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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草原插队往事

成万杨和杨万成董家文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们从北京插队落户到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到阿日宝力格牧场一队(柴达木队)第七畜群组。畜群组位于乌呼林高勒(牛河)的西岸,是从牧场去二队(乌兰淖尔队)的必经之路。我们五个同学住在一个蒙古包里,另一个蒙古包里住着我们队的贫协主席——萨德包一家。


萨德包约四十五六的年纪,老伴与其年龄相仿名叫乌云,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包勒德巴特尔,十三四岁。在他们家里还住着一个名叫成万杨的羊倌儿,是个汉族人。听说他是五十年代,从河北康保县随盲流过来的。

成万杨有一米七五的个子,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国字脸,浓眉大眼,嘴有点大,身体十分强壮 。是个十足的文盲,看上去憨憨的。他除了每天放羊外,还经常帮助畜群组做一些其他琐事。为人老实忠厚,干活勤恳,饭量也很大。


我们的浩特(畜群组)有一群羊一群牛,马群也隔三差五的来我们组饮水。那时候我们刚到牧区,别的活儿不会,看到有牛群、羊群或是马群回来,就赶快到水井边去帮助老乡给牲畜饮水。


我们组的水井又大又深,井沿上架着一台水车,水车上插着一根两米长的,碗口粗细的木棍。我经常抓着木棍沿着井台推转,井水从水车筒里被吸出来,流进了水槽。


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引来牲畜争先恐后地跑到槽边,尽情畅饮甘甜清凉的井水 。但如果是马群来了,不管你推得有多快,水槽里的水却总是供不应求。马是牲畜里喝水最快的 ,每逢这个时候,只要是成万杨在家,总会跑过来帮助我一起推水车。


在没事做的时候,我就跟着成万杨背着阿篓子,出去拣拾一些牛粪、干草根,用来烧火做饭。


十一月份,我和另一名知青被分配到十二组。那是一个新建的畜群组,有一家蒙古族老乡。男主人叫浩尔佬,他家人口多,两个大人四个小孩,承包了一群羊。冬营盘上除了一口井以外什么都没有。


月底的一天,成万杨来到我们组,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奟壳里。他告诉我,是队里派他来帮我们栽浩落(用柳条栽扎成很密的围墙,给牲畜冬天挡风用的。),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干,我想了想便答应了。(虽然我们知青当年是供给制,但只要干活同样给记工分。)


初冬的季节,天气很冷。这是我在牧区过的第一个冬天,身体还不适应。而我,又是平生第一次进柳条坑割柳条。进了柳条坑,三转两转我就迷失了方向,我大声地喊着:“成哥,成哥——。” 他听到后快步的向我跑来,以为我出了什么危险。我尴尬的向他说自己第一次进柳条坑,怕遇到狼等等。


他笑着对我说,别怕,里面除了有野兔经常出没,其他的动物很少。你如果害怕就跟着我,我割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慢慢就习惯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安定了下来,但还是忐忑不安,几乎一步不落地跟在他左右。这样干了两三天,我也就适应了,进了柳条坑我也开始到处乱钻,看到哪儿的柳条好就往哪儿钻,再也没有了畏惧感。


我们割了七八天柳条,打成捆。用牛车拉回浩特,就开始栽浩落的工作。


我们先是在羊群晚上卧盘 的附近,用铁锹挖一条深约四十公分的扇面弧形沟 ,将柳条栽进去,栽的时候还要用一些柳条横夹在中间,把柳条向左右别住。最后围墙的两边再用两条柳条把儿扎捆好,用柳条拧劈后的筋,做扎捆柳条把的绳。这样既结实又美观。

羊圈的浩落栽完了,还剩下一些柳条。成万杨说,你们刚来,第一年在这里过冬不习惯,栽个围墙蒙古包里会暖和很多。于是又在我们住的蒙古包后面,用了半天多的时间,将围墙栽好。外面冷风嗖嗖,但蒙古包里的确感到暖和多了。


有一天,太阳都老高了,成万杨也没来找我。往常这个时候,他早就过来叫我和他走了。开始我觉得这两天他可能是累了,想让他多睡会儿,也就没惊动他。快十点了成万杨还没来,我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就赶快跑到他住的奟壳察看。


奟壳里四面透风,成万杨躺在只铺了一块条毡的地上,没脱衣服,蜷缩在那里,浑身在发抖。见到我进来只睁了睁眼。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啊!好烫呀!他在发烧。


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四面透风的奟壳,地上支着一个烧火的铁三脚架,上边放了一口锅,锅里有一个半生的没啃完的羊头,早已冻得邦邦硬了,一只碗里还有冻着的半碗冰坨茶水。

我急忙把他扶起,架着他回到我们的蒙古包(和我同住的知青去二队找其他知青玩去了,不在)。安排他躺下,给他找了两片从北京带来的解热止痛片(阿司匹林),喂他服下盖好被子。他迷迷糊糊的睡了。趁他睡着我给他做了一碗羊肉面条儿,叫他起来吃。他却怎么也不肯吃,我急了,嗔怪地说,你要不吃回你奟壳去,我不管了。他见我真的急了只好把面条儿吃了,盖好被子又睡了一大觉,发了一身汗。


到了晚上,他终于退了烧,精神也好了很多。他坚持要回奟壳去住,又被我拦下了。我说这两天包里只有我一个人,你先住下吧。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几天。他的话逐渐多了起来,并向我讲了他的身世。


他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家里姓杨,父亲给他起名叫杨万成。因家里很穷孩子又多,爹妈把他送给了一个姓成的地主家,指望能吃口饱饭。于是改名叫成万杨。


地主家对他并不好,嫌他吃得多还经常打他。他受尽了折磨十几岁时,他终于跑了出来到处给人家做短工,一直到前几年才在这里稳定下来。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好极了……


好景不长。一九六九年的一月,极“左”的年代。牧场专案组来了外调通知,说成万杨出身地主,边疆地区不能容留这样的危险人员居住,要将他潜返回原籍。消息传来我们都感到震惊,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成万杨找到我要求我去送他也算是监管吧,我不忍心驳他的面子就答应了。


从十二组到牧场将近六十多里路,没有骑乘没有牛车。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这个老实憨厚的汉子,此时的话比平时也多了,说到激动的时候眼里还淌着泪水。他告诉我,离开家乡已经有二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回去,也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我说,这二十年内地的变化可大了,火车、汽车、电灯、电话和柏油路等等什么都有。他听后问我什么是火车汽车,什么是电灯电话,我向他一一作了解答。


半路上,他嗫嚅地对我说,几年来有人向他借过钱物,欺负他无依,总也不还他。这次被遣送原籍,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小董你是好心人,能不能帮我一下,去向他们要回欠我的钱和东西。


我同意了。这一路上跟着他,转了三户人家,说明了来意讨回了欠款。至于所欠物品,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上折成了现钱。


账清了,成万杨非常高兴地说:“小董,要不是你帮忙,这事办不成。”


我说:“不会的,人到这时候都应该有同情心。”


他说:“你是不知道,这些账我要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有要回来过。”


我劝他,过去的就算了。想开些,过好以后的日子吧。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牧场,我把他送到了专案组。


我饿了一天,去食堂吃饭时见到五六个知青同学。有一队的也有二队的,都在食堂吃饭。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回北京过春节的。我突然间动了心,想同他们一起走,可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 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同学说,你想回家就先借点,等回来再还嘛。


找谁借呢?后天就发班车去旗里,回大队已经来不及了。我一下想到了成万杨。


我找到成万杨,向他说了我想回家过春节的打算。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只借五十元,他一口就答应了。我把这里的地址写给他,告诉他一定收好。并说等你到了老家安顿下来以后,找人给我写封信,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一定把钱给你寄去。请你相信我。

成万杨显得很激动,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我手里说:“小董,你别这样说。咱们在一起虽说时间不长我信你的人品,这五十块钱就算是哥哥给你的也不为过。”


我拿到钱后,还是把写好的地址硬塞给了他。与他匆匆道别后,借了个骆驼连夜回到了畜群组。


我在蒙古包里烧了一锅热水,洗了澡,又拿了点羊肉就立即返回了牧场。过了一天,我们一行七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


一九六九年的六、七月份,一封署名杨万成的信件从康保寄给了我。信中的大意是:我回到原籍,大队给我重新做了工作安排,对我很照顾。我也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现在我每天都参加农业生产,日子过得还好,请小董放心等等。信中只字没提还钱的事。


过了两天我去牧场买粮食,办完要办的事后,去邮局把那五十元钱,按照他来信的地址寄了出去。后来他收到钱后给我回了信。我把汇款凭证连同来信,一并放在信封里保存起来备查。


一九七零年的年末,军宣队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军人、一个牧民、还有两个知青)半夜闯进我住的地方。说是检查,翻看了我的箱子后,从我的褥子下面找到了我和杨万成的来往信件。说我和地主分子经常有通信来往界限不清。并说,你自己的出身都不好,是不是立场有问题等等。我极力解释借钱还钱的经过,他们反说我同坏人还有经济往来,这样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很气愤地反驳他们:“借别人的钱难道不应该还吗?”他们不置可否。一起来的那两个同学,一个一直回避着我的眼睛,默不作声。另一个则振振有词地“好心”奉劝我要识相,端正态度,改造世界观接受教育,正视事实。否则谁也帮不了我……


这几个人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那几张“事实”。最后还给了我,不再说什么,走了。


这就是成万杨和杨万成的故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段真实的遭遇。没有感人的情节,写出来只是说明有那么一段历史。而在我的记忆中,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痛。不知现在的年轻人,相信与否?!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憨实的汉子,成万杨—杨万成。你还在吗?

野营拉练赴恩格尔河修水渠董家文

记得是七十年代初期的初夏时节,牧场组织一队(柴达木队)和二队(乌兰淖队)的基干民兵拉练。说是拉练,实际上是到恩格尔河灌区去修理水渠。参加修渠的人员分成几批,每批为期一个月。不知为什么,我竟也成了其中的一员,被安排在第一批。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第一天上午去场部集合,报到后就自由活动了。中午过后,几个年青人在一起无事可做,有人提议到院子里摔跤。大家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一听到“摔跤”二字,个个磨拳擦掌,组成几对进行角逐。获胜的一方再同另一方获胜者继续厮杀,直至最后胜出。


第一轮我顺利过关,第二轮我同二队的小敖其尔组对。这个家伙比我大三岁,长得白白净净的,嘴里镶着两颗金牙,个子跟我差不多,一身腱子肉至少多出我二十斤,但论力气我比他差不到哪儿去。我们相互抓住对方,左闪右挪,抱腰别腿,抓小袖搂脖子,相持了十几分钟,累得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谁也没把谁摔倒。但谁都不服输,非要争个高低。


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较量。一顿踢拽过后,我趁他有些松懈,猛然别腿扭腰,一下子把他摔了出去,与此同时我也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左肋下一阵剧烈的疼痛,半天没爬起来。


一旁呐喊助威的人见我呲牙咧嘴,赶紧跑上来将我扶起,问我感觉如何,是否受了伤。我说左边肋下疼得厉害。于是众人把我搀扶到鼠防队的办公室,那里有旗医院下来支牧的医疗工作队。


经检查后医生对我说,我的肋骨骨折了。立即用纱布胶带为我做了简单固定。并嘱咐我尽量卧床休息,至少半个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否则会影响断骨的愈合。


听了医生的话,我赶紧去找牧场领导请假,因为第二天就要拉练出发了。


到了场长满仓家,将具体情况向他说明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很干脆地说:“不行!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有这困难那困难就都甭去了,任务由谁来完成?”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他一摆手:“请假也行,让医生直接找我来。”一下子把我堵了回去,一点儿也没有通融的余地。


我真是好话说了千千万,可那个家伙一点儿慈悲心也没有。在那个年代,真是没地方说理去!我耷拉着脑袋,又悲又愤,闷声不响地回到住地。


那一晚我失眠了,不光是骨折的疼痛,心里更是……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打起背包。一行三十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牧场徒步出发,朝着七、八十里地以外的恩格尔河行进。一路上跨沟越坎,翻沙丘淌水塘,深一脚浅一脚。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肋下骨折的地方时尔叠起,时尔对合。每动一下钻心裂肺的疼痛,脸不由自主的抽搐着,豆大的汗珠直个劲儿的往下掉……


走着,走着……


我紧咬牙关强忍眼泪……


坚持,坚持……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恩格尔河灌区。那里早已为我们搭起了两顶大蒙古包。分为男女生宿舍。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身心疲惫,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开晚饭了,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勉强吃了口饭,打开行李躺下休息。说实在的,那天夜里左肋下剧烈地疼痛,我不知是如何熬到天亮的,心里流淌着不知是泪水还是血水,只觉得夜是那样的漫长……


天亮了,又一天的艰熬即将开始。修渠的工作是简单劳动但强度很大,女生挖土装筐,男生两人一组抬土垫渠和砸夯。我忍着骨折的痛苦,硬着头皮抬土筐。以前的习惯是用右肩挑担,哪个肩负重哪个肩膀高。相对那边的肋骨就要受到挤压。因此每走一步,左边肋骨骨折部位就更加疼痛。

为减轻疼痛和对骨折处的伤害,我改用左肩抬筐。在抬筐上渠堤时,前面抬筐人要弯点腰,后面抬筐人才能使得上劲儿。但重心都在后面,后面的人要比前面的担得重。为了不弯腰,为了减轻骨折的伤痛,我宁可选择在后面多受点累……


就这样一个星期熬过去了,不言败的倔强心理支撑着我,我依然咬牙坚持着。


恩格尔河水利队里,有一个姓高的年轻技术员,乌盟人。年龄同我们相仿。每天来监理我们修渠的施工质量,并且教给我们如何垫土,怎样打夯,渠底尺寸要多大,渠要修多高, 渠顶要留多宽,横截面是什么形状,水渠坡度是多少等等。由于我听的仔细理解得快,得到了他的赞誉。当他得知我肋骨骨折后,便委托我临时代替他做质量监理。只要是他不在的时候,一切把关的工作就由我负责。从此我的劳动强度减轻了许多,对我骨伤的恢复帮助很大。为此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由衷地感激他。


骨伤一天天愈合了,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休养,还是长成了畸形。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阴天下雨,或做一些重点儿的体力劳动,受过伤的地方都会感到隐隐的作痛 ,并伴有力不可支撑的感觉。


在修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渠水对内堤的冲刷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水渠附近的土质含沙量较大,水的流速也很大水渠很容易被冲垮。回想起我们在建设三线粮站时,因地制宜的利用了草坯,省时、省力还牢固。水渠附近也有大量的碱草地,草和根都十分密集,若将大块的草坯垒进渠堤内侧,即可保证渠堤质量,防止水土流失,又可美化水渠。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高技术员说了,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我马上做个样板,让他看看。


第二天,我们找来了一把打草用的钐刀,在草地上用细柳条枝标出了经纬线。一个人扶住钐刀,一个人抓住刀把,按照经纬线的标记,把碱草地先切成60公分长,40公分宽的长方块。再用方锹把草坯起出,铲下下面多余的沙土,一块完整的大草坯就出炉了。


我们选择了一小段水渠,把草坯放在渠的底端,朝着流水的那面纵向垒成一排,紧靠草坯的部分用土夯实,土层与草坯一样薄厚。第二层的草坯要压第一层的碴“错缝”,同样是纵向垒,还要缩进大约六七公分,呈台阶状,后面的土层同样要夯实。如此反复垒至渠顶。靠水一侧垒起的草坯,像楼梯层的台阶。最后用方锹,自上而下,把楼梯的“台阶”铲掉,靠渠水的一侧就完成了还很光滑。

高技术员仔细检查了水渠修建的试验,不觉拍手叫好。这个“革新”,不仅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还加快了修渠的进度。从那以后,高技术员对我的工作建议和工作方式非常信任,完全放手让我把关。还经常和我一起探讨其它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也受益良多。后来,我们一直使用这种方法,修渠工作很顺利地进行着。


一个月的繁忙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为此我也感到很自豪。我们背起行囊又徒步走回牧场,拉练野营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我插队十年之中的一小段经历,数十年过去了,在记忆里想抹都抹不掉。每次洗澡,换衣时触碰到那块畸形伤愈的肋骨,总会怔怔地抚摸一会儿。胸中闷闷的五味杂陈,说不上是怨恨还是伤感,或许更多的是思念。


我想应该是怀念吧。过去的苦痛、艰辛、磨难,都早已转化为回京后再创业的精神财富。同时,这些人生的积淀也造就了我人生中乐观向上的性格。


远去的记忆……

又: 二零一二年秋重返草原,在一个老乡家,我意外地遇到了当年和我一起摔跤的小敖其尔。老去的面孔,依然是那个白白净净的样子,咧着嘴露出嘴中的两颗金牙。他惊喜地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肩膀,一个劲儿的摇晃,嘴里念叨着:“其董家文蒙吧?”我连连地说:“蒙,蒙,其乌兰淖尔小敖其尔?”。他也兴奋地说:“蒙、蒙。”


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寒暄着自那年分别后各自的生活、工作。提起了那年摔跤的事,他告诉我,听说我的肋骨被摔断,一直心中感到不安,总想道声对不起。很多年过去了,想想就后悔。我说,都过去四十年了,别去想它了。再说我们那时都年轻,在一起玩儿没有人是故意的。现在不是都挺好的吗!


短短的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俩几十年岁月的距离。他拍拍我的肩膀舒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多年的包袱。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公众号发布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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