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线侯宝林

生死一线侯宝林作者：闫利中

侯宝林，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语言大师。在这里讲的却是另一个人，我的战友侯宝林。但命运真能捉弄人，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竟然差点让他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在他病危的时候，是战友们毫不犹豫地伸出臂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鲜血。战友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首深情的歌，一首难以忘怀的歌。请记住这些战友的名字：贾新新、高慧杰、刘素欣、张凤敏、张秀印、张铁生、张殿祥、崔舜、郭国政、于福生、李金香。 

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医院

1973年11月2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早早就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突然，连里通知我：第二天到师部医院给侯宝林陪床。当晚我失眠了。看来他的病更严重了。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开往师部医院的汽车。车到前旗，我直奔医院的外科病房，推开病房的门，我惊呆了。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事情如此的严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窝深陷，两腮紧缩、胡子很长——病房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我走到病床前，轻声叫着：“宝林、宝林。”他微微睁开双眼算是和我打了招呼。在我来陪床前，韩文成已经先来了。韩文成把我叫出病房，旁边还有一连的卫生员小齐(在师部医院进修)，他俩简单向我介绍了一下侯宝林的病情，并说今天可能还要做手术，连里已经有十几位战友为他输了血。我愣愣地呆在病房外，心里默默地为我的战友祈祷。

傍晚，医生护士来了，手术马上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地帮助做术前的准备工作，护士把宝林推走后，韩文成和小齐才和我详细讲述了病情。原来，在3天前已经给宝林做了一次手术，病因是肠梗阻，手术之后不理想，并发感染，伤口合不上。病人一咳嗽，从伤口处就往外流脓血，所以才需要再做手术。我心想：刚刚3天，连上次手术的线还没拆，人受得了吗?

我们正说着，护士推着侯宝林从手术室出来回到了病房。我纳闷，怎么这么快手术就做完了?原来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里面全是脓和血，肠子乱成一团。师医院处理不了，只是简单地清洗一下又给缝上了，并决定马上转院到呼市。

当晚已经没有到呼市的客车了，好不容易联系了货车同意拉上我们坐守车到呼市，守车就是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是押车人员乘坐的。我们几个人来到车站，由于货车很长，守车停的位置已经出了站台。我们抬着担架往后走了很远，来到守车的位置一看，顿时我们就惊呆了，守车的梯子高过了我的胸口。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就把担架弄上去了?我们还没站稳车就开了。

我站在守车里环顾四周，车里很简陋，只有一把固定的椅子和—个煤炉。只能把担架放在地板上，我们几个人席地而坐。要说也算有点幸运，在这紧急的时刻居然有拉煤的火车能坐，而且还和车长在一节车厢里。后来我们和车长聊了起来，原来车长也是北京人。他对我们说：“为了你们，这趟列车多停了两分钟。一会儿还要把这两分钟赶回来......”车终于到达了呼市，已有救护车等在那里，把我们直接拉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这时我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可有救了。 

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救护车到达医院后，马上对侯宝林进行全面的检查。初步确诊为：腹膜炎，必须尽快手术治疗。由于侯宝林的身体状况等原因，没有马上手术，先行调养。但几天以后仍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并发现败血症迹象，医院决定立即手术！

在手术前的几天里，我和韩文成轮流陪在侯宝林身边。由于从连队出来时没想到会来呼市，我和韩只带了一件棉大衣和随身穿的，到了晚上，我们一个陪床，另一个就用棉大衣铺在地上，躺下就睡。那几天可真是难熬啊。

手术那天，我和韩文成等在手术室外边，焦虑、烦躁、无奈......反正我们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指全都熏黄了。    

手术终于做完了，护士把侯宝林送到抢救室，近似于现在的ICU病房。主治医生寿大夫把我和韩文成叫到跟前，严肃的说：“病人很危险。”同时开出了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的最后一行字我记忆犹新—“术后中毒性休克，随时可以死亡”。    

看着这行字，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这样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寿大夫说：“你们现在马上通知单位和家属，这是必须的!”就这样我和韩文成分工，由他照顾宝林，我去邮局发电报。    

等到我发完往团里和北京的电报后回来，看到同连战友张继强的母亲来到医院(张继强的父亲在附属医院工作)。张伯母听说情况后不放心，来看望我们，一看我们睡在楼道的水泥地上心疼地说：“这怎么行啊?走!回家睡去!”到家后马上收拾房间，给我们腾了一张床，并拿出被子给我们，对我们简直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就这样，我们有了能休息的地方，感到像家一样的温暖。    

当晚，我让韩文成去张继强家休息，第二天好盯着，我来值夜班。韩文成走后，我坐在宝林的病床前看着他，这时的他，面容憔悴、脸色发青、双眼紧闭、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输着血，嘴里还插着一根有10公分长、手指般粗的皮管。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眉紧锁，表情很痛苦。我紧紧地盯着他，计算着从第一次在师部医院做手术到这次手术只有9天的时间，这短短的9天就做了三次手术，就是铁打的人也很难扛过去啊!这时我已然绝望了，只盼着宝林的家人和连队的人早点到来，再看上他一眼。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位护士走进来告诉我说：“他嘴里的那段胶皮管千万别吐出来，不然有危险。” 

由于连日的劳累，我觉得有些犯困，就在病房里来回走，生怕自己睡着了。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宝林有点异常，嘴不停地动，腿脚还乱蹬。我赶紧走到跟前，发现他把含在嘴里的胶管往外吐，我赶紧给按住，使劲往嘴里塞。无奈，我的手劲儿还没他的舌头劲儿大，最终还是让他把嘴里的胶管吐了出来，任凭我怎么往嘴里放再也放不进去了。这时，我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地喊大夫，声音都有些劈了!    

值班医生赶来后，四五个人围在病床前一阵忙活，然后告诉我：“没事了，麻药劲儿过去了。”我问大夫：“那个胶皮管是干什么用的?”大夫告诉我：“那是为了让他的嘴张着出气用的。不然光往体内输氧，没有出气的地方哪行呀?”这时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天呀！居然能用这种方法让人出气?我摇了摇头表示无法理解。    

这一夜，我是在煎熬和惊吓中度过的。复杂的心情、疲惫的身体，我坐在病床前，呆若木鸡，终于熬到了天亮。宝林的病其实就是肠粘连，继发性肠梗阻，吃的东西下不去。为了让肠道畅通，手术时做了一个假肛，称为造瘘。就是在腹部开一个口，装上一个类似气球的袋子，接体内的排泄物。大夫说：“为了防止肠梗阻应禁食，需要输高营养的药物，但医院里没有。医院现在的办法只能是肠子坏一段切一段，一直到伤口愈合为止。”这在当时是唯一的治疗方案。    

过了两天，侯伯母赶到医院，看到宝林的状况万分焦急。当听说营养药品医院没有时，马上让我给北京发电报，让宝林的表哥想办法搞到。电文是：急需——白蛋白、水解蛋白、冻干血浆。这是救命的药，越快越好! 电报发出后，两天不见回音。那时的通讯条件太落后了，人在这边干着急，北京那边更急。表哥通过熟人了解到，这几种药物，只有大医院的首长病房和外宾病房才有。   

正在着急的时候，三连的指导员特木其勒赶到了。指导员向医院了解了病情，得知有几种药物没有，马上起身就去找。临走时，走到医院门口看到有个老乡卖鸡蛋，就问多少钱一斤?老乡问：“您要几斤?”指导员没好气地说：“我全包了!”就这样，一筐鸡蛋全买下了送到了病房。指导员找药去了。过了两天，指导员还真找到了一些口服水解蛋白冲剂，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也是个奇迹。内蒙古最大的医院都没有的药，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指导员却搞到了。指导员找到药后，马上让在连队劳动的张继强火速送来。听张继强说：指导员骑着马，到处询问才终于找到这些药。看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北京那边，侯伯父觉得事情不妙，马上从北京起身坐火车赶到医院。那天我正在病房的楼道里，看见侯伯父匆匆来了，我立刻迎上去。老人问我：“宝林呢?”我赶紧带着老人来到病房，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宝林后，他先是愣愣的站在那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念叨着：“宝林呀，我还给你带来蛋糕了呢，你还能吃上吗?”我赶紧把侯伯父扶起坐在椅子上。这时老人冲我吼道：“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赶紧把寿大夫叫来。大夫把宝林的病情说了一遍，问起营养药的事，侯伯父说：“什么都不用了，我们马上转院到北京治去！”院方不同意，认为在路途中有可能发生危险，在车上没有抢救的条件。侯伯父坚决要求转院。于是，团里的张干事、寿大夫以及医院领导都劝他不要转院，最后侯伯父一字一顿地说：“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北京！"医院没办法只得同意转院，并让姚大夫随行。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第44次列车。那天是1973年11月17日。张继强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只是默默地招了招手算是道别。列车启动后，由于担架在列车车厢的连接处拐不了弯，担架只能放在门口。张干事找列车长想办法，列车长来后看了看说：“没办法，只能给你们找个卧铺，然后用被子一人一角兜过去。”我想：这不就是办法吗?总算是把宝林安顿好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我们每人都出了一身的大汗，到了后半夜又开始冷了，只盼着赶快天亮，马上到北京。   

18日的上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北京站。这里是宝林最后康复的地方。 

在北京协和医院

到了北京，我们非常顺利地住进了协和医院。那时并不知道，往北京转院手续繁多。据医院的护士讲：你们住进医院能这么顺利，完全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据说前不久，有一个山西插队的知青，在当地病危，联系部队用飞机送到北京，因为没有转院手续，所有的医院全都不收。最后从XX医院出来后，就死在了医院门口。这件事，惊动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府马上通报：凡是知青转院到北京，一律先收治后补手续。因为这件事刚发生不久，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地住进了协和医院这闻名全国的医疗机构。究竟是宝林的命大还是苍天有眼?我说不清。    

入院前，要进行各项检查，还要称体重。一过磅，宝林的体重只有41公斤。当一切手续办完，宝林住进了医院病房七号楼3层。我们几人如释重负，这回总算是踏实了。    

张干事在北京住了几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回内蒙。临走时让我和韩文成分工，每天必须有人在场。如有问题及时向团里汇报。张干事走后，我和韩文成每天轮流到医院陪护。协和医院先给宝林做了一个锁下穿刺术，就是在锁骨下直接输入高营养药物，让肠道空着慢慢愈合。医院真有高招，就这样奇迹出现了：原来往外冒脓水的伤口终于开始慢慢愈合了，体重开始逐渐增加，人也慢慢的精神了。    

后来得知协和医院把宝林作为特殊病例治疗，为此还出了一本书——《水与电解质平衡》并成为医学界的教科书。    

数日后，在医务人员精湛医术与细心的治疗下，宝林开始能吃东西了，想吃的竟然是咸菜，还要六必居的。我高兴地想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吗？后来我们还能聊天了。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医院告诉我们不用陪床了，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这一天是我们彻底轻松的一天。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怀着对伟大科学的崇敬和对医学的信任，满载着战友康复的喜讯，返回了我们的连队。 

本文作者

闫利中，1969年8月到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三连一排四班，1977年返城后分配到北京崇文区房管局，职业司机至2013年2月退休

来源：兵团战友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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