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追求上进的69届知青之“想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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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下乡时的照片
作者：孙武峰
一、从学生到“知青”
初中赶在了文革期间，只上了一年半，而且几乎没有正经的上课，因为上课太少，偶尔上过的几节课就印象极深：有数学的一元一次方程、语文的毛主席诗词《咏梅》、地理的中国地图等，其他更多的时间是搞运动：开大会，拥护这个、批判那个，也见过武斗，见过被打伤的老师……。一次广播里播了重要新闻，全校组织聆听，晚饭后就出发游行。
一路上敲锣打鼓，边走边喊口号，我也帮着班里的领队带领大家喊口号，午夜时分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冷冷清清的就只有我们这一群学生，组织者带领大家喊了几句口号后，又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大声说：让我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一起拥向天安门……，同学们向前“拥”了没几步便纷纷瘫坐在了地下，这场轰轰烈烈的游行活动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束了。一丝寒意袭来，同学们只好三五成群的相互拉扯着，像没了娘的孩子似的往回走，到了西四一带，有一个24小时饭馆，我们几个同学进去，带钱的每人凑了几分，买了两碗馄饨分成几份，又多要了一些汤，我吸溜吸溜地喝完了两只馄饨半碗汤，立马就有了一种“活着真好”的感觉。有两位同学脑袋贴到桌子上就睡死了过去，大家也就都瞌睡了一会，回到家时天已经亮了。
初中的另一项主课是支农。在麦收季节，凌晨2点起床去打场，搬运麦子、捡麦穗，休息的时候躺在麦垛上仰望星空，听着远处拖拉机发出的抑扬顿挫的突突声，天亮以后便有大群的乌鸦铺天盖地的扑到刚翻过的地里找虫子吃，又黑又亮的一大片甚是壮观。家在附近的同学还曾带我们在小河沟里淘过鱼，捞过虾，收获颇丰。
初中毕了业都要下乡，在火车站，一声汽笛、车厢里的女生们哭声一片，我们男生当然要表现的像个爷们——都没哭。到了湖北农场的第二天，劳动就开始了。
女同学摘棉花，男同学用一个像问号形状的铁钩子拔棉花秆，那棉花有一人多高，大一点的棉花秆比铁锹把还粗，这种旱地拔葱式的劳动，直把人累到腰折！
摘完棉花要入库，我们几个男同学像蛤蟆一样爬着堆积棉花山，爬一步退两步，茫然。
在码头卸船，枯水季节的汉江水位很低，要把船上的化肥搬到岸上就意味着要爬一个很长而陡的坡，只有我和小方，可以背着麻包一口气上到岸上，女同学四个人抬一个包，走三步要停下来喘一会气。麻包上有字：硫酸铵100Kg（200斤一袋）！
搬运木炭入库房，装木炭的麻袋像气球一样呼哧呼哧地把木炭灰喷的满屋子昏天黑地的，能见度也就两三米，有的老同志用毛巾盖住口鼻部捆在脑后当口罩，我们是不怕苦的，不屑于这样，但干完活后就不停地咳嗽，吐了几口像墨汁一样的黑痰，若干年之后在肺部的X光片上，好像是看到了这次吸尘器式的劳动留下的阴影。
收割水稻，一边挥舞镰刀，一边还要时不时地看看自己的腿上有没有蚂蟥，已经被咬过几次，那血流起来止都止不住。稻田里不光有蚂蟥，而且还有“大动物”，有一次在一块地快要割完的时候，稻田里忽然窜出来一只獾子，比家猫稍大一点，附近的几个同学都“嗷嗷”地叫着，张牙舞爪地追打，詹小韦眼疾手快，追了没多远便把獾子踩在脚下，赶来的老乡中的一个小伙子抢上前来，迅速掐住獾子的脖子和尾巴把獾子抓了起来，大家都连蹦带跳地跑过来看，只见小伙子转过身去一个健步跳上田埂，然后便大步流星地跑了，跑了！在同学们的责怪声中詹小韦怔怔地说，我以为他抓住了会给我呢，边上的老乡说：给你？归他了！这獾子能卖10块钱，顶我们三个月的工分收入！当时我们还没有工资，后来的工资也不过是每月18元，这件事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算是上了一课。
几十年的职场生涯，常会与农村来的或其他下过乡的朋友共事，论起干过的农活，没哪个比我干过的种类齐全，除了插秧、收割、养猪、挑粪等等以外，就是赶牛犁地这个活，没哪个能比，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控制好犁插入土壤的深度，拿一根小藤条轻轻地打牛屁股，干了几天以后那个牛就完全认识了我，我还经常弄一些青草喂它，早起出工时它会主动地跟着我走。说起种地其实也简单，在“自留地”种南瓜的地方多施一些厕肥，那南瓜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可以无节制地疯长，最大可以长到磨盘那么大，得有五六十斤重，而且还被送到北京“显摆”了一番。
冬天的晚上，几十人住的大库房的角落里，悠悠地传出一阵二胡和笛子等乐器演奏的当时的流行音乐《扬鞭催马运粮忙》，醉而闻之，突然停电，有人说“丹江水库没水了，睡吧”，有几只蜡烛点了起来，躺到床上抬眼一望，只见石棉瓦做的房顶因缝隙太大，在北风的吹袭下，几缕雪花，像瀑布一样飘落下来，赶紧翻出打背包用的塑料布盖在被子上面，把头也蒙住。第二天早起，塑料布上的雪堆的像个坟包，床下脸盆里的毛巾也冻得像砖头一样硬，到宿舍附近的水沟边洗漱时，沟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冰，打碎薄冰，看着有点发黄的水盛到脸盆里时好像也不算太脏，就这样洗脸刷牙。胡排长说“今天政治学习”，马上有人轻轻地鼓掌表示自己的高兴。
当时流行搞宣传队，杨丽、汪辰坚的二重唱，小伍的舞蹈，颜新中的手风琴，印象深刻。在初到农场的欢迎会上，知青们为老同志唱了一首出发前就排练好的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吹的口琴，男生女生分声部合唱、轮唱，在歌曲结尾的高潮部分——男生唱歌词，女生唱衬音“啊……”的时候，只见一位老同志摘下眼镜，用手绢捂住脸抽泣着并哭出了声来，一位大姐凑到他跟前说着什么，只见他满眼泪花的强作笑颜，哽咽着说“没事没事”。或许是因为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不经意间的绕梁之音触发了他的共鸣和伤感。
搬家，去南部场区，出发时已近傍晚，还是在岸边，同学们都坐在背包上等待，天彻底黑了，没有船来，只有远处昏暗的灯光。到了该睡的时候脑袋就不停地打晃，我便干脆解开背包，铺塑料布和被褥在岸边上，脱掉外衣就地睡下。清晨醒来，从“地平线”的角度看向远方，几株杂草的背后泛出了一抹朝霞，汉江水静静地流向远方（后来才知道这汉江乃是汉族称谓之源，难怪有如此诗情画意的感觉），赶紧爬起来打起背包。其他同学基本都是靠在背包上熬了一夜，此生只此一次“被”露宿郊野的经历，难忘。
年底征兵，坐车到县城，在一个学校的通铺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起抽血、量血压、查视力，又进到一间大教室里脱光，先量体重和身高，一位同学穿着裤头，医生指着他说“这样不行，要称净重”，还有一位同学戴了个帽子，医生好像没看见。管记录的像是两个女护士，但没穿白大褂，更像是学生，医生们也不管谁会有什么不自在，各种动作把我们折腾了半天……，回去以后才知道一位副政委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当兵，他说：让你们在广阔天地里继续锻炼是对你们的爱护，也是你们的光荣！感觉就像是又把我们捉弄了一番。
我被调到了汽车连，住的是小平房，一层砖的墙，土地面，四个人一间，晚上睡觉还是冻得不行，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盖在被子上。
一天熄灯后，刚迷糊了一会就听到床边作为矿石收音机天线的铁丝哗哗作响，打开手电筒一照，一只硕大的老鼠颤颤巍巍地顺着铁丝往下爬，铁丝太细抓不住，荡来荡去的掉到床上，立刻钻到我盖在被子上的棉袄里，好像是撞到了我的痒痒肉，我本能的一个激灵，拳打脚踢，那耗子也是冻僵了，摔到地下，蹒跚着爬了两步，我顺手抓起床边的胶鞋拍向老鼠，啪啪几下，不动了。第二天，一位广东籍的老师傅听说了这事，急忙跑过来把死老鼠从簸箕里捡了出来，还特意向我比划了一个拱手的动作表示谢意，又对边上的人说：一斤多肉！这位师傅还真是什么都吃，夏天的晚上拉上几个人，在一片杨树林中间用稻草烧一堆火，再用铁锹把敲打树干，树太粗敲不动，几个人便一起抱起路边的半截电线杆子来撞树，那树被撞的瑟瑟发抖，树上的知了都叽嘹叽嘹地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还是都纷纷地扑向了火堆，不一会便逮了半脸盆的知了，简单烤一下，直接就吃了。如果看到像大拇指那么粗的肉滚滚的蝴蝶虫他也要抓走，而且说这也是“一口肉”。
虽然是在农场，饭菜中也难得有一点荤腥，在驻地的附近到处都有似乎无主的水塘，有人就建议说天黑以后去打鱼，此言一出，一呼百应，有老职工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拉网，一网拉过来，最大的一条鱼有30多斤。第二天，食堂的菜里有了鱼，吃饭的时候有人抱怨说：我们辛辛苦苦弄来了鱼，还挨了批，倒是让厨子们给吃了个够，你看看光他们吐的鱼刺就有大半桶！
那年的夏天，酷暑难当，连续数日天气预报说的都是最高气温45度！洗完帆布做的工作服不用拧水，搭在铁丝上不到一小时就被太阳晒得焦干。和连里养的狗一起坐在树阴下，学着狗的样子张开嘴伸出舌头大喘气，脑门、脖子和胳膊上不由自主地沁出大片的汗珠，幸亏自来水是井水，据说水温是18度，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几棵树之间用苇席围起的淋浴间里冲凉，一直冲到浑身发抖再回到床上“取暖”，可以安睡几小时。
几天酷热后的一个傍晚，滚滚而来的乌云遮住了半个天空，接着便是雷鸣电闪、暴雨倾盆，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后来听说这次的降水量有200多毫米，天亮的时候有人在喊：修理班的油盆飘走了，快起来！翻身下床，发现床腿的一半已经浸在水里，赶紧去车场，把车（解放战争中缴获的道奇T234、载重5吨、右舵）开到了一块坡地上，登高远望，只见一片汪洋中露出的树木和房子好似在水面上飘荡。中午，王技师蹲在宿舍的窗台上，弄了一套钓鱼竿开始表演钓鱼。洪水退后，开车到各连去支援，那些地势低的地区，院子里晒满了被褥、箱子，还有一些书，淹水的痕迹几乎没过了房顶，一位大姐在说：“骇死人了，房顶上净是老鼠和蛇，幸亏房子没塌……，所有的东西都泡坏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在平时不出车的时候都是跟着老师傅学修车，在老牌知识分子许技师和王技师跟前学到了不少关于汽车的知识，甚至还跟着师傅们学会了用传说中的武斗神器三棱刮刀刮曲轴瓦的手艺。
有一次出车，在一条山间小路上，发动机舱忽然冒出了黑烟，赶紧停车打开机器盖子，忽地一下一团大火爆燃起来，眼看着师傅的脑袋上被燎起了一层白烟，当时也没水，更没有灭火器，我跟着师傅急忙跑到路边折了几截树枝扑打，越打火越大，又扔掉树枝用手抓路边的沙土扔到发动机上，一两把土也没多大作用，扔的胳膊都酸了火才渐渐的灭了。在这荒芜人烟的山里，要想回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车修好。师傅毕竟是师傅，用自带的工具拆下烧黑了的化油器，彻底分解并清理干净后再装上去，引起着火的空气滤清器也不装了，直接发动，着车，回家。
很多老师傅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们经常炫耀的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到新疆去打黄羊：晚上开着十轮大卡车，黄羊跑一会就跑不动了，很容易得手。现在还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学校的食堂里挂着许多半扇的羊肉，高年级的同学向我们指点着肉上的弹孔。现在想来，真是应该感谢当时的领导对我们这些“祖国花朵”的关爱。比较活跃的师傅还爱讲段子，说有一次去救火，帮着老乡搬东西，救火龙来了，消防员冲他喊了声“别动”，一股水柱劈头盖脸地喷了他一个跟头，他像个落汤鸡似地爬起来骂道：“你个兔崽子，瞄准呢？”后来的相声段子是不是打这来的也未可知。还有一次到饭馆吃饭，看到墙上有一个钉子，摘下帽子往钉子上挂，嗡的一声飞起来一个大苍蝇，帽子掉到了地下。再一次到这个饭馆吃饭时，看到那个地方还是像有个苍蝇，于是就抡起手去拍……，嘿！这倒霉伙计，咋弄了个真钉子。听这些段子时经常把人笑得岔了气。
二、当了个汽车兵
终于当了兵。在新兵连，每天晚上像做游戏一样搞紧急集合，第一天一次，第二天两次，第三天晚上搞了两次后还没怎么睡，早上天没亮的时候又再搞了一次，当晚第三次从被窝里爬出来打起背包，又背着背包跑步上山又下山，着实有点吃不消，我不小心被绊了个跟头，后来班里的人说我那一个前滚翻滚的像个风火轮！第四天晚上临睡觉前，我用口琴模仿紧急集合的哨声吹了几下，顿时整个楼道里像炸了锅一样，脸盆和牙缸的撞击之声响成一片，更还有楼上女生的尖叫之声，可见当时所有人的心态就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然后就开“班务会”批评我。我可能就是个不着调的人，在后来经历过的一段学习和训练期间，有一次我从教室的后门进到教室里，只见满教室里的人都在闷头学习，我用教官常有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慢节奏在后面踱了几步，引得众人回头，发现是我，都会心一笑。在新兵连这样紧绷的情绪持续了有三个月，每个人晚上睡觉时都竖着耳朵，听不到哨声反而觉得更加焦虑，也有人不脱衣服，蜷缩着靠在打好的背包上将就着过夜。一天早上班长在骂“那个谁谁昨晚干嘛了”，被骂的说“我一直在睡觉啊”，班长说“紧急集合你都不知道，点名时我替你喊的‘到’，你个‘瓜怂’”。新兵连结束前打靶，56式半自动100米有依托，9发子弹我打了82环，总算得到了表扬。
新兵连之后，我被分配到了汽车队。
那个年代经常会死人，就我认识的就有两个与财务有关的人自杀，附近的其他部队也发生过士兵打死长官的事，因事故而死的更是司空见惯了，据说川藏线上平均每天会有一辆车掉下悬崖。一次车队出车，我跟在穆副班长后面，突然一个急刹车，只见前面一个人从自行车上摔到地下，赶紧抬到我的车上，拉到最近的乡卫生院，一个胖胖的女护士使劲按他的胸，按了一会挥了一下手说，“颅骨都碎了，不得行了”。交警的结论是：死者骑自行车抓拖拉机逆行，负全责。唉……。
还有一次我在火车站送货刚卸完车，一列火车以反常的高速度呼啸着冲进车站，接着便是刺耳的急刹车声，有几个列车员冲下车来，看到我就跑过来对我说：火车撞了汽车！有几个伤员，请帮忙送到医院……，那当然救人要紧！车站的工作人员引导我绕了一大圈，把车开到了站台里的车厢旁边，车厢里抬下来男男女女有七八个人，平放到我这卡车车厢的地板上，只有一个人在喊疼，其他的都一动不动……，我把车开得飞快，即使是白天也把远光灯打开，还学着颜大哥的样子把喇叭按的像是在吹冲锋号。快到医院的时候一辆嘎斯51迎面驶来，也是军车，也开着远光灯，车上站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我意识到可能是医院的车就停了下来，几个医生上到我的车上简单看了一下伤员，又催我快开车，到了医院门口刚停车，一位像是专家样子的医生立马就上到车上检查伤员，有条不紊地安排其他人：这个送骨科、这个送眼科……，地下一大片医生护士迅速地把伤员用担架一个一个的抬走了，谢天谢地，都还活着，当时我就有一种对这位有本事的医生肃然起敬的感觉。
车队洪队长在多辆车出车时要带队，通常都坐在我的车上，他说坐我的车可以放心睡一会，他在训话时也常说“那个谁谁车是怎么开的，怎么还没有撞死”。一次去拉砖，我的车死活都走不起来，洪队长也觉得奇怪就自己开，他先调了一下化油器，开起来时油门始终踩到底，发动机吼叫着，但也快不了多少。卸车的时候拿了几块砖到地称上称了称，又估算了一下，然后就骂了起来，“那个谁谁龟儿子，算数都不会，四吨的车拉了六吨半！走的起来才怪”。
我开的车型是解放CA10B，确实“低扭”不行，于是和修理工小范商量“刨气缸盖”，虽然没怎么上过学，车队里有关汽车的教科书还有几本，增加压缩比应该能增加动力。小范认识一个刨工，但这刨工是个二把刀，没弄几下就给刨“花”了，不得已又请了他的师傅来弄，原打算刨半毫米，最终不得不刨了约1毫米，装好后试车，感觉好多了。之后出车到阿坝拉木头，翻越鹧鸪山时正赶上一场暴风雪，当晚便住在了山后的一个“服务区”。第二天早上一出门，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据说昨夜的最低气温有零下20多度！车场里外几十辆车，没有一个能发动着车。有几个地方车的司机开始在车底下点火烧油底壳，还要来开水加在水箱里再试着着车，完全无用。带队的刘技师本想也用一下“火攻”，他先让何铁拿一团棉纱到油箱里蘸一点汽油，一会何铁哆嗦着过来说“我把棉纱掉到油箱里面去了，手要冻掉了”，一向儒雅的刘技师也忍不住念叨了一声“锤子呦”，还好这车有副油箱，还不至于绝望。刘技师便决定改变方案，凉车启动！拿一个空酒瓶，捆上铁丝顺到油箱里打一瓶汽油上来，瓶口再半堵上一块胶皮（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点着火这就叫燃烧瓶炸弹，也不知刘技师是从哪里学来的），卸下空气滤清器，三个人同时操作：我在车里打马达、踩油门，刘技师拿着汽油瓶往化油器里倒汽油，另外的人轮流在前面摇车，弄了一会，发动机从完全不反应，忽然嗯嗯的转了几下，刘技师兴奋起来，吆喝着“继续、继续”，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发动机突突、突突的好像着了，但还是熄了火，刘技师说要活动活动，便让别人来倒汽油，自己到车前面狠命地摇车，车终于着了，我在车里使劲轰着油门，心想刘技师真是天才，居然能想出来往化油器里倒汽油这一招,而且还能估算出在零下20多度时的油气混合比例！刘技师招呼人说快去屋里把水拿来加水，再烧一会发动机就烧化了。车场里第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引起了一片骚动，有几个地方车的司机满脸堆笑的走过来对刘技师说：还是军车厉害！打起仗也不误事，军民一家嘛，帮帮我们拖一下车吧。我把我们自己的车拖着了之后，只见一个地方车的司机已经挂好了钢丝绳在等我，其他许多车的司机也都撤掉了车下的火，盖上机器盖子，两只手揣在袖子里等待拖车。我让被拖的地方车用四挡，我用二挡，围着车场转了一圈，那个8吨的柴油车才噗噜噗噜地喷着滚滚的黑烟着了车。地方司机说，我们有一个车就可以把所有的车都拖着，谢谢、谢谢。现在回想起这段故事我忽然似有所悟，我这车刨了气缸盖刘技师是知道的，怪不得他要选择主攻我这辆车，或许也算是对我这种“创新”精神的认可吧。
油箱里进了棉纱需要彻底清理，再加上接缝的地方有点渗油也要焊补一下，回来后就拆下油箱，因为担心有剩油会着火，又用水灌在油箱里面涮洗了一遍。准备焊接时，焊工很有经验的凑近油箱口闻了闻，又划了一根火柴试了一下，只见油箱口红光一闪，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在后坐力的作用下，油箱旋转着、扑楞扑楞的滚了老远，本来蹲着的焊工也一下子跳了起来，接着就是一个后滚翻，赶紧过去扶他起来，虽然脸上有点黑，幸好还无大碍。
开卡车上坡减挡是一项稍有难度的技术，当时的变速箱没有同步器，轰油减挡稍有差池就会咔咔作响，新手因上坡减挡不成功而停在半道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那笨的遇到陡坡就提前挂上一档，然后用老大的油门晃晃悠悠的上坡，老司机看到这样的都会骂上一声“这是谁教的”！有一次在煤场拉煤，我看到一个满载的地方车上陡坡，速度越来越慢，发动机的转速越来越高，但没有减挡轰油门的声音，经过琢磨我明白了：深踩的油门不动，两脚离合之间迅速减挡，我和徒弟都掌握了这一手之后，以后凡有机会都会炫耀一番将这手动档的卡车开出自动挡的感觉来。
开卡车主要是拉货，有时也会拉人。有一次到县城去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车上挤得满满的，我用最柔和的油门和刹车稳稳当当的到了县城，停车后没一会，只见一大群人围在那边叽叽喳喳，一个熟人悄悄地跟我说“刚刚车上出‘事’了，你还不如开的猛一点呢，那女的想躲都躲不开”，又见远处一个人蹲在墙边，缩头缩脑的好可怜。
出车经常是拉木头，在高原的山坡上，因为伐完一片树林路就废了，所以不专门修路，车开过几次就轧出了一条路。那是一个得有四十多度的陡坡，上坡时看不见路，只能看见天空，就好像开飞机一样，空车要用一挡才能上去，回程满载下这个坡时也要用一挡来憋车，刹车稍急就会有一种要来个前滚翻的感觉。
工人装车的时间很长，我就想到这密林的深处去逛逛，走了大约几分钟，忽然看到一个人抱着一支猎枪、靠在一棵大树边在睡觉，我试探着和他打招呼，这位猎人见到有人来异常的高兴，热情的招呼我到他的家里去做客。他的“家”就在山坡边上一处天然的石壁凹陷的窝里，石面上铺了一块兽皮就是床，床边堆着几只猎物，地下一堆篝火，在篝火灰下面烤一块面饼当伙食，还有一条猎狗，那狗要咬我，被主人喝住，见了狗不能躲，我上前抚摸那狗的头，那狗立刻甩头把我的手叼在嘴里，我又把手向它的嘴里伸……。现在回忆起那时与狗打交道的经验使我想起了孔夫子，儒家理论的许多观点似乎就是把群居动物的行为规律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比如狗就和人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猎户的这条狗似乎天生就懂得我比它“官”大，到底也没敢咬我，也难怪现代的骗子总是会像我这样利用多数人（或狗）受这种“高低贵贱”思想的束缚，假装成大官或大款来行骗总会屡试不爽。猎户非常友好的拿了一块面饼请我吃，我客气的掰了一小块放在嘴里，太硬了，把牙硌的一阵酸痛，直到告别的时候这块饼还在嘴里转圈。这猎户一般七八天下山一次，就搭拉木头的车，回来也是搭车，到外面去卖他打的猎物，有麂子、熊、野羊、野鸡等，然后便在小饭馆里一醉方休。
与卡车司机打交道较多的是民工，装车卸车非常辛苦。有一次我拉了一车建筑垃圾要卸到河道里，为了让民工省点力气，我把车尾倾斜向河道有30多度，这一车垃圾很容易的就出溜了下去，但是车要往上爬时却打滑了，不得已，跌跌撞撞的把车倒到河里，然后像开船似的劈波斩浪找到另一处缓坡冲到了岸上，车上的民工也在上面晃来晃去的叫着“呦嗬，安逸呦”。卸木头的时候，为了省力，我让民工用大绳一头捆在大树根部，另一头捆在原木尾部，然后我把车向前开，让木头从车上滑下来。民工里也有小工头，经常要请我们吃饭，当我们执意不肯时，他便坚持不卸车。有一次他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姐姐、姐夫家，虽然是普通的农家，那回锅肉炒得喷香。下午，他便说希望我们给他多拉一趟……，感觉不对劲了，这小子肯定有点不地道。
有时拉木头就在岷江靠近都江堰上游不远的地方，河滩的缓坡处堆满了从上游漂下来的木头，那是高原上的伐木工直接把原木滚到岷江上游的支流里，通过“水运”漂到了下游。装车的工人经常拿不准木头有多重，有时把车压得都“蹲”了下来才罢手。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车从河滩里满载着木头爬那个临时土路的陡坡，要上到高处的公路上，没爬上去，停在了陡坡的中间，车上装的木头太长，在后面坠的车头都翘了起来。现场就我算是当师傅的，处理险情义不容辞，我上车挂上一挡用最大的油门做坡起，车子不但没起来，反而因为前轮抓不住地，右前轮被这一冲而悬到了路肩之外，幸亏车后的长木头被峭壁绊住，没有侧翻到河里。不得已，到公路上拦车请求救援，十几辆车摆摆手过去了之后，一辆地方车的师傅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情况后二话没说，直接挂上钢丝绳帮助拉车，很多围观的司机都说“不得行，两个车都要糟，还是卸车吧”，边上又有人说“卸车卸到什么时候，我们那么多车都出不去……”，我大义凛然的上到车上向拖车的师傅挥手示意准备就绪，小吴过来轻轻地对我说“开着车门，控制不住就跳车”！听那个拖车的师傅一轰油门就知道这是个老把式，我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我和他的配合也像是只有“老司机”才明白的默契，虽然失败了几次，最终还是成功的上去了，卸钢丝绳的时候我向师傅敬礼致谢，师傅说“不用谢，相互帮助嘛”，听那口气好像是他认识我！此时周围好像有掌声。回程多是下坡，那车走起来有时两个前轮都离开了地面，有点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其实那一带路边的景色本来就如同仙境一般，像九寨沟那样的美景时不时的也能见到，但也有个别意想不到的“景观”，比如在许多高原小河的木桥边会有一块牌子，写的是“禁止在桥边炸鱼”！
在汽车队也不全是开车，曾经有一个去养猪的差事，副班长派活的时候有点犯难，我仗义，去养了3个月的猪，每天熬猪食、喂猪、清理猪圈、维修猪圈，睡觉前还要把那个老母猪从“炕”上赶下来撒尿，久而久之似乎有了一种当领导的感觉。
有一天一个半大的猪病了要打针，我和同伙铆足了力气把猪按住，另一个同伙一针扎下去还没推药，那猪就“啊啊啊”的叫着连续的做鲤鱼打挺的动作踢开我们，然后便腾云驾雾般的跑了，弄得我们满头满脸都是土，老粗的针头也给撅弯了，于是班长亲自上阵，在运动中揪着猪尾巴一针下去，大概也就一秒钟就把针打完了，但可惜的是打针吃药两天也没见效，班长苦着脸有点犯愁，最后还是骂了一句：不争气的东西，杀了！可能是病猪也不用记账，我们连续吃了好几天的肉，当时就有一种好事全让我给赶上了的感觉。后来又有一个带新兵当班长的差事，又是我仗义去了。我们刚入伍的那次新兵连军训，或许是因为有女兵，教官们（前面提到的做体检的医生们也是这样）就像是动物世界里的雄性那样，在有雌性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个的都抖擞精神，把我们折腾的苦不堪言。但这次没有女兵，所有的训练都不那么紧张，紧急集合也没搞几次，感觉好事又让我给赶上了，也不知我带的东北的兵是否还有人记得我。
那年的夏天，我的卡车司机生涯戛然而止，我调到机关去了。就这样，我以“工、农、兵”的身份走完了我的“学生”时代。
文章来源：兵团战友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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