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的记忆——50后的童年往事
一. 吃食堂
二. “为嘴伤心”
三. “老大”当家
四. 父亲的“饱嗝”
五. “解嘈”
六. “瓜菜代”
七. “代食品”
八. 饥馑的乡下人
一、吃食堂
我对饥饿的最早记忆应该是从6岁开始的。那年我从松溉农村回到重庆读书，记得那个时候重庆的城市居民还不能自己烧火做饭，普遍都是在食堂吃饭。能吃多少？取决于政府配给给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一般说来，重工业、重体力工种的劳动者相对高点，轻工业和轻体力工种的劳动者相对少一点，商业、机关事业单位就更少一点。按照后来的规定，重庆的一般城市居民基本粮食定量是每月27斤，中学生是每月32斤，小学生是每月19斤。不过据说当初全国最困难的时候，四川的某领导为了支援中央保京津沪挣表现外调粮食，不仅废除了老百姓手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库存粮票，似乎还在每个人定量的基础上扣下了几斤，具体数据，似乎已无从查询。
小时候我们居住在跃进村，先是在村上的食堂搭伙吃饭。没多久，发现那食堂炊事员似乎称斤短两有点严重，就改到母亲单位的家属食堂去搭伙了，毕竟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和家属，一般不会发生称斤短两的事情。
那时候的粮食定量，不仅少，而且只有部分是大米，其他还要搭配面粉、包谷、红苕甚至胡豆等粗粮。据说那个时候市场上一斤大米可以换回好几斤面粉包谷红苕和胡豆。听哥哥说他们学校有个体育老师因吃不饱肚子，就专门用大米去换包谷吃。食堂卖米饭时，多数时候都会在米饭中掺一些碎的包谷红苕粒。那时候食堂的米饭都是用瓦罐一钵一钵地蒸的，我们称之为“罐罐饭”。有的“罐罐饭”是二两，有的“罐罐饭”是三两，方便炊事员打饭。菜肴很少，或2分钱一小碟四川人自制的咸菜，或5分钱一小勺蔬菜，好像几乎没有卖过肉类，反正那时候我们从未有过印象在食堂里吃过肉。
早上食堂多卖面食，主要是馒头，有时是胡豆。一般的时候是馒头，那馒头很小，一两一个，两个馒头就是我们一餐的定量，有时候遇到用代食品做的馒头，个头会稍微大一点，那代食品很难吃，可能够管饱。有时候早上卖的是胡豆，那胡豆是先煮耙了，再略炒一下卖的。小朋友们每每打上二两胡豆，总会一颗一颗地边数边吃，一般都是在80颗左右，要是少了，就会感到很委屈，认为是炊事员不公平。记得我们小学班上一个小女生，可能是因为起来晚了，打了胡豆就用纸包着带到了学校，在课堂上吃被老师发现了，很生气地一挥手把她的胡豆撒了一地，那女生没了早饭，伤心地哭了一上午。
中午晚上的面食一般是面块。那面块是加泡咸菜合汤合水做的，我们那群饥饿的小家伙吃不饱，经常就会在食堂卖饭的窗口伸着碗，腼腆着脸央求炊事员伯伯给加上一瓢汤，“饭不够，汤来凑”嘛，管饱就行。那吃红苕的时候也是这样，红苕也是切成片合汤合水做的，能多喝到一瓢汤，感觉就要舒服得多了。
二、“为嘴伤心”
那时节，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就非炊事员莫属了。“肥头二胖炊事员”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炊事员的形容，在所有人都因饥饿而普遍变得寡瘦如柴时，能够“肥头二胖”，显然生活过得是很滋润的。记得我们班家住区委的小朋友们就用“我是一个兵”的曲调编了个童谣：“我是炊事员，手拿铁锅铲，谁要偷我的锅巴吃，坚决给他两锅铲”。可见那个时候的炊事员在小朋友们的心目中，还是很神气的。
那炊事员不仅自己能吃饱肚子，而且多数还能荫及家人。我小时候有个要好的邻居小朋友，有次就偷偷请我吃过“连二馒头”，还说他家多的是，管够！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父亲是某单位的炊事员。不仅炊事员，管炊事员的人似乎也过得不错。我有个朋友的母亲曾有管理食堂的权力，为了家里几个饿得嗷嗷叫的几兄弟，经常偷偷把食堂的粮食带回家，关起门给他们吃，后来遇到“四清”，就被以一个“多吃多占”的罪名给撤销了职务，文革中还被多次拉出来批判斗争。
不是炊事员，家里收入高有钱的，也可以过得不错。那时买食品，按照惯例是必须交粮票的，可有一种叫“高级饼子”的点心，就只要钱不要粮票，只是价格很高，要一元钱一个，是以有钱人家，还是饿不太着的。那时我们班区委干部子弟很多，他们偶尔会带一些饼子一类的食物下课时在教室吃，这时就总有一些贫寒人家的小朋友围上去，不顾脸面地伸手祈求着希望可以分享那么一点点。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青年人不会计划着节省吃粮，经常粮食不到月底就吃光了。记得父母曾提起过，我幺爸刚结婚时还很年轻，因不懂事不会计划用粮，有次到月底家里没米吃了，只好跑来求父亲资助一下。我母亲当时比较善于计划，也很会节省，往往到月底家里还一点存粮。据说那次母亲很大气的支援了幺爸5斤粮食，但同时又对他很严厉的说：“自己学会计划！没有下次了哈！”幺爸感激涕零的赌咒发誓：“绝不会有下次了！绝不会有下次了！”
那时候社会上有种人叫做“抓精儿”，一般都是年轻人，不会计划吃粮，到月底就没有粮食吃了，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公然在大街上抢人的食品吃。我有次在母亲厂里的食堂吃了饭途经华新街回家，在路上捡了根树枝边舞动着玩边走路，突然听见后面许多人在喊：“抓抓精儿！抓抓精儿！”回头一看，一个十分帅气的年轻人，手里捧着好些个馒头，边吃边跑，后面还有一群人在追赶。那馒头好像是华新街的食品店摆在蒸笼里卖的。我想这肯定是老师经常说的那种坏人，还顺手用树枝对那人拦腰打了一下，可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这个小屁孩，继续边跑边吃。但他没跑多远就被当时觉悟很“高”的几个大人给抓住了，围上去抓的抓，打的打，可那年轻人根本不顾挨打的疼痛，蹲着身子仍然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馒头，边吃还边说：“我饿！我饿！好几天没有饭吃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懵懵懂懂地呆在那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时候我们村子下面有个砖瓦厂，就在后来华新小学的校址那个地方。砖瓦厂是重体力工种，粮食定量很高，但有些人还是喊粮食不够吃。那时砖瓦厂的伙食团就在我们家旁边，经常吃馒头、大米饭或面条。记得有个砖瓦工曾经是个志愿军被俘人员，据他自己吹，当年被俘后在押送的路上，领导偷偷递给他一把匕首，他摸到一个美军士兵背后把他杀了，然后大家一起逃跑了回来。回来后还升任了排长，转业后就来到了砖瓦厂。按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个英雄，可那时候的观念是被俘虏过的军人就肯定是怕死鬼，只能被歧视。所以在砖瓦厂，他只是一个打砖的普通工人。他身体很强壮，据说干活儿不错，就是饭量大，经常喊吃不饱，还让人看他的肚子还是瘪的。有人说，他的胃是长在胸口的，随便吃多少肚子都不会圆，不过我有些不相信。后来，据说他很早就去世了。
三、“老大”当家
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的公共食堂都撤销了，居民们终于可以开始自己在家烧火做饭了。
那个时候，母亲因为在厂里工种积极，表现不错，还入了党，一天工作到很晚，家里的事情就顾不上了。那时厂里的领导也比较关心职工，为了调剂职工生活，厂里开办了个小卖部，因为母亲工作表现好，小卖部的事就由母亲负责。凡是厂里需要些重体力的临时力气活，也常安排我父亲去做，如到石桥铺去担啤酒，到解放碑去担冰等。父亲视力模糊，但毕竟做过搬运，体力还是不错的，只是干活时需要前面有人带路。如果去干搬运时有他人一道，父亲就走在人家后面。如果没有人一道，一般就是我哥哥去引导。有时遇到放假，哥哥们也会加入担冰的行列。记得有次我就陪哥哥到解放碑去担过一次冰，还是在临江门坐划子（轮渡）回的董家溪。
父母都在外面忙生计，家里平时的家务就靠我们几姊妹自己自理了。自理总得有个“头”，母亲就安排作为我家老大的大哥“当家”。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几姊妹分了工：“老大”当“掌柜”，负责每月的开支安排，并和二哥一起负责买米、挑煤、担水、烧火做饭；姐姐负责洗衣，二哥有时协助；小哥哥和我负责扫地、抹屋、洗碗。只有妹妹年幼，不用做家务。
每月父母发了工资，留下一点积蓄，作为我们上学的费用、置衣的费用、买肉打牙祭的费用和应急的费用。其他部分收入就交给“老大”，先安排买米面、买煤、买油盐酱醋，再控制每天买菜的费用。说实话，咱家“老大”似乎还是有几分“计划管理”“天才”的，父母无暇管理家务，“老大”却能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当然我们几个小的，除了偶尔不服和他对抗外，一般情况下也很服从管理，各司其职配合。而且我们学习也没有耽误，成绩都是在班级年纪拔尖的，都当上了学生干部。记得我们家几子妹，除了我是个“调皮匠”，小学只当了个中队委，中学当了个班长外，他们小学时全都是大队长大队委，中学全是团支部书记或团委书记。是以那个年代，学校和区里的领导，都把我们当作是工农子弟的典范加以重点培养。特别是“老大”，还曾被学校作为“红管家”榜样让同学们学习。
最初我们家做饭，还是学习伙食团的做法，用瓦罐或是搪瓷碗蒸“罐罐饭”。每次打米时，“老大”都要用米筒计量着放。不仅不能超定量，而且还要略剩下一点，加到父亲的“罐罐”里。因为父亲做临工搬运，有点收入但没有粮票补贴，重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大，吃少了会力气不足。
四、父亲的“饱嗝”
后来厂里的小卖部上级叫停了，母亲回车间上班，每天可以回家了，只是依旧是早出晚归，平时没有时间管家务，只有星期天可以带着洗洗衣服，缝缝补补，给我们做点好吃的。父亲也没有临工好做了，可以守守家。我们的做饭就不做“罐罐饭”了，改成了重庆传统的“沥米饭”。因为“罐罐饭”都是干饭，量少吃不饱。而“沥米饭”可以用“沥”出的米汤煮点稀饭，这样感觉可以吃得饱些。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中午吃一点“生分饭”加米汤煮的稀饭，晚上母亲下班才吃干饭。
中午的稀饭，一般煮好后会盛在缸钵里搅拌几下，让干稀均匀。但即或是这样，我们还是吃不饱，总想着把那勺伸到缸钵底部去捞干一点的。晚上一般是吃干饭，但我家的规矩是必须等到母亲下班回家才能一起吃。一是必须尊重父母，二是因为饭菜都少，前面的人吃了，后面的人可能就不够吃了。由于中午吃的稀饭，下午肚子饿的快，所以我们就总盼着母亲能早点回家。母亲那时是劳模，工作很积极，经常下班很晚，有时候母亲回来晚了，我就会到村子的路口去等着接她。大人们都说我小小年纪有孝心，其实我孝心是有，但更主要的是肚子太饿，母亲一回来，我们就能开饭了。
不管是稀饭还是干饭，咱们家的规矩是最多不能超过两小碗，即使没吃饱也只得放下碗筷。父亲那时经常教导我们：“饭吃个半饱就可以了，吃多了不好。”现在听起来，好像这话符合养身之道，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油水，也没有多少蔬菜吃，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总是一天到晚饥肠辘辘的，“吃个半饱”和“吃多了不好”其实只是父亲无奈的说教。父亲病休之前一直是干搬运力气活儿的，个头大饭量也很大，但他永远和我们一样每顿饭只吃两小碗。父亲吃饭时总爱“打饱嗝”，特别是当那天饭可能不够吃的时候。一打“饱嗝”就说“我吃饱了”，然后就放下碗不再吃了。有时候母亲看不下去了，就埋怨他：“你这么大个大汉吃这么点就饱了？”然后就会在他碗里扣上半碗饭强迫他吃下去。小时候的我们最初不理解，虽然不敢说，但总觉得父亲“打饱嗝”不文明，不是好习惯。直到后来我们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的“饱嗝”都是假装出来的，为的就是多少省下一点饭，能让我们几个儿女可以多吃那么一点点。每每我们回想起父亲的“饱嗝”，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阵心酸，眼里会泛起盈盈的泪花。
尽管我们都吃不饱，但那时我们家的家教好，还是蛮遵守道德规则的。记得大约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在野水沟下面的路上捡到了二斤粮票，也不知道是谁不小心弄丢了的。那时二斤粮票至少是一个人两天的粮食定量，我找不到失主，就把它交给了老师，结果得到了学校在全校大会上的口头表扬，说我是“拾金不昧”的好儿童。后来有同学说我傻，二斤粮食拿回去可以让全家人好好吃顿饱饭。但我母亲说，这种事情宁愿饿死也不能干，那是不道德的。不过，长大当知青后我想起这事还是有点后悔，因为那粮票不会交给失主，肯定被老师交到学校伙食团充公了。
老师们那时因为粮食定量少，也经常吃不饱。因此许多上课举例的时候，时常自然而然地爱用饼子来教我们做算术。比如“一个饼子加两个饼子等于几？”，“一个饼子分成两半就叫二分之一，分成四份就叫四分之一”。我有个老师就经常这样打比方，后来学生们就给她取了绰号，叫“lousou饼子”，虽然很不礼貌，但也反映出那时老师们的肚子也是饿得咕咕叫的。
五、“解嘈”
除了吃不饱，那时最让人难忘的是没菜吃。说起菜，我们家每天预算买蔬菜的钱也就在两毛以下，没有几个钱多买菜。困难时期那蔬菜很难买到，而且菜价也比较贵，一角几分钱就够买点毛毛菜吃，好一点的如番茄胡萝卜丝瓜一类的菜就买不起，平时里永远就只有一小盘毛毛蔬菜供全家八口人“下饭”。有时候甚至买不到菜，我们就只能用配给的豆腐票买的豆腐做成豆腐乳或泡咸菜下饭。那时，我们吃菜一般都会自觉地很节省，不敢多夹，一旦多夹，“老大”就会用筷子头敲打我们的筷子，厉声吼道：“下饭！”我们就只好泱泱地收敛了。为了“下饭”，我就喜欢抢食那盘炒菜里的菜汤，那菜汤有盐有味，据说营养还不差，也“下饭”。
那时定量供应的肉好像是每人每月半斤，吃肉对于我们来说就真的是“打牙祭”。“打牙祭”一般是在星期天一家人都在的日子，有时也会是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每到“打牙祭”那天，母亲就会叫我们天不亮就早早地到肉店门口排队，因为去晚了就可能没有肉卖了。那时人们买肉，一般都会选比较肥腻的保肋肉或三线肉（即五花肉），不会去买那瘦一点的腿子肉或里脊肉。谁买到肥肉，就会高兴地得到大家羡慕，谁要是买到瘦肉，就会委屈，甚至会和卖肉的店员吵上一架。记得后来在文革中，三钢厂的军管会把部队养的猪肉分给厂里的职工，每个职工七两。父亲派我去领肉，我拿到了一块肥腻得流油的厚厚的一块肥肉，我双手捧着回家，沿途上好多人都羡慕地对我说：“这块肉好肥！好安逸！”因为肥肉油水多，吃起来过瘾！“解嘈”！
“嘈”，是我们四川人对缺乏营养造成的低血糖现象的描述。人一旦“嘈”起来，就会心里发慌，清口水长流。那时“打牙祭”的机会不多，而且肉少，总是只能浅尝而止，是以人们都经常“嘈”得发慌。我们家人多肉少，因母亲贤惠，经常有亲戚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们吃肉一般都是夹上两片肉就不敢多吃了，要让那客人和大人吃。偶尔母亲见我们可怜，会主动多夹一片肉放进我们碗里，但还是很难“解嘈”的。那时一般家庭就只有过年过节才会配给一点白糖，我们家的白糖平时是不能吃的，只有在有人“嘈”得发慌了，母亲才会用一小调羹白糖化一小碗糖开水，让人喝下去“解嘈”。母亲那时上班很累，营养又严重不足，经常会“嘈”得发慌，有时我们也会给她化碗糖水“解嘈”。但有时喝糖水也无效，父亲就会拿钱和粮票叫我们到观音桥新街的面食店去买碗小面回来给母亲吃，那小面有点油水，可以“解嘈”。那买小面的事经常是派我去，我拿着一个搪瓷口缸，走上十来分钟，到那面食店去买面。那面食店有个孃孃是姐姐同学的母亲，她认识我，只要是她在，就往往会给我多夹一小筷子小面或多添一瓢汤。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回家的路上偷偷地喝上一口汤解馋。回到家母亲吃上面，气色就略略会转好。有时母亲吃面的时候，看到年幼的我和妹妹嘴馋馋的望着她，就会喂上我们一口，那滋味，真的好香，好舒服。
由于严重缺乏营养，那时的大人们很多都得了一种叫“黄肿病”的疾病。那病疼不疼我不知道，但会全身浮肿、皮肤泛黄，却是我亲眼所见。大人们只要聚集在一起，就会相互问：“你肿了没有？”还用手在对方的大腿小腿上按，按出一个坑，那就肯定是得病了。据说那种病只要能吃饱饭，加强营养，就会好，但是久病不治疗也会死人的。我看到父亲的小腿也能按出窝窝来，就害怕父亲熬不过去。后来还好，父亲那时候虽然营养严重缺乏，变得黄皮寡瘦眼窝深深的，但到底还是熬过来了。
六、“瓜菜代”
1958年大跃进之后，人们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造成粮食极度短缺，政府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以副食代替主食。比如以产量高的红薯、胡萝卜、白萝卜代替粮食作主食，有的地方将玉米杆磨碎当主食。这种做法称作“瓜菜代”，又叫“以副代主”，成为1959年以后流行全国的一个口号。河北一带有个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
虽说那时提倡“瓜菜代”，但那时城里蔬菜很难买到，就算有也很贵，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钱买菜。有次姐姐突发奇想，说带我到村子下面河沟的山上去挖野菜。那从河沟爬上山的路是一条很窄很陡的石谷子路。我们好不容易爬上去，也不知道是我们不太认识野菜还是那野菜都被人挖走了，反正就没有挖到几棵野菜，只好顺着那小路连溜带爬地下山回来。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发现那个叫“红专大学”的农村生产队在堰塘坝上种的南瓜开花了。
姐姐那时主意大，说那南瓜花可以吃，我们就摘了一衣兜南瓜花。在离开时，被村里的一个农民看见了，大叫着：“该死的猴儿！你把花摘了那南瓜就结不出来了！”不过好在那农民也没有为难我们，就赶紧跑回家了。回到家后，我们把那南瓜花洗净，切碎和在面粉里，当天就煮了一锅南瓜花面疙瘩吃。那南瓜花面疙瘩真的好好吃，但听了那农民的话，知道吃了那南瓜花就不长南瓜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去摘过农民的南瓜花了。
没有野菜和瓜菜，不过我们还是吃过不是菜的菜，那就是南瓜尖和红苕尖，也就是南瓜藤和红苕藤的嫩尖。那南瓜尖吃的时候，要撕去筋丝，用米汤煮食或炒食。最初我们不知道，直接下锅弄熟就吃，结果毛毛刺刺的好难下咽。那红苕尖农民从来不吃，是用来喂猪的，油少了吃起来真的就像吃的是猪食。就是这南瓜尖和红苕尖，农民拿出来卖还是挺贵的。记得那时我们小朋友有句童谣唱过：“农民二哥真可恶，红苕藤藤卖两角”。可见，那南瓜尖红苕尖也并不是可以经常吃的。
小时候除了过年，我们基本是没有吃过零食的。不过我们吃过的东西，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也基本没有吃过。那上学路边的野草中，有一种我们叫“山泡儿”的草本植物，红红的果实像个小绣球，吃起来酸甜酸甜的，滋味不错。那野水沟下面的黄桷树上，花开的时候，我们会爬上树去采摘“黄桷泡儿”，涩涩的，可以充饥。那我家下面堰塘边的洋槐树开花，不仅好看，吃起来也蛮香的。还有那19中校园里的“桐麻碗儿”，其果实长得像豌豆豆荚一样，也可以采摘回来剥开“桐麻碗儿”豆豆加点盐煮熟，吃起来与豌豆好像没有多少差别。还有那河沟边上湿地里长的“酸精儿草”，嚼起来有股“酸精儿酸精儿”的味道。总之，那年月，只要是人家说可以吃的，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往嘴巴里塞，以缓解肚子里的饥饿感。记得后来有位支边朋友给我说起，他哥哥那时饿得受不了，约了个同学一起逃学，跑到农民成熟的胡豆地里，偷吃人家的生胡豆，结果吃多了食物中毒，弄了个上吐下泻，脸青面黑，差点连小命都不保。
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们是坚决不吃的，那就是“观音土”。有段时间，我们那里的人传言，说是在观音桥的一块地里发现了“观音土”，可以吃了充饥。那“观音土”我见过，青白青白的颜色，有一股清香味，好像属于白鳝泥一类的泥土。由于学校和父母都告诫我们，说那玩意儿是泥土，不能吃，吃了会不消化，会拉不出大便胀肚子，弄不好还会死人，所以听话的我们就从来没有吃过。
七、“代食品”
“代食品”是什么，现在的人肯定不知道，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们也并不清楚。后来有了互联网，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那“代食品”是困难时期的一大发明，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当时政府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试验，到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那前两类的“代食品”主要是经加工磨成面，混杂在面粉里做成馒头或窝窝头吃。那东西我吃过，没有其他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比正常米面做的食品粗糙了许多。不过那玩意儿做的馒头个大，可以填饱肚子，就没有人计较了。第四类的人造肉吃过一次，除了模样像肉，根本就没有肉的味道。
小球藻我哥哥养过，没有成功。不过我家还真养过一种东西，叫“海宝”。那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我没有搞明白过，在网上也没有查到资料。只觉得应该是一种浮游藻类。父亲把它放在搪瓷饭钵里，掺上半盆冷开水，再加一小勺白糖进去，它就一天天就着搪瓷饭钵的形状长大起来。那“海宝”不知道本身能不能吃，我们主要是喝它的水汁，酸甜酸甜的，据说很有营养。父亲有时候饿的不行了，就端起搪瓷饭钵喝上一大口，母亲有时候“嘈”了，也会喝几口。我也偷偷喝过，除了酸甜酸甜的味道，其他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八、饥馑的乡下人
作为城市居民，那个时候还算是好的，起码还有个粮食定量保底不至饿死。毕竟政府当时的政策首先是保城里人，先保京津沪，再保大城市，然后才保乡镇居民。至于农村的农户，那就基本是自生自灭，有没有粮食吃，吃不吃得饱，就因地而异了。
我读书后每学期放假基本都会到永川农村松溉的姑姑那里去，见识过农村饥饿的一些情况。姑父是个拉船的纤夫，粮食定量高，但姑姑只是乡镇居民，粮食定量不多，我去了有时也会粮食不够吃。记得有次到月底，姑姑粮食不够了，当时住在松溉江对岸江津石蟆的一个好心的姐姐，就叫我跟她到她家去住几天，我对农村感到稀奇，就随她去了。过河后，看到农村的庄稼长势还是不错的，但到她家后，感觉还是很贫穷，房子破破烂烂的。到吃饭的时候，那大姐姐先给我盛了一碗带包谷米粒的干饭，而我看到她们家的老老少少都捧个大斗碗到锅里去盛饭，结果看见盛出来的不是饭，而是很清很清的面上飘着几片菜叶子的米羹。我年纪虽小，却感到很不好意思，坚持和她们吃一样的“饭”。我也拿了个小一点的斗碗，到锅里盛了大半碗，唏唏呼呼地喝了下去就把肚子灌饱了，可她们却一连干了两大碗。那“饭”说实在的，很不好吃，就只有点盐味而已。据大姐姐说，她们的粮食也不多了，要计划着省着吃，才能接上下一茬分粮食。
山乡里的夜很寂静，那晚我在那只有一帘篾席的床上睡得很踏实。可鸡才刚刚叫头遍，就听到她家的大人都起来了，说是队里组织上山抗旱，饭也没有吃就挑起水桶走了。直到大约上午九点钟左右她们才回来，烧火做“饭”，说是打个“腰台”，每人捧个斗碗照样唏唏呼呼喝下去，又急急忙忙地扛起农具出工去了。我人小没事，白天就在她家附近闲逛，看到庄稼都长得好好的，不像是干旱的样子，怎么就连稀饭都吃不上呢？这些人就喝一两斗碗那样的“饭”，还要天不亮就上山干活，天黑才能回家，觉得农村的农民真的好苦。就这样呆了两天，天天吃那种“饭”，我也感到饥肠辘辘的有点受不了，就请大姐姐送我到河边，乘木船过河回到了松溉姑姑家。
回松溉后就听姑姑说，她们到柏林赶场摆摊，遇到柏林酒厂挑酒糟的人说，有个和他们一起挑酒糟的人饿得受不了，抓住那酒糟就往嘴里塞，结果吃多了，给活活醉死了。我听了感觉好恐怖，没过几天，就赶忙搭运货的木船赶回重庆了。
好像刚回重庆不久，我在江津白沙乡下的姨爹就来我家了。姨爹说因为公粮征购任务太高，公社还搞“反瞒产”“查粮食”，他们家也快没粮食吃了，乡里还不准离开农村，他是偷偷跑出来的。姨爹以前曾和父亲一起干过搬运工，在城里“大跃进”后“压缩”工人时，以为乡下农村自己种粮种菜，日子可能好过一些，就举家回农村去了。殊不知没过多久就遇到了“自然灾害”没粮食吃了，想回城里吃几天饱饭再回去。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定量也不够吃，贤惠的母亲看在姨妈的份上，还是吩咐大哥给她稍微多蒸一点饭。可就是那点饭也不多，还是不能填饱他的肚子。他饿得不行，居然把我家做的下饭用的豆腐乳也偷偷抓起来吃了，让我们感到很是吃惊。就是这样，他在我家也呆不下去，因为我们村子里的居委会要赶他走，说是有政策规定，不许农村人来城里呆，超过三天不走，就要把他抓起来押送回去。姨爹害怕走了，居委会的人还来给母亲道歉，说是有政策规定，不能不执行，而且他在我们家吃饭，我们家的粮食也会不够吃的，孩子们饿了怎么办？后来过了好久，我才听说姨爹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年纪尚幼小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没过多久，我在永川五间的幺爷（父亲的弟弟）也跑出来了，带着他那刚出生不久的小堂妹。那小堂妹很乖，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是瘦得好可怜。我很喜欢她，还抱过她，可能是我年幼力气小，抱她时摔了一下，把她额头上磕了个小口子，那小堂妹痛得哇哇大哭，让母亲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幺爷在我家也只呆了两天就走了，因为居委会又来赶人了。又过了段时间，幺爷又来了，这次带的是我的堂弟。说是家里快揭不开锅了，他给幺娘和小堂妹留下最后的粮食，就跑来找他哥哥求救来了。这次幺爷很幸运，母亲厂里面刚好给职工分了一些“黄浆粉”，那“黄浆粉”玉米是加工淀粉后的脚渣，可以吃，厂里就卖给职工用来煮吃充饥。虽然不太好吃，但毕竟可以吃饱肚子。这次幺爷着急地要赶回去，走的时候，母亲求厂里多卖了20斤“黄浆粉”给幺爷带了回去度荒。后来听幺爷说，当他急急忙忙赶回去时，那幺娘和小堂妹已经双双去世了！1967年，当我因躲避武斗到五间时，幺爷还唠叨着告诉我，说是那20斤“黄浆粉”救活了他父子俩。后来，当1986年借出差之机去五间看望幺爷时，他说了句话让我一辈子五味杂陈的话：“现在好了，吃得饱了！”
……
再后来，国家的经济形势终于好转了，国人也基本不再饿肚子了。记得那年我在姑姑家，姑姑终于有天告诉我可以敞开肚子吃饭了，我高兴地一口气吃了五碗干饭。因为平时最多只能吃两碗饭，结果就一下子吃多了，满嘴打着糊嗝，那肚子胀了好几天，还拉肚子，叫大人们笑话了我好几天。
杨宗祥，1954年2月生于重庆。于1971年4月22日从重庆第74中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十四连，2个月后调入一团十营武装执勤连。1978年考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大)政教系。1982年毕业后回渝，在重庆市一轻局硅酸盐技工学校、重庆一轻局干部学校、重庆轻工业职工大学、西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等单位任教，在西南大学副教授任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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