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上山下乡(一）
1．释放回家
2．初识陕北
3．当木匠
4．封建
5．路遇劫匪
6．横祸
7．噩耗
8．姐姐闯关东
9．夜走山路
1．释放回家
1969年初，老三届已剩下的不多——有的已经去了云南、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山西、内蒙古、陕西插队；还有的通过自已的门路，零零星星地到河北、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插队落户。正在组织的，是第二批去陕北插队。
从学习班到了学校，工宣队做我的思想工作——必须响应号去农村插队落户。最好还是别犹豫快点儿报名去陕北，以后只能去更苦的山西，再往后只能越来越苦，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可不，根据这几次上级安排的地方看，真是一次比一次差。看到我痛快地答应了，就送我回了家。
这时我的家，已从东四迁到三里屯，由原来宽敞明亮的三间大北房，变成了与人合住的单元楼，我家住一大一小两间，邻居住一大间。
终于，见到了目夜思念的父母和姥姥。
父母都老了许多，笑容中充满苦涩。而姥姥已近于痴呆，只会看着我一个劲儿地笑。以前我被关押期间，他们托人四处打听，知道我将被判三年徒刑，哥哥五年。而且他们十分清楚，无论三年还是五年，哪怕一年，也永远没有回到北京的可能。因为北京是首都，为了保护首都的安全，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待遇比劳改犯差不了多少，只是多挣一点儿钱和每年可探亲一次。看到我没事人儿似地回到家，简直是喜从天降。尤其看到我精神状态还和原来一样，身体状况也非常好，更是惊喜异常。我暗自庆幸多亏在少管所呆了一个多月，如果直接从监狱出来，准会让他们伤心不已。
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见了我就急于把一年来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时不时眼里噙满泪花。母亲还是那么爽朗，拿起菜篮子对我们说：“你们爷儿俩先聊着，我去买点儿羊肉，咱们今天吃涮羊肉——庆祝庆祝。”
母亲曾在解放前的“建设总署”伙房里搞品尝，所以既爱吃，又会做，以至影响到我们子女也把“吃”看做一件大事。无论逢年过节、生日嫁娶，还是稀客临门，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吃一顿好的——打打牙祭。
1957年反右前，我家有好儿只铜火锅，那时候原材料好买，母亲又喜欢做菜和应酬往来。记得有一年，姥姥六十大寿，许多亲戚朋友前来祝贺，光吃饭的人就有54口，我家都应付得了。反右后，估计再也不会有这种场面，1958年捐铜，我家的几只火锅也为制枪制炮做了贡献。紧接着是大饥饿年代，享受涮羊肉的美味与平民百姓几乎无缘，火锅自然也用不着。直到后来肉类多些了，可以吃涮羊肉了，我家就因陋就简，在炉火上坐一只铝锅，一家人围坐在炉旁就餐。倒更显得其乐融融，只是小孩皮肤细嫩，烤得有点难受。
父亲在家早已把菜刀磨得飞快，等肉到家，他就迫不及待的一片一片地切。他为了切得薄，是那样地认真，上身都快伏到案上，肥大的棉袄已掩饰不住微微的驼背，
听母亲讲，父亲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出去扫大街，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扫大街是义务的，这是对“黑五类分子”的劳动改造。原来负责扫街的临时工现在脱了产，变成了监工。下年两三点。父亲要去接受街道干部或派出所警察的训话——经常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警察，面对几个年龄比他大几倍的老人，喝五吆六地胡说八道。这些老人们还必须用立正姿势站成一排，头要低下，认认真真地听。谁要是稍一走神，脚面上难免会突然挨上一皮鞋。三里屯这一带靠近使馆区，对“黑五类”们管得特别严。幸亏父亲是个极有涵养的人——家里人要是冤枉他，他从不反驳，只是一笑了之——否则一定得气出癌症。
好在母亲这时的处境还好些，母亲虽然没被解放，仍然在“阶级敌人”之列，无奈“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中国人历来又有喜新厌旧和勇往直前的传统，所以对这些早已被打倒的敌人失去了兴趣，主要精力已放在新的敌人身上，母亲自然轻松许多。只是她留日的财商专业尚得不到发挥，整天与笤帚簸箕为伍。
因为人少，只有姥姥、父母和我四口人，这次吃涮羊肉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弟弟已在两个月前去陕北插队，哥哥、姐姐还在忍饥挨饿、没有自由，我吃得没有一点滋味。母亲忙这忙那“顾不上”吃，姥姥和父亲也陪坐在炉旁不动筷子，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孩子，快吃，要不就凉了，这主要是为你做的。”弄得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可是看到几位老人那期待的样子，我就像完成任务似地吃着，
本来，刚从监狱出来，已经馋得不行，可是看他们这样为晚辈操劳，我连滋味都顾不得想了，只是机械地嚼着。后来我才知道，此时京城肉类还要凭票供应，幸好我胃口不佳，否则这一个月的肉量不够我一个人吃的。
这时候父母告诉我，弟弟罗勉分配在陕北延安县插队落广，给家里寄来过几封信。从信里得知，他被分配在枣园公社侯家沟大队三小队，纯粹是山沟，没有一点平地。还好，生产队看他体质瘦弱，知道他也干不了累活，照顾他，让他跟着牛倌放牛。但是工分比别人低些。如果年成好，估计一年能分到三四十元。这点儿钱别说将来成家、赡养老人了，每年回家看看的路费都不够。更吓人的是，那里还流行“克山病”，当地人称“大骨节病”。只要得上，关节变大，走路一瘸一拐的，丧失了劳动力，寿命也很短。而且这种病的病因还没有找到，所以既不能防也无法治。
我知道，我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惟一的希望是创造奇迹。
母亲犹像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对我说：“罗文，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孩子，什么事都能承受得了。”直到看我点头了，才又下决心说，“自从你进去以后，羽晴没来过咱们家。《中学文革报》的别的同学都来过，我估计她可能不会理你了。”母亲看我有些发呆，急忙解释说，“咱们家这个样，不怪人家孩子。可能还是咱们自已做得不好，以前冷落了人家，不明白你的真情实意。”
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多少次在梦中见到她，醒来后我还幻想着见到羽晴的情景，相信她一定热烈得让我透不过气来……难道这真的全成了泡影？我那一年前的羽晴哪儿去了？我伤心极了，可是，我看到父母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连忙装做没事人儿似地说：“没关系，人各有志。再说我也觉得搞对象还太早。”
父母看我没有太大的反应，也放心了，直说：“想得开就好，想得开就好。”
听父母说，《中学文革报》的同学当中，只有小玲一个人没去农村，还坚持泡在北京。小玲是北京女五中68届高中生，生性活泼，一副机灵的笑眼、肉嘟嘟的总是带笑的双唇——一个招人喜爱的姑娘，又是在《中学文革报》坚持到最后的“铁杆”派。1967年9月，我们一起去过东北“串联”，又和我一起到“樱桃沟花园”埋藏过手榴弹。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玲家。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以前是她家的私房，文革初又挤进来几家邻居，小玲家只剩下北房。这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小玲的父母是否欢迎我这个“危险人物”，不敢呼喊她的名字，只好站在院子当中向里面张望。只见明亮的玻璃窗后面，是小玲麻利的身影——她正在做家务。不一会儿，她发现了我，没敢声张，急忙跑到门口，打开门向我招手。我会意地急忙闪身进去，她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是你？”不由得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我安慰她说：“哭什么，我不是很好么？应该高兴才对，小东西！”我知道，公安局发现她和我们一起埋藏过手榴弹，一定让她吃了不少苦。尤其她是个不会检举别人的人。
不一会儿，她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破涕为笑了。这时，我听收音机里还播放着样板戏，转个话题说：“怎么还听这个，不腻歪？”
“谁有心思真的听啊，整天一个人在家，太闷得慌，打开收音机就像有个小人儿在和你说话，还好一点儿。”她马上把它关了。
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每一个要好的同学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户口还没迁走的，除了她，只有菁菁（也是女5中的，67届高中生）。但是她也躲到山西，找插队的同学去了。她说，现在学校鼓励男女生成双成对一起插队，以便能安心落户。如果我愿意，她能帮我和菁菁联系。
我知道菁菁是独生女，只有母亲相依为命，耗到现在没迁户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家能愿意吗？
小玲看我有些犹豫，又介绍说：“我们大家都说，菁菁耗这么晚不去插队，就是在等你！你可别辜负了人家一片好心呀！你到哪儿找这么痴情的人去？”好像她非要当一次“红娘”不可，直说得我臊成了大红脸。
才过两天，菁菁已从山西襄汾赶回了北京。刚下火车，手里还拎着手提包就到了我家。见到我，她笑得脸上绽开了花，明亮的大眼睛含满了泪水。她迫不及待地向我和父母讲述着一路的艰辛：“我接到电报就连夜出发了。要搭卡车走上百里的山路，车坏了好儿回，天快亮了才赶到火车站。”最后她羞涩地悄悄告诉我，同学笑话她：“一听说遇罗文回来，看把你急的！“
每逢同学来家，母亲总是热情款待，这次更不能例外。她埋怨我：“还不让人家姑娘放下东西先歇一会儿，大老远来的。”又对菁菁说：“你们先聊着，我去做点儿好吃的。”
我们决定一起去插队
这个阶段北京各学校分配的地方还是陕北，我所在的65中已经没有名额了，想去弟弟那里也不可能。她们女5中正组织去甘泉县，离弟弟那里不过一百里，据说到那里以后还可以设法往一起调。小玲这时也动了心，也想和我们一起走，她实在有点儿招架不住三天两头的动员，她父母所在的工厂已经给老两口办了好几期“学习班”了，想躲又无处可去。如果四个人能在一起互相照顾也不错。
事情办得很顺利——65中同意我跟女5中走，女5中也巴不得又动员走了一个人。才一两天的工夫，手续全办好了，就等着小玲了。
不料小玲忽然哭丧着脸找到我们，告诉我们，她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她走，舍不得也不放心家里这个惟一的女孩儿去农村受罪。说着说着就委屈得哭了。我们劝她：“不走也好，咱们这些同学有谁回北京，也需要有个人接应和联系。”
1969年2月9日，眼看要到春节了，也正是我们该动身的日子。起程那天，我和菁菁都没让自已的家长去送行，怕他们难过。只有小玲陪我们到火车站。
站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送行的人要比车上的多出几倍。我们按车厢位置很快找到自己学校的工宣队，接过车票，听他们最后的嘱咐。
我校一位叫亚男的女同学，特意前来为我送行。尽管说话不多，但看得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愿。工宣队连忙“教育”我说：“你看，同学一点儿也不歧视你，到陕北也一样，你就安心干吧。”
火车徐徐启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随着震耳的锣鼓点儿，早已经哭成一片。小玲受气氛的感染，刚才还有说有笑，此时也泣不成声了。车厢里的学生们原本强忍着的眼泪，随着车厢的晃动，全都哗哗地流了下来。
火车走动了，车下的人群也跟着一起走，有的抓住车窗不放，好像能让火车停住似的。火车越来越快了，车上的女生已经忍不住号啕大哭了。车下的人群跟不上火车的速度，站住不动了，越来越远了。车上的男生终于也顾不得男子汉的脸面，更大而响地号啕大哭起来。
整个车厢被哭声淹没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哭，甚至没掉一滴眼泪，那就是我。
我环顾周围的同学，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乎没有——全是些初中甚至更小的学生——大一点儿的，前几茬儿就走得差不多了。
我在想：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2．初识陕北
火车经过西安走到铜川，就到了尽头。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四五百里山路，需要第二天乘坐卡车。
到达铜川，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从车厢走下来，又是震耳的锣鼓声，和北京不同的是，拥挤的站台上还有扭秧歌的农民，那是欢迎我们的仪式。一看就知道表演的人不懂艺术。从满是皱纹、黝黑的脸上，知道他们的专业是种地：都穿着破旧的棉袄、肥大的单鞋，只有头上的白毛巾和腰间的红布新得扎眼。胳膊腿都伸不直，更没有夸张的动作，眼神呆滞愁苦。一点儿美感也没有，只是给我们添乱。所以大家扫了一眼就急忙找集合地点去了，没人停下来欣赏。
幸亏当时不知道，这个站台上的仪式，花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否则更要大倒胃口。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插队的知青每人有240元“安家费”。铜川、县城和公社三次“欢迎”花去30元，其余210元交给生产队掌管。每月发给知青伙食费10元，发一年，共120元，剩下90元解决住房和农具问题，由生产队管着，不给个人。
我插队的地方是陕北甘泉县，收入与弟弟那里差不多。虽然守着洛河，河滩地较多，农民还是非常穷。富裕点儿的，都是铁匠、木匠、石匠这些手艺人。近些年不许个人搞副业，他们只能花过去的积蓄。
有点儿钱就活分多了，可以在秋天粮食便宜时偷偷买些，春天粮价高了再偷偷卖掉。钱挣不了多少，因为谁也不敢大干，能对付着吃饱饭就行了。一般人家可没这福气，挨饿是免不了的。手里有点儿钱，先考虑买粮食，之后才能想着买布、棉花、盐。
每年发的布票、棉花票，先仅着干活的男人。天冷了，做一身新棉衣；春天，掏出棉花变成夹袄；夹袄穿破了，用里子补外面，到夏天成了单衣。再到秋天，上身早变成了坎肩，快没法穿了。
我们的带工队长栓牛，不到30岁，有四个小孩儿，一家六口只有一条棉被。有次家里的母鸡几天不下蛋，换不成盐，他们只能几天吃淡的。
我们十个知青，六男四女，分到个一小队，我被安排在石队长家的一眼小窑洞里住，菁菁和另外三个女生住在一个饲养员家。
石队长才三十多岁，说他五十人也会信——满口牙剩不下一两个，大骨节病使他的腿永远伸不直，走路一瘸一拐，个子不高，脸色总是那么苍白、浮肿，长年拉痢疾。
他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叫桂子，十二三岁，最小的还在吃奶。老婆很健壮，据说是咸阳城里人，以前是纺织工人，因为出身不好，下放到农村，又嫁到这里。如果不是脸上总有厚厚的泥，一定是很白净、漂亮，我们叫她“队长婆姨”。队长有个老妈，看不出多大年纪，很少走出窑洞。
为了省布，队长婆姨把衣服裁减得特别合身。身体曲线倒是显出来了，只是让我们担心干活一使劲可别开绽。
队长家的棉被比栓牛家多，七口人也超不过三四条。诺大的窑洞生活用品极少，除了锅碗瓢盆，地下只有水缸、木头水桶、扁担等几件东西。最值钱的要数挂在缸沿上的黄铜马勺，已经磨得锃亮。队长说，他小时候就有了，不知道已传了几代。
家里没有桌子，连炕桌也没有，吃饭时摆在炕上一个长方的木盘。讲究人家木盘漆成红色，队长家的还是白茬本色，由于年头多了，油腻发黄。
家里看不到洗脸盆，也很少见到谁洗脸、洗脚。要是真需要洗脸的话，顶多用铜马勺舀点儿水，往脸上撩上一些，把头上的羊肚手巾抹下来一擦，就算完事。别小瞧这条毛巾，可是陕北人离不开的物品。除了擦脸，天凉系在头上当帽子，天热搭在头上挡太阳，顺便还能擦擦汗，晚上解下来当枕巾。
好在陕北的土颜色发白，脸和脚上有点儿泥也看不大出来，也许这样才养成了这种习惯。当地人也说笑话似的介绍：“一生就洗三次脸——出生、结婚、入殓。”“一年不洗脚，洗脚过趟河。”有文化的和好美的中学生，当然就好多了。
陕北也搞“阶级斗争”，我们进村的那天，还特意召开了斗争大会，把全大队的“阶级敌人”都展示给我们看，在他们的黑棉袄上缝着说明身份的白布牌。
“阶级敌人”中地主、富农不多，多数是“叛徒”。原来这些人都是二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47年胡宗南带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时，有一项政策：凡是自首的共产党员，一律既往不咎。这些自首的如今就成了“叛徒”，带上“坏分子”帽子。交出过大刀、长矛、土枪的，“罪恶”更大。
陕北人到底善良得多——没见再斗争过第二回；没几天，也没有人再戴那刺眼的白布牌；我们接近他们，也没人管。除了那些傻呵呵的爱讲“阶级斗争”的知青，我们倒更爱接近这些“阶级敌人”，因为他们往往知识多，对人也更热情。
刚一安顿下来，我急忙给弟弟去了信。没几天，他就赶来看我，一见面，我们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引起周围的人惊讶地望着我们。
他们哪里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年幼的他又是多么艰难地维系一个残破的家。
童年，他是我最好的玩伴，经常跟着我跑遍大半个北京城去寻找幻想中的乐园，回到家累得顾不上吃饭就睡着了；和小伙伴的“战斗”游戏中，他永远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侃侃而谈时，他永远是忠实的听众。文革时，他更和我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看大字报，听辩论会，有时一宿一宿的不回家；一起大串联，挤火车，分吃同一碗炒面；一起编写、油印反对“血统论”的文章，后来收到哥哥的《出身论》原文，又一起刻蜡版，印刷，愉偷张贴，散发；一起办《中学文革报》，卖报纸，参加辩论，受围攻。哥哥被捕后，暴徒们三天两头地来我家捣乱，我们一起到处躲避，担心着明天还能不能见面……监狱的大墙终于把我们整整分开了一年，我还从来没和他分别过这么长时间。
弟弟还用他仅有的那点儿生活费，给我买了几件木工工具，这是我认为最珍贵的礼物。在陕北那个穷地方，谁有工具谁就是木匠。从此我就可以以木匠自居。相信不会太久，我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木匠师傅”，能够实现我走南闯北的愿望了。
3．当木匠
弟弟只住了儿天，想和我调到一起，才知道牵扯到安家费等许多问题，不那么简单，只能以后再办。他走了之后，我赶紧把木工工具整理出来。
生产队长看见我有了工具，十分高兴。因为几十户人家的一个生产小队，一个木匠也没有；拥有七个小队的大队，也只有两个木匠。小队里本身就攒了不少活等着做；以后公社要民工，一个木匠顶两三个壮工；附近单位用木匠，还能给队里挣些现金。
高兴之余，他把生产队仅存的木工工具——一把锛子，借给我用：我听姥姥说过，锛子最难用，非真功夫不行，弄不好会刨到脚或腿上，伤准轻不了。怕露怯，我连忙说，城里人很少用原木，都是成材，用不着锛子，所以我使不好。他直说，不要紧，慢慢就会用了。
第二天，石队长就安排我开始做木匠活。队里最需要的是桌子，栓牛每天记工、会计算帐都要用。
首先要有木料。这好解决——这里人懂得，一切都向山里要。生产队里惟一会拉锯的是个老羊馆，也只有他家有把大锯（俗称“二人夺”）。天没亮，队长就带着我俩进山了。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回来，所以我们都带着干粮和水壶。
据说在几年前，树木比现在多得多，农民到窑洞对面的山坡上就能砍柴、伐木。这几年人口多了，对树木只砍不栽，附近早已没有树了。因为棉被少，只能靠多烧柴取暖，树木损失得特别快。现在砍柴已经没有乔木了，只有手指般粗细的灌木棵子，也要走十里开外。要想找到能破成板材的大树，起码要走二三十里山路。
陕北干旱少雨，所以土地贫瘠，树也长不大。光秃秃的山梁有人踩出来的道，道附近风硬，长不了直溜的树。只有顺着陡峭的山坡下去，在凹进去的地方，才能看到一片树林，有一两棵一米合围的大杨树。再往下走，也许还能找到更粗的，可是背上来不容易。
选好了树，用我的手锯把它从两米多的地方截断，倒下去的部分再截出两米多长，剩下的就不要了。队长用斧背砸掉树皮，我用墨斗弹出墨线，再把它绑在树桩，就可以拉了。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摸过大锯。隐约记得三四岁时，水獭胡同的大院子里，有人拉过，那是一人在上，一人在下。姥姥触景生情，教我唱起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可是我不能说不会拉，不拉就没有木料，就没法干活，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木匠。弹墨线也是第一次干，不是干得很好么？我只有让大脑飞快地动起来，每半秒钟都不走神，每做完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想好下一个半秒钟该做什么。就是这么聚精会神地拉了一天！而且有一半时间是站在一根碗口粗的“脚手架”上，只有锯口离地一米二三，我们的脚才能站在山坡上。
一段木头破出六块木板，太阳已经到西边山头了，该往回走了。老羊倌累得不行，要倚在山坡上歇一会儿。队长一边把我们该往回背的东西捆好，一边问羊倌：“罗文和你能搭上手吧？”羊倌满意地夸我会拉锯，但是找补说：“上午可把我累稀了。”我忙解释：“开始摸不准您的手法。”虽然我没露声色，心里却高兴极了。一种预感告诉我，我能够成功！
做完桌子又做犁。当地农民觉得犁很神秘，据说手艺很高的木匠未必会做犁。做不好，耕地时爱跑偏，没法用。问他们原因，谁也说不上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认为犁的形状复杂，都是天然长成的，没有一致性，所以有的木匠这个做好了，下一个又做不好了。其实还是中心线不在一个平面的缘故。解决了画线的问题，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了。要说真难，是我做的一个“升”。
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过去称粮食，喜欢用“升”，十升是一斗，十分之一升是一合。是口大底小的方形量具，由于不是统一制造的，大小差别很大，市场上几乎没有人用。但是生产队坚持使用。
生产队有各种规格的秤，也不是斗和升比秤准，更不是使用上的方便；平常没有人用，只有生产队向各家分粮食的时候一定用。原来，政府对农民该分多少口粮规定极严，虽然粮食是农民自己种的，即使收成特别好，每年每人也不许超过280斤，不分大人，小孩儿。分不完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每斤几分钱，可是黑市上每斤四五毛钱。如果遇灾减产，不够每人280斤没人管，只能少分。不执行这项政策，就算犯了原则性错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产量永远上不去，小孩儿生得一家比一家多。
用升和斗，奥妙全在一平一凸之间。把粮食沿着斗或升的口刮平，和不刮平冒尖量，能差百分之十几。对上级报的是平斗的数量，实际分的是冒尖的数量。
因为有平和凸的关系，升和斗的相似形就非常重要。队长说，以前的升，十平升是一斗，没错；冒尖的十升，就到不了冒尖的一斗。用它分粮食，社员意见大。做大了也不行——有人分几斗三，有人分几斗二，有人可能没有升的零头，不公平了，就有意见。
我运用了开立方的办法终于做出来符合队长要求的升。其中的难处，向别人说，没有人能理解，反而奇怪我小题大做。
社员看我像是木匠了，开始请我去家里做活。当地人叫“变工”——把他的工分记到我头上。
都很穷，没有人做家具，只是修修门窗、木桶，做个猪食槽。最多的活是“箍窑”——防止窑顶塌落安装的木头支撑。
到个人家干活，主人请吃中午饭。女主人这时候都要显示做饭的手艺，拿出自己的绝招。我最佩服的是她们做切面的功夫。
因为干旱和土质不好，我们村不种麦子，所以吃不上白面。吃面条，只能吃杂面的，最好的是荞麦面。
所谓杂面，就是豆面，原料是过去连驴都不爱吃的“蔓豆”。如果使用绿豆，就比白面还高级了，没人吃得起。豆面没有筋性，必须往里加榆树皮碾成的面，更好的是加点儿甘肃出产的“莎蒿”，豆面就变得像面筋一样。当地妇女能把面赶得像纸那么薄，几乎快透明了；刀工也好，切得宽窄一模一样，拉开每根一人多长。可能是面赶得薄的缘故，吃起来一点儿豆腥气也没有。
别看陕北人很穷，做吃的东西很在行，能看得出来过去他们有过不愁吃喝的日子，岁数大的老人，经常留恋以前的生活——“早吃馍，午吃糕（炸年糕），晚上抄起切面刀”。一二十岁的年轻人，印象中没有这么好的日子，只有眼馋的份儿。
生产队的作息时间是这样：每天天还没亮，栓牛就吹起了上工哨。从村一头吹到另头，要七八分钟。大约一二十分钟以后，社员都在生产队部聚齐了。这时候的工作，都安排在家门口附近。随着栓牛的哨声，婆姨们也都起了床，开始忙着做早饭。空着肚子干一个多小时的活，收工回家吃饭。吃过饭以后又到队部集合，就要到比较远的山上去干活了。留下一两个送中午饭的干些零活，其余的人慢慢腾腾地往山上走。
送饭并不轻松，十点左右就要挨家去取，每家会拿出来一个很重的陶罐。陶罐分两层，下边是半稀半干的“黏饭”，上边是一小碟咸菜，最上边还扣个碗。送饭的挑两只筐，顶多装二十个罐，有一百多斤。陕北山陡，空着手上山都要气喘吁吁，何况挑着担子？干活的地方有时很远，送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如果去更远的地方干活，就不安排送饭了，自己带干粮。山上没有水可喝，各家的饭菜都做得很淡。
收工的时间全凭栓牛掌握，到家天准擦黑。别看他没有表（全大队才有一块手表，全小队只有一个闹钟），掌握时间极准，尤其是中午收工，无论阴天、晴天，误差超不过五分钟。
吃完晚饭，菁菁爱到我住的窑来看书或聊天。我常给她讲干活时听到的趣闻，她也告诉我在山上又吃到了什么野果子。碰到好吃的果子，像樱桃、软杏、甜毛桃，她准装在衣服兜里给我带回来。
山上的野果子多极了，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有的吃；只要有，就吃不完。有些野果不好吃。又好吃、又多的是杏。这种杏熟透的时候，又甜又面，杏味十足。用手轻轻一掰就开，杏核能干干净净地掉出来。
到杏熟了的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让大家采摘。社员们先爬到树上拣树梢上的大杏吃个够，然后乱打一阵，把地上的一个个掰开，专拣杏核装满一袋背回家去。杏肉不值钱，嫌沉，没人要；杏核可以卖钱，供销社收。也有力气大的，懒得在山上掰，背回家让家里人收拾，杏肉大部分也都喂了猪，人不敢多吃，怕吃坏了肚子。
平常日子社员请假去采摘、挖药可不行，凡是能增加收入的活动都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知青就松多了，想休息或上山玩儿，就可以请假。
我们常让桂子带着去山里玩儿，她年龄小，想到队里干活挣点儿工分还不允许。她反正在家呆着也没事，和我们出去还能背回一捆干柴来。
有一天，她高兴地悄悄对我说：“这个月我13岁了。”我不解地问，13岁又怎么了。她解释说：“13岁以下的小孩儿，死了不能埋，只能扔到山上让鸟吃，13岁就有资格埋了。”
4．封建
菁菁和那几个女生，最反感农民的封建意识。生产队晚上开会，经常解决社员的家庭纠纷。队长最爱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男人们别跟她们一般见识。”女生们总爱去纠正，队长就一个劲儿地说：“那对着呢，那对着呢。”也不知道是他说的对，还是女生纠正的对。反正也无关大局。可是有一次，真让女生们领教了“封建”的威力。
两年前，大队在一条山沟的出口，用土垒起一座坝，形成一个小水库。岸边还没有长出荒草，水质清澈透明，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这时正是七月盛夏，加上没有洗操的机会，勾起了女生们游泳的欲望。她们结伴来到水库，找个僻静没人的地方换好游泳衣，陆续都下了水。
正游得高兴，被路过的一个男社员发现。他急忙跑回村里，四处大喊：“快去看女子洗澡嘞！”
不一会儿，水库岸边黑压压地站满了男女老少。不管女生们躲在水里怎么撵、怎么骂、怎么无地自容，就是没有人离开。僵持到最后，她们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湿漉漉的泳装外面，又套上了干衣服，低着头、红着脸跑回自己的窑洞去了。
从此，再也没有女生敢去游泳了。
要说当地人真的那么遵守“封建道德”，也不尽然。
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时候，男社员们最爱炫耀的就是勾搭上了多少个女人，大队干部也不例外。上级规定大队干部每年必须劳动多少天，由他家所在的小队安排活、记工。每当他们一来，立刻成了聊天的主角，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印象最深的是，讲起一个当地有名的妓女“小桃红”，长得漂亮不说，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谁要是享受过她的温情，就好像有多高的身价似的。不仅大队干部吹嘘跟她有多熟，几个经济条件好的老社员也跟着吹嘘起来。
女社员对“封建礼教”也不是那么看重。我们村有不少河南来的移民，其中少不了守寡多年的寡妇。本地婆姨一点儿也没把她们看得多高，反而说：“还是她们那里好生活，到这里试试，没男人怎么活得下去？”
有一次我走在公路上，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打架。围观的人问其原因，原来老太太向老头借了五毛钱，老头来要账，老太太想卖身抵账，老头不干。周围的人有劝老头的，有劝老太太的，不料他们俩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变。老头认为不值；老太太认为够使宜他的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
本村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基干民兵”们，特别羡慕河对岸那个大队的民兵：原来，那时正是“备战”高峰，各村都要有民兵站岗，夜里也不例外。那个大队每次安排俩人，而且是一男一女。这边的民兵眼红得不得了，回忆起来还反复地念叨：“他们可‘日’美了，他们可‘日’美了。”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可能外村人出于嫉妒，向上级做了汇报，才把夜班的女民兵换成了男民兵。紧接着没人再愿意去站岗，取消了这项“军事活动”。
所以，谁也别说谁开化，谁也别说谁封建，只是生活习惯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我们大队的知青，大部分来自“北京外语学校”，干部子女较多，年龄又小，开始专爱纠正农民的习惯。比如，农民把劳动叫“受苦”。“北京娃”从小受的教育是“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了人”，怎么能用上贬义词？到后来发现这种纠正徒劳无功，况且插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来教育“贫下中农”的，也就由他们去了。
人在失落的时候，往往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插队以前，一直顺利的学生是何等得意！那时是“革命小将”，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是“革命的中流砥柱”。自已也感觉肩上好像真的有什么历史使命，真的就要拥有了“世界”。到了农村才发现，其实自己不过是社会的弃儿。原本老实巴交的学生，突然都欣赏起黑社会那一套。
回北京的闲散人员，流行“拍婆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女生，都敢上前搭讪。最常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哪儿见过你。”有的女生也真爱搭理他。据说还有的因此结为夫妻。
在农村，表现更多的是叫板、“拔份儿”。通常的方法是比赛谁认识的黑社会老大更有名，谁在某次打架更不要命。当然这只是嘴上的功夫，真要打起来，除非是群架，多数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直接一点儿的对抗叫“犯照”——两个人只要一对上目光，就必须互相瞪着不能错眼珠，谁眼珠稍微移动一下，自认败阵。据说有对视几十分钟不分胜负的。别说去做了，想着都觉得眼睛累。
从“务虚”很快变成了“务实”，县城里到处是劫道的。
知青专劫知青，不敢劫当地人。因为劫了知青，人家认为你们这是狗咬狗，没人管；劫了当地人，只要一喊，人家可是老乡向着老乡，准会有人来帮忙。对女生还有所收敛，因为强者、弱者太明显，不属于狗咬狗之列，容易引起当地人打抱不平。我们每月都要进县城买粮、油，往往把钱放在女生身上。
进城不被劫的男生是少数，不过也好打发他们，几毛钱、一两块都行。我一来没钱，二来觉得是个侮辱，干脆裤兜里揣把锋利的凿子，遇上劫道的来要钱，手在裤兜里把凿子把纂紧了，让雪亮的刃口伸出兜外，明确地告诉他：“没有！”劫道的往往会说：“进里边再说。”可是没有一次跟我“再说”。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大个”。
这种不会妥协，后来让我吃个大亏，竟挨了一刀。
5．路遇劫匪
1969年末，姐姐教养期限快满了，我们都很为她的前途着急。如果有接收她的单位，就不至于留在那里就业，一辈子回不来。我和弟弟都赶回北京想为她的事尽点力。
我们是第一次回北京。在此之前，有不少知青已经因为想家、过不惯苦日子回过北京了。有条件的，甚至就不再回去。
探亲回京的知青，凡是窑洞没留下人的，几乎都被撬开了门，把里面的东西偷个精光。这时我们已经不在石队长的院里住，搬到了个独立的能做饭的大窑洞。当然也面临着这种危险。
我想起应该利用我的特长——做了三个“地雷”。先把邻居的小孩儿召集来，给他们表演。我把装满火药的玻璃瓶拴在远远的一棵树上，又用长长的绳子系住拉火线，让大家在柴垛后躲着看。
当我把手里的绳子便劲一拽，一声巨响把各家的大人也召了出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我连忙趁机告诉他们，我们回北京走了以后，把窑洞门和洋芋窖门都拴上同样的“地雷”，如果有响声，就是进来了小偷，请他们帮助捉拿，后来等我们从北京回来，不但东西一样不少，邻居还替我们把两个门又拴牢了许多，恐怕有人不知道，去晃动它，引起误伤。
弟弟和菁菁先期回到北京，我和另两位要好的同学结伴一起走。我们三个人，总共的盘缠是10块钱。一个人全程的票价就得30块。因为没想打票，几天能到北京没有把握，这点儿钱只能用于吃饭。
求道班工人帮我们搭上一辆卡车，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的计划是乘汽车到铜川，扒乘铁路货车到西安，再到郑州。郑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转站，容易找到北上的列车，到北京就不成问题了。因为乘坐的都是货车，虽然苦点儿，却省下了车钱。
在道班工人家吃过饭上的车，才走了一半，到距离铜川还有二百多里的黄陵县城，天已经黑了。司机不想往前走，告诉我们明天出发的时间，就去了招待所。我们没钱住店，过夜的地方通常是候车室或医院的椅子。
坐了半天的车，已经又渴又饿。看到路旁有个小饭馆，没管它所处的位置是否偏僻，就进去休息，顺便买几个火烧，要二碗开水，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正在明亮的店堂“享受”的时候，店外的夜幕下，几个劫道的知青也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等着我们出来。
饭馆要关门了，我们也歇得差不多了，准备找过夜的地方。刚一出门，就被七八个手持三棱刮刀的北京知青围上了。不用说就明白，遇上了劫道的。人家人多，又有凶器，我们人少，手无寸铁，不能硬拼。他们让我们到更偏僻的河滩去，我们当然不能去，就在那儿僵持着。
我们之中的一个同伴儿会讲几句黑话，到一边去和他们的头儿“盘道”，有一阵吸引走了四五个人，看着我俩的只剩下仨。偶尔走过一两个当地的女兵，看见我们早吓得加快了脚步，我知道喊她们也没用。只怪我穿了一条又厚又硬的棉裤，这是姥姥和母亲怕我在陕北冻着，特意多絮了许多棉花。如果不穿它，论我跑的速度，一般人别想追上。可是有了它，别说跑，腿连打弯儿都难。
我趁人不备，小声对我的同伴儿说了两声“跑”，我知道他跑的速度也不慢，只要离开了杀伤距离，一边大喊着“救命”，柑信贼人胆虚，他们就会逃走。
不知道我的同伴儿没理解我的意思，还是担心他跑了我俩要受害，总之原地没动。吸引走的几个人又都回来了，我们错过了惟一的机会。
这帮人发现我个子最高，以为我最起作用，又都围上了我。为首的恶狠狠地向我要钱，我也毫不客气地回答“没有”，他恼羞成怒，一刀扎穿了我的胳膊。我一看既然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边向人多的地方跑，一边大声喊“来人哪”。没跑出儿步，厚重的棉裤就把我坠倒了。我的两个同伴儿，一个被抢去了棉帽，一个肚子上挨了一刀——幸亏扎在了纽扣上，肚皮没破。劫道的也跑了。
同伴儿搀扶着我去了医院，我艰难地脱下皮袄、毛衣，发现内衣的袖子已被血染透。刀伤有三处——扎穿了胳膊又扎破了胸侧。幸好没扎破动脉，也没扎透胸腔。医生缝好了伤口，打了防破伤风针，说，如果不感染，七天后可以拆线。
出了这件事以后，消耗掉盘缠中的几块钱。
我们找到县公安局报案，拿出“血衣”给他们看，管记录的警察露出不耐烦的口气说：“快拿走，快拿走！”问我们情况的态度也是充满了怀疑，好像我们不是被人劫道，是打群架受的伤；他们治安没做好没责任，我们倒像做错了事。碰了一鼻子灰，知道他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只好还回到医院熬到天亮。
汽车中午到了铜川。
很顺利，我们很快找到了去西安的煤车，天黑前就到达西安了。
这时我们每人平均还有不到两块钱，如果顺利，也得三天才能到北京。我们真感觉到了没钱的滋味，吃每一顿饭都要考虑半天，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有个同伴儿开玩笑地说，看见别人掏钱买东西，真是羡慕，恨不得当一回小偷。
在西安站的候车室，一个贼眉鼠眼的北京知青找到我们，先是套了一阵近乎，然后才说出了本意。原来，和他同行的还有一男二女，也是北京知青，也为了省钱想扒乘货车。他们每人都带着很重的行李，也带着生产队分的钱。他想抢劫他们，力量不够，如果加上我们仨就有把握了。他计划把他们骗到一个没人的货车厢里，假装偶然遇到我们，等车开起来就下手。
他带我们远远地认了认那三个人，是年龄很小的极老实、单纯的人，都穿戴得很整齐，看得出比我们生活条件好多了。
同伴儿试探性地悄俏问我：“能行么？”我说，不行。虽然我们都偷过生产队的瓜、菜，甚至有的偷社员的柴烧、偷社员家的鸡吃，但是这和面对面的抢劫不是一回事，有本质的区别。我甚至可怜起那三个小同学，想象着他们突然遇到坏人时束手无策的样子。
但是，我说，假装答应那人，否则他还会去找别人来干。
我们没坐他说的那趟车，找了趟别的车走了——车有的是，只要往东开，都能到郑州。所有的车到郑州都要停，经过重新编组才能再走，有时要等十几小时。
坐货车非常冷，也十分脏。白天还好过，虽然弄一身的煤灰，毕竟还能忍受。到了夜晚，气温一下降，就显出了强风的威力。疾驰的车带起的强风，在车厢各个角落打旋，无论躲到哪里，风也会把衣服、棉鞋打透。天黑没多久，我们就浑身打颤，手脚由疼到麻。可是要这样整整坚持一宿！
不管怎么难熬，从西安上车算起，第三天晚上，我们总算到达丰台货运站。每人还有两三毛钱，够坐公共汽车到家了。
又过了三四天，我去医院拆线。当初伤口没上药，想不到痊愈得很快，没任何麻烦。
6．横祸
一到北京，我和弟弟就忙着跑姐姐的事。根据她信中的指点，我们找到她工作过的玩具厂，她的一位女校友正在该厂管人事。
姐姐以为校友能给帮忙，不料事与愿违，“校友”一点儿不留情，一口咬定姐姐已被开除，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回厂工作。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她反而不耐烦起来。我们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只好放弃了这个首选的第一方案。
姐姐的第二方案是嫁给她喜欢的北京人。她在上小学时，有个男生是她崇拜的偶像，但从未表露过。教养前还听说这个男生尚未娶妻，让我们给她联系。根据她提供的一点儿线索，我们总算找到了男生几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但是已经找不到人了。邻居说，只知道全家迁往外地，几年来，一点儿音讯也没有。
姐姐的第三方案，就是嫁一个稍微理想一点儿的人。家里的人都为她想办法，找人帮忙，人家一听说是教养犯，想见一面都办不到，绝大部分直摇头，有兴趣的，我们也实在看不上。
有一天下午，姐姐突然回到了家，我们简直喜出望外，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问其原因，原来是她根据父母写信常提到姥姥病得越来越厉害为由，向队长请探亲假，没想到居然就批下来了。
这时母亲马上要下班回家，我们担心她看到姐姐会过分惊喜，已经习惯了郁闷的神经受不了太大的刺激，让姐姐先到另一间屋躲起来。
母亲进了家门，我们东拉西扯地说姐姐可能会回来。她起先认为不可能，直到慢慢有点儿相信了，我们才让姐姐出来：母女俩一见面，立刻拥抱起来，好半天都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流泪。别的人辛酸得不忍看她们。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一个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在满街张贴的布告上，一批供“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中，赫然印着哥哥的名字。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讨论”不过是走走形式，凡是被列上“讨论”名单的，哪个不是定为“死罪”？况且介绍哥哥的“罪状”又是“反革命气焰十分器张、书写十几万字的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按当时的“标准”，死一百次的罪过都够。我们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两个警察来到我家，好像是来了解、核实哥哥的案情。我觉得这是惟一的机会，极力表示不可能有什么“集团”和“暗杀”，因为我几乎天天和哥哥在一起，他的一切活动我都知道：来人一一做了记录，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又过了两天，一个阴风四起的中午，五六个街道积极分了和一个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先对父亲呵斥一顿，又转向姐姐，质问她为什么不在外地好好改造，回北京干什么，是不是来“劫法场”。听得我火冒三丈，又“无权”把他们赶出去，于是找来案板、菜刀，以切咸菜丝为名，把案板剁得山响。几个人立刻转向我，和我大吵起来。
他们也露出这次来我家的本意，就是要勒令我们离开北京，分别回教养、插队的地方去：要不是怕牵连了父母、姐姐，我真想一刀轮将过去，管它七二十一，先出了这口闷气再说。母亲连忙把我拉到隔壁房间，关上房门小声劝我：“得罪他们干吗，你们走了以后他们该拿你爸爸撒气了。”
我和弟弟不回陕北，怕他们找父亲的麻烦；姐姐不回教养所，怕街道通知教养所，也会给她带来麻烦。我们都呆在这里，一点儿也搭救不了哥哥。一家人商量的结果，只好离开北京。
临走之前，我们姐弟三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虽然都没明说，心里却清楚，这次分手，谁能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呢，一定还能见到吗？父亲可能也这么想，让我们每个人都记下几个不太可能变动的亲戚、朋友地址，告诉我们，将来一旦失散可以请他们帮助联系。假如这些人都联系不上，每月的初一，十五，在影响大的报纸上登寻人启事。
耗到最后，终于说到我们最关心，可是谁也不想说的事——哥哥的命运。他将是生、是死，我们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剩下一个最可怜的愿望——尽快知道结果。这也只能由父亲写信告诉我们了。信里不能有哥哥的名字，因为难免对哥哥的死会流露出伤心和不满，被邮检就会让坏人大做文章。父亲突然想到了“霞”，女人的名不会让人联想到哥哥。死了，就说“霞走了”。
小霞是二姨家抱养的女儿，年龄比我小一岁，聪明贤惠又写一手好字。文革前那年春节，二姨一家三口到我家过年。姨父是高明的业余琴师，总想露一手；哥哥自称有“脑后音”，想表演唱。于是他演刁德一，小霞演阿庆嫂，唱了一出“智斗”。顶数小霞表演得好。母亲当时就萌生了让哥哥娶她的念头。还没怎么深说，就赶上了文革，姨父被斗，二姨自杀，小霞去了东北农场。父母一定是一直惦记着这事，所以马上想到了她。
我们要乘的火车晚上9点发车。母亲是晚班，下午2点就要离开家，她是个刚强的人，嘱附我们儿句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比我们更清楚局势的险恶，但是，此时要表现儿女情长，只能让大家更痛苦。
吃过晚饭，父亲又不放心地叮嘱我们：“地址都记下了么，藏好了么，联系方法都知道了么……”最后他才眼含着泪说：“我也许见不到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见到好的那一天。你们走吧，路上小心。”
我们一起走出大门，一股阴冷的北风吹得我打了个冷战，吹乱了父亲稀疏的头发，他本能地缩了缩脖子，更显得驼背了。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是那么苍老。我们劝他进屋去，他说要在走廊站一会儿，看着我们走远。我们尽量装做有说有笑地下了楼，夜幕下看不见他是否掉下了眼泪。
我们走到街上回头向上看，父亲趴在二层公用走廊的矮墙上，向前探着身子朝我们挥着手，示意我们放心上路。
我们一边走，一边回头，走出很远很远了，依然能看见父亲使劲儿向前探着的依稀可辨的黑糊糊的身影。在漆黑的夜空下，他探出墙外的身影是那么小，儿乎就要融化在一片苍茫的昏暗之中……
父亲，可怜的父亲……
7．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分值几分到一毛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有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布，经她自已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面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20个人处死了19个，留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己是什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坚决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8．姐姐闯关东
自从哥哥辆牲以后，我和弟弟更想和姐姐团聚了。我们先设法把她调到陕北，因为这里比她那里还富一些。几次努力以后，知道没有一点儿希望。
我俩决定到她那儿去。我们打听，除了种地，还有什么挣钱的方法。姐姐说，农闲时用手推车拉煤，两人一车，来回100公里，走三天，挣10块钱。我们天真地以为富地方的人到穷地方应该容易，其实错了。越穷，越不愿意增加人，因为地里打的粮食多少是固定的。所以连她那里我们也去不成。
这时父亲到姐姐那里住了些天，得出个结论，临西这里太穷，也不会有改变的机会，应该让姐姐无论如何离开那里，哪怕用“嫁人”这种下策。
主意已定，父亲就带着姐姐回北京了。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农民砸开姐姐的屋门，把安家费买的那点东西分了个精光。
回到北京依旧分头努力，帮她物色“对象”。原先一点儿都不了解，要想成“速成夫妻”谈何容易？光弟弟就给她介绍两个。一个是同学的老乡，北京郊区的农民，“地主”出身，人真老实，只知道逆来顺受。嫁过去就是“地主婆”——当然的“阶级敌人”，永无出头之日。如果是自已熟悉、敬仰的人，陪他受苦、受罪也认了，而他……另一个家在北京市里，自己是知青，在内蒙古插队，收入也不错。男方和他父母都对姐姐满意，可是小伙子向她透露，根本就不想在内蒙古扎根，就想调回北京。姐姐觉得太不实际。两个都没成。
我家有个老街坊，赵伯母，是个热心人。她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工人，北京市内户口，人也很懂礼貌，而且视哥哥为英雄。
我的父母对他第一印象不错，父亲说：“只是文化程度低点儿，唉，咱们也别要求那么高了。”
姐姐和他眼看成了，他为了对得起姐姐，坦白了自己的身世，是北京有名的“车站谭子”（官方认为是小偷，流氓团伙头目）。他让姐姐做决定，只要不同意，今后决不露面。
毕竟不是一路人，怕以后生活会有矛盾，拒绝了。
赵伯母又建议，她儿子也在北大荒插队，听说那里女人少，好找对象，当地人俗语说：“有剩男，没剩女。”不如先投奔她儿子，人到了那就好办了。
姐姐是个敢闯的人，她把这次行动比做过去人的“闯关东”。但她是女孩，父母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七拼八凑外加借，给了她十块钱盘缠。姐姐知道父亲去河北这趟，家里拉下点儿饥荒，执意不要那么多（其实还不够单程路费）。父亲说：“‘穷家富路’，到了那里也不能光吃人家的。再说，万一路上有事呢。”姐姐这才收下。
真应了“人挪活，树挪死”这句俗语。她这一去还真成功，不但自已落下了户口，还把我和弟弟的户口也从陕北转到了北大荒，实现了我们团聚在一起的夙愿。在那里，我们生活了四年。这是后话。
9．夜走山路
哥哥牺牲后不久，来了两个外调的到我们村，向我了解当初给我们印刷《中学文革报》的一个工人，估计这个人出了问题。
我当然让他们满意不了。于是他们对我大呼小叫，又对在一旁陪着的大队长说了许多我的坏话，企图让大队长也对我施加压力。没想到这么一来，我就更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大队长也不习惯这种面对面的斗争方式，没帮上他们什么忙，闹了一个不欢而散。
让他们没有得逞，我心里暗自得意，可是从此生产队的干部们，好像突然跟我有了隔阂；同队的一些知青们，也突然把我和菁菁看成了“异类”。甚至有人说在公社看见了我的档案，有一尺多厚；菁菁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女生们私下说：“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狼’。”
这时，20里外的公社要修个水库，需要木匠，生产队把我派了去。我第一次在木匠堆里干活，正好能学学手艺。临走，石队长特意告诉我，全县手艺最高的木匠李林富也在这个工地，让我一定好好向他学习。
没两天，县里又来要修雷达站的民工，也在几十里开外，必须住在那里。陕北人最舍不得离开家，给补助，社员也不爱去。弟弟没有家的牵挂，报名去了，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月。他在那里看管、收发建筑材料。
和木匠们在一起，我才知道手艺人很讲究门第。见了面先问对方是“门里”、“门外”，“科班出身”还是“半路出家”。如果是“门里”（祖传），最好还是“科班出身”（从小学的于艺），即使手艺差点儿，也受人尊敬，否则别的木匠很爱欺生。
论门第，搬出我出生前就去世的姥爷，恐怕得够“省”一级的了，他们谁也不够资格，李林富师傅对我已有几分喜爱；说到我手艺为什么这么差，我解释说因为上学，耽误了学手艺，虽然比“科班”差点儿，毕竟没干过别的工作，也不能算“半路出家”。更主要的是，农民只知道知青好打架、偷鸡摸狗，没听说也有会耍手艺的，备感亲切。就像中国人听老外说相声、唱中国歌曲，即使还赶不业余水平，也听得津津有味一样。
李师傅是公认的高手，他都对我很好，别的木匠当然也错不了，他们之间，技术上很保守，对我反而爱传授。从中我也真学到不少技术。对他们，我也很尊重，从来不介入他们之间互相取笑的下流笑话，装做听不懂，连笑也不笑，免得误会。
人家耐心地教我技术，作为回报，我只能多干些人家不爱干的累活。比如使锛子，有一定的危险，也容易砍坏了鞋底，常常由我包揽。有一次我忘了李师傅的嘱咐，脚的位置站错了，锛子一打滑，砍到我的踝骨，流了不少血。我看四周没有人，偷偷用手绢包上继续干活，没敢对别人说。因为说了也没用，反而让人瞧不起，李师傅也会怪我不重视他的话。由于伤口深，十几天才长好。好在做木匠活脚用力的时候少，能瞒得过别人。
一天傍晚，同村的社员带给我了一个口信：紧挨着我们的邻居，窑洞塌了，砸死了一位妇女；队里认为我们的窑洞那一带土质不好，应该搬家，又给我们找了一眼空窑。
我惦念起菁菁来，因为我们离开队长家，她搬到队长家去住；我们都外出干活，她又搬到我们的窑洞去住。还是应该让她早一天搬出来。我决定当天晚上赶回去帮她搬。
吃过晚饭，天已经大黑了。社员们知道我要摸黑走二十几里山路，都惊讶极了，一致劝我第二天再走。
当地人胆子小，也非常讲迷信，天黑不敢走山路，尤其怕黑洞洞的山沟。
看我执意要走，知道怎么劝也没用，就再三嘱咐我：前边有鬼火千万别跟着走；有人喊“等等儿”千万别回头，也别答应；如果有黑影在路边的树棵子里交谈，千万别偷听，更不能答茬……看我一一点头答应了，又非让我扛把锛子不可，说锛子是龙的化身，最能辟邪。我嫌沉，还是揣了把凿子。大家无可奈何地说，是木工家什都辟邪，拿凿子就凿子吧。
一人帮人都愣愣地看着我朝黑黝黝的山里走去。我走出好远，还看见他们聚在那里不肯散去，我知道他们是真的为我担心了。
开始几里路，我走得很轻松，根本就没把那些闹鬼的传说和故事当回事。
陕北地处高原，空气又干净，能见度非常好：有月光照着可以做木匠活，即使没有月亮，仅凭星光，也能看清路面。假如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也不敢走这段路，因为左边是陡峭的高山，右边是十几丈深的峭壁，两尺多宽的小路，就是顺着河水冲刷的断层修的。看不见路的话，很容易掉到峭壁下面的河里。
因为能看见远处的树和怪石，越看越像人或动物，反而增加了恐惧的幻想。每经过一条山沟，小路自然向黑暗的沟凹里拐去，立刻会感觉一股阴冷的气流迎面扑来。虽然陕北的初夏，气温已经很暖，还免不了打个冷战。这时候，我突然回忆起社员讲的一件件闹鬼的事：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石队长收工贪了点儿晚，独自一人从山上往家走。快到村边的时候，只见他父亲闷头正在山下往山沟里边走。队长好生奇怪，这么晚了，去山沟里边做什么？他大声喊父亲，父亲就是装听不见一个劲儿地走。队长也懒得去追问，就回了家。到家才知道，父亲刚咽气，原来他看见的是父亲的魂，如果跑过去拦住，也许父亲死不了。
上个月，栓牛的哥哥突然在夜里死了，谁也不知道死的原因。一家人正忙着给死人穿装裹，隔壁栓牛忽然声音不正常地大哭起来，说话口气隐约像他哥哥。当地人很有经验，知道这是鬼魂附体，连忙问他的死因。“栓牛”说：“我半夜难受想吃药，看婆姨睡得正香，不忍惊动她，自己从瓶子甩倒了些，吃错了。”社员本来没有点儿医药常识，他不这么说，谁也不会往药上去想。急忙把“赤脚医生”找来，发现真是吃错了，剂量过大造成心力衰竭。
两三个月前，小队会计婆姨死了。娘家人来奔丧，会计突然也被附了体，向娘家人哭诉起“自己”的委屈、婆婆的不是，婆婆连忙跑到隔壁棺材前烧纸，求“她”不要再说，并许愿日后多烧纸钱。这边话音没落，那边会计立刻住了嘴。任凭娘家人怎么逼问，会计就是不再张嘴了。
陕北人平均寿命很短。两岁以前的小孩儿，成活率不足五成。据说统计平均寿命，两岁以前死的不算。即使这样计算，我估计也超不过50岁，会计婆姨还不到30岁，栓牛哥哥顶多四十一二岁。大部分死于心脏病。
忽然，一个怪念头向我袭来：如果前边就坐着这些死去的人怎么办？越想，他们的形象越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转。猛然身后响起声清脆的呼喊“等等儿！”莫非真的遇了鬼？我下意识地感觉浑身毛骨悚然！
刹那间我又恢复成了我，突然转过身大声喊：“等什么！”我自已都奇怪怎么有这么大的嗓门，只听到“扑扑扑”几声扇动翅膀的声音，四周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原来困忧老乡多年的“等等儿”只不过是鸟或昆虫的叫声。
我责备自已的胆怯，嘲笑自己的糊涂。连明白的农民都懂：“活人怕死人，傻狗撵飞禽。”难道我退步了么，怎么也会相信有鬼怪？如果真的有凶恶的厉鬼，能主持因果报应的公道，世上何至于有那么多作恶多端的环人！与他们相比，鬼不可怕，而且很可爱。
我情不自禁地向着深山、向着旷野大喊：“可爱的鬼魂们，你们出来吧，请带我去见朝思暮想的哥哥！”
（待续……）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精选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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