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祭》难以忘怀的往事
作者：罗群舟
橡胶园给我的考验
我从大城市到偏远山区，从城市中学生到农场工人，这简直就像从天上到地上，这个坡下得实在是太陡。我来到农场参加劳动，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劳动时想表现好些，又力不从心。我在学校学习时，是个一贯积极向上的好学生，现在再也无能力做到了。
前锋队是一个老队，建场时所种的橡胶树已经在产橡胶了，队里的工作主要是割胶。割胶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很高，不容易掌握，割深了会伤树，树伤得多了就会死皮；割浅了胶水出不来，会影响产量。按原来规定，割胶工一般都要培训半年才能上岗的，但当时文化革命期间，农场原来管理制度都没有严格执行，加上劳动力不够，我们知青学了个把月就派上树位了。开始是两个人一个树位，三个月以后就一个人一个树位了。我也是这样学了个把月就开始到树位割胶的。
大部分知青割胶技术不过关，既伤树产量又低。建场二十多年种下的胶树被我们割得伤痕累累，大片死皮，不能再产胶水。为了完成任务，农场不得不再向大山深处开荒，这又造成更大的毁林，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割胶工人很辛苦，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戴上头灯去割胶。三个小时要不停地，一棵一棵割完三百多棵树，接着休息半个小时我们也没闲着，都围坐着磨胶刀。接着，就要将这三百多棵树的胶水一杯一杯收到桶里，挑回到连队收胶站。
一连五个小时不停地跑，一上午要跑十几里地。如果是半山腰的树位，上上下下跑更是累人。清晨，胶林里的蚊子又大又多（我们知青调侃说５个蚊子炒一盘菜）。一边割胶，一边拍蚊子，一边狠劲挠，非常痛苦。每天割胶回来，脸上、两只手上都被蚊子咬得肿肿的，又痒又疼。
戴着头灯走进黑茫茫的胶树林，方圆几百米就自己一个人，对于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子，黑暗是最大的考验。在家时都不敢独自走夜路，现在居然要在黑暗的荒山僻野里独自割胶，太困难了。可是没有办法，大家都得这样，再说了要干革命，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何况黑暗呢。硬着头皮也得去啊，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前锋队的树位也是“不平”的，有的在山边或半山腰。胶林里道路崎岖，杂草蔓蔓，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窜来窜去；有时候队里养的牛还会跑到胶林里，它会卧在草丛中睡觉，听见脚步声，突然站起来，在黑夜中眼睛射出两道亮光，真是会把人吓死。
我有一个树位离生产队很远，紧挨着黎族农村的番薯地。那天队里大割，三点钟出工，我割到胶林边缘时天还没有亮，突然听见前方一阵阵哗啦啦的响声，我顺着响声用头灯照过去，一个白影子在空中飘动，“妈呀！……”，我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不上来，嘴里喊不出声来，连滚带爬，一直跑到隔壁班长的树位，看到了班长的头灯，才稍稍缓过气来。
见了班长，我全身发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班长听我说了这恐怖的事情，又叫上一个老工人，跟我去了我的树位，这时天已经蒙蒙亮，走近刚才那个哗哗响的地方，才看清楚是黎族人刚埋的一个新坟，坟头上插满了乱七八糟的纸飘带，在风中摇晃作响……。
后来好多年，我只要见到白色的飘带，心里就发抖。
胶林里有一种头像青蛙，全身绿色，比壁虎大的小动物，它可以在树之间飞来飞去乱蹿，也经常趴在树干上、躲在胶杯里。有一次，这丑陋的家伙趴在树口上，在我头灯照射下，大大的眼睛瞪着我，赶都赶不走。我没有办法，只好用胶刀轻轻想把它推开，谁知道它嗖的一下子蹿到我眼前，跳到我胸前的衣服上，吓得我惊慌失措，闭上眼睛又跳又叫，用双手拼命地在胸前掸，想把它赶走。
好一会儿，才感觉它不在了，我睁开眼睛，没有看见那家伙了，但胸前衣服上有一片血迹，还粘着一块带血的皮肉，有血腥味。妈呀，是我手上的胶刀弄伤了它，还是戳死了它？还是……。我头皮都麻了，一身冷汗，恶心得吐了。我顿时瘫软在地上，一直等到天亮，才勉强站起来继续割完胶。太阳出来以后，胶水很快凝固，那天我收的胶水少了三分之一。
我们的工作除了正常的割胶外，到了橡胶停割时，还要大开荒，垦出荒山种植胶苗。记得1969年底全场开荒大会战，全队的男劳动力和“大乸仔”（海南话“单身女青年”的意思），到大山深处去开荒。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行军三个多小时，来到了黎场分场新队。
这里前期已经将满山的原始丛林砍光、烧光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在乱石上挖出长80公分、宽80公分、深80公分的树穴，每人每天任务是挖四个穴。哇，太困难了，整座石头山，锄头挖下去就与石头碰得叮当响，不一会儿锄头就全都卷了口，用镐头都打不下去。在别人的帮助下，我每天才勉强完成三个洞穴。别说我们，就连老工人也完不成任务。
第一天下来，我就震起了满手血泡，手臂肿了，胳膊疼得端不住饭碗。晚上就睡在露天，地上铺着草席，挂上蚊帐。地面是不平的，躺在上面，腰、背疼得不能翻身。我们一连在山上住了三天，团部命令没完成任务的生产队，春节不许下山。没办法，队里只好带队伍回来，把木薯地挖成种橡胶的穴，才算完成了开荒任务。
我来到海南的第一年，顺利地接受了橡胶园对我的考验。1970年春，我带着一身的疼痛迎来了那年的春节。
连队生活的苦与乐
农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长年累月干的就是那些事，每天看的还是那些人，吃的就是那些东西。枯燥、无聊、无望......日子熬一天算一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们到农场第一年工资是每月22块钱，第二年转正定级时我还晋升了二级33块钱，记得只有20%的人评上二级呢，我比别人多3块钱。当时生活简单，又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钱是够用的。
队里的工人们大部分住的是砖瓦房，虽然简陋，但是安全。只有少数本队青年和后来迁来的工人还住在茅草房。海南岛天气暖和，住茅草房倒也凉快。但到了有台风时就很危险，房顶可能会被风卷走。好在我们生产队驻地是凹地，四周又有高高的胶树林，就算风大些也没有太大危险。
队里的食堂是用茅草盖的，伙食一日三餐都是水煮空心菜，再加三、四片指甲盖大的咸肉。农场没有食用油供应，偶尔每人发一斤自产的花生油，也会被老工人好说歹说要走了。老工人家庭也真是困难，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分点油哪够吃啊。
我们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割早胶，食堂煮的早餐就是咸稀饭，连空心菜都没有，天没亮就感觉到饥肠辘辘了。到收胶水时，已饿得头昏心慌腿打颤，全身冒冷汗。这时总会想把地上的胶果抓来充饥，但生胶果有毒是不能生吃的。在农场三年，挨饿的滋味我尝够了。
队里有专门种菜的工人，可是地里永远只有空心菜。我曾经问过队长，怎么不种点别的菜呢？他说除了空心菜以外，其他菜种不起来。真的？我就不相信。海南岛四季如春，雨量丰富，怎么会种不起蔬菜呢？种空心菜对种菜的工人来说是很方便的，因为种空心菜最简单，种在水边，不用管就生长茂盛。炊事员在水边连摘带洗，就可以担回来下锅了。咸肉是炊事员到周围黎族农民哪儿买的，这是政府不允许的，只能偷偷的买，所以都是派海南人当炊事员。他们能很好地与黎族老乡沟通，能买到咸肉。这儿的粮食就只有大米，孩子们只在电影里见过面条、馒头、饺子。我也好想念馒头、包子、面条。
记得有一次，我们宣传队晚上到附近的部队慰问演出。部队感谢我们，煮了面条请我们宵夜。我看见又白又细的面条，高兴极了。久违了面条，我准备好好解解馋。我贪婪地盛了满满的一大碗，刚吃了一口立即就吐出来。这面条是甜的，我吃不习惯，心里想这不糟蹋了好东西嘛？我越吃越腻，勉强吃完了碗里的。望着还剩下几大盆面条，舍不得，又吃不下，哎，真是可惜了。
有一个武汉的同学听说我胃不好，给我寄来两斤面条，我特地到分场小卖部买了一瓶生抽（我到这儿才知道广东人把酱油叫生抽），请同队的3名广州女知青吃了一顿“北方面条”，我们都觉得真好吃、真过瘾，其实面条里连一滴油都没有。
逢年过节分场组织各生产队来人，在小溪边架起大锅杀猪，每人可以分一斤猪肉。我们拿着猪肉到工人家炒炒炖炖，也没有任何佐料，一碗肉一会儿就能白口吃光，一点也不觉得腻，肚子里没油水啊！这也算是过节了。我总觉得这儿的猪肉跟在家吃的味道不同，有些土腥味。这儿的猪是放养的，白天在队里和周围的胶林里到处乱跑，自己找胶果吃，这猪又瘦又高，奔跑的速度又快，我刚到生产队时还以为是狗呢。而队里的牛却是圈养的，为的是积牛粪，给胶树施肥。
每星期六、日休息两个半天，远处去不了，最多是去分场商店，商店里什么都没有，货架上空空的，没什么可买的。有时候我们托队里能说海南话的工人，到黎族农村的小店买一点红糖，煮点糖水、熬点糖稀饭喝，其他就没什么吃的了。在休息日，队里也总是给我们青年突击队无休止地安排义务劳动。到周围黎族农村挑肥料；从牛栏里出牛粪；在砖窑里进砖坯、出砖，挖水井…….难得真正有休息日。
我的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卫生纸、毛巾等都是家里寄来的。
我的肝有点肿大，说是要多吃糖，家里给我寄了一些水果糖，我每天含两颗。后来我发现，隔壁家三岁的小阿妹捡我扔的糖纸来舔。我于心不忍就把剩下的糖分给几个孩子了。有的孩子连糖纸一起放到嘴里，有的吃了糖，纸却一直不丢，小阿妹把糖拽在手里几天舍不得吃，后来还是被哥哥抢走了，哭了一场。
生产队里也没有任何精神寄托，除了毛主席语录、过期的报纸以外，没有任何文字印刷品。场部电影队三、四个月来放一次电影，永远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广播里播的就是八个样板戏。反正整天累得死猪似的，最想做的就是倒头大睡，最盼望的事就是晚上不用“天天读”，早上能睡到大天亮。
有一次，长田队的一个北京知青借给我一套完整的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神秘岛》，书皮包得很好，看得出来主人很珍惜。我真的很奇怪，他从哪儿搞得到这样的书，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外国小说，看得很入迷。白天不敢拿出来看，晚上熄灯后就戴着头灯躲在蚊帐里看得很晚，真舍不得还。后来他又借给我一本好像是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讲的是去北极的故事，真的吸引我。在我还没有看完时，团政治部突然发起收缴资产阶级黄色书籍的通知，在当时除了毛主席著作和所谓的“两报一刊”外，其他的书籍都算是黄色书籍。我感到害怕，怎么会这么巧，是不是有人告密？我连夜赶着看完了，第二天那位北京知青就赶来把书要走了，他怕我把书上交了。开始我还想劝他把书交了，省得惹政治麻烦。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呢，就是不交！”。他说我“胆小怕事，靠不住，在革命时期肯定会当叛徒的。”其实我很佩服他，以后他再也不借书给我看了。
那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有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在我到生产队之前，前锋队没有人会搞文艺，在元旦的文艺汇演时没有出节目，受到分场的批评。我去了以后，书记就交给我重任，一定要把宣传队搞起来。在学校时，我也算是个文艺爱好者，文革中也参加过一些宣传队，好歹也能“模仿”一些应时的节目，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舞蹈。在春节时我们生产队表演了几个歌舞，得到了分场的好评，被选到场部汇演。书记很高兴，还表扬了我。当时的宣传队年轻人在一起唱唱跳跳，也能轻松、高兴、欢乐一下。年轻人嘛，总是爱热闹。后来因为生产任务重，队里不给时间，要我们用中午时间排练，我们一个个都累得半死，没有兴致再搞这些，宣传队基本垮了。
作者是宣传队的骨干
新的政治任务又来了，全国掀起新潮流，大家都要跳“忠字舞”。每天晚上在天天读开始时教大家跳“忠字舞”，书记带头，以表对毛主席的忠心。这些农民出身的老工人哪愿意这样折腾啊，躲的躲，逃的逃，再不就是故意做出很滑稽的动作来搞笑。但多数的工人也认真地跟着做，只是动作太缺乏协调性，太不像样了，就好像是一群跛足人在群魔乱舞，真让人忍俊不禁。真正跳得好的、跳得高兴还是队里的孩子们，不用做作业，唱唱跳跳地多好玩啊，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勉强敷衍一下，既不想太认真，也不敢太不认真。
队里的孩子最好玩了，有一次我看见队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模仿我们宣传队排的节目。做得有模有样的，队形、动作都很准确、到位，表演得比我们演出时还认真。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再仔细看看才发现，凡是在节目中表演我位置的孩子，都很认真歪着头做动作。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学我的样子歪着头跳舞，我笑得肚子疼，他们把我的形象融入到了角色中了，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
还有一次，一个老工人问我，怎么场部的广播里总是骂人啊？我说不会吧，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她把我拉到广播下：“你听，在骂，他妈的，他妈的……..”我再仔细地听，原来是在播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戏中的志愿军战士叫朝鲜大娘“阿妈妮，阿妈妮.”。我忍着笑跟她解释了半天，她大概搞明白了：哦，朝鲜话管大娘叫“他妈的”。
比起广州青年来，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水土不服，全身长脓疱。腿上、手臂上长，眼睛长挑针，左眼好了右眼长，上眼皮好了下眼皮长，连腋下、胸前、背后、屁股上这些隐蔽处都长，最高记录一条腿上长了二十多个疱。队里卫生室也没有什么药，只是鱼石脂黑膏药，从开始起疱就开始贴，逐渐疱长熟，挤出脓，再搽紫药水。旧脓包未好又长出新脓疱。真是没完没了，无休无止，没有一天好日子。我的形象经常就是眼睛睁不开，手放不下，脚跛着走，像个残废人似的。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即使这样我也很少休病假，我要是不出工，别人就要分担我的割胶树位。在那没有奖金的年代，谁都不愿意多干活。直到全身烂到发高烧，表姐送我住进了场部医院，才用上了青霉素。奇怪，我从小都青霉素过敏的，到了这里却不会过敏了，或许真的是身体里热毒太重了吧。
听队里人说，我身体里的火气太大了，要多吃些凉性的东西，可是有什么是清凉的啊？老工人帮我到周围的黎族老乡那儿买些白甘蔗，煮水喝，说这是清凉的。但吃过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到离开前锋队才有所好转。
难以忘怀的往事
老鹰捉小鸡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们小时就玩多了，可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是真有的事儿。
我离开家时，武汉正是寒冬最冷的时候。到处是秃枝残叶，一片萧条景象。离别的痛苦，以及对前途的茫然，使我的心凉到了极点。
到海南后，看到万物茂盛、到处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景象。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黄花……大自然一派生机盎然，我的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
在前锋队我最先看到的是路边草丛里，一群一群母鸡带着小鸡在地上跑。我好稀罕。在武汉只有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偶尔会看见零星的小鸡在地上跑。海南岛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可以孵小鸡，淡黄色毛茸茸的小鸡跟在母鸡周围，在草丛里追逐乱窜，活蹦乱跳，真可爱！每当看到这种情形，我就如沐浴在热带雨林中，浑身有一股温暖、滋润、亲切的感觉。
一天中午，我拿着饭碗到食堂打饭，一路走一路轻轻哄赶着路上的鸡群。鸡妈妈大概也知道我并非要伤害他们，也只是稍加快了悠哉的脚步，仍然知足地享受在阳光空气、青草野花丛中。
突然间“呼”的一声，我的头顶上有一阵风袭来。一个偌大的黑影“嗖”地从我后脑勺掠过。鸡群疯狂地叫起来，向四周狂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黑影就冲到我前面，只在地面点了一下，“腾”地又弹到了半空。吓得我赶紧闭紧双眼，缩着头。等我回过神睁开眼时，才看清楚是一只大老鹰，尖锐的爪子上掐住一只小鸡飞向天空。我清楚地听到小鸡凄惨的尖叫声，心中犹如五脏俱裂。我只能目瞪口呆，毫无办法。
啊！是老鹰抓小鸡，我连吼带赶地追过去，将手中的碗砸向空中。这无济于事，那小鸡的叫声越来越远了。望着远飞的老鹰，我的眼泪潸然地流了出来。多可怜的小鸡！就这样没有了生命。等我捡回饭碗再回头看地上时，其他小鸡又聚积在鸡妈妈的周围，平静地觅食。我气愤了，心想，它们怎么可以这样？自己的同胞遭到虐杀，竟然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真是兽性，不如人性啊！”我冲着它们骂着，用脚向它们踢去，把它们赶得远远的。这可恶的老鹰，竟敢在我面前干坏事，我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把抓住它，把它剁成肉酱。我算是看清楚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
后来我才注意到，在我们住的地方，空中总是有三两只老鹰盘旋，有时候它们飞得很低，翅膀张开有一米多宽，蛮吓人的。只要看见它们往下飞，我都拼命地轰赶它们，捡石头砸它们，大声骂它们，“狗东西！绝不许欺负小鸡”。
打灯泡刚到农场表姐就告诉我，前锋生产队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还没有通电，没有电灯。啊，居然还有这样“前锋”的地方？
到了队里一看，不仅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都是用废弃药瓶做的。铁的瓶盖上挖一个洞，塞几根棉线，倒上煤油，就是每天过日子的灯。这种灯不仅不亮，还不安全。油烟大，满屋子烟熏火燎，乌烟瘴气的。稍有风吹还会忽闪忽闪的，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每天早上起来，鼻孔里全是黑的。我怀念家乡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据说上世纪就有洋人把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卖到了中国。一百年过去了，还没有普及到这儿。
好在领导说春节就会通电，现在每个房间都在安装电线。但我发现，每个房间安装电灯时都没有开关。我问安装工人，怎么不装开关？他很奇怪反问我：开关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关灯啊，他说不需要，会有人关灯的。嗯，是吗？
年三十晚上，我们这些第一次不在家过年的知青，正在思念家里人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一阵欢叫，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往窗外看也没有见外面有人，怎么回事？后来听见隔壁叫着：“来电火了！”我没听懂，抬头才发现，灯泡慢慢在发亮。我们赶紧吹灭了煤油灯，指望房间里大放光明。可是当灯泡逐渐亮后，也没见有多亮，跟煤油灯差不多。几分钟以后电灯开始慢慢转暗了，暗到只剩下红色的灯丝。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跑出房间，看到所有的窗户都是这样有节奏、有规律地从明到暗,再从暗到明。
这灯怎么啦？盼来的是这样的鬼火电灯，还不如没有呢。这样的忽明忽暗的灯光，反而会影响视力，没有办法做事，可是又没有办法关掉，真是难受。好在每晚九点多钟电就停了。
对付这鬼火样的电灯，人们也有好办法，就是把灯泡里的灯丝先打断，然后再搭上，这样灯丝短了，功率大了，灯泡就会亮些。这可是个技术活，隔着玻璃慢慢地把一段灯丝敲断，然后慢慢旋转把断的灯丝搭上，还真不容易。果然灯泡亮多了，家家户户都采用这种方法，需求很大，一来二去居然有一个叫阿灿的小伙子成了技术能手了，经常被人请去“打灯泡”。
疯狂的野生动物海南岛是热带雨林气候，我们又在山区，应该有很多的热带植物和动物。但我只听说有蛇、猴子、山虾（蝎子）、旱蚂蝗……并没有看见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天天要同大老鼠斗争，真是不胜其烦。
农场自从大量开山种胶林，破坏了很多原始森林后，动物都没有了。据老工人说，就是几年前，还能见到猴子，广东人叫妈猱（nao查字典，应该是这个字）的，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有一次一个黎族人到队里来卖妈猱，他肩上搭着一个小猴子，身上的绒毛还是浅咖啡色，大概是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已经奄奄一息，耷拉的脑袋上流着血，眼睛微微半睁着，神情很痛苦。我不忍看下去赶快离开，太残忍了。有人认为猴脑是很补的东西，很多人都想吃它。可能是太惨了，没有人买。那黎族人又去别的队叫卖，小猴痛苦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一天晚上，我们青年突击队在队部开会，因为没有凳子，我和一个女青年坐在一张破课桌子上。突然坐在我们对面的海口知青老钟，跳到我们面前。狠狠地用脚踩地上什么东西，嘴里不停地叫“嗨，山虾、山虾！”等他踩够了，抬脚，我们看见一个比虾子大的深红色的动物已经踏烂了，这就是山虾。
老钟抬头望着我问：“疼吗？”
我不明白：“什么？”
他说：“这家伙刚才咬了你呀？”
我这才顺着他指的脚踝上面看，一个很深有胶果大的紫色的牙印，正慢慢地渗着黑色的血。“啊！”顿时我感到扎心的疼痛，大家都紧张了。有的人说山虾的牙很毒，要赶快挤出血；有的说要把腿翘高止血，有的找来绳子扎紧伤口上部……任人折腾，我已经疼得满头大汗，站不起来了。我嘴里不停地叫：“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就非咬我呀！”
大家把我送到卫生室，卫生员也没有办法，只是给消消毒，擦了一点碘酒，给了几片止痛药。还是一个本队的青年，说队里一个放牛的老工人有蛇药，我们找到她家，她很爽快地给我搽上了，安慰我说：“不怕、不怕，搽了药就不要紧了。”还把剩下的药给我，让我每隔一小时就搽一次。当时蛇药可是不容易搞到的呀。那一晚疼得我一夜没有睡，我真是体会了人们说的，被山虾咬了要疼死人。
前锋队最疯狂的野生动物就是老鼠，我们知青的口号就是：战天斗地斗老鼠。在前锋队，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成群、成串的身影。到了晚上，它们就开始在所有的房子里浩浩荡荡大串连，鼠数之多令人咂舌。
我们小时候都唱：“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在家时我见的都是小老鼠。这儿的老鼠比我过去见到的要大得多，带尾巴足有一尺多长。刚到前锋队时我还以为是猫呢。这些老鼠日子过得很滋润，它们在胶林有享受不尽的胶果，又没有天敌，所以只只都长得很肥大。
每天晚上灯一灭，全队的老鼠就开始行动了。到处都可以听到吱吱呀呀的怪叫声。我们宿舍所有房子隔成单间房，都是隔半堵墙的。老鼠可以在房顶上跑来跑去，它们可以从隔壁房子翻过半截的隔墙，跳到我们靠墙床的蚊帐顶上。那动作就像从十米跳台上跌落下来似的，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常常有几只老鼠，在我们三张床的蚊帐顶上追逐、打闹，随后跳到桌子上。打翻杯子、瓶子是常事。有时老鼠又窜到桌子底下、床底下、鞋子里到处觅食，又到处拉屎、偷吃东西……。房间里到处是老鼠吃剩的胶果壳，如果哪天夜里床上没有人睡觉，连床上都会有胶果壳。我们的蚊帐顶上都得严严实实的铺上厚塑料布，否则老鼠会跳穿蚊帐顶，掉到人身上的。整个房间给它们闹得简直是乌烟瘴气
我们从来不敢把吃的东西放在桌上或床上，凡是吃的东西一定要用盆子扣上。一次晚上我不小心留了一颗糖在床上。等我们学习回来，蚊帐就被咬了一个大洞。床上只剩糖纸。我们的衣物、鞋袜、用品都有老鼠啃过的痕迹。甚至我漂亮的日记本也不能幸免，脊背都被老鼠咬破，整个本子都散了。望着稀烂的本子，我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一支枪，将所有的老鼠射死。
我们每天都在与老鼠作斗争，我们不停地用轰、赶，大声吼，拍床板，扔鞋子等办法来驱赶老鼠。总要闹个把小时，直到我们累了，老鼠大概也知道这屋里，没有什么值得咬的，才陆陆续续到别家去了。
有一天半夜里，我们被什么响声吵醒。打开头灯一看，装水的胶桶里有一只大老鼠在扑腾，它掉进水里又没有死，在水里挣扎，吱吱的叫喊声甚是凄凉。我们三个女生吓得尖叫，又怕、又手足无措。我壮着胆子，用胶刀把它的头按到水里，想把它闷死，结果它反抗得更厉害，顺势咬住胶刀往上爬。眼看就要咬到我的手，我吓得松开手，胶刀掉到水里了，那家伙差一点就跳出水桶。终于把隔壁的人闹醒了，小伙子阿灿过来，一把从水里捞出老鼠，走到门外，狠狠地将老鼠摔在地上。老鼠惨叫一声，四肢抽搐了几下。小伙子又捡起来摔了几下，老鼠被摔得稀烂，满地是血，惨不忍睹。一连几天只要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只大老鼠在地上挣扎的样子。
阿灿说，老鼠掉到胶桶里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他早上用桶里的水漱完口、洗完脸，才发现里面有死老鼠。这么猖狂的老鼠真的是没有办法治它们吗？我们问过好多工人：队里怎么没有人养猫呢？他们说，养的猫都被人偷宰吃了。在没有肉吃的日子里，猫肉也是肉啊。我在海南岛就没有见过猫，猫在这里是稀有动物。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吃老鼠肉呢？他们说：是想吃啊，就是很难打到。
有一次在晚上“天天读”学习时，一个工人端着一碗肉从我们身边过，我们闻着格外香。就问什么肉这么香？工人说他用弹弓打到了一只老鼠，就炒来吃。一只老鼠可以炒一大碗肉。他还说老鼠是吃粮食的，所以肉很瘦、很嫩，很好吃。叫我们也尝尝，我们谢绝了，再香也不敢吃。
我总是怂恿队里的工人，响应毛主席“除四害”的号召，打老鼠，吃老鼠肉。既可以除四害，也可以改善生活。可是前锋队的大老鼠是精怪，太狡猾，身强力壮，灵活矫健，被打到的只是少数。我们也就永无休止地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老鼠斗！
作者简介罗群舟，湖北老知青，1966年在武汉市华工附中初中毕业后，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南田农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八团），先后在生产队当割胶工，在场部总机当话务员。1972年1月回城，先后在企业和教育系统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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