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尚彪在日本并没有合法身份，但在日本打黑工的15年经历，却让看过影片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日本，丁尚彪的故事就像一道光，让许多压力之下的日本人，在迷茫时刻，找回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丁尚彪在日本都经历了什么，现在的他又怎么样了？
01 打黑工的十五年，一家三口的命运何去何从
东京，1995年的一天，已是深夜12点多了，最后一趟电车驶过，随着电车慢慢消失在黑夜里，一个中年男子沿着铁轨走来，脚步由远及近，这个人正是丁尚彪。
此刻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正赶往回家的路上。
丁尚彪的住所在日本东京偏僻的一所出租屋里，房子是三十年前建造的，一间一居室，便是他的栖身之处。
租的房子没有浴室，洗澡只能临时搭建浴室，洗澡水只能倒进洗碗的水槽里。
买菜从来都是买最便宜的菜，要不就是打包餐厅客人剩下的饭菜。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基本上都是捡别人的来穿。
生活如此艰难，丁尚彪也没有忘记学习，他利用一切的机会学习日语。
他知道身处异国他乡，语言是最大的障碍。
初到日本，因为不会说日语，刚上班没几天就被厨师长搧过嘴巴，鼻血都被搧出来，虽然很委屈，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吞下泪水，坚持。
丁尚彪说，刚开始，妻子并不能理解他，以为他在日本有了女人不想回家。
为打消妻子的顾虑，丁尚彪省吃俭用，每个月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全部寄给妻子。
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丁尚彪利用各种业余时间学习日语，拿各种证，硬是考取了五本执业证书。
也正是在东京打工的日子里，丁尚彪萌生了要把女儿送往海外一流的大学，深造的想法。
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
他这样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国的机会，这就像赛跑一样，接力棒我已经拿到，并且跑了这么远，所以目标是把接力棒交给女儿。”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八年过去了，当年在上海机场分别时还是小学生的女儿丁晽，已经是上海复旦的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
当她通过摄制组的录像带，了解到父亲在东京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哽咽着说道“原来爸爸在那边这么苦，而且他为我想了那么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现在才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
八年里，就在丁尚彪一个人在东京打拼的时候，妻子陈忻星负责照顾女儿。
她靠自己的工资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
为了积攒给女儿留学的费用，老丁寄来的钱，除了还债，其余全部存了起来。
当时她这样说：“8年了，忙忙碌碌就这样凑合着，也真的习惯，老丁在的时候，男人做的事，我都不做，现在，一个人没办法，断电什么的，换保险丝，她都会做”。
1997年7月，丁晽的考试结果出来了，她不负众望，考取了美国著名的学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远在东京的丁尚彪听闻消息喜极而泣。
终于到了丁晽赴美留学离开的那一天，18岁的她即将承载着父母的期望，前往美国。
陈忻星在机场为女儿送行，有一些担心，也有很多不舍，在女儿面前没有落泪的母亲，看着女儿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泣不成声。
八年前，她在这里送走了丈夫，八年后她又在这里送走了女儿，一家三口，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
丁晽乘坐的飞机经由东京前往纽约，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阔别8年的父亲相见。
她的过境签证只能在东京停留24个小时。
而父亲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去机场迎接女儿，他们约好在一个叫“日暮里”的车站见面。
接到女儿的丁尚彪，眼神里充满心疼与关爱，电车到了东京站，父女二人争着去拎行李箱。
老丁对女儿说：“你到了美国以后，这个路很艰难，所以碰到困难挺过来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爸爸妈妈当年碰到那么多苦，咬着牙坚持下来。”
24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因为没有身份证，丁尚彪只能送女儿到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
电车到站，老丁起身快速的下了车，隔着电车的玻璃窗，老丁注视着女儿，不住的抹着眼泪。
车内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看见她的悲伤，转过身，捂着脸抽泣。
车内不断有人向她投来关注的目光，只有她知道，自己的哭泣是为什么。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丁尚彪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并加大了打工的力度，别人一周打一份工，他一周打三份工，白天在工厂上班，下了班晚上在餐厅打工，周末又去做保洁。
2002年，陈忻星终于申请到去美国的签证。
历经五年多，一次又一次拒签，第十二次申请终于通过，虽然漫长，但还是等到了结果。
这次她也要在日本转机，为的是要和丈夫见上一面。
为了这一面，陈忻星专门去家附近的美容院换了个新发型，订做了一套衣服。
而丁尚彪也拿出二十五年前结婚时妻子给他亲手做的枕套。
欢欣鼓舞地等着见妻子一面。
还是在“日暮里”车站，老丁在这里迎接十三年未见面的妻子。
即将到来的团聚只有三天72个小时，饱含着十三年的思念，丁尚彪思索着如何安排妻子度过这短暂而宝贵的三天时间。
想说的话太多，想带妻子去的地方太多。
丁尚彪说：“从我走以后，把妻子丢在那边，我也没有管她们，十几年的确是很辛苦了点”，陈忻星坐在老丁在东京的出租屋里，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丈夫的不易，想到十三年夫妻的艰辛，陈忻星的鼻子红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说“靠自己的力量，彻底地把家庭的命运改变过来，努力把孩子培养出来”，妻子理解也支持他。
72小时的签证时间很快就到了，还是在上次送女儿的那个车站，他又要送别妻子。
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丁尚彪下车，依然是隔着车窗玻璃，目送妻子的离去，电车启动，陈忻星哭红的双眼，不敢回头看老丁一眼，此时的老丁一双泪眼凝视着妻子。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含泪坚持。
2004年，这时距离丁尚彪来日本已经15年，女儿丁晽考上了美国纽约州立医学院，并申请到助学贷款，此时的丁晽已不再需要父亲的资助。
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丁尚彪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家乡上海。
长达十五年的别离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离开日本前，丁尚彪向日本入管局坦白了自己的“黑户”身份。
经过调查，丁尚彪在日本非法滞留的15年里，没有一起犯罪记录，没有拖欠过一次税款。
正因为这样，日本当局并没有对丁尚彪进行相应的处罚，但按照规定，他被终生禁入日本。不过此时的丁尚彪，女儿已学有所成，能不能再去日本，对他来说已无多大的意义了。
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丁尚彪跨越万水千山，舍下妻女来到日本打黑工呢，这话还要从十五年前说起。
02 一段十五年前的回忆，揭开打黑工的前因后果
1954年，丁尚彪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16岁的丁尚彪，刚刚初中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
丁尚彪因为家庭原因，被安排在安徽的五河县，这里的贫穷超乎了丁尚彪的想象。
但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尽管条件艰苦，丁尚彪却在这里遇见了同是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陈忻星。
同是上海人，又都是插队的知青，年龄又相仿，这一切都为二人的交往提供了契机。
没有多久，丁尚彪就同陈忻星结婚。
丁尚彪回忆说：“当时生活太穷困，我们两人结婚时，除了一床被子，一无所有”。
1976年，丁尚彪和妻子先后回到上海。后来女儿丁晽出生。
当年离开上海时，丁尚彪只是个初中毕业的学生。
再次回到上海，大城市的变化之快与丁尚彪在农村的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
丁尚彪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食堂上班，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丁尚彪想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可是由于年龄偏大，他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
提起那段岁月，丁尚彪说道：“回到上海后身无分文，年龄也大了，技术也没有，一直在下层生活，考大学无门，感觉向上走的路很艰难”。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8年过去，丁尚彪也走过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得到积极地改善。在国内掀起一股留学潮。这其中也不乏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
1989年的一天，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去北海道飞鸟日语学院的留学资料。
去日本留学对年龄和学历都没有硬性的要求。
尤其听朋友说“日本的马路上可以捡彩电”时，面对出国留学的机会，和深深印刻在骨子里的贫穷，让他心里萌生出了想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但是去日本留学，需要支付42万日元的留学费用，相当于丁尚彪夫妇俩15年的工资收入，渴望改变命运的丁尚彪说服妻子，向亲朋好友四处借钱，终于凑齐了留学的费用。
他这样说道：“我准备考大学，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开始往日本走”。
1989年6月，丁尚彪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告别妻子和女儿，踏上了远赴日本的行程。
还没有到达日本的前一刻，丁尚彪浮想联翩，一边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边是即将开始的学习与打工的生活，一想到这儿，他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激动。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所愿。
日本北海道阿寒町，是一个边陲小镇。
丁尚彪要留学的飞鸟日语学院，就在阿寒町。
他来到这里，才发现，这里没有工厂可以去打工，当地的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
除了债务一无所有的丁尚彪焦虑重重。
最后决定离开阿寒町，去千里之外的东京上学。
1989年6月的一天深夜，丁尚彪带着重要的物品，躲过看管，几个小时徒步后，跳上了开往札幌的电车，一路颠簸上千里来到东京。
然而令丁尚彪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东京的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失去了在日本合法滞留的签证，和自由回国的机会。
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来到国外，可命运的安排令他猝不及防。
为了尽快还上所欠的债务，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丁尚彪决定宁可冒着打黑工的风险，也要留在东京。
这一留就是十五年。于是也就有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03 疫情期间的老丁
2004年丁尚彪结束了十五年打黑工的生涯，回到上海，和妻子生活得相当安逸，他用自己在日本打工的积蓄，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
在日本的十五年，练就了他过硬的日语水平，利用这一优势，丁尚彪在昆山一家日企做翻译。
而在美国的女儿，也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医生，并结婚生子，住在休斯顿的别墅里。
父母劳苦半生，换来丁晽在美国念书深造的机会，做为女儿，她深知这一点，也感恩父母的付出。
2009年，丁晽为父母办理了移民，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女儿在美国休斯顿的家可谓环境优美，但忙惯了的老丁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认为只要身体还硬朗，就可以继续干，只要还能学进去，就会继续学。
所以后来他又离开了休斯顿，去了纽约的法拉盛，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开始他新的打工和学习的生涯。
老丁来到纽约，瞒着女儿，应聘了一家餐厅的工作，开始他并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语言不通，但老丁把在日本学到的职场精神应用在工作中。
他说：“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再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好”。
也正因为如此，2012年，他获得了“纽约市宾馆业协会最佳员工奖”。
2019年，丁尚彪顺利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取得美国护照，他的心愿是想在2020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重回日本，看看他的第二故乡——东京。
毕竟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山手县拥挤的电车，他在东京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池袋串烧店浓郁的炭香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然后回到祖国，领略大好河山。
然而这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景，却因为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按下了暂停键。
2019年11月，美国休斯顿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打电话给老丁，母亲要在2020年春节前回中国过春节，两个外孙无人照看，希望老丁提前辞职回休斯顿照顾外孙。
2020年1月，老丁递交了辞职信，但由于一个同事回广州过年，碰上了疫情爆发，航班被取消，不能按时回来工作。
白人厨师长请求老丁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
老丁同意再干一个月，没想到这最后的一个月，却成为丁尚彪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2020年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游客入境。
在美国的华人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知道新冠病毒具有强感染性，纷纷带上口罩做自我防护。
可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这次疫情，他们以为冠状病毒和感冒病毒一样，在公共场所不但不要求人们戴口罩，反而指责华人因为戴口罩，而引起大众的恐慌。
丁尚彪每周三天在法拉盛的成人英语夜校读书。
夜校在地下室，几百名师生同时开课，华人学生都戴着口罩，西语裔和非裔学生都没戴口罩。
有些人还感冒咳嗽。
老师要求华人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必须取下口罩。
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没有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胆子太小。
老丁和其他华人学生，就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相处。
后来，纽约市的疫情爆发，呈上升趋势，许多中小学停课，老丁所上的夜校，也被关闭。
可是夜校不上，班还要继续上。
老丁上班的地点在曼哈顿的市中心，需要在中央火车站转车，那里的人流量很大。
许多华人因戴口罩而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
老丁每天凌晨5点乘坐地铁去上班，车箱里挤满了赶早班的西裔和非裔。
老丁是这个车箱里唯一戴口罩的人。
有一天，车箱上人很拥挤，老丁正低头看手机，不知被谁踢了一下，他以为车箱人多，有谁不小心碰到了他，没在意。
可接着又被踢了一下。
待他抬头看时，是两个长相凶狠的非裔，他们生气的指责老丁为什么戴口罩。
幸好老丁早有所防备，原来那天在家找创可贴时，看见了一个空的感冒药的盒子，他就带在了身上。
老丁朝两人耸耸肩，摊开两手，慢慢地拿出那个空药盒，两个非裔就真的相信了老丁是因为感冒才戴的口罩，捏紧的拳头这才松开了。
疫情期间，老丁耳濡目染太多的人离世，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能活着就是赚到。
但对于无常的世事，老丁也看的很开，他已经写好了遗嘱，给女儿交代好了所有的事情。
每一条都不给女儿留下任何麻烦。
这或许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暖暖的爱吧。
回顾2020年，老丁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来自专辑《中文导报》“我的2020”征文、竹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