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插队青春岁月——邓拓子女邓小虹、邓壮
黄土地青春记忆
——邓小虹、邓壮在陕北
当年邓拓的一对儿女，邓小虹和邓壮落户在黑家堡，摄制组找到了当年的老房东强世发，邓小虹和邓壮就住在他家的窑洞里。
陕北老乡：知青是好的嘞，都说人家知识青年来，上山下乡，劳动来了，插队来了，咱要对他们好。
邓小虹在这个村里生活劳动了八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城市。
邓小虹：现在回头看啊，这么多学生没有完成学业，然后就上山下乡，而且整个的考试教育制度，中断了整整十年，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摧残。但是呢，通过这下乡呢，这段时间的经历啊，我觉得对我们后来的人生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使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思想啊，乃至身体啊，都锤炼的比过去更坚强。
在村里，邓小虹和邓壮改名叫俞红和俞峰，村民们至今还记得，这对来自北京的兄妹。
当时，北京知青大办沼气的事轰动了延安，邓壮学习回来后，就带着村里老乡连夜建起来了沼气池。
邓壮：老乡们那天晚上往上担水的时候，有的水漾出来了，有的被滑了脚一闪，人家是木桶，顺着坡上叮里咣啷，那桶下去都摔成一堆木片，然后一边挑着水还一边说，这个阿壮瞎日鬼什么呢？这玩意拿一堆茅粪和水和草就能点火，这才邪了门，大家一边给我担着，一边在那抱怨，但是他们觉得知识青年要做的事，一定是科学的，有他的道理，所以尽管嘴里抱怨着，但还在那弄，所以当最后我那火一点着了的时候，老乡就觉得，照他们陕北话就是，这知青就是懂得瞎日鬼，你看人家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成。
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把都市文明和简单的科学技术带进偏僻的乡村，插队知青中的很多人，成了村里小学教师和赤脚医生，在陕北，老乡最尊敬两种人，一是医生，二是先生，医生治病救人，先生传播知识。
《记忆青春》采访：知青邓小虹、邓壮作者：黑明
从你身上看，
你爸爸肯定是个好人
认识邓壮是在北京飞往延安的飞机上。记得当时我才20出头，还在天津上大学。有一次暑假乘坐飞机回家，和临座聊天的时候，得知他是一位北京知青，下飞机之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写着首都青年记者协会……邓壮……
采访知青开始后，当我和《中国青年报》陆小娅参加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制作时，她向我介绍了邓壮，于是我突然想起在飞机上碰到的那个人。回家后我在一大摞名片中开始找邓壮当年给我的名片。
后来，我才知道邓壮和他的姐姐邓小虹当年都在延安插队，而且时间很长。他们的母亲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曾经也是广电部的一名领导干部，1949年开国大典的消息就是通过她的声音，在第一时间传到了世界各地。他们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家和历史学家邓拓，和他有关的“三家村”当年在中国几乎人所共知，他所撰写的《燕山夜话》，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够采访到邓壮和他的姐姐邓小虹。
一周前就联系上了邓壮，并给他寄去一些我采访知青的相关资料，随后，我又去他办公室交谈过一次，并听取了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同时约好今天上午在他家见面。
来到邓壮家，得知邓壮的家和他妈妈家在一起，他家住在复兴门外一座高层的部长楼里，宽敞明亮，有着极其浓厚的文化氛围。
今天不仅见到了邓壮，而且还见到了邓小虹。更让我高兴的是还看见了他们慈祥的母亲丁一岚。今天在家的还有邓壮的儿子邓磊。
看着他家的每一件“宝物"我都很兴奋。邓壮指着墙上的一些字画和柜子里陈列的瓷器、玉器对我说：“这些都是‘文革'抄家抄走后来又要回来的，不过大部分都没有要回来。”我心想，这么一个对新中国有着巨大贡献的家庭，却遭受到了如此待遇。真让人憎恨那个年代！
邓小虹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邓壮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十三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
邓拓、丁一岚
他们的父亲邓拓早在1944年就主编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1966年“文革”初期，这位革命家却成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反党黑帮分子”，并产生了著名的“三家村”冤案。从此，他们的周围充满了敌视的目光，他们的心里冷冰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带着惆怅来到了父辈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延安。
邓壮说：“当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每一个知青的思想认识和具体活动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到了农村以后，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每个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演和实践。那时候有的人高唱扎根农村一辈子，其实却早早就离开了农村。还有不少人顺应时代潮流去当工人，去当兵，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有一些人缺乏奋斗精神，希望找到一种依托，于是很早就在当地和村里青年结婚成家，最终留在了那里。总之，知青们的命运和他们的人生状态干差万别。
“对于我们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革命家庭。‘文革’开始后，我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家庭，对于这种暴风急雨式的转变，给我家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才15岁，其实并没有到插队的年龄，可我一听姐姐要去插队，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插队这条路。
“其实跟随姐姐去延安插队，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通过老一代革命家的感情折射，那时觉得革命圣地延安近乎于神话一样，总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加之当年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生活环境，我的确是厌倦了北京，所以就让姐姐帮我联系了插队的地方，去了延安。
“姐姐他们去延安是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起去的。我是自己和同学两人一起去的，那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北京到延安，我们倒了很多次车，走了整整半个月。离开北京的时候我15岁，在路上过了个生日，到延安后我已经16岁了。
“去延安后，我先是找到了姐姐插队的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经过公社的同意，我们又找到了姐姐插队的那个小村子。那个村子当时只有23户人家，在我们去之前，村里已经接收了8名北京知青，如果再接收我们两个小伙子，他们感觉负担太重。所以，我们一直在村里算是不挣工分的劳力。3个月之后，公社把我们安排到了岳囗大队。
“到了岳口之后，队干部安排我住进了饲养室，让我和一个喂驴的老汉住在一孔窑洞里。刚开始很不习惯，因为炕上很脏很乱，加之我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的呼噜声很高。过了几天，呼噜声习惯了，但身上却开始痒痒了，尤其是睡到后半夜，就像是皮肤过敏一样，非常难受，痒得人钻在被窝里10个指头满身乱挠，身上很多地方都被挠破了。没几天，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已经有了很多虱子，大小和芝麻粒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虱子。
“在村里除了居住条件差之外，吃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每天上山劳动虽然很累，但回来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好在村民们都很纯朴，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依然很热情。尤其是他们知道我的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并没有歧视我，而是把我和普通的贫下中农安排在一起劳动，他们的热情不是对我的特殊关照，而是陕北农民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其实他们这种真诚和温暖人心的感情，我早已在姐姐的来信中感受到了。正是因为姐姐的来信，促使我离开了北京那种冰冷的感觉。于是，在村里只要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其他任何方面的困难，我觉得自己都能够克服。无论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是饥饿，以及孤独，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畏惧过。
“村里的农民自始至终对我都很好，记得有一个老乡曾经对我说，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娃，从你身上看，你爸爸肯定是个好人。他们这种简单而又纯朴的判断，让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和生活，精神上很松弛，于是从内心喜欢上了那里的风土民情。
我和姐姐都是岳口大队的，但不是一个生产队，相隔二里地。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上山劳动总能见到，有时在山坡上坐下聊聊天，总感觉互相是一种安慰。
插队的第二年就开始招工了，有的被招进了工厂有的去当了兵。到1972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岳口大队3个自然村的知青走得就剩下我和姐姐两个人，大队把我和姐姐安排到了一起。姐姐在村里当了小学老师，后来还当过妇女主任。”
邓小虹说：“我是1969年1月24日那天，跟着接人的大队书记通过山间的小路走进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岳口大队的。在那里种地、锄地，一年四季干各种农活，一干就是7年。
春天担着六七十斤的粪担上山，夏天再背着几十斤重的麦子穿山梁走要险喘着气回到场院，每天都是大活忙完了再忙小活。打连枷、锄地，回到窑里浑身痛得就像散了架似的，可是还得马上拉风箱，烧起灶火做饭，因为一会儿还要出工。”
邓小虹和邓壮毕竟出身不同，他们从小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革命家庭的熏陶，无论是他们的意志，还是精神都深深地打动着村民，村民们天天晚上跑到他们的窑洞里聊天，唱信天游，但更多的是村民们听姐弟俩讲故事。
村民们尽管不读书，但他们很尊重知识。村民受了教育，姐弟俩也排遣了寂寞。在村里，邓小虹曾亲眼看到患心脏病的小伙子挑着重担在山路上一步一喘地攀登，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一个除夕夜晚，邻家的农妇扔下了刚刚出生的胖儿子，慘死在一炕血泊中。她一次次亲眼目睹着淳朴百姓的不幸，心中暗暗想着将来能当医生就好了。但那时除了当农民以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和她有缘。她曾两次报考大学都被政审淘汰。
邓小虹说：“1975年夏天，我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在别人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却准备回北京探亲。在途经延安时碰到一位县教育局的干部，这位干部曾在支援农业抗旱时和我一同浇过地。他对我说：‘中央专案组给县里寄来一份说明，说你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升学和就业。他还劝我不要放弃希望。于是，我再次返回村里第三次报考大学，其实这次全县只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中央对“黑帮子女”所谓讲政策的称谓)的上学名额。那位干部还专门到公社为我争取这宝贵的一票，并据理力争说服来招生的工人宣传队员。因为那时候正是张铁生交白卷的红火年代，一切闭卷的文化课考试全部都被取消了。
“考试开始了，我去县里交了一篇《学朝农、迈大步、社来社去是方向》的大批判文章，回答了锄地为什么能抗旱的问题，而且又上山表演了如何种麦子等等。
“考试结束后，我依然回到村里种地。没过几天，突然收到西安医学院的录取通知，我流着眼泪用模糊的眼睛看着通知书上自己的名字，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流着眼泪激动地跑到公社邮电所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事后妈妈告诉我，她看到电报时激动得泪流不止，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邓小虹带着简单的行李去西安读书了，只有邓壮一个人留在了村里。无论是夏收还是秋收，他依然还要跟着村民上山劳动换工分。1975年底，邓壮也被分配到西安公路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了工人。
邓壮说：“我被招到西安那家工厂当了工人之后，明显感觉和农村不一样，精神也没有像农村那么松弛了。因为当时毕竟还是‘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都比较防备。刚进工厂的前半年，首先是劳动锻炼，那半年我几乎是在挖防空洞中度过的。
“我们厂的厂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同志，他对我挺不错。劳动锻炼了半年后开始分工种了，他把我堵在楼道里问我为什么躲他?我说不想影响他！他说马上就要给你们分工种了，你想干什么?我说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想听听我的个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咱们厂里有搞汽车修理的，我想当个汽修工。他说修车又脏又累，行吗?我说脏和累没关系，因为我对修车比较感兴趣。结果他真的把我分配到了汽修车间，还给我分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师傅。我师傅是一个复员军人，又是班长，又是厂党委委员，把我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徒弟分给他，刚开始他显得很冷淡，过了半年之后，当他了解我了，才对我逐渐好起来。后来我回北京了，他来北京时还到我家里来看过。”
1979年4月，邓壮调回了北京，并在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当了记者。198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夜大学，他报考了历史系。当了8年记者之后，邓壮又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编辑、编辑部主任，并且策划出版了多种品质优良的图书。
20年过去了，邓小虹和邓壮始终忘不了淳朴的村民。更忘不了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那些好心人。邓小虹和邓壮希望帮助过他们的那些好人能够知道他们姐弟俩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邓小虹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并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1994年又获得日本医学奖学金，并赴日本留学一年。
邓小虹现在是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在繁忙的岗位上，依然在住院部的病房里管着几个属于自己的病人。
结束访谈时，他们得知我要去采访作家高红十，邓小虹说她回家正好要路过高红十的家门口。于是她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路，她一直陪我来到高红十家住的楼下，我们才分手告别。自此，一位气质非凡的大哥哥和一位漂亮并富有特殊魅力的大姐姐，都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注：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他们姐弟俩一直保持着联系。尽管邓小虹早已成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但每次老家来人要看病的时候，我便打电话和发短信麻烦她，她总是在第一时间帮助我解决困难。还有陕北来人找她看病，她每次都是义不容辞地给予最大的帮助。
邓小虹现在不但是北京市卫生局的副局长，而且还是新闻发言人，无论是”“非典”，还是一次次的卫生疫情通报，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她发言的时候，内心总是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敬意和感情。
邓壮现在是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他的公司主要从事文化事业的经营活动。他特别热情助人，早在10年前便把我的一本书推荐到国外出版发行。每次有事去请教他的时候碰到饭时，他总是以兄长的身份和语气拒绝我去买单。至今，我总觉得欠着他的很多饭钱，希望有一天找到请他吃饭的机会。
摘自：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1集)
村里来了年轻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客人，当地老乡称他们叫北京娃娃，他们的年龄一般在15到20岁之间，在陕北老乡的记忆中，这批北京娃娃是被当时席卷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送到陕北来的。本系列为您讲述他们的故事。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2集)
从北京大院到黄土地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3集)
知青典型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4集)
知青体悟
这是一种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想到一辈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辈子围着锅台，磨台转，知青们的心会缩成一团，然而从陌生到熟悉，从不适应到适应，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和当地老乡无言的对视当中，他们感到了久远的亲情和温存，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尊和信任。他们学会了生存，学会了苦中作乐，贴近了报刊和教科书都不曾告诉他们的一个真正的中国。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5集)
知青返城
历史完成了又一个轮回，文革结束，知青们重新返回城市，该回的回去了，能回去的也都回去了，到1984年，所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知青返城的风潮，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突然有一天，有一封要求返城的公开信，从山西传了出来，信上有数百人签名，落款是“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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