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琪：我的“逃跑”生涯
公元1969年底的一天傍晚，我在海南岛乐东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五团九连的茅草屋外，接到了参加湖南知青第三批“逃”离农场返湘行动的秘密指令，时间是第二天晚上，除了换洗衣物，不许带任何行李。我们这次行动共四人，男女各半。
那时我刚满十七岁，未成年少女。但我自己做主跟随师兄师姐们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已经快一年了。我的身份是九连五班班长。
“逃跑”之前
虽说归心似箭，在得知要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却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不舍——那宝岛特有的一排排直指蓝天的椰子树，那天涯海角浪打礁石的哗啦声，那漫山遍野被我们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种橡胶的环山行，那清亮无比、歌唱着奔流的小溪水……一下子涌到我泪水盈眶的眼前。还有连队里那些从部队复员、拖儿带女的老工人（其实他们不过比我们大十来岁），还有从广东各地来的、和我们同命运的知识青年，以及我的几十位来自故乡，还未能归去的兄弟姐妹们，其中包括我的同胞姐姐，也在此刻全部走进我年轻的心里，让我禁不住哽咽，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
最后一天里，我想我那双不善于掩饰的大眼睛里，一定同时交织着回家的兴奋和离去的忧伤。我好几回压下这种情绪，也咽下眼泪，尽量做出一切如常的样子。我依旧穿一件有着绿色小花的旧衣服，扛着锄头去上工，在挖橡胶穴的时候，我甚至比往日更加卖力，休息时我像往常一样把锄头放在地上当凳子，和班里十来位战士（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的）一起围坐聊天，我的心咚咚狂跳，好像被人看穿了似的，便不时低下头，拿根草棍儿在山地上胡乱划拉。
那个年代，“逃兵”是很难听的，岂止难听，简直是比叛徒好不了多少的贬义词，一旦组织上有了定论，处理起来绝不手软，后果很严重，谁都不愿意自己和这个倒霉的词连在一起。可我们都认为这绝对不算逃跑，而只是回长沙的学校去参加重新分配，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1968年12月22日，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语定终身，我们唯有下乡，别无选择。
湖南没有支边任务，所有知青都下到本省范围内的农场和农村，可湖南的农场少之又少，下乡的同义词就是插队落户拿工分，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成立两年多、演出场次过百、在长沙城小有名气的市25中轻骑队要一夜之间解散，各奔东西。连日里20多个队员的话题就一个，不想散伙，不愿分开，那是一种很纯很纯的友情。
怎么办？我小，我是不用想事的，队长梁锦仁（外号景爹）、副队长陈辉正（外号伞哥）他们自然会考虑。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了动静：千里之外的广州正在热火朝天地组织动员知识青年远赴海南岛的农场，听说那里马上要成立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由解放军接管，过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每月发工资，吃饭有食堂……再加上椰风海韵、热带风情这对我们有足够的吸引力。何况那个名为《军垦赞歌》的纪录片在全国热映，早就撩拨起我们追求理想、渴望贡献、向往浪漫的激情。
在我们对分散下乡满怀彷徨的心里，海南岛简直是一根救命稻草。伞哥被委以重任全权代表大家直奔广州，据说当时各个农场都缺人，于是纷纷派出专人到广州短期驻扎，希望多招揽一些知青回去。而在生活单调的农场，能歌善舞的文艺人才是特别受欢迎的，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惜水平普遍偏低，正需要补充新生力量呢！
怀揣轻骑队的集体照，伞哥找到了乐东县保显农场（三师十五团前身）在广州的代表老易，老易在看了那张20多个帅哥靓妹的照片后眼睛一亮，立即就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很快代表农场领导同意接收我们。
伞哥迅速回长沙传达喜讯，并且紧急部署工作。一是严守秘密，以防消息外泄，走不成还得挨批。除了父母兄弟等，一概不许说。二是悄悄转出户口，没有户口就是“黑人”，寸步难行。三是尽快准备好行李，首批出发日期定在1月12日晚。
要离开家了，我舍不得妈妈和弟弟。家里只有我们三口人，爸爸四年多之前出差在外地猝然去世，奶奶（带我弟弟的保姆）两年前被妈妈单位造反派的一纸大字报勒令辞退，哥哥在常德工厂当工人，姐姐1965年上山下乡去了江永，今天我再远走海南，就只剩下妈妈和5岁多的弟弟相依为命……
我的心竟然会痛了，但我没有办法留在他们身边。妈妈纵百般不舍，却不敢有半点阻拦。她了解我，一个聪明、任性，充满幻想、理想的女孩儿，在那个违背常理、缺乏理智的年代，把我交托给几位熟悉且厚道的师兄手里，兴许比下湖南的农村会让她稍稍放心一点。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下着雪。大街上到处是长沙特有的黄泥和雪花交融成浆。不记得是怎么到集合地点的，只记得妈妈提着箱子送我，我哭妈妈也哭。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未来的迷茫撕裂了我16岁的思维，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但也有美美的青春向往，向往新的生活，向往走向社会，向往轰轰烈烈去实现革命理想。
经过一夜火车的颠簸，我们到了广州，因为船票惴惴不安地等了四五天。18日早终于上了红卫轮，五等舱，大通铺。一天一夜的航程，头次看到大海的激动很快被晕船的感觉粉碎，直到第二天8点多踏上海南岛的土地，整个身体似乎仍然在摇晃。
来不及看清楚海口的模样，我们在秀英码头上了农场派来的解放牌卡车，直奔乐东县。
200多公里，足足走了七八个钟头。听说快到场部了，晕晕乎乎的我有些兴奋，好奇地站在车厢的栏杆边观望。大家再也想不到场部破旧如此：几幢一层的瓦房，零零星星散落在山窝里，门口和窗边都有人好奇地打量车上灰头土脸的我们，许是一路风尘未能掩盖住我们脸上白里透红的青春，过后听场部的人说，当时很有些轰动，来了一群湖南靓妹靓仔的消息立马传开了。
车未停，继续前行，向着离场部5公里新建的六连驶去。平路没有了，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路延伸远方。周围都是山，重重叠叠，5公里好像漫长得没有尽头，不知道谁压抑不住地开始抽泣。我们立刻被传染，女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流泪、呜咽，男生们也红了眼圈。
当我们终于到达那个半坡上排列着数幢新茅屋的六连时，已经是1月19日的傍晚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在对亲人的思念中，在陌生环境的煎熬中，在代表农场去三亚等地的演出中，也在强体力劳动的磨炼中，等来了一批又一批结伴而来的长沙知青，都是轻骑队队员们的亲戚朋友，包括在另一个连队的我姐姐。可现在我却要先离开，而且是不能公开、不能道别地离开，谁知道姐姐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长沙数百名知青先后自行跑到海南岛的兵团落户，人员最集中的就是我们农场，但绝大部分人都不安心。农场生活的艰苦、劳动的强度、气候的炎热、语言的差异、习惯的不同等，使得大家思乡情绪普遍加剧，特别是不久前，团里以有利于我们接受再教育为由，把轻骑队队员和长沙知青重新安排，分散到多个连队，更加让我们心凉。信息反馈到长沙，我们的父母亲人寝食难安，泪眼婆娑。禁不住相互串联、沟通，再加上我们的头儿景爹几经挫折回到长沙，两下里会合商议，于是派出家长代表向省革委会反映情况。首先代孩子们认错：不该瞒着家长私自偷跑去海南岛，影响长沙上山下乡工作的正常进行；第二是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纠错，全体回长沙由学校重新分配下乡。末了请省革委会去函兵团，希望对方放人。
事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贯彻实施，省革委会认为不能坐视不理，很快发函给兵团政治部，希望兵团对接收的湖南知青予以放行，发回原籍，统一分配到省内的下乡地点。
山窝窝里的我们得知后，简直是欣喜若狂，见了面个个就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党员，两眼放光，以为回家指日可待，原先对湖南农村的畏惧也烟消云散。数日后一点动静都没有，才知道解放军不怕革委会。当时广东各地下到海南岛的知青大多思家心切，为稳定大局，兵团对湖南来函采取了不反驳不配合不理睬的态度。
分批逃跑的计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实施的，前两批已经回到长沙，现在就看我们了。只要回到长沙，一切就好办，因为兵团没有任何理由将我们视为“逃兵”并捉拿归案。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下工回到草屋里，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给五班全体战友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
晚上12点左右，我静悄悄地溜出房门，到几百米外的大路边和端阳会合。端阳也是轻骑队的女演员，三班副。至于另外两位男生，远在其他连队，一个是轻骑队最高大（约1.80米，那年头儿缺油少肉，能长这么高纯属罕见）的郝宝，一个是最爱搞笑的狗伢子。考虑到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我们听从安排男女分别行动，约定第二天清早，乐东县汽车站见！
“逃跑”途中
从连队到县城，一条大路，20多公里。从来没有一次走过这么远的距离，更遑论夜里，只有两个青春无敌、秀色可餐的女孩儿。但回家的念头鼓舞着我们，一切都不在话下。
我和端阳各自斜背着一个当时流行的绿色帆布挎包，轻装上阵。为壮胆，我们挽着手，开始“夜行军”。
那晚没有月亮，星星却是满天。借着星辉，我俩大睁着眼睛往前走，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开始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车灯亮得晃眼，说不是逃跑，到底有些心虚，我俩就停在路边，把脸转过去，留一个背影。夜深了，车也不再有，便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响在夜空里。
沿途多是农田、椰树、槟榔林，偶尔有村庄多为黎寨，掩映在绿树中，合成一片巨大的黑影。及至走近一些，便有谁家的狗带头狂吠，跟着立即引起众狗的叫喊，此起彼伏，在静夜里震耳欲聋。好在是虚张声势，并不见有狗跑出来。否则非把我吓趴，平时我就怕狗，何况黎寨的狗大多一身排骨，敏捷得厉害。我微微抖着和端阳靠得更紧，加快步子走出狗们管辖的范围。
开始我们劲头很足，渐渐地白天劳动后的疲劳袭来，步子不觉放缓，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唤，神经的高度紧张倒让我们忘记了困倦，就是机械地走啊走，盼望县城在曙光来临时出现。
最累的时候，我的办法就是在心里背诵毛主席语录，最简单而且见效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17个字，我们表演节目时多次配上动作，有节奏地齐声呐喊，这会儿想着想着就念出了声，端阳惊奇地说：“你也在背这条语录啊！”嘿嘿，我不由得笑了，当年我们那代人在遇到困难时不都是这一招吗！俩人索性一边走一边小声念了几遍。
就这么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直到东方发白，我们才终于看见了那个小得可怜的乐东县城，我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似乎稀疏的路人随时都可能识破我们的逃跑企图，像母鸡拎小鸡一般把我们押送回团。
虽说好几个月没有到县城了，我俩完全没有心思去逛那条唯一的、破旧的街道。幸亏一进县城就先到汽车站，免了穿街而过的麻烦，我们径直走进简陋的候车室，一眼看到郝宝和狗伢子，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差点儿跳起来。
郝宝一改往日的笑容，皱了皱眉，意思是“非常时期，不可造次”，这让我马上想起了电影里见过的地下党接头的画面，即刻安静下来。接过车票，我和端阳去买了几个馒头花卷当早餐，大家分别上车。
车一开出县城，我就大大松了口气，仿佛已经脱离被抓回农场的危险，返家胜利在望。但心底里我还是迷茫的，因为准确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到海南岛不过半年，妈妈来信说她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弟弟无人看管，只好要求带着去，经领导“开恩”，特批同意。自1958年妈妈被错划为右派，每逢运动她便是对象，如何小心翼翼、勤勉工作都无济于事。爸爸去世后情况更糟，孤儿寡母如风中飘摇的树叶。这回实际上是被扫地出门，从此我们在长沙没有了家。我不让自己抱怨，也不敢抱怨，但惆怅满怀无法言说。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青山，欢快的心不觉有些沉重。
此刻坐在车上，虽一夜没睡还不觉得太困，我们几人开始憧憬明天。我底气不足，考虑可能要去干校和妈妈一起继续战天斗地，等待她毕业。郝宝好歹在长沙有个家，便认为有义务安慰我，说回去了就好办，大家会帮你，我当然信，一脸灿烂的笑，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现在想来真有些盲目乐观，那时让尿憋死的活人还少吗！
狗伢子对生活没有太高的期望，平时从未见他苦脸示人，时不时亮开嗓子唱两句花鼓戏，微微驼着背拉开山膀走一圈台步……他总能把快乐带给大家。逃跑途中前程未卜，他的脸色少有地凝重，但说着说着又云开雾散。他家兄弟姐妹多，每人给勺粥也饿不着他。
在车上数端阳的话少，常常是羞涩一笑。她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物以稀为贵”，父母看得很重，回去总归有饭吃。
心急嫌车慢，下午4点到海口，跑足10个钟头。想来连里已经发现我们失踪，但不一定汇总消息，判定逃跑。我暗自庆幸后无追兵。四个天涯沦落人赶紧买了第二天一早的红卫轮船票，然后找个便宜的招待所，草草洗漱睡下，只等天明起程。
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梦。早上爬起来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码头。8点起航，我们7点就到了。码头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我们夹杂在人流中，向候船室行进。“毛主席保佑！”只要登上红卫轮，汽笛一鸣，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让我不舍又让我害怕的海岛了！
离候船室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我们的步子也越发急切。乌拉，回家啰！
突然，郝宝一声压低嗓门儿的惊呼：“曹干事！”这三个字如五雷轰顶，顿时把我们打蒙了！张皇间我四处一望，天啊！身后十几米处，一辆在人群中挺进的解放牌卡车上，我们团的现役军人曹干事正昂然挺立，锐利的目光显然已经发现目标，他的手直指身材高大的郝宝，随即用军人的嗓子大喊：“别跑！你们跑不了的！”
不知道谁说了句“快跑”，我们拔腿就往人群中钻。卡车没有停下，雄赳地继续前进，人群纷纷散开，往行人道躲避，大路上很快露出了我们四人狼狈逃窜的身影。卡车开到我们身边一个急刹，曹干事和另一个解放军迅速跳下车，揪住了郝宝和狗伢子的胳膊，我和端阳愣在旁边不知所措，周围无数蔑视的眼光齐刷刷在我们身上聚焦。在那个全国人民爱戴子弟兵的年代，他们一定以为我们犯了大错：解放军要抓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
一分钟之内，我们从满怀喜悦到希望破灭，别提有多沮丧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原来商量好的对策：万一被抓，一定要去海口的兵团司令部讨说法，因为湖南革委会的公文在那里。
毕竟不是抓坏人，平时又是认识的，解放军的态度还不错，说不管有什么事，也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先上车回团，再谈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死活不肯，就一句话：去兵团司令部！我们不是逃跑，回湖南是纠错不是犯错。拧不过我们，解放军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结果如何，各位看官大约都想到了。一到司令部，接待我们的解放军已经得知消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必须先回团：“你们已经是兵团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湖南革委会的函件是和兵团协商，不是法律。”连哄带吓一番后，我们无奈地踏上了回团之路。
垂头丧气，一路无语。这次没有跑脱也就罢了。只怕影响全团上百号湖南知青回家计划的实施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解放军那么快就判定我们是逃跑，且追逃如此迅速呢？
回到团部已经月儿高悬。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团招待所，安排男女各一间房，说今晚先休息，明天办学习班。
我和端阳坐在各自的床上，默默对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觉得既然没有错，团里能把我们怎么样！
连着紧张了三天，这下子全放松了，夜里，我睡得很香。
“逃跑”失败之后
第二天上午，团领导开始分别找我们谈话。
百密一疏。我们想到了如果被抓，就要求去兵团司令部；却没有想到司令部把权下放到团，且要“各个击破”，现在我们只能“独立作战”了。
找我谈话的领导是谁我已经没有印象，谈话内容却依稀记得。他先是表扬我聪明肯干表现不错，小小年纪当了班长，又有文艺才能，之后话锋一转，说我还是太年轻，像逃跑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受了他人的教唆。问我这次逃跑是谁组织的，还有谁想跑。
我很坚定地说，没有人组织，我就是想家，我爸爸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又小，我回去再下乡至少可以离家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
“那你们四个人为什么会一起走呢？”
“我们是同学，见了面什么都说，刚好我们都想回去，又听说湖南革委会对我们自己跑到海南岛很不满意，叫我们回去重新分配，所以就商量一起走。”
“不向组织报告就私自跑掉，这还有什么道理！”
“我们想说，怕你们不同意。以前很多同学提过，你们都不批准。我们只好偷偷走，想着回去了再报告。”
兜兜转转谈了半天，领导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叫我回招待所好好反省自己。我答应了，反正方式是错的，我认！
到房间关上门，和端阳对“口供”，惊人的一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端阳也笑，抿着嘴，眯了眼，自是斯文很多。
我们逃跑被抓的事情很快在团里传开了，我姐和几个湖南知青悄悄地跑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以示慰问。进不了房间，他们就隔着有木条的窗户说几句安慰的话：“冒得事，莫着急。”
这时我才从他们口里得知，团里那么快追逃，都是我临走前写的那封长信惹的祸……
当时连队住宿统一按班的建制安排，我和同班的小吴、小高三人一间房。清早，她俩起来不见我，还以为我去给班里的菜地浇水了，便只管自己吃完早餐上工。直到中午回去还没有我的影子，这才急了。报到连队，连长立即绷紧了脑子里那根弦，他知道湖南知青已经有人逃跑，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但听说行李都在，又不过两个小女子，似乎和逃跑不搭架，若是贸贸然向团部报告，一会儿俩女孩儿又出现了岂不是草木皆兵，惹人笑话？
于是先按兵不动。又过了两小时，连长沉不住气了，吩咐再仔细检查。
这下糟了！端阳那里是什么破绽都没有的，我那儿呢，只把箱子上一堆杂物挪开，那封厚厚的信就赫然出现了！
同宿舍的两个女孩儿首先有机会翻阅我的长信，这一看不打紧，两人不约而同地哭开了，一把鼻涕一把泪。隔壁的女生听见哭声呼啦一下子全涌了进来，我们班的男孩子闻讯也来了，我的信顿时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播。过后我听说班里那个羸弱的15岁潮汕男孩儿一边看信一边呜呜地哭，信中有一段提醒他要慢慢懂事，按时出工，不要睡懒觉。胃痛的时候别硬顶，吃点儿稀饭，好好休息，身体结实才能干好工作……
连长闻讯赶紧叫人把信交到他手里，不准再扩散。他担心因为这封信，知青中不断滋长的思家情绪和对艰苦劳动的畏惧感更加强烈，影响大家扎根宝岛干一辈子的坚定性。至于转业到海南岛的连长本人是否安心在这里，我们不得而知。
两名湖南女知青在逃的消息立即上报，团部知道后命令各连队严查人数，这下又查出另两位男知青失踪。五分钟后，一辆卡车向海口方向疾驶而去。
后来回想，我那封信真的有催人泪下的效果。向毛主席保证，那封信我是含着眼泪写的。我们班的人马不是最强，但算得齐心协力，大家相处得很愉快。一旦要分别，我的心就像打翻了五味坛，搅和得无法安宁。这就逼得我写了这封信，把我要回去的苦衷告诉他们，把我对他们的不舍倾诉出来，还像个小大人似的一一嘱咐他们注意身体，搞好团结，和睦相处，听副班长的指挥……
信写好了，我左思右想，觉得放在箱子上的杂物下比较保险，估计有人找到信再跑去海口，我们至少也在大海上了。万万没料到事情就砸在这封信上……
办班3天，团领导把我们都放回了连队，表示只要我们像过去那样好好工作，就既往不咎。但原先承诺过的研究湖南知青返乡一事，却从此没了下文。
回到离开不过5天的连队，感觉却是经年。
“逃跑”后这40年，命运和我们开了个玩笑，一切回到原点。
我还是当我的班长，天天早出晚归垦荒挖穴。或许是我太年轻少不更事，或许是我与生俱来的乐观让我依旧对未来怀着希望，我的心底总隐隐约约闪烁着光亮，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一个月后，团部下命令把我调到新组建的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团宣”），任务是排练一台节目，两个月后参加师部会演，从中选拔人员组建师部宣传队。
我是带着几分感动去报到的。我刚因逃跑未遂以“戴罪之身”回到连队，没撤掉班长职务已属意外，哪会想到让我去团宣呢？何况我还顶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桂冠”！
从1964年大张旗鼓贯彻阶级路线以来，我先是因为出身问题，虽成绩优秀却不被心仪的长沙市一中录取，“发配”到远离市区30多公里的市25中读初中；跟着是开学后好端端当着班长，突然被老师毫无理由地撤换成出身革干的同学……这于我幼小的心灵实在是莫大的打击，之所以没有崩溃，恐怕是因为父亲遗传给我的乐观，他总说到他退休时，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该实现了。
文革初期的出身论大肆传播时，我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调子简直不以为然，笃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接踵而来的事情使得我的自信心大打折扣，我曾经被同班的造反派同学大呼小叫地点名，作为黑七类子女乖乖上讲台示众听训；我越来越害怕隔三岔五填表时必须一次次向组织老实交代家庭问题：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父亲1949年随军起义，却被等同于国民党残渣余孽；出身地主的母亲又是摘帽右派。每回填表我都紧张得腿肚子发软手发颤，呼吸急促，大脑充血。尽管我开始努力习惯出身带给我的巨大压力，但还是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尽管我是那样地爱我严格、慈爱、智慧的父母，我仍禁不住苦思冥想，为什么前世投胎没有投到一个二代革干三代贫农四代乞丐的家里？我想象我的父母是冲锋陷阵的红军、八路军，哪怕是游击队；抑或是穷乡僻壤小山村的贫下中农，当然我更愿意他们是武汉、上海的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是城市贫民、小商小贩吧。如果可以，我情愿拿我青春姣好的面容去换取一个红色的出身。
每每从冥思中清醒，我都底气不足地告诫自己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刻苦改造，争取光明前途，然后半是惆怅半是激情地去劳动去学习，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海南岛带几丝清风的早晨……
顾不上想得更多，我高高兴兴去了团宣。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没有再回连队。
两个月后师部会演，我被抽调到师部宣传队；接着又是几个月的紧张排练，跟着到海口参加兵团第一届文艺会演；之后，我被调到新组建的兵团业余宣传队，到广州参加广州军区业余文艺会演。我们作为唯一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建制宣传队，受到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业余队解散后，我们全部回农场听候消息，看即将成立的兵团专业宣传队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我在大半自信和小半忐忑的等待中，收到一纸调令，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宝贝户口奔向海口，开始了长达8年的文艺生涯。
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世人瞩目的1976年金秋。1978年，我通过招工调到广州。1984年考进广东电视台成为记者编辑。转眼30年，如今我已经是退休的资深电视人、一级作家。还在写作，还有收获。
岁月长河是从不停顿的。就在它不急不徐的流逝中，我们农场上百名长沙知青，绝大多数回到了故乡。他们各有各的际遇，各有各的故事。但那一段在海南共同度过的青春年华，永远是我们难忘的记忆，它和共和国1700万知青的坎坷命运相连，是一场特殊年代的历练，是两行艰难前行的足迹，如悲歌不绝，余音袅袅；似长诗有韵，情意绵绵。
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我们“逃跑”成功，我的人生之路将会怎样走？我的境遇是更好还是更差？这当然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我也不需要答案。稍微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之后任何一个顺利或不顺利的节点，我都没有忘乎所以或仓皇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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