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厂的雪花——知青返城后的故事
打磨厂的雪花
一个春天中寻找的故事
在那时，能回到城里，几乎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是超乎一切的幸福。于是，一切山盟海誓，都在这蔚然大观的返城潮中轻易地化溶了------
北美红红的枫叶，总是令人和白茫茫的大雪联想在一起。温哥华的纬度比我曾经生活过的中国东北和北京高出很多，理应当地的人们对下雪很能应付，但实质不然。每年下前几场雪，媒体都惊呼是在给温哥华人上课了。温哥华附近海面有太平洋暖流，很少下雪，尚情有可原，但加拿大东部冰天冻地，也会在突来的风雪中不知所措，就让人不可理解了。大约是前年九月前后，东部一带的妇产医院发现婴儿出生率突然猛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人们才想起与年初的一场大雪有关。一位产妇不好意思地说，那几天大雪封门，待在家里，不做那事，还有什么好做的？大雪诱酿了愉悦的男欢女爱，催孕了无数新的生命，这就是单纯与憨厚的加拿大人的和平生活。大雪体贴地遮掩了人的隐私，净化了混浊的世俗空气，让人在短暂的避难中重回温馨人性的乐园，然后留下更多的回味和联想。
北京也下大雪，但印象中从来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如此大的影响，也没听说计划生育的宣传干部，在大雪期间会比以往更为忙碌和紧张。但是，多年以来，当那纷至沓来的雪花飘零在头上的时候，我会感到一种人生的神秘。这种神秘已经消逝，不会再回来，但永远会是人生中的一种记忆。因为这飘逸的雪花是在春天中飞洒下来的，它不像冬天的鹅毛大雪，劈头盖脸，寒气逼人，而是轻柔地蕴藏了一个和初恋有关的故事。
这个初恋其实是一个荒唐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六十年代末，我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从上海来到东北的北大荒，在深山老林里开垦荒地。那个年代谁也不对未来有任何幻想，每一个人认定大城市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了，是被遗忘的一群。许多人谈起了恋爱，有人甚至在那儿结婚和生儿育女。我也有了一个女朋友，是北京知青，一开始大家都是海誓山盟，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分离。但后来渐渐出现了一个返城风潮，先是有门路的，通过各种关系回到了城里，后来是没有关系的，则通过各种借口，如因病因家变等，也陆续回到了城里。在那时，能回到城里，几乎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是超乎一切的幸福。于是，一切山盟海誓，都在这蔚然大观的返城潮中轻易地化溶了。她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想要回城，然而，我是一个牛脾气的人，很认真地认为男女的感情是天生第一，不能把回城放在第一位。终于，有一次她回北京探亲后再也没有回来，我推断是她母亲出的返城主意，把我们拆散了，一怒之下写了一封长信给她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通。她吓得从此不敢再与我来往，我也就此了断这所谓的初恋。
一九七九春天来临时，不但整个国家和民族似乎在甦醒过来，我个人也办好了回上海的手续，同时准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研究生考试。我同每次回上海一样，路经北京时会小住几天。住的地方是我在北大荒一个北京知青朋友的家里，地点就在虎坊桥，他的父亲是新闻界的老报人，我叫他伯父，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总忙于街坊工作，我顺应叫她伯母。原先那位女朋友，我曾带她去见过伯父和伯母，就像带她去见未来的公公婆婆一样，他们对她也极为熟悉。我和他们一家亲如家人，吃住睡如同自己家一样。在这以前，我的这些朋友是一大帮，各自还没成家，摆出一副改革社会忧国忧民的架式，醉心于各种风潮，从七六年的siwu运动，到七九年的xidan墙，没有一样少得了。我们这帮人经常是吃住在他们家，伯母往往煮了一大锅饭，谁也不客气地端起就吃，吃完把嘴巴一抹，也没有说一句谢话，又高谈阔论国家大事和社会改革来。经常谈到深夜，末班车过了，伯母就会从大木柜里抱出许多被子和毯子，往地上一铺，大家边谈边睡。那时，伯父和伯母也会兴奋地参与讨论，听我们传播各种消息，但我却往往发现他们眼光中的忧患。因为这究竟是在北京，谁的家里总是聚集这么多人，不被注意也是一种奇怪的事。好在那几年也是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竟也成了我们得以侥幸而过的空间。这个时候，许多人都已有了女朋友甚至成家立业，而我还是孤影一人，我几次发现伯母对我欲言又止。终于，有一次伯母问我，还想不想去找她？我坦承地说，我把她母亲骂成那个样子，已经是泼出的水，还能收回吗？再说，她现在不知是否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有了，不是自讨没趣吗？伯母沉吟了一会，说，你在北京多住几天再说。第二天，伯母一早出去，我在她家里百般无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几乎有一整天的时光。傍晚，她红光满面地回来了，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向我小声报告说，从原先那些在北大荒的朋友处得知，她的母亲已经不在原处住了，所以，不妨去她家看看。我当然是不敢去的，分手那么些年了，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伯母果断地说，我陪你去，你只要告诉她家的门牌，其他都交给我了。她不由分说，匆匆找了一件外套穿上，硬让我在前面带路。在路上，她跟我反来复去说一句：朋友还是以前的好，能找回来就一定要找回来。
她的家在天桥附近，具体地址我并不记得，只能带着伯母凭印象找，一直走到天坛东面，在一栋居民楼下找到了。伯母让我在外面等着，她一个人先去楼里找。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些忐忑不安在对面街道上等着。很快，伯母就出来了，说她家已经搬走了，向原先她家的邻居打听，她搬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知道她弟弟目前单独住在前门的打磨厂，但具体门牌是多少号，邻居也不知道。回到家里，伯母坐在那里发愣了一会，然后下了一个决心：明天我带你去打磨厂找！天哪，打磨厂是一个地名，谁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家，怎么个去找！但伯母整晚的一腔信心，比我自己还热心，除了让我感动，跟着她去找寻，没有再多的借口推辞不去。
第二天一早，伯母让我把回上海的火车票往后退几天，她白天要上班，但一定会想办法早一点回家，同我一起去打磨厂。这是初春的天气，白天还是晴空满眼，只是风沙已经在侵蚀北京，京城弥漫着一种让人不易察觉而又无时不感到存在的逼进感。到了中午，太阳慢慢被遮掩了，看不出是天变了，还是风沙在逞威，一直到了下午，有些侵骨的凉意袭来，而且空中隐隐有些细小的雨珠，才知道是变天了。我想，好像是要下雪，今天不能去打磨厂了。大约是四点多的时候，伯母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她的脸本来就是红扑扑的，在风沙吹拂下，又加上很着急的样子，更是红彤彤的，热情的像一团火。我问，这天，眼看下雪了，还去？她说，当然去，打磨厂很近的，一会就到了。伯母一边说着，一边从箱子里找出一件浅蓝色呢子大衣，又从衣柜里扯出一条丝头巾，好像把自己裹扎紧了，然后用一种似乎命令的口气说：走！
在这以前，我虽然多次去过北京，闭上眼睛都能知道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细节，但没有想到就在广场的咫尺之距，会遍布着这么多密麻而又古老的小胡同。
打磨厂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其实看来伯母也可能没去过，因为我看见她此前还在向邻居打听走法。我们坐了那辆北京人都应很熟悉的五路公共汽车，在前门下车，伯母说，打磨厂就在前门那一带，从大北照相馆前面往东拐进去就是了。但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好找，因为打磨厂虽是一条街，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胡同，又分什么东打磨厂，或西打磨厂，我们还着实花了一些时间，真正找到时，天已昏暗，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沥沥细雨已经变成小雪花，纷纷扬扬飘了下来。在这以前，我虽然多次去过北京，闭上眼睛都能知道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细节，但没有想到就在广场的咫尺之距，会遍布着这么多密麻而又古老的小胡同，恍如本世纪初的古国旧市，但又没有那种古国的安宁，而是凭空多了都市的嘈杂，耸动着本来就不应属于这古街的欲求。伯母坦然地走着，又要不时安抚我，说这地方不大，应该会很快打听出来的。我们俩是一前一后，伯母只要在前面走，就是一种带领我去寻找的命令，那是一种不由分说的跟从。在天坛那儿，伯母无法知道具体门牌，但有人告诉她可能在几十号，不会超过一百号，伯母不知如何计算，把范围定在从二十号到八十号之间。伯母敲了第一家大门，很长时间没人开门，她推了一下，厚重的大门并没有锁着，吱吱地开了，原来是一个四合院。伯母说，在情况没有弄清楚以前，我不要跟进去，只要在外面等着消息就是了。我不安地在外面等着，看着暗淡的路灯下面像飞蛾一样晃影的雪花，恍若隔世，不由奇怪，自己怎么会身处这样一个古老的胡同里？我在寻找什么？伯母在寻找什么？大约有十分钟左右，伯母出来了，说这一家没有，再往下找。伯母说，这个胡同不长，很快就会走遍的。在下一个大门前，伯母不再敲了，很熟练地轻轻一叩，门打开，就坦然地走进去了，然后返身把门关上。这一次稍长，我想可能会有新的线索，但仅仅十几分钟，伯母出来了，有些失望地说，这家没有。伯母脸上有些歉意，但又有一种坚实的不屈。我跟在后面，任凭伯母一家家地往下找，从二十号到八十号，中间很多是空号，但算下来也有二三十家了，而且问题还在于，每一号不是一户人家，而是一个大的四合院，加上新的间隔，一般都有好几家甚至上十家。我不知道这个晚上是不是要全花在这上面了，而且我总在问，为什么来这儿，我始终有一种茫然，甚至感到荒唐。
就这样，伯母走进一家，又走出一家，每次伯母出来，总是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失望，但总会反来复去地用一个理由安抚我：“本来想必是后面几号的，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家家找下去，不要漏掉，免得到时回头再找，就有重复了，你放心，愈往下找，希望愈大。”她每次说这话时，都不是站着说的，而是坚定地在前面走着，头也不回看我地说着，那不能不说是温馨中的一种执着。
我是近于傻乎乎地跟在后面，没有一丝反抗机会地踏着伯母在这条古老胡同的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我后来曾查过，打磨厂以前还是很红火的，尤其明代中期以后，郊区的工匠集聚于此地，不但打磨剪刀，而且为皇上打制兵器，京城无人不晓，到清代以后，打磨厂往东发展，又出现了书画和文具店铺，一直伸展到崇文门大街，一文一武两个行业侍拱在皇帝眼皮下。但此时一切不复存在，简陋的胡同把古代的辉煌都埋在了历史下面，无声无息了。这时，雪愈下愈大，满天的春雪，像棉絮似地飘洒下来，竟把整个黑夜映衬的泛亮和白晳，只是我们两个人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以及昏暗路灯投射出我们两人在雪地上的身影，使我们的思绪还縈廻在胡同古老的沉默中，显得如此孤独和单薄。伯母本来就长的比我矮小，起初在我前面走的时候，那浅蓝色呢子大衣，头上那紧紧包裹的头巾，始终在我眼皮底下，我只是像顺从母亲一样，跟在后面，但现在，那白白的雪花飘在伯母的头巾上，洒在那浅蓝色的呢子大衣上，所有大自然的一切都没有让她怯懦，由于路并不平，有时深深浅浅地走着，我不禁感动了，那本来比我矮小的身子一下子在我前面升起来了，一晃一动的肩膀，双手插在衣袋里，沉沉稳稳的脚步，指引着我向前去寻找。我明白了，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去寻找，但我想，应该跟着伯母这样寻找下去，那不是寻找一个人，而是寻找一个人所应珍惜的历史和过去。
雪更大了，伯母在昏暗灯光下的北京古老小胡同里，披着满头巾的雪花，一家一家地推开门，走进去，又一家一家地空着手走出来，带着我这个不知掉失什么的人，在顽强地找寻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当人拥有的时候，多半不珍惜，唯有在这飘飘雪花中找寻的时候，才会感到已经失去的，要重新找回时，是多么地困难，是多么地遥远。
大约这样找寻了十多家的时候，记不得是离八十号还有多少家，总之起码是在六十几号以后，伯母走进去了一个大门，不像往常那样十几分钟就出来，而是过了二十几分钟还没有出来，我凭直觉是有情况了，时间多一分钟过去，似乎希望在增加一分，但我胡思乱想，在那个治安不太好的年代，时有刑案发生，不觉又有着一分的担心。起码有半个小时以后，正当我努力要判断应该不应该为伯母的安全冲进去的时候，门吱地响了一下，伯母轻盈地走了出来，双手还是稳稳地插在衣袋里，那身上的雪花已化成水，头巾和呢子大衣上湿漉漉一片。我注意地看了一下，背后并没有人跟着出来。还没走到跟前，伯母就朝我点了点头，说：找到了，就在这个院子里。但伯母的神情没有那种理应有的兴奋，我倒纳闷了。
伯母关爱地看了看我，我还跟在后面。伯母说，她的弟弟一个人单独住在这里，她自己现在并不在北京，当年她实际上没有办成回北京，而是到了山西一个亲戚家落户，现在省城一个中学教书，但具体地址他没有，只知道她每年放假会回北京来，住在她妺妺家。听她弟弟的口气，她应该现在还是独身，没有男朋友。详细情况，还要找她妺妺才能清楚。她妺妺现在住在鼓楼大街，只知道胡同的第一个字是“国”字，应该不难找，但没有具体门牌。我很奇怪，为什么连弟弟也不知道门牌呢？伯母看了我一眼，我分明察觉了那一丝真正的忧愁。伯母似乎犹豫了一下，但瞬间又坦然地问：我记得你曾告诉我，她家有精神病遗传的病史？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伯母告诉我，见了这位弟弟后，发现他有些迟钝，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许多应该知道的，他也麻木矇然。而且，几位邻居也远远望着，也有的隔着窗户在看，伯母总感到他应该有些不正常。我没想到情况会这样，一下子没有什么要说的。伯母见我不说话，也不再说了，但我感觉到，在回去的一路上，她始终在很注意地打量我的表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没有了。满地的白雪已经在潺潺地溶化了，古老的前门大街开始又涌动人流。回到家里，刚一进屋，伯母把那头上的头巾摘下来的时候，我眼前立即闪飘出打磨厂那满胡同的雪花，和一直在我前面带领的脚印，我突然想到应该有一个决定。
我对伯母说，明天，我就去找她妺妺打听情况。刚刚在沙发上坐下的伯母，又立即站了起来，欣慰，微笑，像绽开的花，她显然很高兴，说：做人应该这样，无论现在如何，不要随便放弃。也许，她的家会有一些困难，但也正是在困难中，才能认识一个人，困难也就是一个机会。接着，伯母讲了一些具体的情况，说：由于我和她母亲以前恶语相向，在没有弄清情况下，还是要由她出面，但目前不知道具体门牌，所以我先去打听地址，再由她上门去看她妺妺。她预期我打听这个地址起码要好几天的时间。
第二天，伯母上班前，对我说，听说鼓楼那儿是有一条叫国盛胡同的，你可以先去那儿的派出所打听，如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人。那天早晨，我像换了一个人似地，好像充满了朝气，天气和平常一样晴朗，但又觉得和平日不一样。我从伯母家坐五路到前门，再从那儿坐十六路车前往鼓楼。到了那儿，才发现老北京的复杂，胡同都是小小的，隔了几条街人们就不知道其他胡同了。那幢历史闻名的鼓楼，高高地耸立在大街的尽头，似乎很神秘地关注着人间所有的一切，又好像冷漠麻凉地远远看人们在它底下瞎忙。我在鼓楼下面转来转去，以它为中心打听国盛胡同在哪里。终于，在一个卖菜女人的指引下，在鼓楼的背后找到了国盛胡同。
我从胡同口走到胡同尾，找不到什么派出所，也没有看见居委会之类的牌子。我敲了几家人家，希望能打听出派出所的地点，但大白天这儿没有人家应声开门。我又不敢多敲，怕打开门的正是她的妺妺。一直到将近中午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孩，才得知派出所在很远的地方，就在我公共汽车下站的地方，我白白走了那么多的冤枉路。
很奇怪，这个派出所竟全是女的。年老的女人，年轻的女人，有穿制服的，也有不穿制服的，但她们那种对我警惕的眼光，却是一样的，事实上也是我预想中的。接待我的是一位满漂亮的年轻少女，虽然没有穿制服，但可以看出经过训练后的那种军伍气质。那时还不时兴叫警花，以现时的标准，已绰绰有余了。她扫了我一眼，问有什么事，我简单讲了一下要求，希望能打听出她妺妺的地址。她将信将疑地又把我扫了一眼，我想，她肯定在过滤我是不是一个骗子之类的判断。她冷冷地说，需要介绍信才能查地址。我说，天哪，同志，我找女朋友还要介绍信啊？她第一次有了笑容，说，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把一个居民的地址随便给人啊！我有了耐心的准备，于是，跟她讲起了，我是从北大荒回来的，然后讲起如何交这个女朋友的，后来为什么又吹了，又为什么和她母亲结下了仇恨，现在我回城了，想去找回失去的感情。我不是在编故事，很多细节使她相信了我的话，她的笑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自信和公事公办，而是在抿着嘴笑听我往下讲故事了。我知道她已经慢慢地解除怀疑，于是再告诉她，本来我要回大上海了，而且马上会成为一个研究生，不愁找不到其他更理想的女朋友，如此要去找原来的女朋友，是因为受到了伯母的教诲。这样，我又讲起了昨天晚上伯母带我冒雪去打磨厂找她弟弟的故事。她不抿嘴了，而是睁大了眼睛，在听好像很神圣的一个传说，这些传说本来是应该书本里才有的，本来不应是真实的。我一直是拙于口舌，不知那天为什么会讲这么多的话。
这时，我突然发现，派出所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在傍边饶有兴趣地听着我讲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人在怀疑我的故事。我嘎然停止了故事。短瞬的静默。那个年轻警花还睁着大眼睛。旁边一个年龄较大的穿制服的人员，这时把已经拿在手里的户籍册送来放在她面前，说，这就是国盛胡同的名册。年轻女子再次问了她妺妺的名字。她真的认真了。那时还没有到电脑的时代，一切档案和资料都在厚厚的户籍本册里，不可能输入一个指令就会自动显示出来，而且好像也没有根据姓氏先后检索的办法，而只能按地段和地块一个个查。也难为这位年轻警花一本一本找，一边查，还时不时瞟我一眼，心想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在这样的一个胡同里寻找以前的女朋友。她先是抿嘴偷偷笑，后来皱起了眉头，问，你真得可以肯定是在国盛胡同吗？我说，她弟弟没说清楚，但第一个字肯定是国字。这次，她的眼睛睁的更大了，好像能把我呑下去似地，有些怒不可遏，把户籍册一拍，见鬼，你为什么不早说，这儿带国字的多了------。一大串很可能更难听的话堵在她嘴里还没有出，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老女警，已经手捧着更厚一册户籍本过来，在她面前一放，说，离鼓楼最近的还有一个国旺胡同，好在范围不大，顺便查一下吧。年轻警花一下子不说了，很乖巧地接了过去，还不忘瞪了我一眼。我估计她是这儿的头儿，然后她往旁一坐，有模有样地看着我们。
警花有些不情愿地翻开那厚厚的户籍本，但很快她就笑开了，问我能不能再讲一遍她和她妺妺的名字，我说了一遍，又问我原先她们的地址，我说，根本不记得地址，我只是坐五路汽车在天桥下车，走到天坛东面一点就到了。警花又笑了，说可以了，应该是这家，她妺妺住在国旺胡同第几号里，常住户口就是她一个人，她妈妈已经重新结婚，住在其他地方，她的姐姐则还在山西，但有在国旺胡同临时居住的记录，最近一次是在寒假期间回来的，过完春节就走了，她可能是在当教师吧？我说，正是了。警花找出一张纸来，咬着牙，一字一字地把国旺胡同的地址写下来，往我面前一扔，恢复了一种警察的口气说，记着这个地址了，找女朋友找错门牌可要出麻烦的了。那位年长的警察走过来说，找到了可别忘了给我们送糖啊。我慌不迭地一面感谢，一面表示打扰了要告辞，没想到，我刚要跨出这个派出所门口时，满屋子的警察不约而同站了起来，看着我，没有人多说一句话，但我想这或许是小胡同里的警察的一种祝福罢。
那天晚上，伯母回到家里，刚端起饭碗，听我找到了鼓楼的地址，立即把筷子一搁，说，这么容易？我们现在就去！她又把那件浅蓝色呢子大衣和头巾找了出来。她想了想，又说，那边情况不明，还是她一个人先去看了情况再说。那天晚上，她去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家里等她，只怕她赶不上末班的公共汽车。这个晚上没有飘雪，整夜是每年常见的来自西北的风沙。
一直到将近十二点时，伯母披着一身风沙回来了。人当然找到了。只是，这个春天中有关雪花的故事，很快融消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和生活中。轻轻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切竟是如此简单——伯母找到了她妺妺，从她妺妺那儿找到了她的地址，我们通了信，然后又在北京见了面，但是，由于事过境迁，双方形若陌影，终于没能结合在一起。伯母对我们两人的选择没有任何责怨，但我看得出来，她为这个故事的不完满而始终在遗憾。我倒一直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完满。反而实实在在是我人生一堂完满的课。不久，我有了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她一认识，就带她去伯母家，伯母在我们两人面前照例是不会提及如何帮我去寻人的，但是，我却是从一开始就跟妻子讲打磨厂的雪花，讲那顶着雪花的头巾在我前面的身影。我反复告诉妻子，很多时候我们会花精力和脑力去拼命地寻找，原因就是往往对已经得到的不加以珍惜，拼命地寻找，轻易地失去，人总是一遍一遍地重复这种生活的错误。
我们结婚后，我只要牛脾气一来，她就会去找伯母，可怜的伯母也经常从西南的虎坊桥来到东北的城郊新区。来到加拿大后，妻子有一天突然想起，说有一次伯母来我们家后，深夜回去，在前门下车，已经过了换坐的末班车，她就一步一步走回到了虎坊桥。于是，我们再一次重温了打磨厂的雪花。那几年，正是我在新闻和出版事业上施展抱负的年代，我同时主办了几个刊物，后来，我和一位朋友又弄到了一个刊号，准备办一份杂志，我们起的名字就叫《美丽世界》，专门以刊登温馨人性故事为主。我准备在创刊号上写下打磨厂的雪花，但是没想到，当我们邀了好几位朋友筹办时，当时中国炽热的政治氛围，把每个人熏得热乎乎地，朋友们直呼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刊号，办《美丽世界》太俗了，于是神差鬼使办了一份以研究国情为主的政治性刊物。结果，只出三期，就被禁出，一伙朋友像鸟般地逃散，再也不谈什么俗不俗的了。这是八十年代末所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只是，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完满的含意是什么。许多年后，我来到温哥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教授，这是加拿大西部最著名的大学，但是，在这茫茫的陌生世界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有的一切，现在真正需要寻找什么，而又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第一年圣诞和新年前后的一个夜晚，也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时候，我按着一位朋友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在大学校园里一个很小的教堂。那并不是做礼拜，总共就只有六七个人，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和学生。壁炉里吐着红红的火苗，想起窗外满天的大雪，我突然有了一种安全和踏实的预感。有人在念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需要，为这慷慨的允诺而一下子皈依了。我想起，我们无数次在风雪中颠簸行走而所寻找的，也许就是我们本来就有而后来又被我们自己遗忘的。造物主本来给了我们的都是有血气和有灵肉的，而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感，忘记了人伦，结果往往要重新回头寻找。我们也常常忘了，当我们拼命寻找时，我们也在被寻找着，就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中所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一个远离了故土而在外飘泊流浪的中国人。是不会拒绝这种被寻找的。这是我在加拿大第一次下雪中所领悟到的安身立命。
以后，我离开了这个大学，到其他地方工作，再也没去过那个小教会，听人说那里每个周末都是人满满的，有上百人之多。但是，我怀念的还是那年下雪之际，只有六、七个人的那个晚上，窗外飘天的大雪，屋内那温馨的壁火。只是，这一切的领悟，都源自北京打磨厂那个雪花纷扬的夜晚，伯母那矮小而坚实找寻的身影。
（寄自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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