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骑马骑趴蛋、人在屋檐下
那是一九七一年夏日的一天，我在队里无事可做。正好叶登扎布的马群缺人手，要我去帮忙，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放马。
饮马井和蒙古包都坐落在大队部的西南方向，距离大队部大约三里多地。称为阿道霍特格（意思是：马井）。它的东南方向就是呼鲁斯台淖尔（芦苇湖），湖面不大，湿地很大加在一起大约有四五平方公里。是牧场一队和公社革命队交汇的地域，在附近很有名气。我那时候住在大队部，白天去马群那里帮忙，晚上回大队住。
那天，是我正式放马的第一天。
早上天刚亮我就离开了大队部，先出去找马群。我在呼鲁斯台的东北方向找到了三个儿马群，慢慢地往马井的方向赶。马群悠闲地吃着草慢慢往家走。小马驹一边走还一边乘着母马吃草的瞬间，吸吮几口奶汁。较大一点儿的马驹们边跑边戏耍着。儿马们都圈着自己的骒马，撕咬着骟马和三四岁的没成熟的公马。
我无心观看它们的精彩表演，绕道呼勒斯台的东南方向，继续寻找其他两个儿马群。那个时候手里没有望远镜，骑马经常走冤枉路。按照马群行走的习惯（经常去的方向，地点。），我在远远的沙丘里找到了它们。我高兴地赶着它们往回走，嘴里学着牧民马倌吹着口哨，有时还哼着多半生疏的蒙古长调。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活像得胜归来的将军。
大约十一点多钟，我赶着五个儿马群（我们的大马群一共有十三个儿马的马群。每个儿马群有十几，二十几匹骒马和骟马不等，多的有三十几匹马）回到马井。栓好骑乘马，先进到蒙古包里喝茶，吸一袋烟休息休息。就去马井上给马饮水。
井上有一台水车，是手摇的。井水不算多，摇上半个小时就没水了。再等上半个小时，水来了再摇水饮马。这样反反复复要好几次，马群才能喝足水。
牧民的生活很艰苦，也很简单，每天只有在晚上才吃一顿饭。平时只喝茶，吃一些炒米、奶制品等。要是只有马群的畜群组就更苦了，白天连奶茶都没有更别说奶食了。饿了黑茶泡点炒米垫垫就过去了。
熬到下午五点多，马群开始出营盘。马倌叶登扎布对我说，那个包日勒格儿马刚从先锋队找回来，一会儿把它们向西赶，这样方向相反，它们就不会马上跑回去。只慢慢跟着就行，等差不多天黑了，你就可以回来。
马群出去了，我骑上白天的那匹马，跟在包日勒格儿马群的后面，将它们向西赶去。
天刚擦黑的时候，马群走出去至少有十几里地。大约进入了查干淖尔公社白云淖尔大队的地界。我骑的马一步都不肯走了。我知道马被骑趴蛋了（马太累走不动了，当地称为“趴蛋”），马匹要是趴蛋了，牵着都不走。没办法，我只好卸下马鞍子，摘下马嚼子把它放了。
前边正好有个冬营盘，借着那里的一个浩落尔（柳条栽的圈羊用的围墙），我徒步把马群圈在一起。好不容易呼哧帯喘地套住了一匹马。
那是叶登扎布的自留马，平时舍不得骑，养得高高大大的，特别肥壮健硕。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犹豫再三还是把它放了（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没经过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便骑他的马的）。
那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仅有几颗星星闪着微弱的光。饥肠辘辘的我背起马鞍拉着套马杆，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地往回走。
头上冒着虚汗，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想：我真笨到家了！为什么下午马群出去之前不换匹马呢？即便马倌没表示，我也该向他要求一下呀。
夜半时分，我终于回到了马群的蒙古包，叶登扎布和爱人早已睡了。他告诉我，可以把外面栓的一匹黄马骑走。
回到大队部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三星早已过了头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累什么叫饿。连衣服也没脱一头倒在炕上，睡了三四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就又起来骑上马，踏上了找马的路途……
二一九七一年的夏秋，我从恩格尔河野营拉练回来。由于自己的肋骨在摔跤时断了，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对身体恢复不利。为此我向大队申请下畜群组，大队研究后把我调到十三组，和两名知青同学住在一起。
与我们同一个浩特的是，老牧民杜古尔斯荣老两口和他的一个外孙子。两个知青同学（赵金生和盖鹏德）轮流放羊，牧民老人下夜。羊群是大队的种羊群。
让我去那里，是帮助他们搞基本建设，也就是编笆和栽浩落。因那个组的柳笆浩落早已烂的不成样子了。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作。没事做也无法养活自己，我就去调驯生马。每调一匹生马可以挣四十个工分，总比没事呆着强。
我从马群抓了一匹三岁的枣红马，驯了两天。第三天我忽然想去哈勒根台淖尔（哈勒根是：骆驼草，淖儿：湖的意思）玩儿。一来，是继续调驯马，二是看看淖儿里有没有野鸭蛋，好掏点儿回来改善一下生活。
我备好马鞍，骑上这匹刚调驯了两天的生马，向哈勒根台淖尔跑去。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去，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听老乡说从我们的驻地到那儿，最多不过十里地。
没有路，我按照老乡所指的方向跑了下去。从上午十点一直快到中午了，也没看到淖儿的影子。我骑着马登上了一座高高的沙包子，终于看到远处白茫茫的一片，中间有个很大的淖尔。我喜出望外，心想可找到了，于是催马疾驰而去。
什么叫望山跑死马，这一回我真的体会到了。就在离淖尔还有一里地的地方，小生个子马怎么也不走了：趴蛋了。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下马拉它不走，轰它也不走。只好卸下马鞍给它带上马绊放开它，让它休息休息吃点草。我自己也筋疲力尽，又累又渴。嗨，忍着吧。
我躺在沙包上，一边吸烟一边想，今天跑了应该有二十多里路。照老乡的说法，这个淖尔可能不是哈勒根台。会不会到了大查干淖尔了，我感到有些茫然。
休息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我又骑上马向淖尔边儿走去，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淖尔。大概也就走了一里路吧，小马又一次趴蛋了。我再次给它带上马绊放开。
这时的我，口干舌燥实在难忍，徒步走到淖尔边儿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像冬天的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淖尔里一根苇子、一只野鸭都没有，更甭提鸟蛋了。淖尔边沿的坑洼处有点儿雨后的积水，水里的孑孓多的肉眼可见。
我用手捧起水，想喝一口。无奈水皮儿太浅，几次都连泥一起捧起。我渴的再也顾不上那些，一个俯卧撑趴下，用嘴对着水面使劲吹了一下，孑孓感觉到水的震动一下子散开了。趁着这短暂的一刹那，我用嘴皮儿贴着水皮吮吸着那骚臭的黄汤，一口接一口地吹着，喝着。
几口下去，感觉好了一点儿。我爬起来张着嘴哈哈地打着臭嗝儿，向外呼着臭气。休息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看见淖尔的西南角有一个蒙古包，距离大约有二里多地。我知道今天是回不去了，我背起马鞍朝着蒙古包走去。
进到蒙古包问了好，女主人端上来奶茶，奶食。我顾不上过多地寒暄，吃喝起来。男主人看着我笑着问道：“马骑趴蛋了吧?你从哪儿来的，怎么渴成那样了？淖尔里的水又是硝又是碱的，还有牲畜的粪尿，太脏了。牲畜都不喝，你怎么……"
原来我的一举一动，他都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我又羞又窘，紧忙喝了两口茶说，我是北京来的知青，住在柴达木淖尔附近，调了生个子马想去哈勒根台玩儿。
他又笑了起来：“哈勒根台在你们的东北面，你是向西北方向走的，这是大查干淖尔。”
他接着说：“你的马趴蛋了，让它休息一宿，明天再走吧。”
别无选择，我也只有顺坡下驴。主人家很热情地招待了我。我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宿，第二天谢过了蒙古族老乡。我骑上那匹吃饱喝足的马，再也没有心情去哈勒根台捡拾什么鸟蛋，顺着原路返回了。
这是我第二次把马骑趴蛋的经过，没什么意义，只是自己觉得有些好笑。
人在屋檐下作者：董家文刚开始插队的半年，大队的干部、牧民见我能吃苦爱劳动对我特别好。尤其是我们一队七组的乌云怪（怪：在蒙语里是对年老的德高望重人的尊称）老太太（说是老太太，当时也没有五十岁。），去哪儿都带着我。逢人就夸，如同认了个异族儿子。
一九六九年春节过后，我从北京探亲后带着女朋友黄静回来。同行的还有赵永信、盖鹏德、于蒲元三人。一路上由于大雪封路滞留在旗里半个多月，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吃住成了问题。几个人找到了东苏旗知青安置办公室，想让他们帮助解决吃住问题。结果被说成是大闹东苏旗。说闹有些夸张，实际上就是赖着不走。结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事情传的整个旗里乃至各个公社、牧场，到处都沸沸扬扬。
回到牧场后知青们、老乡们对我也指指点点，知青们议论：这么小就谈恋爱怎么改造世界观，怎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老乡们说：刚来牧区半年就把女人带来了，小小的年纪就知道搞对象“毛毛地（蒙语：不好的）”。总之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无形中情感的距离也在拉大。
牧区文革中的扩大化，对于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影响极大。不管你在日常的工作中有如何突出的表现，要想得到肯定和赞扬是不可能的事。而心软又是我的最大弱点，也不管对方他是谁，看到有难处总想着尽力帮一下。先是成万杨、侠勒朝鲁（他们的事儿在我日志中已有阐述）、在队里住的时候又遇到了陈耀和宋甲辰。那在当时他们都是被划定为“坏分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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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陈耀 ：
一九六九年的春末我和黄静都被安排在大队所在地的专业队干活。我和几个没有家属的汉工吃住在工人房，黄静则被安排在大队保管员贾光福家里随伙，我们都在菜园干活。
初夏时节，我和黄静一起另起炉灶自做自吃。那年秋末的一天，我俩正准备吃饭，一个不速之客推门进来，打眼望去，来人三十岁上下，一米七左右的个子，黑黑的脸膛。虽然天气已经热了，他上下仍穿着一身黑色棉裤袄泛着油光，脚蹬一双张了嘴的翻毛皮鞋，一开口满嘴的商都话。
我问他:“你找谁?”
他很直接地回答：“就找你。”
我问他：“你认识我吗？”
他说：“不认识，只知道你叫董家文。”
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叫陈耀，原来是乌盟机械技术学校中专毕业的，现在是“坏分子”。你是北京来的知青，大队让我接受你们的监督劳动。”
我又问了他一些细节，他都一五一十的详细的告诉了我。
陈耀父母去世得早，由家乡父老把他养大。上中专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们一起串连时走散，带着女朋友游遍了半个中国。就在他优哉游哉时被女友家长以拐骗为名告到学校。待俩人回到学校时，又因为派性斗争男的被抓了起来，女的被软禁在家里。为了女朋友的清誉，他承认了自己的“拐骗”行为。被实行了”群众专政“。
一九六七年毕业了，同学们各奔东西，他也被安排在阿日宝力格牧场下乡劳动。没有毕业分配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工资待遇。牧场无法安排他，就让他下了队。
陈耀当时一个人，刚来牧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过了一个多月没和任何人请假自己就走了。按照他的说法，是在河北、山西、内蒙三省市毫无目的游荡了一年多。（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打工一说）这次是被公安局收容遣返回来的。看着他风尘仆仆满脸疲倦和饥饿的样子，我邀他一起吃饭，他也不客气，在炕边坐下来。
打那以后，陈耀就接长不短的来我这里蹭饭。尽管那时黄静的知青关系还未转过来，只我一人的粮食定量。虽然不够吃，我也没好意思拒绝过他。我和黄静只当他是比我们早来的“毕业生”，当属拿工资的“知青”。奇怪的是陈耀在队里似乎没什么正经活计，时而在菜园时而在树园，有时和汉工一起出帐房，又有时在队里库房搬搬运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到饭点时又能看到他在要蹭饭者家门口撅烧柴，打水……
我向队里申请了一只肉食羊，一个人宰杀时有点手忙脚乱，他教给我怎样把割成的肉条裹上面粉晾在木杆上，天气热以防肉质腐烂。又从外面捡来干马粪点燃后放在肉条下，用它熏烟以驱赶闻腥而来的苍蝇，防止在肉上下蛆。看到桶里没了水，又挑起空桶从井里打回水。可笑的是，有时我和黄静回来晚了，他竟替我们做熟了饭，等我们回来吃。吃饭时却也不在桌旁就坐，端着饭碗站在灶前，饭罢又抢着将锅碗瓢盆什么的收拾好。多次下来，我问了队里的会计巴拉丹，也向老乡们聊起了这件事。大家说陈耀是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干男人的活儿拿女人的工分。由于我们队里是按工分三个月一预支，队里又不借钱给他，他也只好到处蹭饭。那时节人们都怕生事，他到了谁家，人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说起来也是挺可怜的。
我知道这些后也动了恻隐之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还自顾不暇呢！
有一天，我找了个机会到他住的宿舍，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苦着脸对我讲，没办法先这样混着吧，如果以后碰上哪个倒霉女人看上我，我到她家入赘去。我对他说，我也不瞒你，现在的情况是，我一个人的口粮要养活黄静，你再来我家吃饭我就要揭不开锅了。家里的活儿我们自己会干，以后请你不要帮忙了，我实在是情受不起。你看呢？
他的脸涨紫了，低下头没再说什么。站起身从挂在墙上的破书包里掏出了一本购粮证，嗫嚅着递给我说，我只有这个，放在我这里也没用，有时别人也向我借过它买粮，不如给了你吧......我听不下去，站起来转身走了。
后来，他把粮本交给了黄静。黄静什么也没说伸手接了过来。从此我们仨就算在一起搭伙了，他也很勤快经常帮我撅柴，挑水....让我狠不下心来将他拒之门外。
转过年后，黄静的知青关系终于转了过来，将他的购粮本还给了他。也就是在那一年，陈耀和我们大队的十几家汉民，由旗里统一安排到恩格尔河工作去了。后来听说他在那里找了媳妇，还生了一个女儿。
一九七七年我在公社食堂做管理员时，曾去过恩格尔河为食堂采购菜蔬，在那里遇见了他。陈耀见了我很高兴，眉飞色舞的同他爱人介绍我和黄静。把我们说成是他的恩人，如何如何的收留和照顾他，让他安心工作。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弄得我啼笑皆非，不由得腹诽了一句：碰到你，我才是个倒霉鬼呢！
再说宋甲辰：
我们是在一九七零年夏秋时节，一起下帐房编笆时才彼此熟悉的。他早先是河北枣强县人，出身中农。六十年代初随父母盲流来到草原（内地闹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落过来。）他原来在阿日宝力格牧场一队任专业队队长，由于男女关系和克扣工人工分等问题被打成坏分子。
那年，我们一起在柳笆组下帐房编笆。突然有一天，队里有人捎来话，说他爱人李桂英在家小产血流不止，让他赶紧回家照看。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距离大队有十四五里地，我是知青，手中有两匹乘骑马在跟前。他犹豫再三与我商量，想借我的马骑回家看望。我当时想，借给他吧，又担心他万一跑了我说不清楚。不借吧，他家里真有急事耽误不得。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还是骑马跟着他一起回去比较稳妥。于是我对他说，我也想回去拿点东西回来，我们一起走吧。宋甲辰很高兴。我们连夜赶了回去。
第二天我刚刚起床，正在洗漱时，听见隔壁邻居安玉林夫妇俩说话。女的说：“甲辰的媳妇昨天夜里死了，宫外孕大出血......留下三个孩子好可怜呐。”男的说：“小声点，昨晚董家文和他一起骑马回来的，别让他听见。”
我吃了一惊，顾不上那些个人的影响和别人的猜忌，一下子冲进甲辰家。眼前的一切让我呆住了：三个女孩子，大的只有五岁，小的还在吃奶。她们愣愣地看着自己母亲的尸体，根本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宋甲辰也痴呆呆的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仿佛眼前的事根本与自己无关。
看见我的到来，四十岁的宋甲辰开始抽泣起来，我也止不住泪盈满眶。
我极力忍住了泪水，关切的劝慰他：“你先节哀，死者为大。想办法先料理后事吧！”
他回答我说：“家里有两个衣柜，拼接起来做一口薄木棺材。我不想就让她这么走了，你帮帮我吧！”
看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听着五尺高男人的哭诉。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我凭着插队前和父亲学过的一点点木工手艺，大胆的答应了他。
后来的事情却让我始料不及：
第一，两个衣柜各长一米一，宽高都不相等；
第二，手里缺少木工工具 ；
第三，那个年代在牧区连根钉子都找不到，怎么将两口箱子连接起来改造成棺材？
好在队里住着一个二把刀的马木匠，平时和我交往很好经常在一起下棋，我去找他帮忙。
马木匠不以为然，给我做工作说，小董啊，这事你别管，他是坏分子，咱们要离他远点儿，不要引火烧身。你看他的爹妈和两个兄弟都不管，你又如何管得了等等。
我据理力争：第一，他媳妇是贫农；第二，这会儿的天气还热呢，我们不能看着死人不管。人已经死了谁都没有理由不给她安葬！
经过我耐心的劝说，那个二把刀马木匠终于捏着鼻子，满心不乐意地答应同我一起做棺材。好在他家有锯和一些凿子、锛子、钻子。没有钉子我们就打孔用牛皮条来连接；长度不够我们找来两根旧牛车辕……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打造了一口最简单的棺木，总算草草把死者李桂英入殓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去找人帮着抬棺材出殡安葬。队里的那些壮劳力好像一夜间都跑光了，到谁家都只有媳妇在家男人出门了。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终有一个快嘴媳妇告诉我说：“董家文你是好人我才和你说，宋甲辰不是个好东西。他把人们都坑苦了。你看他家出这么大事，就连他自己的两个亲兄弟都不帮他。别人谁还肯帮他？”
我这才闹机密，赶忙又去找他的两个亲兄弟。我连骂带挖苦地说了半天，终于做通了他兄弟的思想工作。就这样，我又陆陆续续地找了几个要好的壮汉子，前去菜园东面挖了墓坑。
该出殡了，棺材头没人抬，问了半天才知道应该是儿子抬。李桂英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最大的才五岁，哪来的儿子！我不信邪，我来！
在我的感召下，宋甲辰的小弟弟宋甲云和我一起抬了棺材头。他的大弟弟宋甲强拉着牛车。就这样草草地把李桂英安葬了。而宋甲辰的父母、妹妹、弟媳等，从始至终也没有露过一个脸儿。她的母亲还骂他是该枪崩的玩意儿，活该老婆死。又听说宋甲强回到家后还挨了老婆一个大耳光，骂了半夜......唉，这样做人，也实在是让人没的说了。
事情过去之后，我又回到了柳笆组。
临近秋天，仰成、贾广福、靳万里都在忙着给自己家扣土坯盖房。他们仨一排溜盖了三间土坯房，我也加入了扣土坯的行列。只是大家都各干各的，没人自愿帮助你。我扣了半个月的土坯，也就够垒个大崩壳。心想怎么也够我自己住的了。
正在这时候宋甲辰找上门来说，自己在队里呆不下去了，以前得罪了不少人，看着没娘的孩子让我再帮他一把。
唉，谁让我心软呢。于是我收留了他们。我和他们父女四人一同住在我搭的崩壳里。那年的冬日宰杀季，我杀了四只羊，他们父女也杀了四只羊，我们伙着同吃同住，挤在一个直径只有一丈一尺的崩壳里……
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慢慢地由知青传到牧民，再由牧民传到当时的军管会的耳朵里。我在那当时再怎么好的表现也不行了。说我只知道拉车，不知道看路（埋头挣工分）；自己出身有不好，还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这不是同流合污吗；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贪图享受交女朋友等等……若不是头上有顶知青的王冠，估计也早被打成坏分子了。
当时我在大队的柳笆组，一年四季出帐房在野外编笆、打井、栽浩落、剪羊毛、缫羊绒、扣土坯等等，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我几乎干尽了牧区所有的苦活儿、累活儿。所有这些，若是出身好的知青早就不干了。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尽量调控着自己的思想压力，咬牙坚持着。
我经常安慰自己，别想太多，谁让咱们出身不好呢！再苦再累总好过劳改吧，起码还能挣工分。还能吃饱肚子，别和别人比。
一九七一年春节刚过，有两个“红五类”的“进步”知青可能是受了上面的委托，经常轮番找我做思想工作。说什么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力争早日回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队伍中来等等。看来我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敌对边缘。
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像是中了魔。在队里凡是两家以上的住户中，每天早上、晚上都要集中在一起。一天两次早请示晚汇报，搞斗私批修。
首先，全体起立，面对着毛主席像和林副统帅像表决心：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一人领颂，众人和声。接着，挥舞红语录，拍着双手唱语录歌。然后坐下来每人轮流发言，做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最后在《敬爱的毛主席》歌声中结束。
这种“天天读”的形式搞了半年多，最后以林彪的座机坠毁在温都尔汗后结束。
在他们多次找我“谈心”之后，我也想开了。与其这样受罪还不如就坡下驴，或许可以改变点儿什么。不就是低低头，多给自己戴点儿帽子吗？让我写认识、写思想汇报我就写。客观实际地写，实事求是地写。
第一份材料交上去了，过几天又来找我说，事情写的很清楚，但认识还不足。
我又给自己上上纲，上上线，加深了认识。
再反馈回来说，这回认识还比较深刻。
这样经过两三个回合，他们认为我认识的还算说得过去，要在一队全体知青中给我开个帮教会。让我在会上讲话，谈自己世界观改造的体会（说白了就是让我在全体知青会上做检查）……
一九七一年的五月中旬，我们牧场一队的知青男男女女有十二三人，集中在十三组的知青蒙古包里。会议开始前照例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决心跳忠字舞，又唱了几首毛主席语录歌、学习了毛主席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要斗私批修、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关理论、语录。接下来组织者开始说会议内容，其中包括对我的帮教。同时表扬了我能很好的认识自己的问题，有决心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线……最后让我谈学习体会……会议临近结束，组织者说鉴于董家文的表现，将会议结果上报军管会，建议其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继续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
那次会议过后，我参加了去恩格尔河的野营拉练。拉练回来由于自己肋骨受伤我要求下畜群组。大队同意了，考虑到十三组基础条件差，就安排我去那里。于是，我离开了宋甲辰。看着宋甲辰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的可怜样子，我终究不忍心，只带走了自己的行李，将辛辛苦苦盖的崩壳和宰杀的肉食、粮米统统留给了他们……
当时十三组是一个新成立不久的畜群组。只有一群种公羊。由赵金生和盖鹏德轮流放牧，都古尔斯荣老两口下夜。营子里除了有一口即将坍塌的水井外，没有其它设施。
我过去后先是把那口水井进行了加固，又用了十几天的时间，编了五六块柳笆好用来圈羊。接着又割柳条栽了羊群过冬用的浩落和储草圈。所以能做好这一切，都是源于自己在专业队和汉工们一起工作锻炼的结果，再加上自己能吃苦、爱钻研。
秋天到了，当时十三组还没有自己的打草点儿。于是，我又带着赵金生去哈勒根台打水苇子。
站在冰冷的水里用长把钐刀打水苇子，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呀！遇到冷空气来了，哈勒根台湖的水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我们挽起裤腿跳进冷水里，把打好的苇草捆成捆儿，从苇塘里拖拽出来。再用牛车拉十五六里地运到冬营盘储存。
我和赵金生一口气干了二十多天，总算打了二十几车草，解决了羊群过冬的饲草问题。
都古尔斯荣老两口很高兴，逢人就夸赞我能干，把十三组的基础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再后来队里安排我放骆驼、放牛，渐渐地好名声又恢复起来……
一九七三年我被牧民评选为大队贫协委员、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公社乌力吉副主任还曾经向我透露出，让我担任大队副队长一职，已报公社审批。虽然几经周折未被宣任，但终归是得到了牧民的认可。可见本人还是个“好人”。而那几个要扎根边疆干革命的“红五类”知青除却参军升学的，却再也不知去向。
回忆这段历史也没别的用意，只是想把我插队时候的事情完整的记录下来。另外也想证明一下咱不是坏人，有时候只是出于善心想尽量地去帮助别人。
可是在那个年代心太软是要吃亏的，代价着实惨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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