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记忆：供销社往事
七十年代供销社现场实拍
真实历史影像：
七十年代的北京供销社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末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穿用都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
那时候，人们的贫富差距还不明显，市场也没有放开，没有所谓的个体户，没有超市和便利店，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所有的吃穿用度均要凭票供应，买粮食凭粮票，买布要布票，买食用油要油票，甚至买肉还要肉票。
自古“民以食为天”，镇上最高大上的单位是粮站，负责每季农户们公粮缴及计划内售粮。其次就是供销社了，整个小镇上只有两家供销社，分别位于我家正对门和北侧。
母亲自小受过饥饿的苦，对粮食有本能的敏感。小时候印象中母亲最爱囤粮食，即便这样，因为家里人多，粮食总也不够吃。我还清楚记得别人送来粮票，母亲如获至宝，因为有了粮票就可以去粮站买粮食，否则只能买高价黑市粮。
每顿的餐桌上，尽管都是素菜，母亲也总能变着花样做出可口的饭菜，小时候鲜少能吃上肉，偶尔吃上一顿肉，就会开心好几天，即便如此，这也并不影响我们拥有快乐的童年。
那时没有休闲娱乐去处，没事最爱逛家对面的供销社，那里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物质的所有欲望，尽管只有看的分。当然，还有个秘密，每次趴在玻璃货柜底下我都能捡到钱，有时候是五分两分一分的硬币，运气好能有绿色和紫色的纸票，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颗糖，两毛和五毛对我来说无异于捡到巨款了。
对门的供销社，是南北方向一字排开，长条形通透的门面房，一共有八间，黑色裸露的外砖墙，墙体上还清晰地印着“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好、为人民服务”等大字。
南北两端各有一个正对街道的大门，三步台阶上去，地面也是砖块铺成的。有两扇小门通到后面的院落，院子里长了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杨树，一整个夏天，聒噪的知了声不绝于耳。
院里有一排矮平房，与供销社门面房平行，这是员工宿舍，林荫庇护，小时候最爱到这里来捡杨树叶，用叶上的柄与小伙伴们的交叉拉拽，看谁的柄先断，断者为输。
供销社八间门面，里面按日用品类别分为四个分管柜台，每个柜台各占两间房的空间。自南向北，分别是文具书籍类、五金灯具类、针纺内衣类，最北边的是布匹。
每个柜台都是相同的陈设，整面靠墙的立式货柜，前排清一色三层玻璃货架，货架靠里那面有推拉门，可以上锁。两个店员负责一个柜台，那时候没有手机，店员上班时一般都会搬个凳子，在玻璃柜台后面正襟危坐，有客人要看商品，店员需要起身拿，碰上总看不买的顾客，店员甩脸是常有的事。
在我记事后，镇上供销社依然存在，但职能已经削弱很多，小镇上已经有了一两家私营小店，人们购物有了其他选择，供销社的管理也日渐松散，有时候一天天地静守着，也没几个顾客进来，阿姨常常坐在板凳上织着毛衣，叔叔则将收音机调到合适音量，赖以打发午后无聊时光。
位于我家北侧的供销社，是专卖油盐酱醋的。这里门面大，足足有四间，房子也更高，但里面到处都是酱醋味，所以我很少到里面玩。不过房前却有一大片空地，我和哥哥常在这里滚铁环，空间大到能够连续拐弯，不会停下来；或是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用小刀沿着直线挖出几个小坑来，玩滚弹珠。
玩这些我向来不是哥哥的对手，但哥哥每次都还跟我玩得不亦乐乎，估计实在找不到玩伴吧，两个人玩，总比一个人玩有趣。我俩常常双手糊满了泥，口袋里装满了透明的玻璃球，跑起来裤腿呼呼生风，弹珠在口袋里也“嚓嚓”乱响。
网络上曾经一度流行“打酱油”这个词，意思是凑人数、出工不出力，或指道义上强烈关注某事，行为上却明哲保身，相当于“路过”的意思。
可在我们小时候，酱油真是打的，一口半人高半人宽的黑釉色大缸，上面两扇拼接的木头盖子，还压了个白布包的什么东西，沉甸甸的，柜台后面全都是这样一口一口的大缸。
每每放学回家，母亲喊：“晓伍，去打酱油！”
于是屁颠屁颠地拿着玻璃酱油瓶，走到隔壁，卖货的姐姐拿着一根竹竿做的长柄容器，下端是没锯掉的空心竹筒，伸进缸里，再往对准瓶口的漏斗里一倒，空瓶基本满了，姐姐用抹布利索地将瓶口擦干净，拿一个烟盒叠成的有点像“妙脆角”形状的瓶塞，往瓶口一放，酱油就打好了。
那时候的盐也没有现在这种成袋装的细盐，都是大颗粒的粗盐，也是要用秤称的，买盐也是我去得最多。我捧着一个黄绿色的陶罐盐钵，往柜台一放，姐姐用铲子铲了往秤上放，每次都是一斤。牙白色的盐，由于颗粒大，吃菜的时候咬到盐粒子是很正常的。
小时候很爱看书，却没钱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趴在卖文具书籍的玻璃柜台上，仔细盯着一本本书，那时候做梦都想拥有一本《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每次一放学就去看，如果这两本书还躺在那，就舒了一口气，只要没卖掉就高兴。
后来开始练毛笔字了，平时用的都是劣质毛笔，在柜台看上一款中狼毫，天天去转。终于有一次鼓起勇气，跟卖货的伯伯说：“把那支笔拿给我看一下。”
伯伯看了看我，半天没有动，一脸鄙夷不屑的表情，半晌，回了句：“你买不起。”
那眼神和语气让我很多年都难以忘记。随着时间流逝，后来我定居省城，每每回家看到他都会主动问候，记忆中的不快早已完全忘怀。
小镇就那么多人家，向来没有秘密可言。谁家贫穷、谁家有钱、谁家丧葬、谁家嫁娶，基本都是人人皆知的。总体来说乡情融洽，在粮站和供销社上班的人，优越感比较强。
也有人缘很好的，卖五金的叔叔就是。镇上无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他小鲁。叔叔家住县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风雨无阻地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往返于县城和小镇。叔叔人很瘦，皮肤白净，高个头，浓眉大眼，很帅，而且人也很热心，经常帮人修个灯修个车的。
卖布匹的沈阿姨是上海人，知青下放时来到附近乡下，在县城认识李叔叔后结了婚。阿姨在供销社售货的时候，人缘是极好的，整条街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她为人亲切随和，说话轻言细语，每次量布时都会主动放一两寸给顾客，镇上的人都喜欢在她手上买东西。
阿姨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亮亮学龄前跟着她，阿姨每天从县城骑车来供销社上班，孩子无处托管，后来放在我们家，所以，亮亮基本上在我们家长大。因为比我小，我小名晓伍，她便成了晓六。
当年，那个用铁皮水瓶盖吃饭，搬个小板凳坐门口，唱着“大海，就是我亮亮”的小毛丫，随着阿姨回到上海，有了自己的家，也已为人母。
亮亮始终对我们都念念不忘，每每在电话里亲切地叫母亲为妈妈，叫父亲为爸爸，已俨然成为我们家一分子，每次见面都会楼抱着我们一起合影，临别时流泪。
到了90年代，市场完全开放，小镇沿街都是私营的杂货店、布店和五金店，购买日常用品，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价格和地点是主要参考因素，或价格更低，或地点更便利，于是更少有人会专门跑去供销社买东西了。
供销社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逐步削弱甚至丧失了它的功能，紧接着，店员工龄被买断，店面被承包，再后来被全部拆迁，建成商品房出售。
那片门前滚铁环、玩弹珠的空地，和院里的一排杨树，随着那两排门面房一起，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和房里的主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每年春节回家，我都情不自禁地在门前那条路上伫立良久，看看对面，看看北侧，脑子里像是装了台播放机，往日的时光又纷纷浮现。当一段记忆变得无处安放的时候，那种无奈和失望的心情总想找到发泄口。
供销社，这个被刻上时代烙印的产物，承载了父辈和我们太多的记忆，现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若干年后，可能只有在词典里才有关于它的解释和身影。
本文选自《回不去的时光》，钟华／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
人们凭票购买粮食和蔬菜
——票证时代的记忆
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直到1993年。那段日子是苦一点，但也浸润着一代人满满的回忆。
买米买面到粮店
票证时代最金贵的是粮票。城里的市民，粮票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营单位里，按照工种的不同，每月有不同补助。另一种是粮证上的定量供应，你不买粮食，就可以换成粮票。母亲回忆说，1961年的时候，每人每月10公斤粮食，不买的话，就能换成粮票。当然，谁家也不会都换成粮票，不能把脖子吊起来过日子。
粮店划片经营。我小时候住联云街，要去丰华街的第五门市部买粮食。
粮店大门朝南，进门后，先到东侧屋里办手续，营业员先接过红色的粮证、粮票和现金，随着算盘珠子一阵响，然后熟练地翻到某一页，用圆珠笔快速在本上做个标记。这样，就可以去西侧大屋子领面和油了。这里有好几个台秤，两旁是盛满了面粉、大米、棒子面的大木箱子，房屋一角堆着一袋袋的米面，直抵房顶。
买面时，穿着深蓝色大褂的营业员验过粮本以后，就抄起一只特大号的白铁皮簸箕，“噌”的一下从面粉堆里铲下一大簸箕，放到秤上称一称，这时候，一般都会习惯性地看着营业员的秤，生怕给少了。营业员把面粉倒进大漏斗里，此时，我们早已用双手把面袋撑得方方正正，在漏斗的出口处恭候了。随着“哗”的一声响，腾起一团白雾，面粉就滑了进来。由于重量不同，往往营业员会在散装的面粉和漏斗之间往返好几次。
每月每人定量供应10公斤粮食，不全是细粮的，还要搭配面子和地瓜干。每年11月前后，遇到地瓜下来的时候，1公斤细粮可以换50公斤鲜地瓜。漫天大雪的日子里，喝碗红瓤地瓜粘粥，感觉生活真好。
油是用大铁皮桶装着，自己拿着自家的油瓶子打油。顾客手中的空油瓶放在大油桶的桶盖上，用力按下压油机的手柄。于是，金黄的油便从大桶里吸上来，缓缓地注入油瓶中。
大人们都说紧打酒，慢打油，如果营业员打快了，就会吃亏。因此打油的时候，我们瞪大眼睛盯着，少给一点儿也不答应。当时看到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油少了，还要求把油倒回去，称完瓶子的重量再重打。
1985年我上初中时，粮店就不仅仅卖面、卖油了，还卖起了挂面、馒头、面包等等粮食加工品，不用粮票也能买到。
分等级的大白菜
大白菜凭副食本由菜店分片供应。和粮本的地点不一样，我家副食本上盖的章是“劳动街粮店”，大体位于天衢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当时联云街、劳动街、丰华街和石芦街的住户都属于这个片区，不能去别家买。
因为储存大白菜的销售是有期限的，过了这个时候，价格就会使劲涨。为了赶在前面买到一级的菜，家家户户都会在这个时候全力以赴。
那时候没有实行双休日，所以买大白菜的高峰一般在星期天。周六晚上家长就宣布：“早睡觉，明天排队去！”第二天天一亮，先安排我和妹妹去排队，眼看快排到时，妹妹就跑回家报信。家里人也不闲着，清理窗台上和墙根儿底下，等着大白菜进门。听到报信的喊声后，大人就拿着钱和副食本直奔菜店。
这时候的菜店早已排出数十米长队。售货员各尽其责。一些粗细不均的木条儿，被钉成一块块的“板”，用来码放上秤的大白菜，这样能够多称些。一台磅秤旁至少有六七个人在忙碌，有的从菜垛上往下递，有的把菜向磅秤上码，有的负责过秤、报数，报出几级菜、多少斤，同时在副食本上盖上“冬储菜已购”的章，坐在桌前的会计听到报数后扒拉着算盘，唱收唱付。我们也跟着大人们跑前跑后。菜店里外，为了争排队推推搡搡大呼小叫的，不顾售货员不让挑的呵斥给自家往磅秤上抱又瓷实又大的菜的，孩子们追逐打闹的……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冬储大白菜是分等级卖的。从卡车上卸下来的大白菜，按照一级、二级的标准，分别码放成方形的菜垛，菜心非常瓷实的是一级菜，稍微松软一点的是二级菜，到三级菜就没什么菜心了，所以一、二级菜是限量供应的，按副食本上的人口而定，三级菜敞开供应。记得我小时候一级菜是4分钱一公斤，二级菜是3分，三级菜是2分。一般买三级菜都是用来做咸菜的，因为存不住。
白菜买到家后还要晒上几天，去去水分，等外层菜叶蔫时就可以一层一层码垛了，中间用木板子隔开，保持通风，上面还要盖上草席或旧帘子，不能冻了，因为白菜冻了很容易烂掉。光盖上还不成，天好的时候，还要经常倒腾倒腾，别捂了，白菜捂了会烧心儿，变苦，不能吃了。
煤球现生产现卖
煤球的供应是根据人口多少，按照户口来定量的，一般为每人每月35公斤，一户5口人，该户每月定量供应175公斤。煤球按月购买，过期作废。
当时德州市的煤球厂在新华路人民公园南门对面，院子大门很宽，方便运煤车辆进出。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因此大家买煤球时间非常集中，每次都是一场“战斗”。
那时候的煤球厂备有毛驴车、人力地板车，专门用于出租，但收费很高。为了省钱，我家都是自己拉车去买。拉煤球的地板车要到母亲的单位去借。单位的车数量有限，就需要提前“挂号”，由管事的按先来后到或者关系远近的顺序安排使用，上午或下午、几点到几点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排到自己了，临时有事去不了，就需要重新排号。
头一天晚上一切准备就绪，早早就躺下了，凌晨三四点起床，摸黑拉着小车赶到煤球厂去排队。小拉车从煤球厂的门口分两三队，沿着道路排出很远。大约8点钟，煤球厂开门，大家会推着自己的空车冲进厂内，在收费处开票，工作人员在车身上写上一个序号，然后等着叫号。被叫到号的美滋滋来到磅秤处排队，称好自己车的重量，急火火来到厂区晾晒煤球的大棚里，找一把大铁叉子装煤球。
煤球根本没有存货，都是现生产现卖，装的时候要找早些时候制造好的煤球，比较干和硬，分量也会轻些。刚生产出来的煤球很潮湿，在冷冷的冬天里，冒着丝丝热气，这时候买，压分量，装车时也很容易破碎。煤球厂的空地上，不少人守着收拢的煤球，等风干。装好车后，需要再拉着返回磅秤处，称重量并出示购煤本、小煤球票付钱。每买一次都要在《居民购煤证》上记录、盖章，以防重复多购。
除了鸡蛋大小的小煤球，还有大煤球，也就是蜂窝煤供应。一张50公斤的煤票可以买到70多个大煤球。一餐饭最少要烧一个，烧好饭，换个煤球封上炉门，等做下顿饭时接着烧。不过，大人们都说小煤球劲儿大，因此我家一直没买过大煤球。
碎煤末也是不能浪费的。一般星期天太阳好的时候，就能看到家家户户倒腾着和煤饼子，院子里地方不够，就到街边找个向阳的地方，先撒上一层干煤末，再将和好的煤灰均匀地摊开，然后用铁锨压平压实，大约2厘米厚的样子，最后切成几纵几横的大块，等到两三天风干后，便可铲起待用了。制成煤饼子后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一阴天就要立即行动，要么用雨布盖起来，要么赶紧挪炉子屋里去。
票证在德州退出历史舞台是在1993年底，当时还印发了1994年的部分票证，没来得及用，就成为收藏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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