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沼泽地历险记
到阿伦河草原（河套）去打草和拉草，最害怕的是满载草的马车陷入沼泽地水泡子里，其次是迷路。如果一旦发生，那就惨了。不过，只要进入河套，迷路、车陷泥淖里的事会时有发生，就像我们现在开车路上经常看见车祸一样稀松平常。我想在北大荒插队的男知青大概都去过河套打草，女知青一般不会去。听说某年在我们插队公社边上的黑龙江五十六兵团，马车在阿伦河河套拉草时陷入沼泽地里的小水泡子，结果人逃出来了，马车及几只马陷进去出不来了。
1972年夏季去河套打草很惨，回屯时竟然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迷失方向，差一点陷入泥淖。
我们是1970年初夏从上海至黑龙江省甘南县插队的知青，所落户的生产队南面十几里地是一片大草原和沼泽。草原深处有二条从大兴安岭牙克石山区发源向东流入嫩江的河，它们是阿伦河、音河。由于这二条河流经甘南往东注入嫩江时，正好是一大片低地，三条河便在这里泛滥，把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形成了沼泽地和许多个草甸子，呈现了北大荒所拥有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天苍苍，野茫茫的原始荒芜景象。开天辟地以来，这里没有人烟，只有出没草原深处的狼群、狍子、狐狸、野鸡、野兔和天鹅、野鸭、丹顶鹤等飞禽。1988年国家对阿伦河草原中的沼泽地部分进行了勘察，将该区域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加以保护（即长吉岗湿地）。
阿伦河草原的夏天非常美（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插队的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欣赏意识，现在所讲的是回忆起来的景色）。草原里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羊草、苫房草和乌拉草。羊草是最佳的牲口饲料，苫房草可以盖屋，乌拉草是东北一宝，可以用来塞鞋保暖。当然这三种草都是农民重要的柴禾。在无边无际的草原里还生长着许多不知名，争奇斗艳的野草野花，微风吹过，扑鼻而来的是草原那种独有的清新芳香，沁人心脾。丰沛的雨水还在草甸子低洼地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无数的草塔，老乡把小湖泊叫做水泡子。水泡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远远望去，像是绿绒绒的地毯镶嵌着一颗颗硕大的钻石。令人惊奇的是水泡子里除了许多鱼类外，还长着南方的植物菱角。野生菱沿泡子边往湖中间长，满湖满湖的；菱角肉甜嫩甜嫩的。水泡子周边的草丛有许多野生飞禽下的蛋，俯首即拾，非常原始。想想如果现在把阿伦河草原湿地开发成旅游景区那该多好啊！
草原、沼泽地的景致很美，但夏季的沼泽地，河水充沛泛滥，土地极其松软，一不小心连人带车会陷入其中，酿成大祸。农民对此非常害怕。
记得队里打草完毕，主力“部队”的三辆马车，一大早装满半干半湿的羊草返回生产队，跟车的都是壮劳力和几位个高力大的男知青。我和其他三位农民驾着搭建窝棚的木料及铁锅之类食具的马车，最后回生产队。因为出发晚了些，离开了大部队车队，加上车老板对草甸子的路不熟，结果迷了路，在长满芦苇、乌拉草、苫房草、柳条树丛的沼泽地里转来转去4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道。虽然这一地带大水泡子较少，地质相对较硬，但里面的水位有40-50公分高，不时还会看见小水泡子和边上由腐烂草叶形成的松软沼泽，心里不停地战栗。我们趟着水，马也趟着水，艰难地行进。马很聪明，面对没有明确的路和高水位，领头的马就是不肯迈步。尽管鞭子甩也没有用，只能牵着走。车老板指示我去探路，寻找其他马车走过的车辙。希望找到车辙后走上正道，再打听回长吉岗、宝山方向的路。要是现在，通讯那么发达，打个手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在那时，这些都无从说起，如果真的碰上，就毁了。可我在望不到边的芦苇荡和密密麻麻的柳条丛里和塔头间找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一丝路的方向，更没有老的车辙痕迹。同时，我很害怕遇到狼，听老乡讲，阿伦河草甸子的狼很多，因为这里有着许多狍子，狼最喜欢吃它。当然大白天遇到狼的机遇比较少，但假如碰上，又怎么办呢？我又担心找路时会陷入泥淖里，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在沼泽地陷进去，出不来。故不愿走的很远，以免造成自己失离。
个把钟头的探路，在随时可能陷入沼泽地水泡子里的险境中度过。腐烂的草叶经过几百年的浸润，已经粘合成厚实的块状物，与水混合，漂浮其中。如果不小心，踩进去，那就出不来了。在这种地方找路，实在危险，现在想起来还真害怕。我不清楚，那时老乡为什么叫我去探路，因为我年轻，没有牵挂，还是其他原因？还有那些老芦苇杆和枯死的矮柳条把我的脚、手臂都划出伤口，所穿的解放牌球鞋划破了好几处。带有咸味的汗水和沼泽地那混混沌沌的泥水，浸润着划破的伤口，刺骨的痛。皮肤的疼痛，熬一熬就算了，我心里另一种不愉悦是那刚穿上不久的解放牌球鞋。球鞋是从上海带来的，是新的，在上海买一双也要1.5元到2块钱。那时的钱非常有价值，五分就能在公社的饭店里买一碗猪肉粉条汤。我几乎没有钱再买新鞋。来黑龙江插队时父亲批斗审查，毫无经济来源，家也抄得精精光光，想想心里疼。再加上天热得要命，毒太阳晒在身上，大汗淋漓，小咬、蚊子又不时侵袭。正在大伙六神无主，万分焦急之际，在远处听到有索索声，好像是有车在行进。我得到了灵感，不管车老板是否同意，张开大嘴，拼命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我们迷路了。”声嘶力竭的救命声打破了寂静无声的沼泽地，在荒芜人烟的阿伦河草原回荡，几十只在芦苇丛里戏水的野鸭和不知名的水禽，被惊吓得振扇着翅膀，嘎嘎地直叫，噗哧噗哧地带水跃出了水面，飞向远方。
我的声音很响，分贝从小时候起就很大，在小学里我还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小歌手。所以大声音派上了用场。在我连续喊了几次后，索索的声音似乎更近些，响声由索索索渐渐变为嚓嚓嚓声。车老板叫我与另一位农民朝有声音的方向走去。我们趟着水，拨开挡在前面的芦苇，艰难地寻找。突然听到了有人也在大声叫喊：“道在这边，往西走。”他们发现了我们。我们非常高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又利用尖嗓子大叫：“你们等一等，给我们指一条路，我们是去长吉岗、宝山方向的。”“好，我们等你。”对方善良的回应，使我们大喜，终于有救了。事后知道，我们走的是反方向。如果再往里走就进入了沼泽地的中心，很可能出不来了。
我终于看到了前面高高的装满羊草的马车，看到了拿着木叉站在车顶上的人，他们在等着。我们的马车也来了，大家如释重负。见面打了招呼，千谢万谢他们的帮助，问了一下，还那么巧，引路帮忙的马车是五十五兵团的靠近宝山公社的连队，回去与我们是走同路。更巧是跟车的有两位也是上海知青。他们早在1969年就来到甘南查哈阳了（查哈阳是五十五团兵团总部，五十五团后来又分出五十团、新编67团，改为农场后现同属查哈阳农垦局）。在荒芜的草甸子遇见上海知青既惊喜也不稀奇。如果说现在全球各地的主要旅游景点都能见到操着“阿拉”口音的上海人的话，那么那时在全国各地的农村随时可以找到来自上海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我与两位知青用上海话聊了十几分钟，很亲热。我们之间交流了各自的待遇和劳作情况。我对兵团战士的待遇非常羡慕，他们每月有工资发，每年有探亲假，而且路费可以报销，而我们插队多劳多得。年收入看收成分红，多少钱一个工取决于老天。对比之后，两位兵团的上海知青感到很满足。他们说，看来我们兵团的人一直说这个苦，那个苦，现在与你们插队相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历史总是很公平的。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期，根据当时的知青政策，先离开北大荒的却是那帮很苦的乡下插兄，兵团战士反过来羡慕我们。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上海知青在遥远的阿伦河草原相遇，共同赶着马车，朝一个方向走，是一种缘分。虽然插队落户与兵团体制不一样，他们是军垦战士，我们是农民，但在知青命运的道上却是殊途同归啊。
老乡与老乡聊，知青互相聊，抽袋烟，休息片刻后接着赶路。被我们折腾的疲惫不堪的马很聪明，好像找到了道，浑身来起劲。打了几个响鼻，在回去的道上（其实称不上什么道，只是拉草的车走多了，就形成了车辙）得儿得儿地跟着兵团的马车跑，傍晚时分就到了离屯不远的敖宝山。此时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整个天际，东北夏天傍晚特有的小凉风徐徐吹来，驱散了我们一天的劳累。不愿下山的太阳带着柔和美丽的霞光时而穿破云层，投射出束束玫红色的亮光，和着远方屯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形成云烟氤氲的效果，似一幅晚归的油画，北大荒的傍晚真的很美。我们的心情也开始好转。是啊，快平安回家了。
十几个小时迷路赶路，把人弄得筋疲力尽，总算在天黑前赶回了家。我很饿，中午饭也没有吃，倒是喝足了草甸子的水。那时也不管水的品质，什么COD、BOD和PH值等指标（这是现在检测水质的主要指标，在五十年前根本没有），渴了就掬起沼泽地的水喝。到屯了，大伙了松了一口气。队长焦急地在马号等我们多时，见面后高兴的硬是拉到他家吃饭，随车的三个老乡推却回家去了，唯我跟着队长去吃饭，因为这时青年点的食堂除了干巴巴的玉米面大饼子外就是水缸里冰冷的井水。兵团马车则沿着长吉岗到宝山的马道继续北上，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们。这次沼泽地迷路历险就成了过去。
回沪五十多年了，不时回忆起阿伦河沼泽地迷路的情景，有时拿着黑龙江地图看着标注的细细的阿伦河由大兴安岭流入嫩江而沉思发呆，浮想联翩。
俞国宪， 上海知青，六九届初中，1970年6月赴黑龙江省甘南县插队，1976年回沪。退休前服务于上海市松江区某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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