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幼陵——从草原知青兽医到国家首席兽医官
《我和我的骏马》
著名兽医学家贾幼陵口述
草原兽医 贾幼陵金争平
1967年11月16日，来自不同中学的我们从天安门出发，驶向终身的第二故乡东乌珠穆沁草原。二十多辆大巴蜿蜒驶出了张家口，一到坝上，满目皆白，沿途的电线杆子上，每根都立着一只雄壮的草原鹰。坐在最后排的我，看着欢笑着的今后一生的伙伴们，念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
碧空寒山净，
银路荒原清。
雄鹰扑翅起，
突目望艰程。
贾幼陵和知青们去草原插队从北京启程时的场景
一晃时光过去了近五十年，草原上的旖旎风光，浪漫情怀，艰难困苦自不必说，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人生体会。我想和大家一起感悟的是：
草原和牧民给予了我们什么？我们又回报了什么？
插队10周年的时候，1977年10月15日，在内蒙古草原特大雪灾来临前的头一个晚上，我盘腿坐在号称阿日斯楞图的智者奥吉玛家里，和他一起喝酒。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在草原上这么多年，你艾勒各借（蒙语:理解）了我们吗？你理解了蒙古族牧民吗？至今我没能给出肯定的答复。在浩瀚的草原文化中，在雄浑悲壮、扑朔迷离的游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整个在牧区的插队知青，不过是其中的一滴水，涟漪都未必翻起过。
被称为阿日斯楞图智者的牧民奥吉玛
我曾与别人说起我在牧区的感受：令我最难忘的是蒙古族牧民的真挚、豪爽和他们神秘的游牧本能。说是本能，即多是与生俱来或者是代代传承的生存能力，是与恶劣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息息相关的，很多是不足与外人道也是别人难以理解的。
比如，牧人在难见五指的黑夜，伸出手指在口中浸含一下，举到空中辩别风向，再下马判别禾草的种类和倒伏程度，就能准确地向几十里以外孤零零的蒙古包奔驰而去；普通的牧民主妇，把五六十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刚出生的山羊羔子精确无误地一一抛还给它们的母亲，她能从山羊的脸形和叫声中判断出它们的母子关系；在冬季驱赶牲畜长途迁徙之中突遇暴风雪，牧民在茫茫雪原中能最快地确定最近的避风地……共同劳作中的我对此经常会目瞪口呆，惊诧莫名。
这些本领不是牧人想教你就能教会的，也不是你想学就能学到的，他们领悟到的只能是先人冥冥中的引导和对长生天敬畏的遵循。
阿日斯楞图的牧民
在我们之中，大概没有人再怀有当初在张家口学唱毛主席语录歌“今后的几十年”时的热情和理想，也不再非要把自己的插队放在文革大环境中辨明是非和得失。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牧区得到了些什么，失去了些什么，以至在几十年后仍喋喋不休地与后人和朋友叙述以往的经历，不管他们想听还是敷衍。大家最自豪的是把自己青春的几年、十几年奉献给了草原，溶于牧民之中，并得到了牧民最热情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参与或见证了草原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几千年来最根本的改革和变迁，见证了草原新一代牧民的成长和牧区的发展。牧区的烙印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脏上，只要跳，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得到。
2016年的11月16日，又是白茫茫大雪弥漫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我睡眼迷离地回想着那些电线杆子和雄鹰，回想着奥吉玛的蒙古包。当有一天再见到奥吉玛时，我一定会再和他好好喝一次酒，试着回答几十年前的问题……
贾幼陵 2016年11月16日凌晨
《草原兽医贾幼陵》我的自述节选
我不是做学问的，我只是一个做事的，做具体事——与牲口打交道，这一做就是50年，一直没离开过草原、兽医和畜牧行业，这牲口头儿做的我挺自豪的。
从我1967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开始，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一根筋追着线索去学：放羊时用望远镜看羊吃什么草，就过去闻一闻，揪下两根送进嘴里尝尝，有了感觉再去请教牧民，千方百计地查到它的科、属、种和拉丁文……神农尝百草，我也是用这种原始的感观实践品尝过几百种草的酸苦辣，识别得出几十种花的香味，认识了上千种植物。一次吃得嘴唇肿得老高，不对呀，我吃的是瓦松，没有毒呀？直到看见附近草上攀附的毒虫斑螫，才晓得是它光顾过这棵小草。
头两年挺难，找不到书，一位在农区生活过会汉语的老爷子宝贝似地借给我一部《元享疗马集》，但丝毫解决不了我给马扎静脉的问题。慢慢地随着兽医治疗、传染病防治、家畜改良、人工授精以及草原保护工作的展开，逐渐找到大学教材，就在蒙古包的羊油灯下学完了大学专业课程。这就是我的专业背景，来自草原大学，基础浅薄而混杂，但知识面广而实用。……
我1967年11月到阿日斯楞图插队，9年时间基本住在牧民家，全队50家牧民家我都住过。
我1968年当了赤脚兽医，轮流到各家工作、吃住。冬天就跟着牧民的蒙古包远搬游牧，既当兽医也参加牧业劳动。到了给羊牛马配种时，就在配种站集中配种和吃住。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
在东乌旗工作三年，大概有一年半多时间，下乡到种畜场蹲点儿工作，在机关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儿。
在东乌旗的12年时间里，我在牧区过了10个春节。
……
刻苦自学 志当兽医
我到草原插队的第一年插包住在牧民家放羊游牧，看到了牧区缺医少药，不仅是缺人医，也缺兽医。牧民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学习当兽医来帮助他们保护牲畜，特别是保护马。牧民对马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第二年，我就立志当兽医，到处收集材料。北京给我寄了一本书，是金重冶先生写的，叫《新牛马经》，很薄。金重冶当时是农业部的一个老专家，在延安时期就是兽医。但是，那本书主要是一些处方。对于我学习当兽医最需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书里没有详细内容。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没有当过兽医的经验，看这本书很是困难。以后，我们队里有一位曾经在坝前（赤峰一带）工作的老牧民，会一些汉话，把他珍藏的一部古老兽医书《元亨疗马集》拿出来让我看。这本书都是文言文，有些插图。没有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知识和兽医基础，学这本书也是很困难。我立志学当兽医，又有执着倔强的性格，一边硬啃这两本书，一边向牧民学习他们给牲畜治病的土办法和老经验，我的兽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新牛马经
贾幼陵学当赤脚兽医时读过的书我记得第一次给马扎静脉，牧民当中也没有人会扎静脉，我也从来没摸过，感到非常困难。当时那匹小黄马得的是淋巴管炎，是一种传染病，打针找不到静脉，先先后后扎了一百多针，把马脖子都扎烂了，都不知道药是推到静脉里了还是推到肌肉里了，结果是，那个小马没救活。当时给我的打击太大， 同时也让我有了一定要学习的冲动，千方百计地去找书。
陆续地，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找到了一套教材，又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兽医基础教材、畜牧基础教材，还有赤脚兽医手册，在蒙古包的羊油灯底下，把这些书断断续续地一本一本的去学习。结合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去查去翻答案。
经常是在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去摸索。我给我自己下的结论是，在牧区的时候给牲畜治病，治死的比治活的多，有知青调侃说，你哪是兽医师，分明是解剖师。那时候没有老师，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觉得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后来又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院士盛彤笙老先生（他是留德的）翻译的中国第一部现代临床兽医巨著，匈牙利著名的兽医专家胡体拉的《家畜内科学》和《家畜外科学》。很大，很厚，很贵，我从北京买回来，在蒙古包里，在配种站，走到哪儿背到哪儿，看到哪儿。
被突发大雨泡毁又回北京购买带回草原
有一年夏天，在马配种站，我和一个同学在蒙古包里正在给马做配种的准备。突然刮起大风，蒙古包摇晃得钉不住了。我们用马鬃绳拴在蒙古包的陶脑（包顶）上钉在地上，我们两个人死死地抓住乌那杆（包顶斜木杆）。风越刮越大，蒙古包像降落伞一样带着我们俩升起来了。没办法，只好撒了手，整个蒙古包就忽的一下掀了出去。随即倾盆大雨就下了下来。我们躲在毡子底下，好不容易雨过去了。
我一下想起来，糟糕！我的书啊！我的兽医书搁在一个羊粪铁箱子里，再一看羊粪铁箱子灌满了雨水，书全泡坏了。把我心疼得难受，最心疼的就是胡体拉的那两本书。我跑回北京去买书，当时一本书几十块钱，是非常贵的，再贵也要买回来。那种对学习的渴望是从骨子里的急迫。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我的兽医技术逐渐提高了。
放血疗法 救活群马
针刺放血是针灸的一种，是蒙医和蒙兽医乃至蒙古族牧民都习惯用来给人和畜治病的放血疗法。
我跟牧民学会了针灸后，就随身带着一个放血针灸针包，也就是现在的手机大小，几乎寸步不离。甚至到呼和浩特开会，回北京探亲，我都揣在身上，成了习惯，离不开它。走到哪里，牧民需要，或者遇到急症我就随时针灸或放血治疗。牧民经常说：“老贾你骑着我的马，给马放放血。”
可能是我的兽医医术明显提高了， 牧民都愿意来找我。记得有一次，乌拉盖公社的一匹马病了，呼吸循环障碍，已经快不行了，让我去急救。我用了很多办法，夜里一次一次用河水给马浇水冷敷，放血，用药。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来，牧民就过来告诉我说，他以为这匹马肯定不行了，结果早晨一看，马好好的，已经恢复了。牧民特别感动，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觉得我进步了，我能为牧民做事了。
还有一次，我和牧民在大队南边的马圈里给马做鼻疽的点眼检查。那天天很热，大太阳晒着，一个大圈里有几百匹马。检查到还剩下70多匹马的时候，突然马都不行了，集体得了日射病，就是血液循环障碍，跟人的中暑差不多。当时马已经晃荡的站立不住了，有的直接就摔倒了。治疗这个病有很多办法，比如冷水降温和药物治疗，可当时情况紧急，只有我一个兽医，我就拿我那个大宽针（罕诺日）给马一匹一匹放血，那血像两个泉水一样喷出去，整个圈里头满地都是血浆，走路都滑，像屠宰场一样。经过这种办法的紧急抢救，救活了70匹马，只死了一匹。我那时感觉到很高兴，有一种满足感，我能为牧民解决问题了。
试验用药量 驱虫效果佳
草原上有一种特殊的胃蝇虫，它的卵在草上或者钻到马的前胸皮毛，被马啃食，就钻进嘴里，进到马的食道里。卵在食道里生活，慢慢发育进入到了胃里，在胃里长成幼虫，拼命地去吸收马的营养。这种寄生虫病在草原马群中非常普遍，危害严重。我曾经解剖过一匹瘦弱的病马，把马的胃翻开后，像一个大菜花，满满都是虫子，落针之地都没有。当时治疗条件差，给马驱虫很困难。不像现在可以打针，那时候打一针很贵。只能给马一匹一匹敌百虫灌药液杀虫，用的劳动力很多。
左图马胃蝇标本，右图马胃蝇实拍
我认真的做了计算，每匹马喝多少水，按一匹马5克敌百虫的剂量配药，倒进水车里搅匀灌到水槽里。先让马干渴两天，再让马饮药水。牧民开始不相信，担心马喝多会死。开始驱虫的时候，渴坏了的马围在水槽周围争抢着喝药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虫子拉了出来。看着满地的稀屎和虫子，牧民们高兴，我心里特别的舒坦，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每年的驱虫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做，驱虫效果好，牧民都很信服。
失败和成功 苦乐在其中
我给牲口治病的时候很艰苦。我记得有一匹很有名的马，踩到耗子窟窿里，腿断了。当时我赶去以后，按照骨科治疗的基本要求，接骨，绑定，那时候我们找不到石膏，只能用夹板绑住接好的腿骨。如果有定居的环境，或者在农村，或者在正规的马医院，有六柱栏把马绑定，用绑定绳兜住马肚子让它不动，接上的腿骨就长得差不多了，再精心照料，马腿肯定能接好。可是，我绑定完了马的断腿后，却没有任何护理条件，只能看着它跟着马群走，蹦跶着，很困难。两天后再找到它的时候，这匹名马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马群，它又摔倒了，变成了开放性骨折并感染，眼看着它就死掉了，我和马主人无不痛心。
我抢救和治疗马的伤病有失败，也有成功。有一次一个牧民跟我说，有一匹马让牛顶了，顶到肺部呼吸困难，已经快死了，请我赶快去看看。到了牧民家里，没有人，我只能自己将这匹受伤的大马牵到平地上，一个人先把马摔倒，再给它上好马绊绑定，然后一个人趴在马的背上，切开马胸，进行胸膜、肌肉和皮肤的复位、缝合、消炎治疗。经过恢复，把它的气胸治好了。我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能够一个人给一匹马做了手术，虽然很不容易，却很有满足感。
认草药 配药方 治鞍伤 美名扬
通过不断的学习、摸索，我对当地的牧草和中草药都很熟悉了。当地草原上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草和草药。周围的牧民，包括其他公社的牧民逐渐知道了有一个认识草药的知青。
有一天，突然十几辆牛车，十几个蒙医到队里来找我，说要到霍林河南边的罕乌拉山里去采药，他们虽然会用干药材配置蒙药，但大多不认识生长着的草药，所以到我们大队求书记让我带他们去采药，书记不情愿的答应了。我骑我的毛勒格日萨日勒马（秃耳朵白马），跟他们走了几百里路，进了山里。
我学习认草和草药，先从牧民那里问到它的蒙古语名字，再查到它的汉文名字，藏文名字，还要查到它的拉丁文名字，一一记载下来。我的植物学知识都是在草原上学到的。
进了山里，我在前面找草药，蒙医们就去挖，半个月的时间，上午采药，下午在卵石河滩晾药，满载而归。这次采药，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制药的知识。有那么几次，我甚至可以踩那个药碾子，就是站在药碾子上来回碾，我踩得很熟练了，这也丰富了我学习蒙兽医药的知识。
牧民骑马，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马鞍伤马背。为此，我琢磨并通过试验，用大黄、血余炭、荆芥、熟石灰和氯仿（西药）等配制了治鞍伤的药，使用后疗效很好，得到了牧民的高度肯定。牧民到处说，用老贾的那个药治鞍伤，骑着马都能治好了。
贾幼陵骑着秃耳朵白马进山采草药
人马情深
我记得我们大队在十年中间有七次远搬游牧，搬家到二百多里以外，从东乌珠穆沁旗的呼热图淖尔，一直跨过霍林河，再走到大兴安岭，也就是现在兴安盟的科右中旗。那里有一个军马场，叫哈日诺尔。这个地方草场比较丰富，冬天雪比较小。我们每年赶着牛车和羊群，一冬天搬二十多次家，走到的地方每天就铲羊卧盘，有时要铲到夜里三点多，就是为了让羊有个趴的地方。最后走到山里，一路上羊的损失不小。有的时候就沿着千年之前的长城金界壕走，现在变成了直直的一条土坡，像一条路一样，金界壕上存不住雪，都被大风刮掉了。长长的牛车队，就在金界壕上一直向东边走。
金界壕附近的狼非常多，我们知青马倌儿负责给马下夜。有一年，我们的一群马有五百多匹，就让狼掏了七十匹。那一次我放羊，执勤的知青马倌朱宜武突然跑来对我说：“糟了，你的那匹黑花马的父亲让狼给掏了，还没死，老贾你快去看看！”
这是一匹很威武很精神的红花公马，在整个队里都很有名，是我的爱骑黑花马哈日阿拉嘎的父亲。我到了那里，看到红花公马平躺着，还在嘶鸣，肚子已经被狼豁开了，肠子在雪地上流了一地。很明显它是在保护它的那群马群受伤的。一个小儿马群只有十几匹骒马（母马），还有很多马驹子。红花马跟狼搏斗，因为太老了，没敌过狼，被狼撕开了肚子。我到跟前看的时候它还活着，但眼珠子已经被秃鹫叼没了，我当时就哭了，非常难受，一点儿救它的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游牧生活，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跟大自然抗争，跟天敌抗争，跟疾病抗争，我们人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能够把牧民骑的马尽量地只好病，就已经不错了。在那种游牧的环境下，给予它现代化的治疗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游牧岁月 铭记永远
1975年冬天，队里给了我七十多匹弱马。因为又要远搬游牧去了，这些弱马走不了，就让我一个人负责照顾饲养它们。队里的大车把式把我拉到一个蒙古包里，还拉来了茶和肉等生活用品，又在蒙古包旁卸下了很多木柱子和一大垛草，让我把这些马能治好的尽量治好，连治病带养马。
我一个人在冻土上刨坑，栽木桩子，再绑固横木杆建成马的围栏。用镐和铁锹很难刨挖冻地，只能拿冰穿子一点点锛（先当于钻），锛一个柱子粗细的窟窿，再用手把松动的土从窟窿里一点点掏出来，大概有四十厘米左右深，然后把木桩子放进去来回晃，让柱子和碎土结合紧密，就很结实了，比夏天埋的桩子还结实。
我把这些弱马白天放出去，下午赶过来圈进围栏圈里，补喂干草，一个人的养弱马生活就开始了。我每天早上自己做饭，吃羊油炸果子、炒米和煮肉。有一次十点多干完活出了一身汗，累得要命，就跑到蒙古包里，看到地上的热灰上有一碗“茶”，端起来就一口喝干了，还没感觉到解渴，嘴上就被糊住了，原来是早上炸果子剩下的一碗羊油，被我当成茶喝掉了，结果是拉了两天肚子。
贾幼陵和同队的知青王燕兴（中）和王凡
我们大队是在三个盟的交界处，边境效益是很明显的，所以游牧的范围也非常大。我们队的牲畜自然也成为“乌就日—玛勒”即光吃草尖的牲口，特别是抓膘走浩特的时候，别的羊群吃过的草场，我的羊群头都不低！草尖蛋白质多，富营养，我们队的羊群因此成为远近闻名最为肥壮的，牧民放牧也是最讲究的，如果有一户牧民一个月没有搬家，立刻就会为千夫所指，给其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的牧民，拉着搁上水车、牛粪燃料、锅、砖茶和肉的牛车，一走敖特尔（游牧的牧场）就是十天。这十天里羊可以七天不喝水，专吃含水量高的好草，甚至去吃露水，所以羊群都不喝水，毛都发黄了，但是膘都起来了。羊群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华北岩黄芪、大花棘豆等维生素和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红花草地，它们就哗哗地冲到那些红花里低头猛吃，专门吃红花。另外宽阔的草场上那些优良牧草的草籽也使我们的羊是最肥的，也是最漂亮的 。
羊最爱吃的华北岩黄芪和大花棘豆
当时八百平方公里的牧场，有四万八千只羊，两千匹马，五千头牛，就我一个兽医，后来带了四个徒弟，就为这些牲畜来服务，包括家畜的改良，细毛羊的配种。
1967年的时候大队卖羊毛，一年收入也就是三四万块钱，经过改良后，产的毛的质量越来越好，到1975年的时候，当年羊毛和卖羊的收入就多达四十多万了。
冬天为了躲雪，我们就长途跋涉远搬游牧。我们大队一年要搬二三十次家。游牧的这十年间，我可以领略夏天的百花齐放，感受五花草甸、长生天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与浪漫，但是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严酷的大雪中游牧、漂泊，忍受着大自然的蹂躏，承受着大量的牲畜死亡的悲痛。这种情况，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方面要当好我的兽医，另一方面我要为牧区经济的改变和今后的发展想办法。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到1975年以后，知青们纷纷离开草原，或是回北京家找工作，或是上大学。我也想考大学，但由于家庭原因，不让我考，直到我的父亲被放出来以后，我跟队里说想去考大学，还是学兽医。
贾幼陵和牧民们合影
队里领导说：“你非要走，你就把公马、公牛、改良细毛羊牵回北京去！”牧民对我非常好，很舍不得让我走。我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老呆在这里……”
队里知道不能留住我了，就开了两天会，专门研究，找了四个年轻的小伙子，最小的才15岁，让他们跟着我学兽医，我到哪儿他们跟着到哪儿。
这四个牧民小伙子是分别夏日巴拉（黄虎）、巴根那（柱子）、巴塔（结实）、图门讷（万岁）。后来，最上进的图门讷当上了东乌旗的副旗长。
没上大学 当副局长 当选人民代表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我知道组织上重用我，也是为了留住我，我也就打消了考大学的强烈年头，安心在旗里工作了。
在东乌旗工作的三年里，大概有一年另朵半年时间，是下乡蹲点儿工作，在机关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儿。
1977年底，我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又在自治区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在北京开会时，华国锋主席到代表团，还跟我握了手，我一下觉得跟想象的不一样，主席的手又小又软，但我回到草原，在向边防三团战士作报告时说：“我握着伟大领袖华主席温暖的大手……”我不能让战士们失望……
喝茶和读书
茶 诗
唐代元稹 一言至七言诗
茶
香叶 嫩芽
慕诗客 爱僧家
碾雕白玉 罗织红纱
跳煎黄蕊色 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 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 将知醉后岂堪夸
喝茶的好处自不必说，副作用呢？“睡不着觉”，“憋不住尿”，那当落得饮茶境界之下乘。其实在牧区冬天放羊，喝不透茶才真是“睡不着觉”，“憋不住尿”呢！
我插包的主人叫沾布拉，老家是奈曼旗半农半牧区的，吃不得远搬游牧的辛苦，都是让他的六指（趾）兄弟布和朝鲁跟我一起出包，要搬到200里以外的山里。一冬天要搬20多次家，铲20多个羊盘。我和布和朝鲁每年远搬都是住“套布阁”，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哈纳”和一片大毡子搭成的小包，人在中间站起来，头露在包外面，远处看就像人穿着一身毡裙，怪怪的。
住“套布阁”，冷自不必说，御寒也有两个办法配套使用。一是“捆”，睡觉前先把腰带呈"U"字形在毡子上摆好，再铺上一半皮被，裹好皮得勒，压上另一半皮被后，用身下的腰带把自己平行捆两道，像捆粽子，更像捆“木乃伊”。二是“喝”，要把茶喝透。每天晚上我把羊群赶回羊盘，饭后都要酽酽地煮上一大锅砖茶，加好盐，倒进壶里，再拨出带有余火的炉灰，把茶壶放在灰上保温。布和朝鲁边喝茶边听广播边打呼噜，而我则挑亮羊油灯，边喝茶边加火边看我的书。
这些想方设法收集来的书是我的宝贝，它们有大学的教科书：动物生理生化学、分子遗传学，匈牙利大医学家胡提拉的兽医学（动物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我的大学课堂不是阶梯教室，而是这小小的“套布阁”，但实验室却很大，是草原，是数不清的马群、羊群和牛群……
我和布和朝鲁喝得浑身出汗之后，一壶茶也差不多喝光了，撤了火，盖上顶毡，再按上述办法把自己捆好，乘着茶的热乎劲儿和那点儿盐，可以美美地睡到八点天大亮。但如果没有喝好茶，肚子里没个热水袋，进了被窝保准起夜，而且再也捆不好被窝，越冷越起，越起越冷，那这一夜就完了。当然，即便是喝好了茶，如果夜里来了狼，羊炸了群，那就另说了，别想再睡了。
我在“套布阁”里过了七个冬天。晚上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了40年，现在每晚没有一杯新泡的绿茶是睡不好觉的。附带的本事是，无论是喝多酽的功夫茶或是意大利的“卡布奇诺” 咖啡，我都会倒头大睡。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
1979年的10月底，我被调到农业部上班，在草原处工作。
1980年2月到1981年2月，我在内蒙农牧学院草原系学习草原学和植物分类学，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终于圆了进入校园大学读书的愿望。
首席兽医官
1979年，国家农业部成立畜牧总局，当时，教育事业中断，人才青黄不接，很缺少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从全国各地选调了10名从事基层畜牧兽医工作的人员来局里工作，贾幼陵在其中。畜牧总局领导问贾幼陵，畜牧处、兽医处和草原处，你愿意去哪个处，贾幼陵选择了草原处，从此开始了他自称的“技术官僚”生涯。他的进步很快，因工作出色，取得成绩，得到提升。
1993年，我被任命为畜牧司司长，一任就是10年。这在干部轮换机制下是不能容许的。但我这一辈子只能跟牲口打交道，实在不会干别的，只好保留农业部总经济师的虚职。2003年年底，准备好笔墨纸砚，半赋闲在办公室。也就不过清闲了一周，全国突发禽流感，我被紧急招到国务院开会，从此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工作。2004年7月被任命为国家首席兽医官兼农业部兽医局局长，直至2008年9月退下来，2013年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届满后退休。
无愧的荣誉
贾幼陵回到北京工作后，经历了不少有他亲身参与或者领导的、与他的职业有关的大事情，比如2003年的SARS、2004年～2006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震后防疫……由于他的工作表现出色，先后荣获了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崇高荣誉。
文章来源：美篇“老金"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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