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杂忆——农村生活的衣食住行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不绝如缕。上世纪60年代末，我作为城镇知青到苏北盐城农村插队，后又在农村成家，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六年，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举家迁往县城。5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往事，仿佛就在昨天，酸甜苦辣，记忆犹新。心事浩茫连广宇，衣食住行最靠谱。就聊聊这些往事吧 。
（一）衣
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句俗话拿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包装。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一个人浑身上下衣服不打补丁，是极难见到 的，更不用说穿鲜艳色彩的衣服了。难得做上一件新衣，就搁在箱底，等到接待来客，出门作客，或者赶集开会等场合，才拿出来穿着风光一下。真正是新一年，旧二年，补补纳纳又一年。平时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是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补丁衣服，但到大队集体开会，那就热闹了。放在箱底的衣服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一个个穿的外衣崭新，头发抹得油光水滑，脸上用雪花膏搽得白白的粉兜兜的，多远就闻到香味。千把人的会场上，妇女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尽管当时衣料色彩单调，但仍然像是开时装展示会。妇女们就如开屏的孔雀，尽情展示她们的风采。与动物界相反的是，男人穿着都是灰不溜秋的，除了个别正找对象的小伙子，即使开会也穿的极其平常。
那个年代还有一道风景，就是用日本化肥袋子做的裤子，往往只是干部们才能享受到这种特权。生产队买化肥时，供销社必须扣下包装袋押金，每只五毛钱。化肥用过后，包装袋往往被干部买去，染成黑色、蓝色或咖啡色做成裤子， 穿上身似乎很飘逸，但是包装袋上的字还隐约可见。所以当时流传一段顺口溜：“干部干部，五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里，有不少人家连一件可以穿着出客的新衣服都没有，那么就得临时跟人家借，甚至也有结婚时借衣服的。我们知青尽管穿着不算“高档”，但是也曾“光荣”地被人家借过几次。我的一件维尼龙裤子和一双塑料凉鞋，就曾“风光”过一回。
我们知青组的组长老唐命运多舛，幼年丧父，读书时连上几个中专校，因为形势多变被“砍”，下乡时已经三十岁了。这在农村绝对是个大龄未婚男了。因此下乡不久，当地农民就给他张罗找对象。正巧临队有个大龄姑娘，因为母亲过世早，她作为1969年春，媒人去说媒时，姑娘却说，我是共产党员，这不“九大”就要开幕了，这事到“九大”以后再说吧。我们几个知青一分析，她又不是“九大”代表，开会还妨碍她谈对象吗？这显然是托辞，看来是不想谈。老唐也就淡去了这份心思。不久，他的一个老同学要将远房表妹介绍给他，约他去相亲。这个姑娘比老唐小五六岁，在农村也属老姑娘了，家住邻镇，离我们村有五六十里地。老唐直挠头，没有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正在此时，我家给我寄来一件新维尼龙裤子。老唐喜出望外，连忙相求借他一用。君子成人之美，我也没有为难他，看着刚到手的新裤子穿在老唐身上，随他喜气洋洋地相亲去了。裤子还给我时，我竟发现上面剐了个洞。老唐不好意思地解释，路上避让汽车，被路边的洋槐树枝剐了，实在对不起。我心里不痛快，这可是我一次未穿过的新裤子呀！几天后，老唐的老同学回话，亲事成了。当年冬天，老唐就在当地成了家。
1969年初秋，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元美红着脸说要跟我商量件事。元美在家排行第五，他爹妈一连生了五个儿子，一心盼个闺女，故给他起了个女儿名。这元美人样子长得还不错，只是嘴歪。听人讲，他小时候皮顽，一次在屋外墙角睡着了，被邪风吹歪了嘴（现在叫面神经麻痹），因此老大不小地总是说不上媳妇。他老爹急了，决定花上一笔丰厚的聘礼为他说门亲。亲事很快谈成了，媳妇是邻村的，叫大秀。据见过的人说，这个闺女大脸盘，大眼睛，大屁股，身体壮实，符合当时农村“选美”的标准。到了“下小订”（订婚）的日子，元美得打扮一新到岳父家送聘礼（也叫上门）。那么，就要准备一套“行头”了。全村的人都被他思量过了，他知道我有一双半新不旧的塑料凉鞋，便登门相求了。其他知青很认真地同他拗了个条件：人家凉鞋借给你相亲，你娶了媳妇得把人家 想在心上。顿时，元美的脸臊得像块红布，嘴里只是嘿嘿，不知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第二天晚上，元美送还凉鞋，还带来了十几块水果糖、一包玫瑰牌香烟，千恩万谢地走了。
（二）食
现时人们说到“食”，都叫“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我们插队那当儿，对食的最高要求，第一能吃饱，第二能吃上米饭，这就是天堂日子，至于下饭的菜是不讲究的。一般人家也只是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顿肉，且肉少菜多。平时来了亲戚，桌上有个豆腐，就可应付过去了。晌午时分，那家有人挎着淘箩，里面装着斤把黄豆，急匆匆地朝豆腐坊跑，十有八九是来了亲戚。
插队初期，我们也曾度过一阵“神仙”般的日子。当时规定，插队的起初半年，每月供应45斤大米，半斤食油，另外还有几块钱的补助费，生产队还给补助一些杂粮。我们除早晚吃稀饭外，中午饭正常是一人一斤米饭，这让当地的农民羡慕不已。当地是棉区，不长水稻，粮食作物以大麦玉米为主，平时吃不上米饭。房东老张家最小的孩子叫小庚的，看到米饭眼就直了，于是常成为我们的座上客。我们还发明了一道上“档次”的菜叫蒜酱炖豆腐。花一毛四分钱买上一斤豆腐，再掐上一把青蒜叶，挖上大麦做的黑酱，放上油一锅儿炖，香喷喷的叫人吃了不想家。半年的好日子很快过完了，我们一下子跌进全杂粮阶段，豆腐也很少上桌了，有时无油无菜，过着吃杂粮、蘸盐水的日子。偶尔改善一下伙食，也只是逢年过节，这时候生产队就会杀猪分肉。
我们生产队杀猪，一般在清明、端午、鬼节（农历七月十五）、中秋、冬至、春节，另外收种季节也会杀猪分肉，让大伙改善一下伙食，肉量一般为每人三两到半斤。小孩子盼过年过节，也就是盼能开个荤，“油”一下肠子。不过，每次杀猪分肉，队长就头疼，问题在于家家争着要肥膘肉。一旦那家分的肉太瘦，常常要骂骂咧咧：小刀手瞎了眼，怎么尽剁些狗肉(指肉太瘦)？猪头也是争夺的对象，一个猪头有十几斤，价钱只有肉钱的一半，很划算。为了显示公平，分肉按照分粮的花名册进行，这次从头到尾，下次从尾到头，再下次从中间开始。
我们生产队坚决贯彻毛主席“要大养特养其猪”的教导，猪子一直养得很兴旺，这一点很让邻队的人眼红。二队的猪养得不好，难吃上一顿肉。一次过节，队长看上了一头外国种母猪。这是头白母猪，据说不是苏联就是英国的，养得膘肥体壮，足有二百来斤，可就是配不上窝。二队队长听人说，外国女人胖，不容易怀孩子，就认为洋猪也是这个毛病。他还“上纲上线”，说洋母猪骨子里有“反动性”，瞧不起中国，不肯为中国公猪传宗接代，岂不“罪该万死”？洋母猪就这样被送上了“断头台”。谁知道开膛一看，里面竟有十几只小猪崽。杀猪不眨眼的小刀手吓得直打哆嗦，连叫“作孽”。队长也傻了眼，将饲养员一顿好熊，然后跑到大队去“自首”。二队的女知青吓得无论如何不敢要分配的猪肉，跑到我们知青组来打牙祭。
农村能吃肉的人很多，听农民讲，邻村一个叫“张大嘴”的人。平时队里分肉，他从不上嘴，到人家吃喜酒，也不向肉伸筷子。他说，不是不想吃，而是不煞馋，吃不到几块肉，吊起“馋虫” ，反而难过。据说，张大嘴年轻时候，一次过年，家里烧了只整猪头，让他到庙里敬菩萨。回来的路上，他禁不住诱惑，啃了几口，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到家时猪头只剩下一副骨架。他被老子狠打了一顿，从此见肉不敢伸筷子。
插队期间，我也创造了本人一顿肉量的最高记录。1970年端午节，每人分了六两肉，知青组五个人有三人回去过节，我和小游二人共享三斤肉。当时知青组食油已断了数日，我们先用水将肉煮熟切成块，然后放上盐在锅里炒得喷香，全都下了肚，另外又吃了两大碗玉米糁子饭。这段“光荣史”说给我的孩子听，她们怎么也不相信。房东家的小庚大学毕业在县城工作， 见到我还说那时的米饭真香，蒜酱炖豆腐真好吃，现在怎么做也做不出那个味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大鱼大肉吃多了，味蕾也变性了！
（三）住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住房仍然是农民最大的投资。一辈子流血流汗，为的就是有个家。有了房子，才好娶妻生子。等儿子大了，又得为儿子操心，砌新房，娶儿媳。那时农村有句俗话，叫“与人不足，劝人砌屋。”什么意思呢？农家砌屋很不容易，几乎没有一家不因砌屋拉下一屁股债的。你如果要使你的仇家没有好日子过，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劝他砌屋，使其债务缠身、债主围门、不得安宁。
我们是1969年春节后插队的，起初住在农民家里。麦收时移住到新砌的队房里，秋收时上面才拨下架梁、毛竹、芦苇等建筑材料，但砖头一时还拨不下来。生产队要腾房囤粮，就找了几百块砖垫墙脚，用泥垡给我们垒起了三间柴屋。起初，外墙用黄泥拌和麦壳给抹了一层防雨，第二年用小麦秸秆编成帘子用泥披在外墙上，这样可以预防夏秋季的大雨。
1975年我结了婚。爱人是民办教师，我在公社报道组工作。这年秋天，知青组最后一个同伴就要回城的当口，我设法把爱人调到我插队的这个村的学校，随之将家搬到了知青屋。寒窑虽破，毕竟有个安身之处了。
第二年春天，自己花钱将老屋简单地整修了一下。然而老屋毕竟老了，本身简陋的它经不起风吹雨打了。一年夏天的一个夜里，风雨大作，突然“咣啷”一声，一扇窗户脱落下来，风雨从墙洞呼啸而入。当晚我不在家，我爱人吓坏了，赶紧将两个孩子按在床下，又冒雨跑到屋外用大柴箔挡在破窗洞上，用木棍抵牢，才避免了墙倒屋塌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终于下定决心砌屋。那时我俩工资加起来不过五十四元，砌房谈何容易？于是，我们养猪养鸡，攒了一点钱就买回一点材料，燕子衔泥似的攒了三年，才算把建房材料筹办好。
农村砌屋，可以包工，即全部用工由建筑工头负责，主人家只是上下午各供应一顿茶点，叫作“接晌”。也可做日工，工头只带大工（有技术的师傅）来，按人头算工钱，主人家得供给一日三餐和两顿“接晌”，还得自己请小工即做下手活的。
农村砌屋做日工的多，可能是觉得不好好招待大师傅说不过去，而且自己请小工还可省一笔工钱。但是请小工是有来有往的，王二砌屋请了张三李四来做小工，到了张三李四砌屋或有其他事情，王二得去他们家帮工，这叫还情，所以做小工也叫“打请工”。
按理说，像我家这样的人家请工是最难的，因为两人都工作，力气又单，人家也不请你打工，也就是说人家不欠你的人情债。所以，我的邻居替我担心，怕我请不到小工。但我还有点自信，我在这里人缘不错，平时那家缺钱常到我家借；我那时已到县广播站工作，谁家要修个喇叭，买点种子、化肥什么的，我都会乐意去办。
房子动工后，我请已退位的老队长做总管，每天筹划安排多少小工，由我一一上门去请。事情极顺利，不但请的到了，未请的也主动来了，以致我无法安排，只好动员他们回去。农村砌屋请工，一般是今天请这几个，明天请那几个，防止对一家请得太多，影响家里的农活，可我家请的小工竟有几个从头干到底的。为了感谢乡亲们的帮忙，房子落成后，凡是帮工的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全村的老人，都被我请来吃了完工酒。村里人说，这房子砌得风光！
一家人住进了新屋，心里别提多爽了。当年夏天，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的二哥回来看望老母亲，对我家的新屋赞叹不已，因为他们的住房比这小多了。春节时，我的小女儿用绳子绑了两块砖，用木棍挑着在屋里转悠，叫着“卖砖头吆——”我老母亲笑道，这房子住不长了！
果然时隔不久，上面有了政策，我的爱人和小孩的户口可以随我进城，于是又要卖房。新房砌好还没住出个暖气来，一家人总觉得有点缺憾。这年春节，我在家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 十年艰辛铸新屋，有苦有乐；一朝乔迁辞故居，难舍难离。”
（四）行
说到行，生产队集体只有两样工具：一条载重量约两三吨的木船，一辆笨重的牛车。社员群众只有少数人家有自行车，外出多为步行。队里的木船主要用来运输农用物资。队里有一块离庄田，在八里外的东荒滩，平时运肥主要靠船。在庄子上，我们将粪一担担挑上船，然后运到离庄田旁的小河边，再一担担挑到田里。船只需两个人弄，其余的人，每人再挑一担粪一直挑到离庄田上。一担粪，人工挑八里地，现在说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如此。
我那时的肩力和腿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起初途中要歇四五次，时间长了，竟能一气挑到离庄田中途不休息。1970年，我们大队的知青工作被树为全县的典型。县里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我挑粪的一张照片还参加了展览。可惜那时没有收藏。牛车，我们这里叫作大驮（读TUO`），形似内蒙古草原的勒勒车。大驮几乎是用纯木做成的：两只车轮用厚厚的木板拼成，直径在四尺左右；车架用原木制成，原木间留有七八寸宽的空隙。它的载重量很大，整个形态可用“苯”和“大”二字概括。过去这里的人们以烧盐为生，大驮就是运盐的主要工具，由当地的海仔牛拖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已很难见到大驮了，想不到我们插队时它还在这里发挥“余热”。
1970年秋天，队里组织人马到海边采盐蒿籽回来养猪，于是大驮被拉到了海边，担任运输盐蒿的任务。农历十月，海潮一般不会漫上滩头。谁知那一阵接连下了几天雨，东北风一个劲地猛吹，浑浊的黄海卷起重重大浪，一下子漫上了滩头。我们十几个人被困在住宿的一个小土墩子上。风雨交加，海潮汹涌，四野茫茫，土墩成了一个孤岛。
老队长紧绷着脸下命令：如果潮水涨上土墩，什么东西也不要拿，抱住大驮不松手，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一种即将别离人世的悲哀笼罩了整个滩头，姑娘们的哭声淹没在呼啸的风雨声中。所幸的是， 潮水开始慢慢地消退，我们终于躲过一次劫难。
后来，随着胶轮车、拖拉机的添置，大驮被肢解他用了。不过，我却一直怀念大驮，觉得它是历史的见证，博物馆里应当有它的一席之地。在盐城市新建成的海盐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辆四分之一缩小版的大驮。
至于农民个人的出行，基本上是靠两条腿，人们戏称为“11”号。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一是买不起，二是要凭“计划”。我们队以前的经济基础较好，工分值高于其他队，四分之一的人家有自行车，在当时是挺不错的。如果出远门办事，就相互借用一下。
1969年底，我被生产队派上廖家沟水利工地，一个月后回到知青组已是1970年元旦后了。我看到一位高中好友徐同学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要结婚了，邀我去吃喜酒。信早就到了，可我人在工地上，一算日期，当天就是他的吉日。我急不可耐，赶紧向邻居、贫协组长老丁家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向60里外的徐同学家赶去。
自行车又旧又破，一只脚踏脱落，只剩一根光轴，蹬车时脚下常打滑，竟把我的裤脚拉开好大一条缝，狼狈不堪。赶到目的地，我先到另外一位孟同学家，请他的母亲帮我把裤脚缝上，然后到徐同学家贺喜。新郎迎亲尚未到家，及至回来老友重逢热情相拥。当晚的婚宴安排我陪新郎，两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不亦乐乎。
当年年底分红，扣除口粮等开支，我得到二百多元，赶紧让我大哥在城里找关系，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怀旧，好像是“陈芝麻烂谷子”，其实当中的酸甜苦辣，非今人所能体验。现实的东西，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而过去了的事却是今人少有知详的。“怀旧”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过去，再对照现今，不是可以悟出一点什么吗？有句老话叫“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知现在还能说吗？
周如福，男，1949年5月出生。1969年1月毕业于江苏射阳中学高中部，1969年3月到射阳县兴桥公社日新大队插队劳动，曾担任民办教师、公社新闻报道员。返城后长期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2009年退休后定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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