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二)
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被劝退的自首
祸起上海
我被逮捕了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娃娃桥看守所
3427号
“带班的”
入狱第二天
押回母校挨斗《知青之歌》被全面批判
“常州人”
第一轮审讯
第二轮审讯
三个与众不同的审讯者
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被劝退的自首
我决定自首！
我背着黄色的军用书包，包里放着我的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一个人走进位于白下区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公安接待了我，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来自首的，来吃大锅饭的！”他问清了我来吃大锅饭的原因后，不禁沉思起来，许久许久才说话：“大锅饭就那么好吃啊！丁玲你知道吗，写了那么多反动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坐牢吗？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要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他记下我的事，让我回去，不要胡思乱想。他把我一直送到内桥附近的汽车站，这里距看守所大概有二百多米，我不知他为什么送我，他全然可以不这么做，他目送着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他鬓发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
我为什么会到“娃娃桥看守所先自首呢？如今看来几乎荒唐。因为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懂公安局抓人、看守所关人、法院判人的区别，只知道犯了事就要被关起来，而“娃娃桥”在南京名气太大了，连骂人都是“送你到娃娃桥吃三角饭”。于是，为了自首，我就第一次走进了“娃娃桥看守所”，走进的是看守所的接待室。
离开看守所后，我想，也许，当时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坐牢的那一步；也许，有关单位的人还没有警觉……我连夜赶回生产队，当天晚上写了检查。第二天我把检查交给了新上任的永宁公社陈书记，随后又乘车到江浦县城，把相同的一份检查交到“县上山下乡办公室”。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我以为有关部门看了我的检查就算了，我也太天真了……其实，一切都早已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
自首后的一天，我在鼓楼站附近神情黯然地走着，突然有人叫住了我，“任毅，到什么地方去！”我停了下来，一看是我们五中初中的一个同学，他早于我们去内蒙插队，此次是回来过春节的。
“你的事我们那里的知青都知道了，很多知青都会唱《知青之歌》，你还真行。我告诉了他有关《知青之歌》的情况，尤其把刚刚去投案的情况告诉了他。“没事的，真正不行，到我们内蒙古大草原去，那里，天高帝远，方圆上百里都没有人，你就躲到那里去！”
说真的，当然我也心动，但很快这心动就消失了，我谢谢他的好意，心想，我能躲得了一时，还能躲得了一世吗？
那个时代，整个国民陷人了一场自觉而狂热的既阉割自己又阉割别人的运动。人人处于自危中，人人又可能充当告密者，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而置别人的生死于不顾，更何况人家是诚恳和善意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发生地是上海，而不是我们的南京。
不知不觉，下农村的日子一年过去了，一九七0年春节转眼的工夫就要到了，下放全国各地的知青们纷纷回城。
一九七0年的春节前后，上海普陀区的知青回家过春节，在里弄唱起了《知青之歌》，很快，这支歌又传到该区的中学，当时的中学生根本没有书读，百无聊赖的学生们很快也唱起了《知青之歌》。政治嗅觉极高的中学领导把这一情况向区、市革委会进行了汇报，市革委会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当时把持中央“文革”工作的立即做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很快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市公检法成立了《知青之歌》专案组。
二月十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歌曲上所说的“南京五中集体词曲”的线索来到了我的母校一一南京市第五中学，提出要了解歌曲的全部情况。同时还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配合，组织力量收集、提供上海方面所要的有关材料。
南京方面反应也十分迅速，二月十三日，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到我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同一天，还来不及反应的五中仓促地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南京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反映，该报告从我家庭出身不好来追根寻源，并造谣污蔑我学生时代一贯“反动”，做出这事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动立场的大暴露。当时的南京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少将立即指示责成南京市文教局的军代表阮副政委连夜召开会议，组织班子立即行动。同日，五中受命成立了“批判小分队”。
二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几个神秘的人来到我插队的永宁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了解情况，乡亲们和各级领导都以为我要上调了，纷纷实事求是地把我在农村的良好表现向他们进行了反映，一致讲我好，使得他们十分恼火。他们也找到我，拐弯抹角地提到《知青之歌》，言谈中透出软软的吴侬细语。“怎么上海来人了？!”我突然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悬着我生命的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丝线即将断裂……
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本来准备当场逮捕我，由于我的群众基础较好，迫使他们没有这样做。几天后，一九七 O 年二月十九日深夜23时，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在江苏省的江浦县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将我逮捕。“永宁”并不安宁。在“四人帮”的一手策划下，“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冤案拉开了黑幕。
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宵节”，又称“团圆节”。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喜庆前夜，我和我的家人却分隔两地，我在江浦，而我的家人却在江苏的泗洪，何来“团圆”之喜呢？
深夜，一辆载着全副武装的公检法人员的军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穿过长江大桥，直向我插队的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八队扑来，车前那一直打开的车灯的光束照亮了两山之间的公路，深冬的夜里，街上、公路上空无一人。车子里坐着那三个行动诡秘的人……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奔波，军用吉普车停在离红旗八队还有一里路左右的永宁中学附近的小石桥旁，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显然这几个人十分熟悉这山区的小村庄，因为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来过了，对这里的一切早已谙熟于心，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绝对难不住他们。
小石桥旁的阴暗的桥墩下，也早已隐藏着几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民兵，他们肩上扛着步枪，看到吉普车到来便一拥而上，两束灯光熄灭，于是这一群人趁着夜色直朝村中扑去……
山区的夜晚死一般的沉静，村民早已进人了梦乡，这一群人悄悄地走着，一点声响也没有，然而还是招来一阵阵狗吠……
这些日子来，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即便那“娃娃桥”的老公安给我吃了“定心丸”，我心中还是很不踏实，总认为是“骗局”。尽管早已睡下，但一直没有睡沉。好几个月了，一直是这样，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我是在外婆家匆匆过了一个不知什么味的春节后回到红旗八队的，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和不安的心情回到我灵魂流放的小村知青屋的，同在一屋的黄力、高齐克和陈建中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早已知道我的情况，也在为我担心。他们眉宇间忧愁的神色我看得到，只不过大家都没有说出来，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
我下意识地走进我的屋里，打开我的箱子，找出了下农村后我和同学们往来的许多信件，以及我在农村所写的日记、杂记，匆匆地浏览一遍。我意识到保留这些文字已经没有多大的用途，或许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抱着一大捧信件和日记，步履沉重地来到灶台下，点起火，烧了起来。在火光中我仿佛看到烧去了友谊，烧去了爱情，烧去了希望，烧去了一切……直到一锅水被烧开，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雾蒙蒙的，我看不见一切……
我又走进我住的屋子，轻轻摘下挂在墙上的军用帆布书包，朝里面放上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又轻轻地挂回墙上，回头一瞥，酸楚的泪水，潸然而下，我的劫数即将到来……
屋外的狗叫声越来越大，从单吠到狂吠，一阵高似一阵。
突然，屋外的手电光束射向茅屋的四周，交叉地映在我的窗头，把屋外照得通亮。陈建中、黄力、高齐克大概已经睡去。
“开门！开门！”有人重重地拍打着屋门，好几束手电的灯光直照到木门上，那是用四节一号电池的手电，光束特别强。
我披上棉衣，默默地开了门。
那一伙人像洪水猛兽般地涌进屋里，有三个穿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军人，其中一人就在一星期前我还见过。另几个扛着长枪的民兵警觉地站在屋里、屋外。
“你叫任毅？”一个军人发话了，另两人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拨弄着“哗哗”作响的东西，显然是告诉我，那是铐我的手铐。
“是的。”我胆怯地回答，声音极低而且颤抖着。平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威严恐怖的场面。
“站在那里，不许动！”那军人命令着。另两个军人开始搜查了。他们打开我的箱子乱翻一气，除了衣物什么也没有，气急中粗暴地把箱子扔到地上，砸得粉碎。接着他们又翻开我还有热气的被子、枕头，依然什么也没有，只是药箱下压着的准备明天发出的两封信，被那军人翻到，随手放在兜里。那只郑剑峰送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也给拿走了。
忽然，一个军人像发现什么奇迹似的，摆弄着我挂在床头的那把吉他，使劲地摇晃着，当发现实在摇不出什么东西时，便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地拉断琴弦，“ A 弦”被拉断时发出的声音在音箱里共鸣，余音久久才散去，他恶狠狠地把吉他扔到床上：“这是他妈这小子的犯罪工具！”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军人高叫着，揣在大衣里的手正扣紧手枪的扳机。
我被戴上手铐，那给我戴手铐的军人似乎还不解气，又用吃奶的力气使紧地捏了一下，那手铐上的尖齿深深地嵌在我消瘦的手腕上，疼痛直往心里钻，双手一下子麻木了，他们的心怎么会这么狠呢？
我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轻轻地摘下挂在墙上的军用书包，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把书包顺势套在脖子上，双腿激烈地抖着，牙齿开始打颤，怕极了。
站在两旁的民兵打开门，我在两个军人的前后押送下走出房间。黄力、陈建中、高齐克睡的那屋门一直没有开，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醒着的，只是不敢出来。
村中许许多多的房里的灯亮了，他们都被惊醒了，门都是虚掩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只是狗吠声更凶狂了。
我走出了村庄，迎着风、迎着雨，月色朦胧中走进了黑暗，从而极其庄严极其隆重又极其惨烈的结束了所谓“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流放生活，未来将是什么样的呢？我还来不及想，我被推上车，夹在那两个军人的中间，我的身体一直在发抖，抖得十分厉害，那两个冷漠的军人则全然不顾。
汽车又被发动起来，车灯直射向远方，在夜色中风驰电掣似幽灵般地驶向远方。我猛地抬起头，想扭过头去再看一看曾经流血、流汗、奋斗过的山庄和田野，可一只强壮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头使劲地扳过来，又按了下去。
“低下头，有什么好看的？”
是的，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一切都过去了。
汽车在江浦县城的珠江镇停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估计是和当地的公检法打一个招呼：“人，我们抓走了！”
永别了，乡亲们！
永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这一天是我从南京到江浦插队的第十四个月，也就是说，我的真正的插队只有短短的十四个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插队历史竟是以这样悲壮惨烈的局面结束的。虽然上山下乡的插队生活是短暂的，虽然那是一种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虽然那段生活是艰难漫长的，但是却是一种无拘无束、身体自由、活动自由的难忘岁月。即将到来的囚徒生活却是更加艰难、更加漫长的日子，身体没有自由，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一切，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宿命”的感觉，相信这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我只有22岁，我还不想死，也许我命不该绝呢？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去打招呼和那个军人回到车上，汽车又急风似火地向南京驶去，沿着我一年前插队到永宁的路线，只不过是反了一个方向。
汽车驶上了长江大桥，大桥两旁玉兰花灯闪着耀眼的光亮齐刷刷地向身后去，江水拍打桥墩的声音依稀传来，高高耸立的桥头堡上，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站在上面挥手向我们告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他一身戎装，脚穿草鞋满面欢笑地看着一辆又一辆载满知识青年的军用卡车从他的身边过去。细雨濛濛，朔风寒气中那一面面猎猎飘扬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我就是这一车车茫然不知所措的知青中的一员。仅仅过了这短短的一年的时间，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却又好像就在昨天。
汽车很快地驶下长江大桥，经过我熟悉的建宁路、中央路、鼓楼……夜已经很深了，冷寂的夜里街上空无一人，汽车继续向南行进着，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将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不由得浑身抖得更厉害了，那一定是一个月前我就来过的叫人生畏、令人胆寒的南京看守所。因为它地处日下区娃娃桥，因此南京人习惯叫它“娃娃桥”，省去了后面监狱两个字。
南京“娃娃桥”是南京看守所的别称，属于市级看守所，一般是关押重大“犯罪”的人。在南京你如果讲“南京看守所”，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但你如果讲“娃娃桥”，那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名声大极了。该看守所地处闹市区的僻静小巷中，正门岗楼高筑，警卫荷枪实弹，黑色的陈旧的大门没有门牌也没有任何标志，后面是白下路101号，和南京市第三中学隔墙相邻，进门后是一偌大的停车场，数十辆汽车都能停得下。那个年代，凡是关在“娃娃桥”的人，都是牵涉到“重大案件”的人，因此南京人有一句话，“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说得是很确切的。
按标准的说法，娃娃桥是“监狱”，是关人的，只是当时它叫“看守所”。所谓看守所是关还没有被判刑处理的人，而判刑和处理过的人关的地方则叫“监狱”或“劳改队”。
娃娃桥监狱从空中俯视看呈“中”字形，分为东大院和西大院，各大院都有上、下两层近六十间的牢房，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禁闭室。那时，每间牢房可关十五至二十人，牢房在监狱中有一个统称——“号子”。
进了“娃娃桥”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属于“政治犯”，是那个年代令人生畏、人皆可诛的“现行反革命”，是当时中国所有犯罪的类型中被当局认为最危险的“犯罪”。
一九七0年的监狱也像公检法和政府部门一样被军管，军队派驻监狱的人被叫做“军代表”，主宰了当时监狱的一切生杀大权，因此当时的监狱全称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看守所。
从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夜我被逮捕，到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一段日子里，我都被囚禁在这里。我在两个军人的押解下，穿过幽深恐怖的大院，来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的一座铁门前，持枪的战士熟练地打开沉重的大门，我便进入了娃娃桥看守所。
在一个木制的大柜台里，我戴着手铐站在那里，被看守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他们抽去我的皮带和内裤的裤带，据说这样做是怕“犯人”自杀。这一切做完后，看守出示了“逮捕证”，要我在上面签名、画押，我照着做了，这时柜台里的大钟响起，那是一九七0 年二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整，这就是后来他们宣布的“已于一九七0 年二月十九日夜里十二点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
一切介乎于人和非人间的手续办完以后，他们递给我一块布制的双层牌子，上面写着“3427”。这块布牌已经很陈旧了，别针扎去的地方锈迹斑斑，显然用的人太多了。
“从现在开始，不准叫名字，这个号码就是你的名字，记住！”一个军人威严地命令着。
之后，我被解下手铐。此时，双手早已被铐得麻木，疼痛直钻到心里。
“跟我走！”
我随着他右转朝前走。漆黑的院子里只有走廊上面几盏幽暗的灯鬼火似的一闪一闪。他把手中的钥匙有意弄得“哗哗”作响。来到一牢房面前，他十分麻利地找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一瞬间，我看见了门上的字：“东29号”。
“进去！”
我被他推了进去。
随即木门被关上、锁上。突然“啪”地一下，门上有一个长约一尺宽约二寸的小窗打开了：“带班的，找一个地方让他睡下。”说完，便走开了。那手中的钥匙依然被他弄得“哗哗”作响。
门上那“小窗”被犯人叫做“老虎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没有人弄得清，反正是一代又一代，从古到今的犯人都是这么叫的。坐牢的那段日子，我也竭力想要了解它，却一直未能如愿。
我呆呆地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脖子上套着刚刚被检查过，仍然打开着的军用书包。一丝寒意袭向我的全身，我又开始抖了起来。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到这个地方。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被看守叫做“带班的”犯人，昏暗的用铁丝笼罩着的灯光下，他那苍白瘦削的脸上一点血丝都没有，稀稀疏疏的长久未刮的花白胡子布满脸上，一条黑色的被子裹住他的全身，人靠墙坐在第一个位子上，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轻得不能再轻的问话：“刚来的？”形同骷髅的他，一点力气也没有，样子却令人可怕。
他十分吃力地双手撑着地慢慢地站起来，将近1.9米的个子弯着腰，走下离地一尺高、铺着地板的炕，轻轻地拨开“老虎窗”。
“报告干部，新来的犯人没有被子。”
他的声音不高，却在这静寂无声的监狱里显得十分高亢响亮，引起一阵阵的回声。“叫什么，明天再说。”那声音很大，不知从何传来。
恐惧和苦难使我铭记下牢房中的一切
于是，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夜，东大院29号又关进来一个新犯人的信息便传遍了整个监狱。
其实，逮捕我的这天夜里，那军人完全可以让我带一床被子，车上有的是地方，可他们偏偏没有这样做。
我很感激“带班的”为我所做的请求，尽管这请求被这毫无人性的看守严词拒绝了。
“你暂时睡在我的旁边，大家稍微挪一下。”
犯人们开始挪动起来，不一会儿左侧地板上让出了一尺宽的地方，我脱下鞋子走上离地一尺高的地板上坐下，“带班的”把被子横了过来。
“凑合着睡吧，天一会就要亮了。”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有几个被我惊醒的犯人从被子里伸出头看了看我又将被子盖在头上，整个人缩了进去，什么也没说。那几个刚才还挪动身子让出位子的犯人又睡着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对于他们来讲，太司空见惯了。谁叫这是监狱呢？
这是一间大约五米宽、三米高、三米长的牢房，大约十五平方米。靠门的一米处是水泥地，门的左边是坐便器，离门一米处便是木制的地板炕，高出水泥地面大约不到一尺，犯人们就睡在上面。牢房的中央是一盏用铁丝网住的电灯，瓦数很小，显得很暗，夜间不准关闭，用铁丝网网住是怕犯人触电自杀。前后的墙上是两面窗子，窗子用铁条严严实实地钉住，十分牢固。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窗外面的围墙，那上面布满了根根电网，围墙外便是车水马龙的白下路了。
阳光照耀着铁窗，阴影投射到牢房的墙壁上，狱中的老犯人就是靠这阴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的。狱中人的听觉异常敏感，能从三轮车发出的声响听到开饭的音讯，甚至能从脚步的轻重缓急判断出是那一个军代表的驾临。牢房里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天井中聚光灯全开，监狱中那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格外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你改变生物钟，让你没有美梦，没有幻想，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于是日子连着日子，一成不变的现状让你无处可逃。
恐惧和苦难，使我铭记下这牢房中的一切。
十二平方米的地板炕上一颠一倒睡了十几个人，显得十分拥挤。上世纪七十年代监狱里人满为患，这人挤人、身挨身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每个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可以想象，如果夜里翻身的话必然会惊动旁边的人。
就是这十五平方米的牢房，犯人们的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进行，尤其是上午的排队大便，牢房里更是臭气冲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囚徒，每一个坐牢的犯人都曾经历过这一切。
我感到快要支撑不住了，顺势躺了下来，蜷曲着身子，半盖着“带班的”被子，和衣睡去了。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太困了，也许是吓昏了，总之，逮捕我的那一夜，一九七 O 年二月十九日，我竟睡得很沉、很死，也很香。
无法躲避！我们都是生活在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过去在社会上，人们的互相称谓是“同志”，而在监狱里，人们之间的称谓则是“同犯”，意思是同为犯罪的人。这一称谓是何时来的，又是谁发明的，无从考证，反正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所在的东大院29号监房，共有十六人，犯的事形形色色，有政治的、有刑事的；有的被关了很长时间，因为那年代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定“拘留”的期限“逮捕”的条件，反正高兴关你多久就多久。我是刚进来的，也有刚进来不久的，而“带班的”则是进来时间最长的。
他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谁也说不清，他也从来不跟人讲，关进来的人走了一些，又来了一些，唯独他没有动过。凡是进来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他，那张苍白的脸，分明长时间缺乏阳光的照射。
他是那种“关死”的犯人，关进来审问过后，就一直没有判刑，没有送到劳改队。或许是案情重大，或许是迟迟定不了罪，那么就将你永远囚禁，直到你有一天死去。这是最为残酷和没有人性的惩治方法，那就是让你永远看不到希望，永远盼不到尽头。
据一些关得时间较长的犯人讲：“带班的”可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反正是做学问的人，至于他叫什么，在什么大学执教，又是犯的什么事进来的，谁也不知道。他被囚禁了多少年，为什么又迟迟不判，大家就更不清楚了。只是有一天，军人看守打开牢门告诉他：他进来时带的公债连本带息兑了一千多元，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公债的发行是五十年代后期，一千多元在七十年代应该是一笔大款项，这两点起码说明，他关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他在外的收人应该是比较高的。然而这一千多元钱对于他毫无用处，犹如白纸一张。
“带班的”平日谈吐谨慎，为人谦和，只是在其他“犯人”交谈时，耳朵会竖得老高，神情紧张。一开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渐渐明白了，他在收集平日里“犯人”的言行，也好向监狱方面进行汇报，也真难为他了。他一定是因为政治原因进来的，因为那个年代监狱中对“政治犯”的辨别，常常是凭直觉、凭外表，这里并不需要格外的“政审”，也不需要看其他的“档案”，往往凭一个眼神，就猜得八九不离十。
长时间的囚禁生活使他的腰椎严重受损，站立起来十分困难，高大细长的身体像一只大螳螂。到了每周的两次放风时间，虽然只是在牢房的天井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钟，其他的犯人跑步，慢走，而他只能坐在阳光下，抬着头，闭上眼，以此享受阳光的温暖。他那长期缺乏阳光、缺乏营养的脸上一点血丝都没有，骨瘦如柴，形同骷髅，着实很叫人同情和可怜，然而他的心却很“毒”，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既是29号牢房的“带班的”，也是看守们封的“学习组长”。因为他囚禁的时间长，知道的事多，因此成了牢房中的“活档案”，平日学习时他会点点滴滴讲一些牢房中过去发生的事，什么南京军区的副司令王必成中将的儿子王××曾关在这里；田维新中将的儿子田××就曾睡在他的身边，就像我一样。他也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几个中学生去中山陵游玩，仅仅爬了中山陵5号的墙头就被抓了进来，我告诉他中山陵5号是军事保密机关时，他还是不明白，爬爬墙头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是好玩？或许是好奇？可怜那几个中学生几乎都被关成精神病了。
囚禁的时间长了，社会上的事差不多忘光了。“洞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这话的确有道理。然而囚禁的遥遥无期并没有泯灭“带班的”求生的欲望，只可惜他把这种求生的欲望寄托在陷害别人、“打小报告”的事情上了。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把不幸和灾难强加到一些人的身上。也许他是知识分子中的异类，被人整过，也去整人，腰杆子一直也没有挺起来过。
我刚开始可怜他，也有点担心他，同监的“犯人”私下告诉我：“别跟他多讲话，他不是一个好东西。”
每个星期，他都会被军代表单独叫出去。当他可怜兮兮地弯着腰艰难地走出牢房时；同监的其他犯人都会咬牙切齿地咒上他几句。因为他这一出去，必定把上一个星期牢房中发生的任何事，“囚犯”们的一些不当言行，像录音机似的统统倒叙出来……等他回来不久，必定监房会有人被叫出去训斥，甚至被加上铐子进行处罚，轻的带正铐，重的带反铐，连吃饭、大小便都要人帮忙。然而每当此时，他却若无其实地看着这一切，微微地闭上眼，似乎在享受这心灵的满足。
实际上，同监的人既恨他，又隐含着一种同情。长时间的囚禁使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哪怕是衣服和日常用品。囚禁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他，也没有任何人来接济他。
我是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离开东大院29号牢房的，他最终的结局是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他能活下去，活到能在阳光下充分享受生活的那一天。
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清晨，一阵尖啸的警铃声撕破了冬日寒冬的静寂，天还没有亮，窗外依然黑沉沉的。我还不知是为什么，“带班的”轻轻地推了推我：“快起床。”就这样，监狱中的第一天开始了。随着钥匙的“哗啦”作响，沉重的牢门打开了，“带班的”弓着腰从门外拿进了昨天晚饭后放出去的洗漱用品，此时屋内的犯人早已叠好了被子，垫被也被卷了上去，一个个盘腿坐在这稍稍有一点热气的地板上，挨着顺序进行个人卫生的打理。这里的挨顺序是指：昨天你是第一个打理的，那么今天你是最后一个；昨天你是第二个打理的，那么今天你就是第一个了。秩序井然，一点大的声响都没有。随着“哗”的抽水马桶不断地响起，一阵阵的臭味此起彼伏，弥漫了整个牢房……大约一个小时，犯人们一切打理完毕，又回到自己那一尺左右的地方坐下来。
“全体起立！”随着高挂在监房内的喇叭声，犯人们像弹簧一样弹起，和外面的世界一样，这里也要进行“早请示”，于是大家跟着音乐唱起了革命的歌，背诵起革命语录。
这样的时间闹腾有半个小时，之后便是“咣当”一声响，犯人的情绪顿时兴奋了起来，开饭了！犯人们一个个紧盯着关闭的牢门，神情紧张，仿佛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那时我还没这样的心情，似乎还有点不太理解。牢门终于开了，监房内两个身体较为强壮的犯人开门抬进一只桶，那桶里的热气还在冒着，虽然是在冬季，可监房内一下子好像进人了春天，犯人们已把身上的棉衣脱去，等待着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一个被称作“常州人”的犯人娴熟地把十六只饭盆摆开，分成两排，然后往一只只饭盆里盛进稀饭，大概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满满一大桶的稀饭就给分完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大概是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常州人”问了一声：“哪是头？”“带班的”讲：“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于是，这第二排左边的第三个盆便是起始盆，我好奇地看着分稀饭的整个过程。
“开始。”“带班的”喊了一声。
“咕噜噜”一只骰子突然在地板上滚动起来，然后停下，骰子上面是6点于是“带班的”站起身来，端起了第二排饭盆的最后一只，“你拿这一盆”“带班的”指着第一排左边的第一只盆，我端起来，很快两排十六只盆子便拿完了。我不经意地看着刚刚还放满十六只饭盆的地板上，光洁如原来一样，一滴米、一点汁都不曾留下，再一看那分饭的“常州人”，拿着一块用橡胶底做成的“刮子”正用心地沿着桶边刮着沾在桶壁上面稀饭的汁水，然后放进嘴里……
瞬间，大家的稀饭全喝完了，那前胸贴后胸的肚皮鼓胀了起来，犯人们安逸地靠在叠好的被子上，获得一会暂时的满足。很快盆子等餐具又被放进桶里，抬了出去，监狱中的第一顿饭便结束了。
“3427!”
我一点反应也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在喊我。“叫你呢！”“带班人”推了我一下。
“唉。”我叫了一声，马上站了起来。
“下次喊‘到’。”“带班的”提醒了我一下。牢门打开了，我穿上鞋子走了出去。
这天是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我关进去的第二天。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知青之歌》的批判在南京市乃至整个江苏省展开。
一夜间，新街口、鼓楼竖起了一块块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大批判专栏，墨迹尚未干透，显然这项工作是昨天抓我的那一夜同步展开的。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南京市革委会机关报《新南京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反动歌曲（我的家乡）》必须彻底批判，掀开了这场大批判的序幕，也第一次对《知青之歌》定性为反动歌曲。
这一大批判专题报道直到一九七0年的四月份方才结束，因为那时关于《知青之歌》作者的命运已经尘埃落定，再批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然而，大批判并没有阻挡《知青之歌》的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知青，反而是通过批判了解到《知青之歌》，并接受了它。
就这样，《知青之歌》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着，用后来提审我的军代表的话说：“《知青之歌》是解放以来未经报刊发表，未经广播，传播最广的一首歌。”
《知青之歌》成了那个非常时代人民和知青在苦闷中聊以安慰和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一切冠冕堂的说教都在这支歌的温情和人性面前败下阵来，而这是我当时创作时根本不曾想到的，这也是“四人帮”们要置我于死地的最大根结。
在一个军人看守的带领下，我来到昨天夜里被抽去皮带、裤带的大台前，他给了我一根鞋带，让我把裤子两头的蚂蟥带拴一下，这样裤子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他带着我沿着昨天夜里的路走向监狱的门口，就在监狱的门口，另一个军人给我戴上手铐，两旁的看守荷枪实弹，脸上充满愤怒，我不由打了个寒战。冬日的清晨异常的冷，冷得就像这一张张军人的脸。
我被押上了囚车，在左右两个军人的看守下，坐在四周焊满铁条的车厢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也根本辨不清方向，不知到哪里。
囚车呼啸地拉着警笛行驶在路上，恐怖的气息笼罩着整个车厢，大约十分钟之后，车缓缓地停了下来。我透过铁窗向外窥去，啊，是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五中学。我的第一场公开批斗会被安排在母校进行，这是十分残酷和丧失人性的做法，但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了。
看到我生活学习六年多的母校，此刻的我感到陌生，那平时朝夕相处的同学早已各奔东西，那诲人不倦的恩师们还都在“牛棚”里受折磨，那无数张稚嫩的面孔却是我们下农村后刚刚进学校的。尤其是看到我下农村前带过的一个初一班级的同学，他们发疯似地涌到前面，想看一看曾经教他们的“小任老师”现在的样子。我抬起头，内心却是悲凉的。宽大的礼堂依然是破破烂烂的，阳光从楼顶上的破损处一缕缕地透视下来，却让我想起那夜逮捕我时的手电筒光束。突然我意识到，此刻的我却不再是母校的佼佼者，而是那个时代千夫所指的“现行反革命”，我打了一个寒战。
我被两个看守押到台上，手依然被铐着。望着台下那闹哄哄的人群，我竭力打起精神，为的是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不至于太难看，太沉沦。高音喇叭里，“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将每日每时地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就是“不拿枪的敌人”，就是“四人帮”所批示的“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典型人物。
此时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你们想加什么帽子加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一切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已经是刀案上的肉，被随意宰割了。然而我的心里却想看到我是如何被批斗的，批斗的内容又是什么。
随着革命的歌曲响起，批斗会开始了，会堂里还是闹哄哄的，在一声“把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炮制者，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押上来”的叫声中，我被两个低年级的红卫兵押着走到主席台前，他们让我低下头，瞬间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些老师们，一个个面色严峻，显然还没有“解放”，他们是来“受教育”的，是“杀鸡做猴”的把戏。我看见坐在中间那瘦小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吴菊亭校长，喉头一时哽住，我猛咽了一口口水。
一队七人组成的批斗小分队登场了。这支一天前刚刚组成的小分队，以后随着我到体育场，到学校，到工矿企业，到江浦各个公社，巡回批斗了四十多场次。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一切都不容我多说，就像一出活生生的戏剧。
七个人一人一句，依次手指着我。
说我：编写《知青之歌》的目的，就是妄图破坏革命运动，煽动知识青年不安心上山下乡。
说我：表面上描写南京的美丽，实质上要知识青年贪恋城市的生活，留念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说我：要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呜冤叫屈，称之为“金色的学生时代”。
说我：歪曲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壮举是“沉重的修地球”。
说我：诋毁知识青年下农村战天斗地干革命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说我：歌词中的“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等等，等等。
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整个批斗会的过程大约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是让我低下头，戴着手铐站在那里聆听，这当中只让我两次答话。他们说我那一次在广播站播放歌剧《白毛女》喜儿遭黄世仁侮辱后的一段唱词：“霎时间，天昏地暗…”
我记得那天，军宣队长都对这事进行过处理了，没想到今天竟又被提起。
“有没有放过这段歌？”一个红卫兵冲上前来，用手指着我，气势汹汹地说。
“记不得了。”我回答说。
“任毅不老实，怎么办？”有人一挑动，便有好几个人一起冲上来，伸出手齐刷刷地指着我。
“不老实，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台下的学生在有人带领下高声喊道。
批斗会结束了，我又被押上了囚车。我突然又看见老校长吴菊亭静静地站在车窗外，布满皱纹的脸沉默着，还是那么和蔼，那么让人尊敬，我真想对她说上一句：“老校长，对不起，你的学生让你难堪了。”但两旁坐着看守，我根本挪不动身子。
我下农村前带过的那一班学生，拍打着窗子，叫着，喊着……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那一张张熟悉的、孩子气的脸，毕竟我当了他们一年的老师，感情还是蛮深的，我是他们平日喜欢和尊敬的“小任老师”，我真想对他们喊一声：“我想你们。”但我做不到，我已经没有自由了。
汽车在缓缓地驶出五中，突然我猛地扭过头再看了一眼五中，我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这一离去，再回到五中时，却是十年后的事了。
坐在回监狱的囚车里，我疲惫极了，内心也极为紧张，我仿佛感到末日的来临。我怎么会落到如今的这般田地？我想不出答案。虽然出身不好，可那又不是我的错，从小到大，从小学到高中，我受到的都是共产主义教育，整天在红色的海洋里，我自然而然地成了红色的一部分，我一直都在进步中，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还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成员，手臂上的三道杠，胸前别着两瓣绿叶付着的小红花，我还真是新中国的阳光少年。可高中时一次次地打人团报告，却一次次地失望。班上的团支书认为我已经表现得无可挑剔了，而当他向上据理力争时，到的回答却是，任毅是属于“内控学生”，根本不可能人团。当我得知此番话时，却是在二十年后当年的同窗聚会的桌上。团支书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怕我承受不了如此的打击。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及“有成分论”“重在表现”等都是美丽的谎言，一切都早已定论。我爱我的国家，可谁来爱我呢？但在当时，我是不可能考虑这些，而只想的是，我的生命能否保住，能否活在这世界上？我真的有些后悔了，后悔那一晚上的莫名其妙的冲动，而带来的不可挽回的结局。
回到东大院29号囚室后，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那些久久关在这里，不知外面的世界的犯人们纷纷向我打听情况。于是我把我的“罪行”以及今天批斗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虽然我明知在牢房里不可以谈案情，但我还是讲了。大伙儿静静地听，听完后又仔细地分析、探讨，一个个竟似法官、检察官，认为我没有什么，不会判刑，关上一段时间就会没事了。我不知道他们分析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在安慰我，但我心中好像踏实一点。总算说了这么多的话，要知道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
又到了吃中饭的时间，骰子照样又滚动起来。一个小脸盆里的蒸饭，被划成六份，每份三两，成三角形。那时社会上有一句骂人的话“送你去吃三角饭”,就是指监狱中的三角饭，可见这三角饭的名气之大。
负责分饭的“常州人”人狱的时间只比“带班的”短一些，是监狱中的二号人物，从一九六四年进来已经六年了。他是南京某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因为“奸情杀人”而被抓，同案的那个女的则被关在西大院的另一牢房里。据他后来讲，人不是他们杀的。由于案情比较复杂，双方也都不承认指控，一直没有结案，也就一直关着。那个年代，是无法无天的，高兴关你多久就多久。就像我后来到了劳改队，有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刑满到期，监狱干部又不负责。曾经有一次一监狱干部到住在监外警戒区内的单独犯人劳作区，看到一个犯人，竟然问道：“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早到期了。”这虽然近似笑话，可却叫人心酸。
“常州人”若说话急了，什么人也听不懂，连他骂娘的话都被人误为：“塞你两个麻饼。”因此大家不叫他的号码，习惯叫他“常州人”。有一次，“带班的”向看守汇报时，讲“常州人”怎么怎么的，竟被看守呵斥：“什么常州人，叫号码。”
坐牢的时间长了，加上穷苦人出身，“常州人”在牢房里出奇地能干和勤快，脏活、累活他都一一去做，从无怨言。因此牢房里最重要的每天三次的分饭分莱都由他一手揽下，其他的犯人都相信他。他的确公平，加上骰子定位就更没有猫腻了。而他干这活的报酬是将分完稀饭的桶留给他，他会用手细细地刮净桶边的稀饭汁放进嘴里，尽管那稀饭汁当中一粒米也没有。后来他还发明了用橡胶底做成的刮子，刮稀饭汁更加干净利落了，那是因为有一天刮稀饭汁时，手被桶里的木刺给刮破了，才突发奇想做的。
“常州人”绝对聪明好学，人狱时大字识不了多少，近乎文盲。坐牢6年，《新南京报》都能看了下来，当然这是他用心向“教授”求教的。牢房里没有针也没有任何铁器，就连领子上的风纪扣，进监时也被扯去，衣服破了也没有办法补，有些犯人干脆用“伤湿止痛膏”贴在破处，牢房里反正没人看，无所谓啦，可“常州人”竟可以把人类的文明史倒退到原始社会。牢房里每月难得的一次菜里有肉，他会悄悄地把骨头留下，然后在水泥地上耐心地磨制，直到磨成一根根圆滑的骨针为止。他就用这“骨针”给自己给其他犯人缝补衣服。我被他的毅力和耐心折服，他收获了同监犯人的尊敬和信任。
他为人好，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过问别人的事，又乐于帮助人，和大家相处十分融洽。他的颈下生了个脓疖，一直不见好，军代表又不实行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给他治。因此他每天十分痛苦地挤去许多脓汁，今天挤了，明天又出来，又得挤。每当他挤脓时，眼泪都掉了下来，整个脸痛苦得都变了形，大家都不忍看，可他都坚持下来，照样干着他每天干的事。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不嫌弃他，伟大而光荣的“分饭”工作还是由他来干，因为大家认为除了他，牢房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公正的人。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离开东大院29号囚室时，特地跟他要了一根骨针作为纪念。以后这根骨针跟着我度过了漫长的九年监禁生活，如今依然在我的珍藏中，只不过穿上了一根长长的红绒线。
“常州人”的最终结局，我不得而知。
五中批斗会过后的第二天，我被带到审讯室。终于当局跟我面对面对话了。我坐在审讯室里冰凉的水泥墩子上，抬头看到对面桌子后面坐着三个军人，桌子上摊了一大堆的纸张，满屋烟雾弥漫。很显然，刚才那三人已经猛抽了一阵烟。
开始，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的一些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这两天的批斗，有什么想法？”我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有罪，接受批斗。”
“过来看看，这当中的歌纸哪一张是你的？”
于是我走上前去，望着桌上一大堆的《知青之歌》歌纸，有油印的、有铅印的，大部分都是手抄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我当时创作是四段，而这些歌词中有三段、有五段，甚至还有六段，其中居然还有“姑娘”、“爱情”之类的，等等。
“一张都不是我的。”我坚定地回答，因为我知道，从这歌问世后，我没有给过任何人歌纸，因此心里是坦然的。
“那你把你的歌写一遍给我们。”
于是，在“娃娃桥监狱”里，我当场写下了当时的《知青之歌》的全部词曲，这就是三十八年后的二00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00九年一月二十日在南京举办的“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展”中展出的歌纸。
也就是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二月十九日被捕以后，同一屋的黄力、高齐克也不同程度地被隔离，接受审查。那时候，当局有一个阴谋，力图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因此，从一开始提审，就在“集团”上做文章，如果真的是“反革命集团”，那么其他的“罪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后来，在我回到永宁公社批斗时，黄力、高齐克就被押在台上，很明显，是“杀鸡做猴”，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不老实，任毅就是你们的例子。
与此同时，专案小组的成员在我当时插队的地方，广泛制造舆论，一开始就抛出我出身不好、一贯反动的套路，所谓表现好，那都是假的。同时，那些平日里和我相处较多的知青，也脱不了干系，他们的档案也被专案组调去，等到一九七七年知青大返城时，有些档案却找不到了，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就是当时专案组留下的祸根。
那段日子里，我几乎白天出去批斗，回来就被提审，有时甚至夜晚也被拉出去审问，让你疲劳至极、恐怖至极，让你从精神到肉体，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但公道地说，我一直没有受到过体罚，甚至紧铐子也没有对我使用过，这有点奇怪。其实提审我的军人心中知道，从一开始我被抓进来，就是被内定死刑的罪犯，反正早晚一天都是死，又何必再给他比死小得多的额外痛苦呢？这也许是他们的恻隐之心？
军人看守们在深挖不到“集团”作案的罪行后，也深感遗憾，于是对《知青之歌》的内容任意罗织罪名，肆意曲解，牵强附会，以“莫须有”的罪名置我于死地。
提审的内容和外出批斗时的内容如出一辙。
他们说：《知青之歌》是反动歌曲。从开始定案就是反动歌曲，南京城的大批判专栏，显著标题就是“彻底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他们说我写这支歌的目的就是反对上山下乡”，他们说我的歌词中的第一段“表面上是描写家乡，写了南京的古老和美丽，实质上的罪恶目的是让知青留恋家乡，煽动知青不下乡”。
我回答他们说：“南京是伟大祖国的一颗明珠，难道热爱故乡也是反动的吗？南京又不是台北。”
他们告诉我说：“《知青之歌》是建国后未经报刊正式发表，未经广播正式播出，传播最广的一首歌，传播越广就越反动。”
我说：“《东方红》当时也不是没有正式发表，是传播最广的一支歌，照你们的逻辑……？”
他们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指着我大声喝道：“你竟敢把你的反动歌曲和革命歌曲相提并论，反动透顶！”就此，我又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审讯的开始阶段，他们就曾讲过：“我们不想问你别的情况，你就把这歌词的二百多个字一一给我们解释清楚。”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依据当时创作时的真实意向一一向他们进行了解释。他们却又说我不老实，给自己狡辩。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以沉默应对，只得听任他们的强词夺理，栽赃陷害了。
他们说我歌词中的“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资产阶级的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贪图享乐，煽动知青不下乡，直接破坏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
他们说歌词中的“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人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呜冤叫屈，妄图翻案。
他们说歌词中的“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是散布悲观情绪，对知青的前途恶意诽谤。
他们说歌词中的“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是对知青改造祖国山河、四海为家的革命行动的反对，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要我承认歌词中不是“深浅”而是“深陷”。当初我是用形容词代替了动词，而他们却直接用动词了。两个字也许在传唱中走了样，而更为确切的是知青们自觉地改的，他们认为这样比较确切和真实，正像那天从南京到乌江的船上所见所闻那样。
他们说“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是对广大贫下中农和知青大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被披星戴月的火红场面的恶意中伤。
他们说歌词中的“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是把广大知青上山下乡的革命壮举说成无可奈何，迫于形势，从而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
他们说歌词中的“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相信资本主义一定会到来，充会暴露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反动之极，恶毒透顶。
可是我当初创作的真实感想和意图又是怎样的呢？
歌词中的“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表达的是一种告别母亲和家乡的怀念之情，只是以离情别绪引出下面的叙述。与破坏上山下乡的指责似乎完全牵扯不上。
歌词中的“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人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这里借用了一支儿歌《金色的童年》，表达的是对学生时代那美好青春岁月的回忆和留念，然而这样的时代却因为上山下乡而彻底消逝，依然是一种怀念，与所谓的“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歌词中的“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应该讲这一句歌词是比较隐晦，问题的关键出在“深浅”两字上，这明明是形容词，我却当做动词来使用。为什么用“深浅”两字呢？我自诩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默认他所认定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和狂烈性；所以，革命顺利时，以为一切皆好；革命失败时，以为一切又皆坏。这完全是一种善意的比喻，根本谈不上恶毒攻击。至于“深浅”改成“深陷”那完全是歌曲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状况。
歌词中的“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当时真实生活的写照，我是想通过写实表达我们知青在艰苦环境中磨难，与刻意渲染农村的艰苦毫不相干，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他们全然不顾了。
歌词中的“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我创作的意图是：修理地球是沉重的，当然也是光荣而神圣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我们知青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什么时候有过选择的权力？一切早给你规范好，一切早给你计划好；如果你出身不好的话，早已将你划人另册。审讯者们指责我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似乎还有一点准确性。这我也不想辩解了。
歌词中的“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我当时的思想是：一切认命吧，一切现实点，干吧，干吧，慢慢地干吧，我们心目中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思想，至于“憧憬的明天”是什么？鬼才知道，但起码不是审讯者所说的“资本主义”。
“憧憬”两个字是指向往美好的意思，是形容词，审讯者似乎对这个词很感兴趣，问从何而来？我不相信他没有这个文学水平。我告诉了他这词的意思，并合诉他《解放日报》大概什么时候用过，我记得那时我还未人狱，我看过一篇文章中有，于是他可能查过这报纸，就再也没有追问这词的来源了。
对两百多个字的《知青之歌》审讯了几次，审讯者基本上搞清了我创作的意图。无论怎么曲解、诬告或无中生有，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一切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
第一轮审讯过后，我被带着随同一些犯人出外进行巡回批斗，在这当中有一个所谓的“AC69反革命集团”引起我的好奇，那个“集团”的首犯叫王同竹，三十多岁，瘦弱而苍白，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眼里他却很清高。我只听说他是中央编译局的，因写“反动诗词”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人狱的。
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对我的新一轮审讯。审讯者们要在我身上乘胜追击，深挖罪行，扩大战果，以达到所谓的“一贯反动”的结论而置我于死地。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被抓走的第二天，调查人员便进村了。他们在我插队的地方多次召开社员大会，逼迫和我一起插队的黄力、高齐克以及社员们提供我平日的反动言行，并威胁大家：“知情不报，同等罪行论处。”在这样阴森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的确收获了一大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把收集到的我以往的一些言论，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取他们认为能证明我反动的那一句和那一段，比如我说过的“肯尼迪年轻有为，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最年轻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很有水平，有可能要打开中美友好关系的大门”，“希特勒的闪电战很厉害”，“汪精卫写的字很好，尤其是梅花篆字写得很漂亮”等话语，统统认为是吹捧我们的敌人，为他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即使我平日里说过的如“现在的学生天天学政治，学不到真正的文化知识，今后的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国、苏联的宇宙飞船都上天了，我很羡慕，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面朝黄土朝天地干活，也太落后了＂，这样的话也被他们认为是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对现实不满。
我平时喜欢开玩笑，说话不注意场合，不严肃，常常忘记自己出身不好属于另册里的人，但这并不反映我思想上和现实作对，然而审讯者硬是鸡蛋里挑骨头，凭想象无限上纲上线，反正你出身不好，那出身不好必然反动，硬把我朝死地里一步一步地推。
我们知青屋里的那尊从东葛公社的生产队的“忠字台”上“请”来的领袖石膏塑像，天长日久烟熏灰扰，渐渐地熏黑了，尤其那鼻子、耳朵黑得格外历害，有损光辉形象。于是我用抹布沾上点肥皂水轻轻地给他擦拭干净，拿在手中久久没再放在桌上，这里是不能待下去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我本想放在窗台上，不行，万一开窗不小心碰坏砸烂，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我环顾屋里，感到只有烧饭用的土灶台上最安全，最不容易碰到，也不会受到煤油灯的烟熏。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拿着领袖石膏塑像，一边将他放在灶台上。
事实证明，这事的确成了我被定死罪的重要依据之一。
审讯者，他们把桌子狠狠地一拍，站起来咬牙切齿地指着我大声说：“你就是讲过这句话，你还不承认，我们调查过了。”说着拿起桌上的一沓纸朝我晃了晃，“有人民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定你的罪”。
后来，在我死刑判决的依据上，这莫须有的指控还是硬扯到我的身上。
下农村前，区政府给每一个知青送了一套《毛选》四卷本，加上自己本来就有的，或亲戚朋友送的，这样每个知青都有好几套。我们四个人少呢也有近二十套，放在知青屋里，长长的一大排，厚厚的一大堆，平日里谁也不去翻它们。天长日久，上面都落下了厚厚的一层灰，既占地方又显得肮脏。
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堆在那里的选集歪了下来，好像少了好多本，“怎么回事？”我问高齐克。
“放在那里边也没有用，撕了点火烧饭用了。”高齐克头也不抬地回答了我，依旧朝灶膛里添柴，红红的火光映照着他那长着络腮胡子的脸，脚下却放着那已经被撕去大半的《毛选》书。这件事我们四人都不以为然，但四人中唯独我没有用过这东西点火，因为我从不下灶，但即便如此，这也是我的“罪行”之一。
下农村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对农村艰苦的生活十分不习惯，在城里，有父母的呵护，在这里，无人可依靠，一切靠自己。当地的领导和知青办早把对我们的信誓旦旦的承诺忘了个干净，也不再过问我们了，管你是死是活，还顾得上什么“再教育”。烧饭没有柴是常有的事，没有引火纸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南京凤凰山铁矿的一个东北籍的技术员因为用了报纸做手纸，制造了轰动南京的“三．六反革命案”,他当时就和我关在一起。联想到我们在农村时撕《毛选》点火，似乎我们的“罪行”更大，不禁寒从心起。
但是，不管审讯员如何诱供、逼供，我都没有承认我撕《毛选》点火的事，我没做，我似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再说我也真的没做。但不管你如何解释，我的“罪行”中仍然包括了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下农村时，郑剑峰给了我一台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曾用它收听过“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只是一个人在晚上偶尔听听，纯属好奇和空虚，从未对外讲过。我和黄力、高齐克都曾在五中广播站里工作过，离校赴江浦时，我们带下去一部收音机，是当时存放在广播站的抄家上缴的东西。到农村后，谙熟维修技能的高齐克把它给修好了，于是我们就用它来收听广播，也偶尔在晚上收听过几次“美国之音”的广播和音乐。就是这件事，也成了我的“罪状”，罪名是“长期收听敌台”。我承认我收听过“美国之音”，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知道了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载人上了月球的事。
下农村时，由于我们被弃之不管、无人过问，经常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为了生计，我们曾半公开地偷过附近棉场的棉花秸和包菜，那是公家的。对于这样的指控，我毫不否认，爽快地承认了事。但我们从没偷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能把红宝书里的语录从头背到尾，可见我下的工夫非同一般。
但是，我开始疑惑了，教育知识青年，是很有必要的；但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到底谁教育谁？也正是两个命题时时困惑着我那天真的灵魂，我搞不明白，究竟是谁在糊弄我们？我们的醒悟，往往是一瞬间的事，但却是从无数次的量变发展到一定时候的质变。突然间，我明白了很多。
在审讯中，他们拿出一封信，这是我原准备二月二十日发出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请注意语录的第×页。”审讯者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想让收信人看看这段语录，看看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审讯者反问我。
我想回答：“我感到有点矛盾。”因为当年刷在墙上时，杨书记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没有回答。
让我感到奇怪的事，这一条“罪状”并没有列入我的“罪行”之中。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和杨书记一样，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答案肯定都是一玫的：“这两句话有点矛盾。”巧的是，这样的事让我发现了，让我醒悟了。也许发现这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不愿说出罢了，那年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谁又愿惹事上身呢？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从监房到审讯室，又从审讯室回监房，我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来回。
寒冬腊月时，那冰凉的水泥凳子都被我焐热了。
每次审讯，问来问去的就这些事，翻过来覆过去，我烦了他们也烦了，该给我加的罪都加了，也该到了结束的时候，到了要我小命的时候了。我时时担心着。
一天，来了几个与众不同的审讯者，那平日威严有加的军代表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笑脸，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看来这几个人大有来头。他们坐下后，又问起《知青之歌》的事，于是我照例像背书似的又讲了一遍，他们颇为耐心地听着，也不插话，点着烟，略显深沉的样子，听完我叙述后，其中一人又从包里拿出十多张纸，摊在桌上，示意我走上前来看。
“哪一张是你的？”审讯人员问。
看着桌子上那一张张的歌纸，手抄的为多，其次是油印的、铅印的，就像先前提审我时出示的一样，我一张一张地翻着，心中波涛起伏，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圈开始红了，喉头也哽住了，我想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今天这番的激动了。一个人生活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自转、公转，转到一定的时候也转不动了，消逝了。他应该给这个地球留下一些东西，才可不枉为来地球一趟。我想我留下了，我不后悔，人生也值得了。
“没有一张是我的。”我抬起头，肯定地对他们说。“那你的歌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于是我又把《知青之歌》的三段歌词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讲给他们听，他们不时打断我，因为我讲得太快。他们要我讲慢些，以便记录详细些。
说完以后，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起来，他们是上海人！因为我有很多亲戚是上海人，对他们的讲话早就很熟悉了。难怪军代表如此“温良恭俭让”。
“上海人”提审过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人来提审我，狱中的老犯人们认为该到结案的时候了，“带班的”说：“还会有一两次提审。”果不其然，这一天我又被提了出去。
这一次的提审和过去大不相同，没有了过去提审时的阴森恐怖，气氛也不肃杀，来的几个人和颜悦色，慈眉善目，落魄中显示出做学问人的派头。
这一次的提审也很奇怪，他们问的不是歌的内容，而是歌的曲调形式，纯属学术上的问题，很显然他们是音乐界的专业人土，被请来作最后提审的，以便完善我的“结案报告”。
他们详细地问了曲调的出处，如何写成的？我依然按照过去的问讯回答了他们。军代表一言不发地站在审讯室的门口，倚在牢门上，一根又一根香烟抽个不停，劣质香烟的气味弥漫了整个审讯室，那几个长者显得很厌恶，不停地用手挥散去飘在眼前的烟雾。
“你知道吗？你写的曲调属于旧社会那种黄色的、阴暗的、下流的城市小调。”他们一连用了三个定语。
“我不知道这些。”我回答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今天我才第一次听到。军代表感到无味了，也实在听不懂他们专业术语方面的提问，索性走开了，在审讯室的院子里继续过他的烟瘾去了。
看着军代表远去的影子，其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用手摁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头朝下对我说：“你怎么想起做这事的？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年头想躲还躲不过，你却要朝上撞。”说这话时，语气略显惋惜和悲哀。
我看着他们，这么多日子里，我听惯了呵斥、训斥的语气，第一次听到这善意的讯问，感激地说：“谢谢你们！”
“谢什么？你好自为之吧。”说话的语调显得十分悲凉。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情况，在他们提审我的时候，已经是我结案的最后一道程序，无所谓进行不进行，是无关大局的最后一次提审。他们显然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在这世上只有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死神正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我即将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因为一九七0年的五月二十四日我就被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年的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签下了“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盖上鲜红的大印。
这事，他们显然是知道的。
（连载继续 敬请期待 ）
任毅，男，1948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五中。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他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到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大队。《知青之歌》作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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