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碎影：跌宕起伏、刻骨铭心的1976年
【百年中国】艰难的抗争中央电视台
一. 九 一三事件
二. 转机初现
三. 四届人大
四. 艰难整顿
五. 四五运动
六. 一九七六
七. 百年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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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新年伊始，元旦社论里写着：“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潺潺流水”，大喇叭里唱着：“山也笑，水也笑……形势一片好哇”。可现实并不是诗词歌赋。十年浩劫早已折腾得天怒人怨，宣传机器再涂脂抹粉，也装扮不出太平盛世。
这一年，每个人都像坐上了过山车，被折腾得一惊一乍，地覆天翻。我的命运也发生了两次重大改变：新年刚过，我就离开了下乡的小县城，走进了一个部属国营厂。年底，我又收到了录取通知，搭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末班车。
其实在一九七五年，我就曾被推荐上大学。到了最后关口，却因政审不合格，被县领导的千金给顶了下来。那时候，政审就像“红与黑”的分界线，常在关键时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自下乡以来，我一直拼命干活，努力表现。这时才发现，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即使为捐门槛拼尽了全力，仍赎不清“黑五类”的原罪。我躲在宿舍里大哭了一场，独自咽下了这颗苦果。
转眼到了年底，领导拿来一张招工表，我却不愿填。想上大学的执念太重，即使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仍不死心。我幻想着，万一明年老爸“解放”了呢！
后来，是闺蜜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工农兵，工人可是排在最前面。你就不会先去工厂，到那儿再争取上大学。”也对，人总不能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工厂的名号听着挺高大上，报到后，我的心却沉入了谷底。没有想象中的机声隆隆，只有几栋完工不久的厂房，孤零零矗立在半山腰。
厂子正在搞基建。“葬于北邙”的古老习俗，使这块风水宝地下面布满墓葬。所以，盖房子之前，文物部门要先进行抢救性挖掘。厂区随处可见手执“洛阳铲”的考古人员，地上到处都是“大窟窿小眼睛”，周边散落着刚出土的盆盆罐罐。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会穿越千年，和不知哪个朝代的器物相遇。正所谓“手一摸皆为灿烂文化，脚一踩就是古老遗存”。
新进厂的徒工全是知青，按照部队编制，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当东方露出微明，出操跑步代替了农村的头晌工。饭后，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这批人，又成了全能小工。正值冻死人不偿命的严冬，我们每天在建筑工地搬砖、运沙、和泥。那份艰苦和劳累，与干农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幕降临，刚落成的总装车间就是青工宿舍。硕大的厂房中挂着两块大门帘，划出了男女间神圣不可侵犯的“三八线”。六百多人挤在木板搭就的大通铺上，聊天咳嗽打呼磨牙无遮无拦现场直播，就像提前进入了人类大同。隐私？那时候谁听说过这词儿呀！
进厂没几天，我们正出早操，高音喇叭突然传出哀乐，周总理逝世了！大家惊得纷纷停下脚步。大地草枯的冬天，本就没有一丝生气。那时的总理就像暗夜里的一束微光。如今光熄灭了，黑夜被无边的绝望覆盖，让祈盼光明的人更加万念俱灰。
我们和着眼泪咽下早饭，向厂里要求戴黑纱白花悼念总理。可领导却说，要等上级的统一部署。等待却是遥遥无期。有人自己做了白花戴上，既是表达对总理的哀思，也是对“上级”的无声抗议。
进厂没几天，人与人之间还都不熟，却凭着胸前的白花结为同道。晚上，“小白花”们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互相交换着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低声讨论当前的形势，发泄着内心的愤懑和不满。
五一过后，青工被分批送到外地培训，我有幸分到了北京培训队。火车晃荡一夜到了首都。一大早，坐着“大一路”穿过天安门，我贪婪地趴在车窗边，看着在电影中见过的场景从眼前闪过，恍若梦境。
培训的工厂位于酒仙桥，我们住在学院路，上班要倒三趟公交车，耗费两个多小时。那时的北京，公交和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乘车的过程，不仅伴着漫长的等待和煎熬，还时常目睹无声的厮杀。
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交站旁都是乌泱泱一大片人。有车辆到站，年轻力壮的就开始喊着口号，推着下边的人拼命往上挤。车上则不时传来哀嚎：“别挤了，再挤就成照片了”。
上车前，人人都是大脑指挥四肢，上车后，屁股就开始决定脑袋：每个人都催着司机快走，对帮过自己的同类弃之不顾。可怜那些老弱妇孺，挤不过年轻人，只能眼巴巴看着车子绝尘而去，伸长了脖子望眼欲穿地等待下一辆。
如果遇上恶劣天气，路途会更加艰难。有次下大雪，路面被车辆碾压后结了冰，滑得就像“镜子面”。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去坐车，十点半才晃到厂里。还没把凳子坐热，就该去食堂吃午饭了。
我们进京时，距离“四五”事件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工厂偏安在中原，除了看报纸听广播，少有其他信息来源。厂里只是紧跟形势，开过一场声讨大会。
到了北京才发现，到处都在紧锣密鼓地追查四五事件的参与者，空气中弥漫着大战来临前的肃杀，就连公交车上也未能幸免。
一次我去颐和园，车刚到站，就上来几个套着红袖箍的“首都工人民兵”。他们圆睁怒目，雷达般地扫视着每位乘客。有位面相儒雅的年轻人，戴着副比瓶底还厚的眼镜，用鄙夷的目光斜了“红袖箍”一眼，就和他们“犯了照”。“眼镜”被怀疑是会拽歪诗的“臭老九”，随身带的书包被强行打开，看到里面有印刷品，不由分说就被揪了下去。
还有更过分的。有次坐车遇到个烫发的中年女人，因为抢座和一位姑娘起了冲突。那女人操着口大碴子东北话，嗓门也比对方高了八度。
文革开始后，穿旗袍或烫发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北京人虽说见多识广，但除了红毛绿眼的“老外”，也有十年没见过烫发的“妖孽”了。所以满车人都讶异这女的胆够肥，竟敢顶着头“卷毛”上北京。我还听到旁边一对老夫妻小声议论，说她弄不好是老毛子留下的混血后代。
眼看着俩人越吵越凶，售票员开始向着老乡拉偏架：“看你那一头‘狮子卷’就不像好人”。
谁知这东北大姨也不是吃素的，立马还击：“你一个卖票的，就算生在天子脚下，和皇上也没半毛钱关系！床底的臭虫，还敢爬到脚面上得瑟。”
她的这番话更是犯了众怒：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车刚到站，只听司机一声招呼，立马上来几个工人民兵，把她给拽了下去。
这番操作真让我惊掉了眼珠子。咋哪儿哪儿都有工人民兵！再说这东北大姨虽然张扬跋扈，但吵架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为啥只把她“专政”了呢？不会是因为头上的“卷毛”吧！太恐怖了！
虽然审查无处不在，坐个车都有可能被抓去办“学习班”，但人类社会不是动物庄园。人的躯体能被控制被宰割，思想却不能全都被禁锢被驯化。总有漏网之鱼想自由呼吸。
广大革命群众早就看出“四人帮”气数已尽，天安门广场的“扬眉剑出鞘”，就昭示着正义与邪恶已开始最后的厮杀。面对紧锣密鼓的追查，对抗从公开转到了地下：背街小巷的电线杆子上，仍不时能见到油印的天安门诗抄。
我们实习的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车间的政治学习和批判大会上，领导在上面声嘶力竭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下面则是职工的信息交换中心和手工作坊。男同胞们彼此递上个烟卷，就开始讨论结婚的大衣柜会如何分配，厂里啥时候开始抓阄。女工们一边手忙脚乱地织着毛线，一边表情暧昧地交头接耳，替车间的漂亮姑娘谋划着约会地点。
别管“上边”如何斗得死去活来，在百姓眼里，人生大事依然是最原始的需求——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吃喝拉撒睡。
车间下面的班组，是大社会中的最小舞台。我实习的小组共有十多号人，多半是四十出头的女同胞。常言道，“三个女的一台戏”。组里刚好凑成两台大戏，常年不断上演着各式悲喜剧。
上班铃一响，师傅们就开始忙活。电烙铁丝丝缕缕冒着白烟，把一个个元件焊在电路板上。聊天的内容也总是充满了烟火气：除了菜场的萝卜豆腐，就是某家副食店来了新鲜水果。甚至自家的母鸡开窝下蛋，也会炫耀一番。
计划经济年代，恨不得买个肥皂牙膏都凭票。北京的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人要脸，树要皮”，哪怕其他地方的百姓都满脸菜色，也要把国家脸面搽得红扑扑的。即便如此，许多生活必需品还是紧缺。我们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能看到各种排长队。所以大家对显摆母鸡下蛋都见怪不怪。
除了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师傅们还时常扮演家长，替组里的四条光棍小李、小马和两位小王操持终身大事。
小李面相朴实，虽是工会小组长，平时话却不多，且很少搀和师傅们的玩笑。某天，一位女师傅咬着耳朵告诉我：“有人想给小李介绍对象，女方一听他的身高就打了退堂鼓。”这话我信。小李好像还没我这傻大妞高，按那时民间默认的标准，属于半残废，恋爱的老大难。
末了，师傅又叮嘱我，这话我只告诉了你自己，千万别让人知道。我忙把头点得鸡叨米似的。我一个外地实习生，平素就最讨厌传闲话的碎嘴子婆娘，才懒得嚼人舌头呢！
两位小王年纪相当。男的长得玉树临风，挂着文艺青年相；女的眉目清俊，说话轻声细语，一看就是好人家的闺女。那时，百姓找对象有个顺口溜：“找个军人怕打仗，找个干部怕下放，找个农民吃糟糠，找个工人最稳当”。在师傅们眼里，他俩就是“最稳当”的绝配。在同一班组，每天出双入对，若真能对上眼，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所以，每到后半晌下班铃响，热心的师傅就撺掇着两人结伴回家。还提示男小王要主动点儿，多陪女小王去逛逛商店或看场电影。俩小王的操作台斜对面，别管心里有没有那点念想，一来二去被弄得先别扭起来。上班只敢低头焊电路板，偶尔抬头，尴尬得眼睛都没地儿放。
那时的年轻人脸皮都特别薄，这也怨不得他们。刚懂事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爱情成了不可言说的禁忌。看看风靡全国的样板戏就知道，革命者个个清心寡欲，没谁拖家带口。
在电影里早就订过亲的大春和喜儿，成了踮着脚尖“干活不累”的“男女搭配”。《沙家浜》里好不容易有位已婚的“嫂子”，却不见丈夫“阿庆”，估计被编剧支去跑单帮了。《红灯记》虽说凑齐了祖孙三代，却都是鳏寡孤独：“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总之，爱情只能让帝修反独享，无产阶级无福消受。
问题是，若男的都打光棍，女的都熬成嫁不出去的老闺女，哪来的人类繁衍，香火接续，靠谁将革命进行到底呢？所以，师傅们为了落实“老三篇”中的最高指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还得继续为年轻人配鸳鸯。
有段时间，小马的婚房也成了组里的公共话题。那年他三十八岁，结婚证都领了，却因为没房子，媳妇愣是娶不进来。师傅们都为他打抱不平，让组长向车间反映，分房应该照顾大龄青年。组长苦笑着说，他不仅找了车间，还找过厂领导。可领导说，厂里住房本就紧张，等房结婚的青工太多，只能按规矩排队，谁也不能加塞儿。
唐山大地震后，防震棚遍地开花，也让某位师傅脑洞大开。他鼓动着小马先在棚里把婚结了，等有了孩子可优先分房。这创意得到全组一致赞成。可小马的未婚妻却铁嘴钢牙地表示，宁可当一辈子老姑娘，也不在地震棚里结婚。小马懊丧至极，那位师傅也唯有一声叹息。
来北京之前就听人说，天子脚下的人都特别关心政治。还说到了北京，和人聊不了几句，就能弯弯绕到宏大话题上。可我每天听到的多半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不能不对这说法产生了怀疑。
时间长了我才发现，并不是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运动中那些司空见惯的出卖，成就了大家转换自如的嘴巴。自文革以来，官方和民间，就一直存在着两个话语体系。在公开场合，大家都违心地说着标准语言，和“上边”保持一致。只有在私下里确认过眼神，证实同为“位卑未敢忘忧国”之人，才会掏心掏肺吐露真言。
有一天，我坐车一路顺畅，提前到了车间。碰巧小李也来的早，他看我拿着本《学习与批判》，就和我聊起了这本杂志。许是因为车间没人，让他少了些拘束，多了几分大胆。他不仅言辞犀利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还不时冒出些不合时宜之语。原来，在他沉稳寡言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善思考不盲从的心。
首都大神荟萃，不定那个犄角旮旯就住着高人，七拐八弯地通着内部渠道。我们进厂不久，就听说工厂医务室有位大夫，是外交部某领导的女儿。因而，大家压低嗓门传递的小道消息，都言之凿凿出自医务室。证明它通着“海里”或“部里”，来源正宗，绝对不是谣言。
我没见过那位外交部的公主。厂里几千号人，上班大都穿工作服，若再戴上个工装帽，远看真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唯有一次，我在食堂的诸多“蓝蚂蚁”中看到个姑娘，虽说也是一身工装，眉宇间却弥漫出与众不同。我正思忖，她也许就是那位自带“通天纹”的？却听到旁边有人嚼着饭菜指点，说她父亲是个著名作家。
7月28日，一大早，老天就透着几分诡异，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后半夜，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睁开眼，见窗外闪烁着刺眼的白光，地上像是有重型坦克开过，发出剧烈的抖动和阵阵沉闷的轰鸣。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美帝或苏修扔了原子弹。我爬起来想往外跑，却发现房子晃得根本迈不开步，这才反应过来是地震了。待我醉汉般趔趄着挪到门口，震动又停了。
等到培训队的姐妹们跌跌撞撞冲下五楼，看到第一批下来的同胞大多狼狈不堪：男的赤裸上身，女的则裹着床单或毛巾被遮掩隐私。正值酷暑，大家睡觉时都只顾清凉。眼见得逃出了险境，才想起了礼义廉耻。连忙返回楼上穿戴整齐，收拾钱物。
同事们多是“贫下中农”，除了随身换洗衣服，没啥值钱的东西。我唯一的“细软”是块手表。进厂不过半年多，每月二十一块学徒工资刚够塞牙缝。能当上“表”姐，还真得像李玉和那样“谢谢妈！”老妈厂里设了个“互助金”，作为财务科长，她每月带头存入10元钱。我刚参加工作，她就用一年的积蓄给我买了这块表。
这“啃老”所得的宝贝，被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天睡前上好弦，放在枕边。刚才只顾了逃命，上楼一看，它静静的还在，总算把心放进了肚里。
老天爷就是任性，一点也不怜惜深陷灾难的百姓。余震还没消停，又下起了大雨。培训队的姐妹们没着没落，又不敢贸然上楼躲雨，眼看着要淋成落汤鸡。这时，有眼尖的发现了个自行车棚。几个胆大的同事冒险上楼，找出几块包行李用的“油布”铺在车棚里。二十多个姐妹，就这样人挨人蜷缩在一起，度过了震后第一夜。
第二天，雨水淅淅沥沥，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上班路上，看到沿街的许多老房子都被震得瓦砾散落，露出断壁残垣。惊魂未定的住户们因陋就简，在空地上用蚊帐杆塑料布，临时搭个棚子躲雨。街两边凌乱不堪，也使原本狭窄的道路更加拥挤。
好不容易乘车晃到了厂里，见到处人心惶惶，大家根本没心思干活。车间里几位家在唐山的师傅，更是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那时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一旦和家人失联，除了祈祷上天的眷顾，只能在等待中煎熬。
大约一周后，唐山陆陆续续传来了消息。幸存者的家属喜极而泣。而有位师傅，家里有好几位亲人遇难。她那撕心裂肺的嚎啕，让我们这些陌生人也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禁不住潸然泪下。
那个夏天余震不断，过得无比艰难。最初，分给培训队的防震棚非常简陋，用砖头垫起几块木板当床，木棍支起块塑料布就是屋顶。我们住在这样的棚子里，除了要应付隔三差五的余震，还要抵御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
记得有一次半夜风雨交加，姐妹们放在床板下的脸盆、饭碗和凉鞋都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不知所踪。大家不得不爬起来抗洪救灾，赤着脚去捞这些家当。
好不容易熬过了夏秋两季，又迎来了新的考验。数九寒冬，夜晚的气温常会降到零下十多度。防震棚虽然经过了封闭加固，但里面没有取暖设备。西北风声声凄厉，呼啸着从每个缝隙中钻进棚子。我们盖上所有的衣被，恨不能把自己裹成粽子，还是冻得无法安睡。姐妹们只能结成互助组，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自打年初吉林降下陨石雨，我就听到传言说：天上掉一颗星，地下就死一个大人物。后来，这说法被批为封建迷信。可是，继年初总理去世后，七月份，朱老总也离开了我们。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更是让人人都绷紧了神经，因为谁都不知道啥时候，又会从哪儿飞出只大幺蛾子。
九月九号，吃过午饭不久，车间就来了通知，下午要组织收听中央台的重要广播。小李带着一脸神秘说：“出大事了。”有好事者想进一步打探，他却不肯再多说一句，只留下意味深长的微笑。
不一会儿，喇叭里就传出了哀乐。待听到播音员说出毛主席的名字时，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几位师傅，立马就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很快，就有位女师傅哭得倒不过来气，眼看要准备掐人中救命了。唯有小李像是没经历过“抬头望见北斗星”的红色年代。只见他端坐在工位前，脸上不见一丝波澜，眼角更没挂一滴眼泪，只冷眼看着他人呼天抢地。
我一边跟着大家哀嚎，一边胡思乱想：小李莫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去世的可是毛主席啊！当众痛哭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检验对领袖感情的大是大非问题。想想刚才他的意味深长，似乎是先知先觉，我更纳闷。这消息他是咋知道的？
下班的公交车上，许多乘客已经戴上了黑纱和白花。路边商店里，买黑纱和白纸的人也已排起长队。看到这情景，一同坐车的小姐妹长叹一声：“哎！毛主席这一走，我觉得天都要塌了。这么大的国家以后咋办啊！”
我心乱如麻，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胡乱点头算是作答。以我井底小癞蛤蟆的鼠目寸光，根本看不透国家未来的走向，只觉得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憋闷得透不过气。
各单位开始选人，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仪容。我作为培训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也被选中。凌晨四点，大巴车就顶着满天星辰出发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大会堂外等了很久，才得以进入了吊唁大厅。
我跟在吊唁队伍后面，泪眼模糊地看了一眼，觉得躺在那儿的毛主席是那么不真实，一点也不像电影和报纸上看到的样子。记得文革初期，我这小学生每天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对着领袖像大声祝福。还总后悔没能早点爬出娘胎，错过了去天安门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机会。
如今，我终于来到了天安门，他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五年前，林副统帅就不再“永远健康”了，如今“万寿无疆”也去和马克思会面了。几亿人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咋都不算数了呢？
看来，无论是高官贵贾，还是引车卖浆之流，谁都违背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正如谁也改变不了四季轮回，树叶枯荣，月亮圆缺。
没等我纷杂的思绪回到现实，就被后面的人群拥簇着出了大厅。
几天后，培训队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小姐妹们还戴着黑纱，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合影。若干年后，我在央视的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那张合影。谁能想到，我们竟无意中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金秋十月，又到了收获的季节。突然有一天，街上开始卖成串的螃蟹——三公一母。人们开始敲锣打鼓扭秧歌，欢庆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天安门又成了欢乐的海洋。
蹦跶了十年的跳梁小丑终于卸妆下台，共和国即将倾覆的列车总算走上了正轨。正如俗话所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上帝最终会为每个人找到合适的位置：或升入祥云瑞霭的天堂，或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好消息接踵而至。因为我们培训队在地震后没有盲目返回，而是和首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得到了厂里的表扬。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开始后，我第一时间报了名。虽然父亲还未平反，厂里却因在地震中的表现，推荐我作为“可教子女”，圆了大学梦。
一九七六年，是我此生过得最跌宕起伏，最刻骨铭心的一年。我这来自中原的小学徒工，和首都人民一起，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天灾，见证了文革最后的至暗，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黎明。
一九七六终成过往。在一九七七年灿烂的春光里，我伴着李光曦的《祝酒歌》，走进了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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