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葬在黄土地——北京知青张大力
1969年，张大力和妹妹来到延长县插队，张大力每晚都在煤油灯下学习医疗知识，成为小山村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一次去为山沟里病人看病，他在病人家门前被一条恶狗追扑，摔下了悬崖，永远留在了贫瘠的王良沟。
北京知青张莉讲述哥哥张大力
青春葬在黄土地
——知青烈士张大力
知青烈士张大力和妹妹张莉 1960年摄于北京
张大力(后排右)张莉(后排左) 1965年在北京的全家合影
1969年12月4日，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常的冬日。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满沟，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我们的知识青年小组，是一个六口之家，五男一女。五位男生张大力、小青、向东、世弘和我，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同班同学。唯一的女生小莉是大力的妹妹，北京一O一中初一的学生，跟哥哥一起来到陕北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生产队。
张大力（右2）张莉（右1）
这些日子，小青回北京探亲，向东在公社开会，我到县里参加通迅员学习班。家里只剩三个人，大力兄妹和世弘。
我们的家是一溜排开三孔朝南的新窑。男生住东头最大的一孔窑。这窑很深，大约有三丈二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洞。当地有“两丈为窑，三丈为洞”之说。打这么深，是我们的主张，以便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中间的一孔小窑是小莉住的，又兼作村里的小学校，小莉是唯一的老师。西边的一孔窑是仓库。
小莉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头天晚上，与哥哥俩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大力在读一本针灸书，小莉在看报。
这天一早。勤快的世弘早早起来去挑水。许是头天夜里看书看得太晚了，小莉起来后看见哥哥还睡着。她的脚步声把大力惊醒了。大力马上起来，一边说：“晚了，晚了”，一边穿衣服。小莉对哥哥说，到上院把昨天没推完的黑麦推下来。大力应了一声，就到上院去了。我们所在的王良沟是个穷村，推磨没有驴，人抱着磨杆转。
吃罢早饭，像往日一样，大力、世弘、小莉跟队里的老汉、娃娃、婆姨、女子们一起，到对面的罗家山上修水利。其实，那山上并没有水，修水利是修梯田的代名词。水利队是全大队三个生产队（也是三个自然村：王良沟、罗家山、蔡家塬）的劳力组成的。各生产队很少派青壮年来修水利，他们总在做一些更需要技术和经验的活。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水利队的壮劳力。掏土、装车、推车，满头是汗，满身是土。
大力是全大队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不看病的时候，他也尽量地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相信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途径，过度的体力消耗正是在”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到了工地不久，大力背上从不离身的药箱，向罗家山走去，不知又给谁看病去了。水利队上，婆姨、女子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劳动的场面不大，通常也就二十来人，但也热气腾腾。至少，几个知青的头上是热气腾腾的。
突然，从罗家山顶上传来一个娃娃的呐喊，冬日的睛空中回响着一声凄厉、尖细的呼号：“快去呀！大力掉崖了！”
世弘本能地抄起小镢和水利队的男劳力们一起往罗家山上跑。小莉没有反应过来，怔怔地，还在铲土。婆姨、女子们急忙喊叫：“小莉，还不快看看你哥哥去！”小莉这才回过神来，把铁锹一扔，向山上跑去，后面跟着水利队的婆姨、女子们。
跑到罗家山郭景达家的窑背上，往下一看，人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傻眼了。从大力摔下去的地方，到崖底有一、二十丈深。下去七八丈，有一个台台，再下面是一个大约七八丈深的崖，四周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
照片上就是张大力摔下去的崖。(张莉供图)
从人们的诉说中得知，大力在水利工地上听说罗家山郭景功的儿子得了病，当即放下工具，背了药箱就往他家跑。就在刚拐过弯要进院子时，看家的狗向他扑来。大力毫无准备，手里连个棒棒也没拿，郭家的大人又都不在家，没人拦着狗。大力只好用药箱挡，用脚踢，边挡边退。他穿着一双大头鞋，雪厚鞋滑，不知不觉退到了崖边，不慎失去重心，摔了下去。人掉下去时在那个台台上担了一下。他披着的一件棉军服，被干枯的树枝挂在半山上，而人却重重地跌入崖底。
顾不上多说，社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地从陡崖上滑下去。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挥着小镢，在冻得梆硬的陡崖上掏出一个个脚窝。民兵连长史汉成，全大队三个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背着大力，踩着脚窝，一步一步向上攀。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往下淌。背到台台上时，史汉成已经累得不行了，世弘又继续背，一直背到窑背上。
社员们围着大力，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不知是谁已打发人到安沟叫医生去了。几个社员忙着绑担架。小莉站在哥哥身边，眼中含着热泪。社员们让小莉叫他，小莉蹲下来，带着哭声叫了几声“哥哥、哥哥！”大力没有答应，只是发出一阵阵很大的哼哼声。只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寸半长的口子，额骨也有血，眼半睁着，嘴半张着，眼皮是青的、肿着，整个脸有点歪。小莉再也不敢看，站起来，哭了。大队长郭景达让大小子端来一碗小孩子尿，给大力强灌了半口，不往下咽。人们一个个干着急没輒。
郭景达张罗着要把担架抬到安沟去，叫小莉和水英先回去把大力的被子拿上。小莉刚进窑门，就听见有人在罗家山半山上呐喊，叫小莉不要拿被子了，赶快到后沟去。小莉心里一下子糊涂了，拿上钱就往后沟跑。半路上，水英追上小莉。她俩经过来福家硷畔底下，来福妈一面擦着泪，一面摇着头走过来。只见前面不远，担架在地上放着，大力在担架上躺着，听不见他的哼哼声。周围蹲着一圈人，都低着头。小莉放慢了脚步，心里不知是咋回事，有点害怕。忽然看见有人把世弘从担架旁抱了起来。小莉的心往下一沉，身子一软，倒在旁边的地畔上，手拼命地抓着地，脚一蹬一蹬的，十几秒钟没有哭出声来。一会儿，好像才明白过来，放声大哭。众人劝她回去，她不回，心里只有一个主意。要守在哥哥身边。这时，听见张明义大叔跟谁说“没气了”。小莉的心急得要炸了，问世弘怎么办？世弘说只有抬到安沟抢救，还有一线希望。
八名社员急匆匆的抬起担架向前沟走去。小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脑子昏昏的，一会儿就被拉下好远。世弘回了一趟窑，又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刚从《农村医生手册》上撕下的一页，对小莉说，可能是休克，还说踅梁大队的医生已经叫来了。担架停了下来，踅梁的赤脚医生给大力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行人又继续往安沟赶。
小莉和张明义大叔在担架后面跟着，快到沟口，远远看见担架放在地上，旁边停着两辆吉普车。大叔说，安沟的医生来了。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小莉说，“大叔，你听，有气了！”紧跑几步，到跟前一看，见是公社的李医生正在给大力做人工呼吸。旁边的人群里多了向东和公社副书记。小莉背过脸，不敢望。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位公社干部说，“不行了。”小莉回过头来，只见世弘蹲在大力的身边，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掉着眼泪。向东站在担架旁，脱帽肃立，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小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痛哭。
这个地方叫饮马石窠，有一潭碧绿的深水。担架就停在潭边。年轻的大力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盖一床深红色的棉被。一潭碧水，一袭红被，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地、默默地走了。人们肃立着，围成了圈。大队支书念起了《纪念白求恩》。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既悲壮，又苍凉。任潭边的寒风瑟瑟地吹。
一行人伴着担架返回王良沟。世弘赶到安沟给小青和大力的父母打电报。乡亲们把大力安顿在学校窑里，换了衣服，擦净了脸。
记不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赶过了几十里的山路，从县里回到王良沟。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真的，不会。后半夜，回到村里，踏进学校窑门，走近大力身旁。煤油灯下，大力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安详、坦然，略显苍白的脸，好像是累了、倦了、睡着了一样，好像随时都能醒过来。我们还不能接受大力已经去了这样一事实。
我们毕竟太年轻了。
第二天一早，朱家河、踅梁的知青们闻迅赶来。小莉红肿着眼进了窑，一眼看见柜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大力牺牲前背的药箱，禁不住抱着药箱失声痛哭。
早饭后，向东、世弘、小莉和我同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出事地点。路过水利工地，社员们正在地头开会，一个个痛哭流涕。我们一直下到崖底，找寻大力的遗物，拾回几块带血的石头。所有的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低沉、悲壮的歌声，从大力倒下去的地方传出，传向远方。
大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沟公社、传遍了延长县，也传到了北京（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小青那时正在北京探亲）、传到了天津塘沽（大力的妈妈当时正在那里的华北局干校）、传到了湖北潜江（大力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干校）……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向陕北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纷至沓来。柏铮（我们公社朱家河大队的知青）从北京寄来了一篇发自肺腑的散文诗式的悼文。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恢复过来，迅速投入了我们要亲手料理的第一件后事之中，向东负责对外的联络，我负责起草、刻印大力的生平事迹，世弘和小莉负责应酬家里的事。村里专门开了社员会，讨论大力的后事。老乡们主张做全新的棉衣、棉裤、棉褥、棉被，我们主张一切从简，尽量用大力生前的衣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给大力换了一身他喜爱的洗白了的军装，戴上了他备用的一副眼镜。
办理后事忙碌、纷乱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向公社和县里反映了三点要求：第一、根据大力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请求组织上追认大力为中国共产党员；第二、大力在出诊途中不幸遇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属因公殉职，希望县里和公社批准大力为革命烈士；第三、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宣传大力的事迹，寄托人们的哀思，号召全公社的知青向大力学习。
分社开始也准备宣传大力的事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发生了变化。据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里有关部门认为大力“出身不好”。实际上，大力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昆虫学专家，为植物保护特别是棉花病虫害防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母亲是当时华北局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颇受怀疑的对象，“出身不好”，这道政治障碍也是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死人毕竟不是好事，不宜张扬，以免影响全县知青的情绪，动摇知青扎根农村的信心。因此，县里有关部门强调不宜做宣传，不开追悼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意责怪县上的领导，只能归过于那个动乱的、变形的年代。虽然经过我们多次的交涉和申诉，追认党员和烈士的事仍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县里决定追悼会可以开，但规模要限制。除了王良沟的大队以外，本公社其他大队的知青和老乡，没有接到开追悼会的正式通知。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后果，也许要许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小青赶回来了，大力的父母赶来了，华北局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圈。
12月里的一天，大力的追悼会在王良沟生产队的场院上召开。会场是露天的，很简陋，但气氛却分外庄严肃穆。大力的遗像，端挂在临时拉起的幕布中央，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台前，横幅上写着“张大力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有的只是人们的一片真情。这就足够了。什么也买不来、换不走。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来了。全大队的乡亲们来了，全公社的知青们和社员代表们来了，大力巡回医疗曾去过的山村里的乡亲们来了。从场院到沟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八百多名当地群众和知识青年，翻山越岭赶来，自发地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送行，为一个曾用自己的心血为人们解除病痛的赤脚医生送行。
大队支部书记主持了追悼会。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公社作出的向张大力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在陕北寒冷的冬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暖意，接着，我受知青小组之托宣读悼词，刚念了一句，就念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哽咽着勉强念下去时，在场的婆姨女子们压抑着发出一阵阵低低的饮泣，刚强的老汉后生们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叹息，一个个红了眼圈。
后生小伙和知青一起，轮换着抬起沉重的棺木向罗家山梁走去，后面跟着一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黑土布棉袄，手抬一个个花圈的队伍，再后面是老汉们、婆姨女子们和全村的娃娃。茂胜婆姨身孕已重，人们劝她不要去，她不干，非要去。
我们把大力安葬在罗家山峁最高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我们所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家——北京的家和陕北的家。这块坟地是我们知青选的，因为它是大力离开我们的地方。尽管大家都没有说，但心里的确常常回响起《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山上，让儿的坟墓向东方……”
下葬、封土、上坟，坟上堆满了花圈。按照当地的风俗，人们绕着大力的墓地走了三圈，以示这是大力的长眠之地，以后任何人不能来占，不能来耕这块地。
高高的罗家山，你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你又默默地收留了一个年轻的身躯。
一切料理完毕，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下山的路上，茂胜婆姨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生在为大力送葬回来的路上。后来，向东给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记力”，让人们永远记着大力。
第二年清明，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们又来到了大力的坟前。从山里挖来了十棵柏树苗，从山下挑来了几桶清泉水。我们把经过一个冬春日晒雨淋的花圈集中起来烧掉，清除了坟前的杂草，种下了柏树苗，也种下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希冀着这一棵棵常青的柏树，长大以后，能连成一片树荫，陪伴着大力，守护着大力，直到永远。
重返陕北
1988年春，小莉在妹夫宝新的陪同下，约了原来在黄古大队插队的知青许平，一行三人，重返陕北。
这是离开陕北十四年后，小莉第一次回陕北。1970年，北京派了一批干部去陕北后，对知青小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我们知青小组从王良沟大队合并到了北阳大队。1972、1973年以后，我们之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办了困退、病退、调回北京。小莉是我们之中第一个重返陕北的人。
张莉和王良沟的孩子们
火车离开北京，小莉憧憬着与乡亲们的重逢，盼望着就要到哥哥的陵前去扫墓。我们种下的柏树也该长高了吧。
西安、延安，一路上都受到了当年的知青们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3月22日一早，延安有朋友安排了一辆北京212吉普专程送小莉一行去延长。车离延长越近，小莉越兴奋。公路两边，不时可以望到延长油矿的“磕头机”在不停地抽油。车进延长县城，正逢上赶集，坐在小车前座的小莉只觉得眼睛湿润，喉咙发紧。看到迎面走来的老乡，感到那么亲切，似曾相见，又未曾见过。细想想，自己也好笑，算起来，当年走时的娃娃现在都是大姑娘、小伙子了，而那时年富力强的中壮年现在该是步履蹒跚的老汉了。回到陕北，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件件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车轮下的路正是我们当年往返队里和县天曾一步一步走过许多次的路，小莉渐渐入戏了。
吉普车直接开上了塬，把小莉、宝新送到北阳村口，许平先回黄古塬，兵分两路，约定第二天上午在临瓦口见面，再一起去王良沟。
小莉一到北阳，与乡亲们一阵寒暄，做饭、灶口烧火，仿佛又回到当年。先是面条、“苦累”（音，陕北一种面食，掺着菜一起蒸熟）、酸菜、米酒，晚上又是馅饼、炒鸡蛋，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无法出门，只好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小莉、宝新顺坡下到安沟，到店里给哥哥买了些纸，就往王连沟赶。一马平川，雪后初晴，艳阳高照，小莉的心情也格外开朗。在临瓦口如约与许平“会师”，一起走进了王良沟。
沟口，登上我们当年筑的大坝时，许平突然对小莉说：“听说你哥的坟让他们给挪了。”一句话好似睛天霹雳，震得小莉心里咯噔一下悬了起来。忙问他怎么知道。许平说黄古塬与王良沟的人有亲戚，听老乡说的。宝新一听，当即大怒。顾不上多说，先安抚宝新，再往前赶。半路上，碰见了冯占仓，他非常吃惊，一把拉住小莉的手问：“怎么回来了？”小莉说：“回来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许平、宝新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冯占仓见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于是说：“你们去找支书，看他怎么说。”小莉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离开王良沟快二十年了，村里的人家比以前多多了、罗家山、蔡家塬上的几十户人家也都搬下来了。小小的山沟里，挤满了一家家的窑洞。村里的面貌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家家门口的柴垛上，都贴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吉利话，似乎是避邪用的。
村里的支部书记还是老支书，他婆姨在家，一见小莉，吓得够呛，赶紧打发人找支书。支书回来了，忙着安顿午饭，呆呆的，没有话，谁也没提那档子事。饭后，到对面坡上串门，只见村民们一个个又熟悉又陌生，感慨而无言，流露出愧疚的目光。
吃晚饭时，各家都来拉，要留小莉等人吃饭。支书硬叫过去，荞麦饸饹、西红柿鸡蛋卤。晚饭后，村里当家主事的老少爷们一个个地来了。看那阵势要摊牌了。可是，又开始做饭。小莉暗自纳闷，刚吃了晚饭，怎么又做饭。一阵忙，五六个盘子端上来，苹果端上来，酒也摆上来，众人抽烟、渴酒，一直耗到半夜。
支书硬着头皮开始谈，这事本来与他家无关，但他是支书，迁坟是他拍的板。谈来谈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1982年的事情。那年村里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冯占彪的儿媳，忽然一天到晚犯迷症，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北京去，要去看谁谁。
“记力”的母亲，茂胜婆姨也莫名其妙地疯了，整天满山跑，也不会过日子了。茂胜这憨厚的庄稼人也没有办法，后来，一家人返回山东老家去了。听说回到老家以后，茂胜婆姨的病也就好了。
还有，村里的牛羊都归了村民个人所有，有的牲口前晌还在吃草，后晌就咕咚一下卧倒，然后就死了。
这些怪事还连不上。事情的起因是罗家山有一位老婆婆死了，村民们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阴阳先生前前后后看了一遭，对村民们说：“这村里出了这么多事，是不是因为这个坟（指大力的墓）。这是一座孤坟。你们看，这罗家山好像一个马鞍子，不能让他骑在鞍子上，得让他从马鞍子上下来。”
村民们所说的，当然有他们的联想、猜测和推理。在阴阳先生的蛊惑下，他们不去查明人病畜死的原因，反而使封建迷信思想占了上风，随即决定迁坟。
说到这里，炕上坐着的宝新忍不住了，猛地大喝了一声“谁干的？”地民们面百相觑，谁也不吭气。怎么说呢？当时，谁也没站出来阻拦，谁也没想到小莉还会回来。村民们感到这事怎么说也难以说清楚。只好不住地劝吃劝喝，直谈到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小莉一行上了罗家山。支书和其他一些村民扛上老镢，跟上去了，到罗家山上一看，大力坟已经没有了，柏树也早就死光了。拿出照片一对，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离开北京时的种种憧憬和愿望被眼前无情的现实所打破，小莉不禁悲从中来，五内俱焚。
接着，小莉要到挪了的新坟去看看。村民们让先等等，他们头里先去。那是一个人都站不住的陡坡，杂草、灌木丛生。村民们先去是想用老镢把陡坡掏一掏，做出一个坟的模样，免得小莉去了见不到坟，更加伤心。
陕西延长县张大力墓
小莉，许平、宝新随后到了，看不见坟。有人指着那陡坡，说就在这里。宝新穿了一件皮夹克，咕咚就跪下了，按照他昌平老家习俗，拿出准备好的麻纸、酒和苹果，祭奠了一番。一行人哭着下了山。
下山后，该吃早饭了。小莉只觉得委屈极了，心里堵得慌，一点也不想吃。她对村民们说：“我离开王良沟时，是下决心要回来的。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一定要回来的。别的人不回来可以，我是要回来的，因为哥哥在这里。一方面。要回来看我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看活着的人，来看看大家。我们在王良沟，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我哥哥更没有做。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总想着大家会关照我哥哥，我们也放心。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要挪坟，也可以，按常理应该通知我。没有通知，也可以，总该挪一个好地方。可你们把他挪到哪儿了呀？居然挪到一个难以想象的荒山陡坡上，草草埋了，连个标记也没留下。别的我还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这一点我最不理解、也最使我伤心。”
支书说：“你什么也别说了。看到你这个人，我就知道做错了。你只要坐在这儿，我就没话可说。往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待他。你看下什么地方，我们再迁。你今天有时间今天看，今后有时间今后看。人力、物力我们出。一定让你们满意。”小莉只觉得脑子木木的，这意外的变故，伤心和悲痛，使她无法马上做出理智的决定。于是，尽管乡亲们一再挽留，小莉一行还是匆匆告别，转道西安，返回北京。
在西安、北京，小莉分别和当年知青朋友们谈起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简直太典型了。当年大力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受到了一次不公正的对待，没想到进至八十年代大力竟然又遭到了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第二次劫难。热心的朋友们分头向团中央、全国青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延长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得到了有关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并受到舆论界的关注。
1988年4月16日，小莉正式至函陕西省延长县人民政府，如实地反映了事情的经过，她写道：“发生这件事情，使知情的当年知识青年非常震惊。正是由于当年没有给予张大力同志一个公正的评价，今天又发生了封建迷信思想抬头的悲剧。我们请求省、县、乡政府出面，关心和过问当年知青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告慰死者的英灵，激励活着的这一代人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信中还提出了迁葬的合理要求。
1988年7月15日，中共安沟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决定这样写道：根据张大力同志生前的申请和亲属的要求，经安沟乡党委1988年7月12日会议研究决定，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0年算起。从大力1969年12月4日牺牲，到乡党委通过追认他为党员的决定，中间隔了近十九年。虽然迟了十九年，但毕竟让人感到欣慰。美中不足的是“决定”中关于“党龄从1970年算起”一句，不知该作何解释。大力1969年牺牲，党龄怎么能从死后算起呢，难道能计算冥龄吗？可见，封建迷信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王连沟的村民之中啊。
1988年7月25日，延长县人民政府复函小莉，信中说：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所诉情况与政府办公室调查结果相符，现在正着手办理为张大力同志迁葬立碑事宜。信中请小莉近期与家人商定坟墓搬迁日期。并特别提出邀请大力同志的亲属适当时间来延长县参加大力同志坟墓搬迁及安葬。
1988年11月10日上午，小莉、向东和黄古塬的知青志光代表大力的亲属和在安沟插队的全体北京知青年来到延长县。中午，与县乡有关领导同志研究了迁葬的具体安排，小莉等三同志转交了由北京支延干部老梁和十几名知青写给县政府的联名信，并提出将大力新墓迁到县陵园或公墓的想法。由于延长县没有公墓陵园，安沟乡党委书记立即提出将大力墓迁往安沟乡农场的建议。
十一日上午，小莉、向东、志光到安沟乡，与乡领导一起选定了墓址。新址背靠黄土高原，脚下是淙淙流淌的安沟河和一条大路，对面是巍巍高山。下午，小莉一行到王良沟安排迁坟。
十二日上午，大力墓挖开，此时，气氛相当紧张，县里怕挖开后是一座空墓。因为，当地过去曾有迁坟时如棺木已腐，就把坟扬了的作法。如果挖开以后是空的，王良沟的乱子就捅大了。村民们说，1982年迁坟的时候棺木还是好的，肯定没有扬。由于埋葬草率，年久失修，棺木灌满了泥沙。开棺后，同志们一点点拭去了泥土，发现了大力的眼镜和皮带，肯定了这确实是大力的遗物，人们的心才踏实了。随后，同志们把大力的遗骨放进准备好的五尺柏棺。
十二日下午，按当地风俗，在肃穆的气氛中举行了迁葬仪式，县领导同志宣读了为张大力同志迁葬的决定，志光代表亲属和知青致了悼词。
大力的墓前，立起了一块新刻的石碑，碑文是“为人民医疗事业献身的北京知识青年张大力同志之墓1949年11月24日——1969年12月4日延长县人民政府立1988年10月。”
令人感动的是，当年曾在困难条件下帮助过知识青年的许多乡亲专程前来参加迁葬仪式。他们从家里带来五谷、干草、香火，亲自为大力下棺、回土、洒酒、点香。安沟中心小学校长提出表示今后每年要组织学生为大力同志扫墓。
写完这段真实的往事，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乎是了却了一桩许久许久没有了却的心愿。既是为了朋友，也是为了自己。记得插队时，一位老汉对我说，他活了一辈子，有两件事对印象最深，一件是“闹红”（指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件是北京知青来插队。
作为曾在农村生活了几年的我们，深感那几年的生活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如此珍贵。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建设的首要问题。尽管我们现在已离开了农村、离开了陕北，但我们不会忘记农村、忘记陕北。
已故知青张大力的妹妹张莉
我问小莉，你还回去吗？当然。什么时候回去呢？也许过几年吧，也许，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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