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56年前——大串连回忆杂记
历史影像：红卫兵革命大串联
1967年的天安门广场
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梦回56年前
——大串连回忆杂记
大串连中游山玩水
学好地理真有用，大串连中派上用场了。活学活用，这是最好的例子。
串连首选之地当然是北京——文革的策源地。先到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糊了多少层根本数不清了，可见出手、更新之快。复旦大学的重磅炸弹——“炮轰党委书记王零”，被作者重抄贴在北大，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无人关注。当然，颐和园、香山、十三陵名胜之地是必去的，八达岭太远，交通不便，没去成。地下宫殿封馆保护，只能看看明楼宝顶了。
北京回来，心就有点野了。再出去，乘江船逆水而上到武汉。汉口江汉关前下船，坐着敞篷卡车行驶在长江大桥上，望两侧横穿华夏的滚滚东逝水，看前后锁大江的龟蛇二山，极目楚天舒，心旷又神怡。南下长沙参观湖南一师、清水塘、岳麓山，瞻仰韶山毛主席故居。
长沙渡轮上，我们倚着栏杆，充分领略了“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实景。橘子洲浮桥下的趸船，是我们湘江击水的更衣处。越南岭，到羊城，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也闲逛在广州特有的骑楼下，体验南国情调，何惧烈日淫雨。西进游桂林，登独秀峰、伏波山，彳亍于漓江之畔。在贵阳街头好奇地围观少数民族服饰，散发尚未被打倒的上海市党政领导关于文革的讲话，梦想对黔地之民进行启蒙开化，鼓动他们造省委的反。晚上却恬不知耻地出席了省委省府欢迎外地师生的国庆宴席，大啖鱼肉，一饱口福。大雁塔下盘桓怀古。中山陵上祭拜国父。兰州黄河第一桥上，我们感叹大河到这里还是一河黄汤，浊浪滚滚。重庆朝天门码头大下坡的马路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渣滓洞、白公馆的山坳里，有我们的身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上饶集中营纪念碑、方志敏故居的木楼前，我们肃立致敬。翻越罗霄山由赣入湘的第一站，是秋收起义旧址——文家市里仁学校。回顾四十年前星星之火的同时，我们也十分敬佩先人重教兴学的善举。崇山峻岭中，建这么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粉墙黛瓦马头墙，回廊环绕花草香。先生们坚守清贫，施教于偏僻山村，实属不易。从六和塔下沿江公路，我们走进富春江边深卧山坡草丛人迹稀少的羊肠道，边走边欣赏两岸的绿水青山。偶尔驶过的小火轮犁开平静的江面，带着长长的波纹驶向远方，悠扬的汽笛声划破宁静的空气，回荡在葱绿的夹江山峦中。满目秀色满目画。在苍茫的雾色中，我们走过子陵滩的钓台，这里的景色，很难印证“观鱼胜过富春江”的诗句。我们登上新安江水电站的大坝，眺望碧水连天、绿岛点点的水库。钻进大坝内的厂房，参观硕大无比的发电机。
1966年12月和茅祖仁在新安江水电站
我们走过赣北的红土地，路过几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的牌楼，牌楼下，大路弯弯曲曲延伸至远处，消失在密密匝匝的绿树之后，没见到一所校舍。
弯过了九道弯的浏阳河，水流清澈见底。河边小煤窑遍布，洞口仅容一人上下，满脸煤黑的少年，背着装满煤块的竹筐，匍匐着爬出窑洞。眼前这一幕，让我想起曾在贵州铁路沿线看到妇女身背婴儿，坐在大石块上，手拿小锤砸道砟的情景。第一次看到偏远山区农民生活这么艰难贫困，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不是人人头上都顶着灿烂的阳光。
北京到兰州的途中，半夜时分，红卫兵广播：现在发现敌情，有人塑料鞋底图案是反动标语，我们要对全列车乘客的塑料鞋底进行检查。乱乱哄哄多半夜，也没见结果。
当年走过的江河，除了黄河长江稍显逊色，所有的都是一泓碧水，能保持到今天的肯定很少了。
一头雾水
66年12月9日，响应中央号召，也是收不住心，打着“一二九长征队”的红旗，我们开始了从上海校门口到长沙的步行串连。
1966年12月9日，长征队从学校大门口出发
一路上，我们尽量抄近道，或沿铁路，或走公路，或翻山越岭，或走村过寨，经过多少条蹍踏打磨了数百年的石板路甚或是古驿道，穿越了多少个老旧灰暗的小镇，与若干名扬古今的大川如富春江、浏阳河相伴而行。
参观完新安江水电站，离开建德县城，我们沿公路行至江西玉山，与浙赣铁路会合。铁路沿线的步行串连者要比公路上多得多。有打着队旗，背包紧束，步调一致，行色匆匆的小分队；有单兵作战、浪迹江湖的散兵游勇;甚至能见到少数成双成对的鸳鸯情侣,他们的思想太超前了。有时，远远看去，步行者拄着拐，走近了，才发现手里是一根甘蔗。早起一毛来钱买一根，边走边啃，还能当拐棍，到了傍晚，就所剩无几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既借力又解渴解馋，有创意。看着铁路两边东来西往的步行者，我常想，全中国的铁路公路沿线要设立多少接待站来伺候我们吃饭歇息睡觉啊！
那天我又在想这件事。不知不觉，从后面来了一列火车。铁道旁的小径紧挨着路基，每当火车驶过，我们都要侧身停一下，站稳了，生怕被气流吸过去。今天这是一列货车，拉得多，跑得不快，吭哧吭哧费劲巴拉的。眼看车头就要超过我们，只听呲的一声，我们就被浓浓的雾气包裹了起来，前后两米的伙伴都看不见了。等车头走远，雾气散去，看我们从上到下灰头土脑的，粘了一身煤屑炉灰加尘土。火车司机明显的是看准了喷我们一身。要说开玩笑，也太恶作剧了。更何况那个年代的人惯于上纲上线：我们是按照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头文件“经风雨见世面”的革命小将，铁路工人老大哥怎么能这样欺负我们呢？这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立场问题啊！一头雾水，整不明白。气也白气，骂更白骂，人家火车早已开出八里地了！
先烈“连坐”
方志敏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崇拜的早期革命领袖。他的《可爱的中国》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将书稿托人辗转送给鲁迅，让我们从他对鲁迅的绝对信任中认识到，鲁迅的心和共产党是相通的。几十年前小学课本上方志敏被俘的情景和插图，至今难忘。
正是出于对方志敏的无比崇敬，1966年冬步行串连中，在路过江西弋阳时，专门去瞻仰了他的故居。故居位于县城北六七十里的一个村子里，带篷的解放车沿着浮土足有寸把厚的简易公路向北驶去。我们上车晚，手把着后箱板颠簸了一路。车后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长长的黄龙，把我们的视线挡的严严实实。到了目的地，满脸满身的浮尘，跟抹了厚厚的一层土黄色涂料似的。
1967年初，步行串连在南昌八一广场
方志敏的家乡地处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带，其故居是一座二层木质小楼，在村里鹤立鸡群，挺显眼，明显是户殷实人家。故居外围没有院墙栅栏，没有人管理，连个把门的都没有，参观者随意进出。楼已空置失修多年，窗框、门扇、楼梯护栏等残缺不全，踩着二楼的地板，咯吱咯吱直响。房间不少，但没有一件陈列品，只是看到一篇简略的文字介绍，才知道这里就是方志敏故居。
这是怎么回事呢？夏秋之际瞻仰韶山，可不是这样的。参观者无不心生疑窦：对革命先烈怎能如此怠慢呢？一打听，当地人说了，他弟弟不是被打倒了吗？人们恍然大悟，可不，当时的江西省长——方志纯就是他弟弟嘛。文革一开始，就和省委书记一起被打倒了，连带牺牲三十多年的哥哥都吃瓜落、受牵连。当初，弟弟受大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如今，哥哥在天之灵被弟弟的落难搅和得不得安生：不知弟弟犯了什么罪什么错，竟至于挨斗挨批，打倒在地。
方志敏在年青一代心里的形象格外高大伟岸，今天，他们满怀崇敬之情而来，深感失望而去。革命小将代表串连师生把愤怒和期望留了下来，他们用大字报大标语抗议对先烈的不敬，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修复烈士旧居。时隔五十六年了，真想再去一次。
学生证趣事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连的高潮。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大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发展成为数以千万人计的遍布全国城乡。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混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1966年10月29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央又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串连人数逐渐减少。大串连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以上摘自百度）
其实，当时中央发文都是四家联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6年10月29日中央第一次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时，我正独自一人在青岛溜达，海滩、栈桥转了转，天冷，该回家了。当时不但有串连学生专列，还有串连学生专用轮船。青岛到上海调用了油轮，船名是“大庆”多少号。船员舱腾出来不够，就在餐厅、活动室、会议室地面铺上草垫子，串连学生和衣而卧。油轮的储油仓都彻底清理了，满打满算上千人才多大份量？所以油轮的吃水线在水面上高出一大截，跟空船似的。
革命胜地文家市
住的地方有办学生车船票的窗口。我递上学生证，说，到上海。停了一会儿，窗口里传出响亮的地道山东话：还瞎转悠什么，还想去上海，回北京去！我有点懵，拿回学生证仔细看了正反两面，这才发现我的学生证有多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地址国权路383号，没有“上海”俩字！我没好气地说，复旦大学在上海都不知道。窗口里说：你骗谁啊？那口气是非要把我办到北京去。好在排队的都是读书人，帮我说话了，复旦大学是在上海。这才办了回上海的船票。
1967年夏，乘着武汉事件的乱局，我和同学去了武汉，待了一个星期，天太热，夜夜睡屋顶露台，想睡懒觉大太阳都照屁股了。加上武汉那几天成天悼念横渡长江冤死的战友，哀乐低徊，响彻珞珈山的各个大学校园，气氛实在压抑沉闷，于是办了去北京的车票。那一阵，京广线定县站截外地赴京学生。学生专列取消，客车运营已基本恢复正常，我们坐的武昌到北京的特快，是赊欠办的座席，以后真还。到了定县，同学躲开了，我留下来看书包和座位。检票的士兵一身戎装，臂戴执勤红箍。到我面前，让我出示证件。我递上学生证，他正反两面看了看，一声没吭地退还给了我。这就过了，没事了？等执勤士兵去检查别人了，我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偷着直乐：学生证没写上海，成全了我们，他以为复旦大学在北京呢。正常运行图停车几分钟，赶上全列车彻查，耗时两个多小时，列车肯定晚点了。
现在回忆起来，连著名大学在哪都不知道，如此稀里糊涂，还要大革文化命！
石予民，上海知青。上海复旦大学附中66届高中生，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先后任农工、文书、团宣传股报导员、组织股干事。恢复高考后考入牡丹江师范学校高师班，1980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200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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