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铲地——最痛苦的农活！
盛夏时节，苞米已经长得有大腿博了盖儿那么高了，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铲地，这个阶段要持续十几天。
开铲的第一天，我们早晨两点半就从炕上爬起来。严格点儿说，我们是被人喊起来的，队里派一个人来青年点儿，咣咣咣敲窗户，大喊：“出工了，出工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爬起来。当时每个人的状态，或是头昏脑胀，或是睁不开双眼，或是走路歪歪斜斜两条腿直打飚，总之那个难受劲儿甭提了，不是用任何人类语言能够形容得出来的。
三点来钟了，我们的两挂大马车沿着曲折的土路，向着二十多里地以外那片苞米地奔跑，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一路响个不停，敲碎了黎明的寂静；东方刚刚显现出一点儿鱼肚白，满天星星烘托着一轮弯月，给绿色的大地撒上一层薄薄的银纱；微风拂过，空气无比清新，到处都散发着绿色植物的清香，引来无数彩蝶翩翩起舞，鸟儿欢声歌唱。此情此景，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如果有哪一个观光者到此一游，当真就会流连忘返。可是美丽的面纱后面，遮掩的是不尽的荒蛮，我很清醒现实的残酷，我知道痛苦正在冥冥中频频向我招手，而且越来越近了；眼前的清新亮丽，没能为我减少一丝一毫的恐惧之感，去年这个时候铲第二遍地的情景，又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
记得我们是大约三十几个人，知青包括我在内有六个人。大家在地头一字排开，每人一根垄。可能是祖辈几百年留下的习惯吧，开铲前几乎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啪啪啪往手心吐几口唾沫，然后两个掌心合在一起，上下反复搓动几下，以增加“握力”、“摩擦力”。由于我们铲地是集体行为，必须要听打头的号令，而且必须是打头的第一个动手，其他人才能在后面跟上，所以，我们大家都手拄锄头，目视前方，好像运动员在起跑线上等待枪声一样。这时，就听打头的一声号令，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开铲了。
半个小时以后，人们逐渐拉开了距离，当然是打头的第一，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紧跟着几个“高手”，有些年纪相对大一点的缀后，我们六个知青处在中间靠后位置。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面的、中间的和后面的人不断地发生排序变化，相互距离越拉越大，实力相当的分成了相对稳定的一堆儿一堆儿的，尽管每一堆儿的人都在努力往前赶，但是他们的排序无论怎样变化，也就只能是在“自己的”那一堆儿堆儿里变来变去，冲不出这个圈子。使劲儿地赶啊赶啊，我明显感到跟不上趟了，就停下来，擦擦汗，喝几口军用小水壶里的水，歇口气儿。眼见得打头的越铲越快，大有要飞起来的架势，他旁边和身后有三、四个人和他不相上下，甚至有要超过他的趋势，我感到情况不妙了。
说来，这锄草也好，割麦、割豆也罢，那是很有一些讲究的。按惯例，打头的决定干活速度的快慢，他干在最前面，其他人应当跟在他的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实际干活时，有人会“得瑟”，追上打头的，跟打头的弄个“平出”，甚至超过打头的，个别还有把打头的拉的远远的。由此，问题就来了，打头的是绝不会容忍其他人追上自己、超过自己的，这是面子问题，蒸馒头要的就是这口气。那么怎么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使劲地干，拼命地干，争取甩下“不识趣的竞争者”（有时不止一个），而竞争者却又偏偏不让份儿，拼命赶超，由此形成恶性竞争。其他人嘛，惊叹者有之，看热闹者有之，也有的等着看笑话。最后的结果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打头的始终保持领先，无人能超过他；第二种是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争者追上了打头的，一直与他平行；第三种是打头的被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争者超过，甚至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例外，即，有些时候，在没有最后干到地头之前会是三种情况轮番出现，只有所有人都连滚带爬地到了地头时，才能见到真正的结果。而就是那次铲地，结果太吓人了：等到晌午时分，第一根垄铲完，打头的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其他三、四个人与他相差也就是五、六米远，我们几个知青则与其相差至少两百米。等我们到了地头，刚想坐下喘口气，就见那打头的扑腾一声躺在地上，脸色煞白，直翻棱眼睛，我们赶紧去扶，可是却被他推去一边，可能是他认为我们这样做会使他丢面子吧。再看看另外几个竞争者，他们则坐在附近，若无其事地啪嗒啪嗒，悠闲地抽着旱烟。我想，毕竟打头的已经是四十五、六岁的人了，而和他竞争的那几个都是二十几岁、三十来岁的，他们之间技术上不一定分得出太高太低，但是体力、耐力肯定大不相同。年龄相差十几岁、二十来岁呀，你说呢？
中饭吃的是铁锅贴大饼子，砂锅煮小白菜汤；大饼子是暄腾腾的金灿灿的，小白菜汤是润滋滋的绿莹莹的。按现在的说法，那可都是纯绿色无公害食品啊，降血脂，洗油腻，养颜，减肥！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一年到头不见几点油腥儿，几个月吃不到一口白面，一年三百多天几乎天天吃这个喝这个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还须明说吗？疲惫不堪的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头睡着了。
当正午的日头稍微有点儿歪斜，我们就又开铲了，直到日头西落，天边飞起了彩霞，我们才又铲完了一垄地。打头的看上去有点儿晃，但他最终仍然是处于领头位置，只是脸色越加的苍白了，没有一点儿血丝，看上去更加吓人了。至于我们几个知青嘛，毫无悬念地成了打狼（最靠后的）的了。
接下来的四、五天里，此种情形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稍有不同的是，第一天跟打头的竞争的那几个人，有的退了出去，有的还在继续竞争，但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打头的，不知是他们确实追不过打头的，还是遵循游戏规则有意放他一马。后来嘛，打头的换人了（换上了铲地时始终保持第二的那个人，二十多岁），说是因工作需要，让他去马厩喂马了。一年以后，这个打头的去世了。听说，他一直是胸腔子疼，咳嗽，哮喘。别人都说他是当打头的累的，内脏累坏了。这件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这就是物竟天择的自然法则吧？这几年我退休了，晚上没事，经常看电视动物世界，就见那一群猴子里总是有一个猴王的，通常猴王都是胳膊粗力气大，凶悍无比的，但当他年纪老了，气力不行了，就会有年轻力壮，更加凶悍的猴子和他竞争，甚至决斗，直打得你死我活，最后老的败下阵来自动退出，胜出者成了新一代猴王——打头的。好像狼、猎狗、熊瞎子、狮子之类的也是如此。人本质上也是动物，只不过是比其他动物更高级一点而已，所以说也摆脱不了动物的本性。但是作为人，为了争个干活打头的，为此丧了命，总是不值得。当个猴王、狗王、狼王、狮王，毕竟是个王，一手遮天说了算，享有无尽的特权，而当个生产队干活打头的，不过就是领着一帮农民干活而已，最多也就是有一点儿荣誉感罢了，不多挣一分钱，累坏了，累死了，值吗？诚然，我的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低级趣味，殊不知，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绿林好汉，土匪恶霸，流氓歹徒，地痞无赖，就是为了挣这么一口气，死的死，亡的亡，演绎出无数人间闹剧，壮丽悲歌！
马铃声渐停，我从回忆中醒来。月亮和星星隐去了身影，晨曦微露，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无边的绿海。我们三十几人又按惯例一字排开，只听打头的一声高喊“干活喽，干活喽！”铁锄起处杂草落地，随即一片片嚓嚓声奏响了绿色田野奏鸣曲。
此时这铲第二遍草，已经和铲第一遍草不能同日而语了。铲第一遍草时，垄上的秧苗是一堆儿堆儿、一簇簇的，每堆儿每簇一般都有三、四棵秧苗，至少也有两棵，我们通常都是把瘦弱的或长偏了的铲掉，只留一棵相对粗壮、个头儿稍高一点儿的秧苗。这时我们要倍加认真，用半月形锄头的左右两个尖刃，小心翼翼地贴着地皮或浅浅地划入地表，把多余的秧苗除掉，只留一棵独苗。但是，糟糕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时有出现——如果“一时失手”，就有可能将这一堆儿或一簇秧苗整个浪儿铲掉了。试想，如果我们这三十几个人每人每天出现两次“失手”，那么秋末要少收多少粮食啊！为了严防“失手”，我宁愿被人落在后面，也要一点一点的弄，在觉得确实没把握的时候，就干脆蹲下身子，用手把多余的秧苗拔除。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像有的人，“失手”之后趁人没注意，捡起一棵断了根的秧苗，重新插进垄台… …。我们当时铲第二遍草所面临的是间距一尺的一棵棵独苗，是已经快要“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了，因此是绝不可以“失手”的。当然，这个时候铲地，也有容易的一面，即：只要稍加小心，使铲尖与独苗保持一公分距离就可以了，但由于此时杂草已经长高，只有使锄头深入地表，才能把杂草连根铲除，所以铲起地来，相对来说就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我吸取了上一年的经验教训，在开铲的头一天即挑选了一把崭新的锄头，薄薄的亮亮的，又贪黑开了刃，还专门配了一个骨质的刮泥板，所以铲起地来轻快多了。没经验的人觉得锄头稍微大点儿小点儿薄点儿厚点儿无所谓，其实不然。稍微大点儿小点儿，哪怕只差半厘米，或稍微厚点儿薄点儿，哪怕只差一毫米，那么铲起地来就会觉得锄头分量相差很大，吃力省劲儿相差很多，而且垄越长，感觉就越明显。另外，有了刮泥板，就又会觉得锄头轻便不少，要知道，锄头上哪怕只是多粘了一点点土，那么在长时间的劳作中你就会觉得沉重无比，刮了一下，顿时就又觉得轻巧了许多，这一点是没铲过地的人无法体会的。
清晨的苞米地，秧苗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微风拂过，唰唰唰地向下散落，不一会儿，我的鞋面、裤脚，直到博乐盖儿全都湿透了，裤腿子被露水一吸附，像绷带缠绕一样紧紧地黏贴在小腿上，使我举步维艰；鞋窠里满满的是水，行起路来呱唧呱唧响，我还特意仔细听了一下，脚落地时，是“呱”的一声，脚抬起时是“唧”的一声。呱，唧！呱，唧！是有节奏的，这与前后左右其他铲地者的一片“呱唧”声天然地融为一体，奏响了一首无休止的秧苗呱唧交响曲，只不过是和贝多芬的交响曲比起来，显得过分单调、枯燥，令人心烦而已。更加令人心烦的是，撒上了露水的黑土地，脚踩上去变得非常泥泞，跐溜跐溜滑，身体直往后仰，要摔跟头，而我的黄胶鞋有点大，本来就不跟脚，穿着玻璃丝袜子的脚丫子又在鞋子里面跐溜跐溜滑，搞得我身体直往前趴，像要跪下似的。旁边前后左右铲地之人，他们的情况和我也是大同小异。忽然，有一个人冷不丁滑倒，锄头把子打在左边一个人脸上，这个人没有防备，一激灵，也摔倒了，头撞到左后边一个人锄头上，多股诺骨牌效应出现了，一个砸一个 ，一连倒了六、七个人，砸断苞米秧至少有三十几棵。我是最后一个倒地的，待我爬起来一看，所有摔倒的人都成了泥猴，我自然也不例外。等我们铲完了一垄地，时间毫无例外地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了。
下午我们又拼死拼活地铲了一垄地，遭罪的程度跟上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下午是太阳暴嗮，蒸笼一般热，不知怎么一回事还潮呼呼的，没有一丝风。离收工还有大约一个小时，起蚊子了，大蚊子、小蚊子、黑蚊子、白蚊子、花蚊子、瞎蝱、小咬，成团子成团子的一起上，成百上千地围着人叮咬。我们本来都是穿着背心或短袖衬衣，这时赶紧穿上事先备好的长袖衣服（事先扎在腰间的），可是仍然作用不大，蚊虫的毒针不知是怎么那样的神通，柔中有刚，软中有硬，照样毫不费力地扎透衣服，刺入皮肤，疯了一样尽情地吸吮人血。我们手背上，指头上，胳膊上，脸上，头上，眼皮上、耳朵上，前胸，后背，大腿上，脚脖子上，用手一抹，几十个、几百个蚊虫顿时被碾成一团团肉泥，就像人身子脏了在澡堂子搓澡时搓下来的皴泥一样；浑身上下到处是血渍，一片片的大肿包、小肿包遍布全身，有的呈鲜红色，有的呈暗红色，有的破了皮，有的溜光锃亮，还有的麻麻赖赖的，不堪入目；从头到脚火的出燎的疼，奇痒无比，用手抓又不敢抓，不敢抓又必须抓，两只手根本不听大脑控制了；再到后来，也就全身麻木，不知痛痒了，只剩浑身涂满辣椒油的感觉了，这种感觉，直到我回到青年点儿，凉水洗身，一遍遍地搓肥皂，两个多小时以后，才算消失了。
说来这铲地，不仅仅是风吹雨打太阳晒，蚊叮虫咬泥满身，也不仅仅是腰酸腿疼累得要死，这里面也是很有一些“人文内涵”的，经常会演绎出一些“人间情话”。
铲地速度总是有快有慢的，通常都是男的快些，女的慢些，差个百八十米远是常有的事。先到头儿的这些男的，或坐或躺，或是抽根烟，或是喝口水，先“仙儿”它一会儿再说。等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统一休息休息，打头的就又要吆喝大伙儿继续干活儿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先到地头儿的人都“仙儿”它一会儿，有的男的，拼着死命往前赶，刚一到地头儿就迫不及待地转回身去铲别人的垄——“接人”。被接的是什么人呢？毫无疑问，肯定是女的。这些男的就是宁愿累死也要不惜豁出全身力气去接的，要么是他对象（未婚妻），要么是他暗恋之人，要么是他相好的（情妇）。说来说去，就是没有去接自己老婆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他既没有老婆，也没有未婚妻，既没有暗恋之人，也没有和自己相好的，但是却宁愿落后受人嘲笑，也要陪着某个女的慢腾腾地铲地，就是因为这个女的长的好看或者年轻，他感觉和这样的女的并肩铲地，心里舒服，是一种精神享受。当然，“接人”呀“接人”，引发的后果是不同的：有的是把对象接成了自己的老婆；有的是把暗恋之人接成了自己的对象；也有的把暗恋之人结成了仇人。就单说这接相好的造成的后果吧：有的把和自己相好的接得离了婚，自己也离了婚，然后两人过到一起去了；有的是相好的和她自己丈夫离了婚，而这个接人的却没有离婚，其结果要么是相好的到这个接人的家里吵骂，甚至大打出手，直打得双方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要么是接人者夫妻二人自己窝内打得瓢转锅飞天倾地覆；也有的是接人者自己离了婚，而被接的那个女的没有离婚，但自己窝里也闹得不亦乐呼；还有更加令人咋舌的是，有的女的与接人者好得如胶似漆甚至公开同居，但她的丈夫却忍气吞声，装作没看见，甘愿当王八戴绿帽子；还有的接人者由于受到其暗恋对象的“冷遇”而恼羞成怒，恶语伤人，甚至还有一个接人者认为对方不但不接受他最终的求爱，反而还背后“埋汰”他，一气之下两把火就把暗恋对象家的柴禾垛烧了，引起屯子里连营大火，被判刑五年，后来病死在监狱。我们知青点儿里也曾经有一个女青年“有幸”成为“被暗恋者”，但是后来，总是接她的那个屯子人由于不断受到冷遇，再加上他的小哥们动不动就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使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能是白费心思，白白帮人家干活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就知趣退出了。还好，这个人没有一把火把我们知青点儿的房子烧了，当时我们还真的为此捏了一把汗呢，我和一个情同兄弟的伙伴，还暗中规划好了一旦发生火灾后的逃生办法。
可怕的夏锄终于结束了。生产队长别出心裁地要出一期黑板报，他让我把前来采访的记者拍的一些照片贴到黑板上，还命令我写几首诗歌配上去，以增加鲜活性。迫于无奈，我只好瞎编了几首“诗歌”，配到照片的下面。队长看了后，连读四、五遍，直树大拇手指头，夸我写得好。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这也就是随便写写的，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下面仅凭记忆，把这几首小诗辑录如下：
骄阳似火当空烧，
不见一丝凉风飘。
青秧一片连天际，
极目四望人儿小。（秧田远眺）
地热升腾呈猖狂，
汗水浸透铁脊梁。
银锄挥出新天地，
大田深处凯歌扬。（田间锄草）
脚踏黑土无垠地，
手擎蓝天一片云。
主席教导记心上，
战天斗地立功勋。（劳动誓言）
贫下中农斗志高，
风雨雷电皆可抛。
泥泞蚊虫全不怕，
奋不顾身救秧苗。（雨中救苗）
坐看秧苗成绿海，
立观彩虹天上来。
莺飞蝶舞丰年兆，
高歌一曲情满怀。（雨后抒怀）
小伙唱歌亢亢亢，
姑娘跳舞浪浪浪。
唱出美好新生活，
跳出未来新景象。（地头休息）
蔡克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知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高中一年级期间即相应政府号召，离校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瑞廷乡插队落户。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七九年毕业，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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