝着她胸前甩去，她措手不及接了包，卡车缓缓朝前驶去，小光姐弟俩眼里含着泪花默默地向我挥手告别。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记忆犹新。
1972年，全国的大学、中专恢复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即既要推荐，又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录取。这批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东北一名考生考试答了白卷，他在试卷上写的一封为自己辩解的信，使他成了“反潮流”的英雄。此后几届直至文革结束，废除了招生考试，单位能否推荐就成了走进学校改变命运的唯一通行证。
1973年，贵州省着手解决省内一万多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特意分配给各县一些招生名额，上海知青只要在队劳动表现好，经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委层层推荐，县招生办同意，就可以录取到林校、卫校、财校、水电学校和各个大专学校读书一至二年，毕业后直接由组织上分配到地区、县安排工作。事实上，当时坚持在队的上海知青不多，能顺利通过推荐这一关的寥寥无几，所以被招走的人极少。
1974年，省内大学招生，我县上海知青只分得一个名额。就在基层推荐过程中的一天中午，上海知青小王来我家找我。他身高约一米六三，显得瘦小弱，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肩上挎着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红卫兵”绿色小挎包。他说有事要找我谈谈，我便带他到办公室。看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便鼓励他说：“你坐两个小时汽车来县里不容易，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他这才慢慢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小王虽然身体瘦小，下乡四年多一直坚持在生产队劳动，表现很好。所在生产队在这次招生中已经把他推荐到了公社，但被公社卡住了。他去公社询问，接待他的干部说：“有上海知青反映，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你虽然表现好，但公社不敢向县里推荐。”
小王委屈地说：“我父亲解放前学过日语，在社会上当过一般的翻译。文革初期，造反派诬陷父亲是日本汉奸，进行批斗，后来经过组织调查没有这回事，否定了。我父亲一直在一所中学任日语教师。”小王强调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希望知青办调查了解，使我得到正确对待。”
我对小王说：“现在招生工作才开始，你别着急，等我们了解情况后再说吧！”这时，小王从小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放到我面前说：“这是生产队分给我的两斤油菜籽，留给你们家换点菜油吃吧！”面对用辛勤汗水换来的这两斤沉甸甸的油菜籽，我心里有点儿发酸，我一把抢过小王的挎包，把油菜籽往里装。小王推开东西，流着眼泪说道：“马老师，你关心知青，大家都知道，我们真的很感谢。我表达的是一片真心……”我把油菜籽放在小王面前，认真地说“东西是绝对不能收的，你一定得带走。小王，要相信知青办会认真了解情况，按政策办事。调查清楚了我们会主动与你联系。”小王只好带着油菜籽走了。
我查看了他的档案，如他所说，他父亲“解放前学过日语，当过翻译，现任日语教师”，没有什么历史问题。
当天，知青办将查阅档案的情况电话告诉小王所在公社党委，并请他们认真研究小王的推荐问题。依照小王的实际表现，各级推荐顺利通过。县招生委员会为了慎重起见，还派人到上海做了调查，小王父亲没有政治问题。县招生委员会研究审查全县招生名单时，一致同意小王列入招生上报名单。
两周后，小王接到贵阳医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入学两周，他给我寄来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表示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要为报效祖国，报答知青办的帮助而刻苦学习，信中还代父母转告对我的谢意。我回信请小王转告他父母：我只是做了我分内的工作。
毕业后，小王被分配到自治州中心医院当医生，与大学一位同班同学结婚生子。由于工作认真、积极钻研业务，成了医院的业务骨干，被评为全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调往上海某大医院工作。
小王在调离贵州省前携全家来看望我和老伴，他一再提起从知青到大学令他终生难忘的那一次人生重大转折……
在12年的知青工作中，作为全州唯一的女知青办主任，我徒步走遍了全县10个公社、110个生产队的知青安置点。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按当时知青工作方面的现行政策，努力解决了一些问题和纠纷。我们知青办的工作得到地区和县委的表扬，被评为先进工作单位。
知青工作干部作为知青的娘家人，做好知青工作，保护知青的权益，为他们尽可能的分忧解难，因此受到知青的感谢和尊重，在情理之中。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经常受到意想不到的误会，却是比得到感谢要多得多。类似上文提到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回想起来，也都在情理之中。知青、知青家长、接受知识青年插队的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后出现的大量而复杂的，而且是从当时政策中又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心中充满了怨气。我们成了他们的出气包，不少知青工作干部挨骂、受威胁、受到造谣诬陷乃至人身伤害。有的工作对象，除了来办公室闹，还到知青工作干部家里闹。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有了问题不找你解决找谁解决？解决不了，不骂你骂谁？不打你打谁？不到你家闹到谁家闹？这些混乱现象使得我们这些知青工作干部吃饭睡觉都难得安宁。而面对这些不公正的遭遇，我们还只能忍气吞声，笑脸相迎，依旧还要坚持讲那些丝毫不起作用的“道理”。说到底，我们是文革那场民族灾难的牺牲品，是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也是广大知识青年蹉跎岁月的同路人。
1978年10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对于这个结论，我们知青工作者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是完全赞成的。
1979年，国家采取招生，招工，转点，病退等措施让知青们回城。荔波县的上海知青、贵阳知青、当地知青也都陆续返城。
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开始得以纠正。经过艰难而大量的工作，知青工作干部们的思想和精神负担也随之逐渐减轻。
知青大返城有两种，包括自发的和国家政策下允许的。上海知青中约有60%至70%的刚到生产队不久就返回上海，然后在上海与荔波县中来来回回，只有小部分知青坚持在队劳动。有政策可以返城后，知青们都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有的虽已招工在县机关工作，但仍愿意回上海。但也有一些知青仍愿意留在当地工作生活。有一位上海知青一直在当地做律师，能用水族语言、布依族语言与当地人交流。
1980年，按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不再组织动员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至此，知青工作结束。
但遗憾的是，做了长达十多年的知青工作，最后居然没有人召集我们开过一个总结会，更没有要我们写过一个上山下乡的总结报告，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经了曲曲折折的岁月之后就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地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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