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二)上学了
《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二)上学了
（二）上学了
(1)四个关键词
毛主席
祖国和党
社会主义
(2）小学生活
老师们
课文与课堂
(3)课外活动
鲜亮的演出服
少年之家
酸枣和煤核儿
牛痘和宝塔糖
上学了
四个关键词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到了1958年左右，年龄最大的一批陆续走进学校，坐到了课桌前。从他们开蒙的第一天起，就频繁接触着四个概念，按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四个“关键词”：共产党、毛主席、祖国、社会主义。那时对他们来讲，这些概念当然还不会有太多的感性认识，但孩子有最简单的抽象思维，他们把四个概念“合并同类项”，变成两个，那就是“共产党等于毛主席”“社会主义等于祖国”。这样就直观多了：毛主席的画像孩子们天天能看到，它就挂在教室里，收音机里，电影加片里毛主席经常会出现，每年国庆节他都会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孩子们有具象的认识：毛主席很慈祥，有时候还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上小学的语文第一课，标题就叫《爱毛主席》，标题下面有一幅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的课文只有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课本里还有如《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见了毛主席》等课。这些都让孩子们逐渐懂得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确实，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偶像，这偶像在孩子们心中矗立得牢牢的。他们几乎从一会唱歌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相信：“有了毛主席才有新中国”，才有幸福生活。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从小要听毛主席的话，从小热爱毛主席”。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一偶像在这一代很多人心中一直矗立着。也许他们经过了几十年风雨艰辛的磨砺和在曲折生活中的不断反思，理智上对“老人家”的功过早就有了自己的认识，但儿时就已注入心灵的那个闪光的“神位”，却很难被损毁和玷污，那“神位”被今天已经五六十岁的“孩子”们在心里坚定守护着，时常祭拜着，不断“擦拭”着，这恐怕会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因为这是一代人的生命情结。
他们从小生活在春光明媚中，幼儿园里有花，学校里有花，都像花园。到上学了，认字了，这种温暖的感觉上升到“理性”，他们明白，这一切就意味着祖国，这一切都是祖国给的，只有置身祖国，才会拥有这一切。从一上学开始，他们就学会了热爱祖国。
再大一点，会看课外书了，有了一点点分析能力，他们开始知道什么是“党”了，当然那不是“抽象”的党，而是很具体的党：首先英雄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能为革命舍生忘死，坚贞不屈，决不告诉严刑拷打他们的敌人党的秘密，不当叛徒。1950年生人、因病退休的同学江彬告诉我一件往事：几个当时四年级的女孩儿有几天忽然一反常态，总在一起窃窃私语，并“秘密接头”，互传纸条，在一起时总用眼晴盯着同班一个矮个儿男孩儿。这事让老师发现了，把她们叫到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开始她们不说，后来学校一个大队委交给老师几张纸条，上面写着“有叛徒”、“找党”。事情最后搞明白了：她们把自己沉浸在一个虚拟的游戏里，假装自己都是共产党员，而那个矮个男孩儿却是叛徒，她们认为“形势”很严峻，周围都是敌人。而平时他们崇拜的大队委就是“党”，她们要找“党组织“。女孩儿们最后承认，这是看了电影《党的女儿》后想出的玩儿法，在老师面前解释时，她们神情严肃，还没有从“角色”中走出来，真的就像电影里那几个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女共产党员，有的说着说着还哭起来，根本不像在做游戏。江彬就是当年的大队委，她告诉我，当那个矮个男孩儿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马家辉”时，愤怒地大哭。这些今天听起来很可笑的事情，在当年却很“郑重”地发生在那一代人身上，而且在今天谈起这些往事时，他们眼睛里仍透出神往的目光。
慢慢的，他们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不光因为他们从小就唱《社会主义好》，他们还用对比的方法知道了这一道理，一是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欺负高玉宝的周扒皮，没有日本鬼子松井；旧社会的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没人敢欺负；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美国资本家也欺负穷人，穷孩子没饭吃没衣服穿。
60年代初的《小朋友》杂志有个专栏，叫“小问号”，“小问号”是一个袖珍小男孩儿，经常到各处采访，并且提出各种问题。其中一期有这样的画面：“小问号”到了美国，看到资本家住着高楼，就问：“为什么不劳动的人住这么高的房子?”看到一个建筑工人坐在一个栖身的破汽车壳子旁边，问：“为什么你造房子倒没有房子住?”看到一个阔太太牵着一条穿衣服的狗，旁边站着一个光着上身的孩子，问：“为什么狗穿衣服?穷人却光着身子?”
看到一个大肚子资本家正用叉子吃肉，旁边一个瘦骨零丁的人脖子上挂着“要工作要饭吃”的牌子，问：“为什么你吃得肚子这么大?为什么他饿得那么瘦?”
而且美帝国主义还会侵略别的国家，比如古巴。他们看到叔叔阿姨参加反美大游行，于是也学会了唱“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从《少年报》上，他们能读到这样的诗：哈瓦那街头，/有个小民兵。/年纪有多大?/只有八岁整。/枪杆比人高，/心儿比枪硬。/谁敢来捣乱，/就要他的命。/抵抗美国佬，老少一条心。/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革命。”
小学语文有这样一课，叫做《公社送我上学堂》，课文是：“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所以就像那首歌唱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当时还有个歌谣流传得很广：“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他们从小就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建设社会主义。
在他们的小脑瓜里，已经开始培育自己稚嫩的信仰、崇拜、爱憎和理想。除了知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祖国和社会主义之外，他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孩子都应该有好品质：不撒谎，撒谎要长长鼻子；要谦让，孔融是最好的孩子，他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不怕困难，凡事要动脑子，那只把石头填进瓶子里喝到水的聪明乌鸦，和能用船称大象的曹冲都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喜欢电影《马兰花》里那首歌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学生活
我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是18年前，我女儿第一天上小学时拍的。画面是：早上，她已经背好小书包，穿着小裙子，她妈妈正低头为她剪指甲。每逢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慨。就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刻再往前推三十年，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孩子也坐在了课堂上。最近我问已满24岁的女儿：“你还记得你上小学的事儿吗?”她很干脆地回答：“当然记得。”我心里暗想：“是，我也记得。
我经历过两所小学。第一所很大，但很破。教室的墙壁很旧，课桌面也被不知道多少个大哥哥用小刀划刻过，有坑，有沟，考试答题时，不小心会因为桌上的小坑把卷子纸捅破。小学老师我还记得很清楚，姓朱，嘴唇的某处好像有点毛病，衣服是花的，领子却是白的。如果今天看，那应该不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但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她当时的眷恋和以后的怀念。她对我格外喜欢，当时她教算术和语文，我经常得双百。一年级期末，她奖给我一个圆盖的塑料转笔刀，还有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家访时，她从来都当我姥姥的面儿夸我聪明。到二年级，算术换了一个老师，姓刘，是中年人，颧骨上有两块明显的红，火气很大，经常让算术不及格的同学罚站，当时小学只上半天课，她就罚他们放学不准回家，她也不回家，一边判作业，一边看着他们改错题。班里那时有个大我好几岁的同学总爱欺负人，刘老师沉着脸说你脸皮可真厚，天天放学改错题回不了家，还有闲心欺负人呢?”现在想来，这话够损的。
我问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和朋友，和我一样，他们也清楚地记得那些小学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真正能对学校和老师留下印象，也就是在小学的那五六年，等到了“文革”和“文革”以后，学校和课堂的记忆已经变得畸形而杂乱。
去年春节，我们小学同学聚会，同学们的话题除了幼儿园，就是小学和小学的老师们：罗长泉、周瑞、汤涛、李慧明、刘耕勋、张亚华。罗老师教语文，我记得很清楚，三年级我刚转学来时，写了一篇学雷锋的作文，这篇作文一共写了700字，很长。罗老师在课上给全班念，当念到作文里“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成语时，脸上是一种兴奋得意的表情，也引来同学“呀!呀!”的惊叹声。自此，罗老师逢人便夸：“我们班来了一个作文好的。”但罗老师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往外拽学生，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有时甚至很粗暴，让他们到走廊上罚站，大约五年级时，他被调走了。
周老师好像来自北京农村。每次上语文课写板书，头三行肯定写得特别整齐，到了第四行，就开始乱了。一位姓徐的女老师，长得漂亮，穿得也漂亮，能教音乐课，也能教算术课。我们高年级算术，她总是启发同学一道题找多种算法。有时同学找到一种新算法，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时，习惯用拿粉笔的右手食指关节顶着鼻尖想一下，然后笑着说：“对了!”地理课是一位现在想不起姓和名的中年女老师上，讲得最好，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地球、季风、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体育老师叫刘耕勋，中等个儿，体格硕壮，我们都怕他。他常年脖子上挂着上体育课用的哨子，最高兴的是体育课踢足球，他和我们一起踢，他在哪一拨儿，对面那拨儿就一边喊着“赖皮”，一边极度兴奋地奔跑。一位同学回忆，有一次放学，同学们排着队走，他不知为什么很大声音骂了一句脏话，正好让后面的教导处李主任听到了，提高嗓门儿说：“那是谁骂人呢?”大家立刻安静下来，队排得特整齐，也没人揭发他。
朋友珍静，1953年生人。说起她的小学生活，嘴像打开了闸门。她说：“在小学，我觉得很幸福，因为老师们都喜欢我。孩子并不需要天天表扬，只要有几句鼓励，有一个笑脸，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就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我从小就写了一笔好字，作业本总是整整齐齐的，老师经常把我的作业本拿在手里，有字的一面冲外，给全班同学讲：你们看珍静的作业多整齐多干净。记得上三年级时，语文老师突然问了一个很深的课外问题：‘同学们谁知道为什么会有多音字?’当时班里没有同学举手，我举手了。我说：‘当一个字组成不同的词时，有的字的意思就变了，所以就有了多音字。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蒙着回答，因为年龄那么小，根本就不可能讲得清楚。但老师却表扬了我，说我敢于回答问题。老师喜欢我的原因，今天分析，可能因为我学习好，又听话吧。现在的孩子都讲张扬个性，但咱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不要求有个性，只要老师讲的话你听，你就是好学生。我到现在还是这种观念：‘听话就是好孩子’。这是那个时代形成的观念，改不了了。”
她讲到记忆中的一位女老师：“有着一双大辫子，走起路来辫子一摆一摆，真是太漂亮了，那是真正的婀娜多姿，那种美，当时就是我的偶像。到今天，每次我听张也唱：“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奇，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我就想起我的那位大辫子老师。”
说到大辫子老师，1955年出生的朋友大雁，也提到一位大辫子老师，也那么美丽：头发有点自来卷，眼睛有点像新疆人，嗓子有点沙哑，一笑特灿烂。她才18岁，今天看，还是个孩子，可她工作那么负责。当时小学生只上半天课，规定中午回家必须睡午觉，老师要家访抽查。有一天，大雁中午躺在床上正和低她一年级的弟弟聊天，一抬头，老师已经站在了床前，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的屋。她并没有批评大雁，只冲大雁笑笑，食指往嘴唇上一放，低低嘘了一声，就走了。后来据说她和学校的体育老师搞对象，班里的女孩子有的都哭了，觉得老师要被人抢走似的，特恨那体育老师。大雁说，她小学之所以每天都很高兴地去上学，就因为她有一个好老师，听着她的课，她觉得很幸福。觉得老师是那么圣洁，自己暗想：“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我也要当老师。”她还记得，每到快过新年，班里的同学就会给老师做贺年片，她用牙刷蘸上水彩，在苍蝇拍的铁纱窗上一下一下地刷，颜色就从纱窗小孔喷到纸上，再写上祝福的话，纸就变成一幅彩色贺年片。老师每接到一张，都用惊讶的表情夸个不止。大雁还记得她们学校的校长。一次老师病了，由校长来代课，那是位慈祥的老太太，给她们讲《三颗黄豆的故事》。父亲临终前给了三个儿子每人一颗黄豆，老大把黄豆烤着吃了，老三把黄豆扔了，只有老二把黄豆种在地里，浇水锄草，第一年收了很多粒黄豆，接着第二年又种，又丰收了，几年过去，勤劳的老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老校长缓慢地讲着。大雁说，她还记得自己的学号是“41”，可想而知一个班有多少孩子，但教室里当时安静极了。大雁记得，她上小学哥哥带她去报名的那天，学校的枣树正在打枣，大雁往兜里装满了枣，然后走到一个筐前把兜里的枣往外掏，校长看见了，冲她笑，用手摸摸她的头，摸摸她的脸。那种温暖的感觉至今也忘不了。
说到当年的小学课本，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一是因为年代久远，二是因为年龄小。开智的初端，懵懵懂懂，诸事无心。但反过来说，还是那句话，那时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划上一道，多高级的“橡皮”，想擦得全无痕迹也难。我访问的50年代出生的一些人，时过半个世纪，一开始都说：“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记得住。”但稍一沉吟，多少都能背出自己印象深刻的几句。
比如小学一年级的：滴答，滴答，哗啦啦下雨啦。种子说：我要发芽啦…
再比如：“新谷晒在晒场里，金光闪闪真美丽。我和弟弟场边站，不让小鸡吃谷粒。忽然我家的花母鸡，一个劲儿地冲到晒场里。我和弟弟看见了，拿起竹竿去赶鸡。母鸡母鸡告诉你!快到那边捉虫去!你要敢吃队里的谷，我们决不答应你!
还有：“从前冬老头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蓝鼻子哥哥，一个是红鼻子弟弟。有一天，弟兄俩在空荡荡的田野上，在密密的树林子里，跑来跑去。
还有：那时有个武将叫戚继光，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从小就很有志气，努力学军事，学会了一套用兵本领。
朋友力志，是我遇到的最能背课文的一位，生于1951年。他说，那时最听老师的话，老师不让背的课文我不敢说，只要让背的，我现在都还能背下来。
他顺口背道：“社里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河边收红薯，笑笑嚷嚷闹呵呵。忽听有人一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还有：“青竹子，节儿密，砍根竹子当马骑。骑到东来骑到西，还要骑到北京去，去见咱们的毛主席。”
他背的最长的有一段：“过新年，锣鼓响，一个炮仗飞上天。飞上天，天上逛，看看祖国好景象。到处都是新工厂。新工厂，好处多，工人叔叔日夜忙。日夜忙，忙得欢，一望无边水稻田。水稻田，绿油油，明年一定大丰收。大丰收，大发展，帝国主义干瞪眼。干瞪眼，挡不了，社会主义往前跑……
后面力志开始打磕巴了，但已经难能可贵，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力志回忆，三年级以前，为了怕学生驼背，课上老师让把双手背后，除了举手回答问题，整堂课没人把手拿到前面来。老师有时很严厉，但也很有耐心，很懂得孩子的心理，同一个问题提出来，可以叫半个班的学生挨个儿回答，谁都有站起来回答的机会，大家都很踊跃。
到了四年级以后，上课就不强调把手背到后面了。
当时小学生还有大字课，一周一次。在米字格的大字本上写大字，每人带一只黑电木墨盒。老师走走看看，把着这个的手写一个字，扳着那个的身子让坐直。一下课，不少男生的脸上手上都沾着墨。下周发作业时，就能看到自己的大字本上会有几个老师用毛笔画的红圈，半天安静不下来，大家离开座位，互比谁的红圈多。一位朋友回忆当年上图画课，老师教同学画一个闹钟，先让画一个圆形，是钟的“身子，再画两个小的半圆形，是铃，再画两个小的竖长方形，是钟脚。
教画一头牛，先让画一个长方形，是牛的身子，再画4个竖着的细长方形，是牛的4条腿，再画一个梯形，是牛头，在这几个图形中，老师一点一点教同学用各种弧线最后描出一头牛来。
今天50多岁的人，有不少人不会用手机发信息，也不会用电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学好拼音。这不能怪他们不好好学习，而是当时各地小学的教学计划不同步。其实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我们上学时，正好赶上学习新拼音。当时学拼音，课本上都配有很形象的图画，像“a"”，就画一个张着的大嘴；“e”，就画一只鹅；“j”，就画只鸡；“er”，就画一只耳朵。很容易记住。但当时偏远一点的小学仍然还在学习旧拼音。
记得我们的朱老师经常训一些刚从外地转来的同学。因为学拼音是和学普通话分不开的，不会普通话，拼音就学不好。当时班里的一个大我们七八岁的孩子，山东口音，别的功课都很棒，就是拼音学不会，原因就是改不了口音。老师让他站着，说：‘吃昂长’，二声‘长’，你怎么老念成四声啊，那不成了‘唱’啦。当然课堂上不可能总是很安静，总会有些淘气的学生不专心听讲，爱出洋相。大雁记得她后面就坐着个淘气孩子，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讲，问大家：“你们谁知道什么是腚?”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之后，他自说自话：“告诉你们吧，腚就是屁股。”老师让他站起来，他一脸无辜的样子，很像电影演员梁天，那双眼睛不笑时也像笑。据说长大后很出息，还曾参加了南极科考队。
珍静讲了件往事。他们班有个同学上嘴唇是兔唇，男生给他起个外号，叫豁子。一次老师让用“突然……原来……”造句，一个淘气孩子站起来说：“突然一阵风把门吹开了，为什么风那么大，原来门口站着个豁子。”全教室哄堂大笑。老师却格外严厉地大声说：“大家不要笑，用同学的缺陷开玩笑很不道德。”指着那淘气包说：“这节课你就站着。”
课外活动
朋友全福生于1950年，小学在北京清河附近的朱房小学念书。虽然是郊区的小学，但因为校长是位老知识分子，擅长文艺，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搞得好，当时很出名。那时每年都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每次预赛名次好的学校都集中到八一学校进行决赛。当大幕拉开，人们眼前一亮，朱房小学歌咏队的服装是最棒的，前排的女生一色红裙子、白队服、黑腰带。那年月，就算千部子弟集中的八一学校，都没有那么整齐鲜亮的演出服。大家都想不明白，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村孩子居多的朱房小学，哪儿来那么多钱装扮自己。演出一结束，一位同学卸装时不慎把演出服拉在后台，才最后揭开谜底，原来那红裙子是用皱纹纸做的小围裙，黑腰带是用牛皮纸裁成条，用墨染黑了。
当时朱房小学还有一支很有名的笛子队。笛子便宜的只有几分钱一支，学校吹笛子成风。几乎每个男孩子放学，手里都拿着一支笛子，边走边吹。教室里经常有一股大蒜味，因为学生经常用大蒜粘笛膜。学生大多数家里不富裕，有的连笛膜也买不起，就用胶布粘。一到对外演出时，就由学校统一发笛膜。
全福回忆，那时还有手工课，其中有“泥工”课，但很多孩子买不起橡皮泥，老师就发动孩子用课余时间去挖胶泥，把泥挖来，摔“熟”了，用来做手工。当时理发的手推子一块多钱一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5分钱班费，就用这钱买了把推子，每个月有几个“理发活动日”，会理发的同学就用课余时间给同学理发。
全福说，中午有不少路远的同学带饭。50年代末60年代初，城乡结合部比城里的生活水平更低，学生连饭盒都很少，因为很少吃米，也没人带炒菜。每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窝头、饼子、菜团子和咸菜。每班有一个线网兜儿，课间操时，值日的同学把所有的小布袋都装进去，一起提到给老师做饭的伙房，网兜儿和布袋都不打开，直接上笼屉蒸。等中午下了课，就去伙房取，伙房里闻不到饭菜的香味，而是一股特难闻的杂味，因为连网兜儿带布袋，加上各种吃食的味儿混在一起；家里孩子多，大人管得少，布袋不常洗，酸、咸、馊、煳、臭，五味俱全。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连这种“五味”都没有了。那时为应对食品缺乏，保持热量，学校号召“劳逸结合”，小学生只上两节课。老师嘱咐：回家就躺着，躺着复习功课，趴着写作业。一位体育老师还教学生练气功，说练好了可以不饿，同学们都去学，全福说根本不管用。全福回忆，他一个本家大哥，上初三正准备考高中，为了有问题能随时问老师，不能回家，就在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躺在上面复习功课。
我也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已经是困难时期，院子里的礼堂天天放电影，还免票。大人孩子天天有电影看，想用电影让人们忘记饥饿。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几乎都记得他们的第二课堂：少年之家。每逢寒暑假，孩子们都会到父母单位或街道办的少年之家参加活动。那里有书，虽然不多，但总比家里多。一位朋友就记得，他把一本叫《人参的故事》看了三遍。50年代前期出生的孩子，有的已经记得在少年之家里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还是竖排版。还有《红旗谱》等大部头的字书。
朋友王清记得，她们的少年之家由一个很慈样的老太太管着。很喜欢她，因为孩子不多，经费比较充足，少年之家有时会买来硬纸的“手工作业”让大家做。这种“作业”一面印着虚线轮廓，涂着颜色，并印有说明。按虚线把每个部位剪下来，折成规定的形状粘起来，就成了一架小飞机，或一辆小汽车。每次她都做得最好。
快开学时，少年之家评出“优秀同学”，油印出奖状，然后让孩子们用彩笔把奖状涂成各种颜色，写上名字，发给得奖的孩子。王清记得每年寒假各少年之家还要组织汇演，她父母都在轻工业部工作，部里职工宿舍很分散，分成若干片，每片的少年之家都要出节目，到“白广路一号”轻工部礼堂汇演。在幼儿园就是文艺骨干的她，有一次因为试唱《花儿朵朵》，声音不知为什么总发抖，没被选为领唱，郁闷了好多天。
同学春玉记得，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全校过队日，清明节过队日内容最固定，每年都是去给烈士扫墓。同学们自己做好白花，别在胸前，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宣誓、朗诵。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小学去八宝山烈士公墓，去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那时已是春暖花开，但革命公墓里还是显得寂静清凉，还是我们的歌声和诗朗诵惊动了松树上的喜鹊。那一排排烈士墓让孩子们心生肃穆，脑子里浮现出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英雄。老师留了一篇作文就叫《给夏娘娘扫墓》。
每年春天，就在清明节过后不久，孩子们就都蠢意欲动，打听着去哪儿春游。那时家里条件好的孩子，春游会带上一个面包，几个鸡蛋。条件不好的孩子，最少也要带上一张糖饼。我记得有一次春游，同学们说：谁谁谁可阔了，除了带面包，还带了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真的是天文数字。
王清又回忆了一件事，那时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分成固定的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她们组4个同学，都是女孩子。在一个住平房的同学家里做作业。房子很小，大家都上了床，盘腿围坐在一张小炕桌旁。等做完作业下床时，一个同学不小心，一脚踹进放在床边的粥锅里。幸好是剩粥，没烫着。那时已经开始粮食困难了，大半锅粥怎么办，倒了舍不得，要喝挺恶心，最后还是那位同学的爸爸，把粥热了热，给喝了。
朋友永生，1950年生人。天生是个做生意的胚子，现在已经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回忆上小学时，一到星期天，就坐上烧木炭的36路汽车，1毛5分钱从展览路直奔门头沟。那里有不少土岗子，上面长满了酸枣。他拿着小口袋，摘一天酸枣，回来蹲在胡同口卖，2分钱一小盅，5分钱一大盅，一回能挣一块多钱。把大头给家里，拿着零头，到庙会吃扒糕，看小电影(拉洋片)。
再有就是捡煤核儿。放学了就到垃圾站等着，一有人推车倒炉渣，一帮孩子就冲上去，先尽量把炉渣搂到自己跟前，然后连扒拉带敲，把没烧透的煤核儿捡进篮子里。有时还是烫的，孩子们都带着破手套，拿着自制的小铁丝粑子。捡来煤核儿，一半拿回家点炉子用，一半就送到胡同里一个捏泥人的老大爷家，每送一小口袋煤核儿，就能换两个泥人模子，回来可以用胶泥扣泥人，然后晒干，染上色，拿到庙会上去卖，3分5分一个，弄好了卖上一两毛钱，还是吃扒糕，看小电影。另外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摆小人书摊，在家门口路灯底下铺上一块布，把小人书都排好，放上几个小板凳，街坊邻居的孩子、大人看小人书，一分钱一本，厚一点的二分一本。他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再去买小人书。
到了我上五六年级时，同学中兴起了一股风，就是装矿石收音机，进而装半导体收音机。当然小学生装的收音机都很初级。当时最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单管再生式。买一个耳塞机，那种耳塞机有核桃大小，有两个可以互换的耳塞。那只装耳机的厚纸盒有六七公分长、三四公分高，便成了收音机的“机箱”。买一只瓷片的可调电容，用上面的螺丝可以调出两三个电台；买一只高频三极管，那大约要二三十块钱，是最贵的元件，再买一根扁磁棒、几个电容、电阻，加一个5号电池，就装起一台用耳机听，可以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能随身携带是一种飞跃)。这种收音机，在我们班上大约有三五个人能装，为了显摆，有时会偷偷上课时听，老师发现后当然会不客气地没收。但下课一顿教训后，会照例还给他们，因为老师也知道这东西很贵，弄丢了不好交待。我记得到我已经上了中学，有一次遇到小学的班主任汤老师，他那时也就20多岁，问我是不是还在玩儿半导体，原来他那时也在玩儿。
当时城市都有少年宫，对小学生开放。在少年宫当老师，是一种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他们都是对有某一专项擅长的学生，对小学推荐来的学生分项进行辅导。朗诵、唱歌、棋类、绘画、体育、航模等等。这些少年宫都属于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因此办得蓬蓬勃勃。朋友黎明的父亲就曾领导过一个省会城市的少年宫，他同时还兼着团市委宣传部长。家里4个孩子都分别有各自的“一技之长”，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对于小学的记忆是明朗的，绝大部分是幸福的。大一点儿的孩子在“文革”前就上完了小学，小几岁的孩子，到“复课”后仍旧回到小学课堂。今天他们对小学生活的诉说，听起来都很欢快，趣闻趣事很多，没有描述自己后来生活时的沉重和忧烦。这当然一方面是与孩子在那个年龄的天性有关，同时也和那个时代祥和的社会大气候密不可分。应该说：“文革”前对孩子的教育是正面的、单纯的。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无产阶级”教育。孩子们心中充满“无产阶级”理想，这些理想无不和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富强有关。长大了不是想保卫祖国，就是想建设祖国。不是想当科学家，就是想当飞行员。从小他们就知道，自己一取得成绩，都是党、祖国和人民给的，和今天的孩子一有成绩首先感谢父母不同。这种理想教育虽说失于空泛和模式化，但对于培养孩子的无私、培养孩子的宽广胸怀却不无益处。50年代出生的孩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热情，直到今天恐怕也不比年轻人差。再有让他们快乐的是，整个社会充满正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类赞美太平盛世的比喻，在那时就是现实存在。大人可以放心让孩子在外面玩，不必害怕像今天会被拐卖；被倡导的社会美德，大人孩子都身体力行，互相学习，互相感染。那时的儿童读物里，诸如汽车让座、保护环境卫生、爱护花草、爱护公共财物等题材充满眼球。60年代初，有这样一组宣传画，题目叫《节约二分钱》
图一：弟弟向妈妈要了二分钱；
图二：哥哥跑来问：“你要钱干啥?”弟弟说：“买风车。”，
图三：哥哥把二分钱还给了妈妈；
图四：弟弟正玩着哥哥给他做的风车。
孩子在这种充满正义感和美好事物的社会环境中，心里很少杂念，“有利他人”，“积极向上”，是社会风尚的主流。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幸福指数绝对不比现在低，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自小就有一种“主人翁精神”，除了极少数孩子因家庭原因被歧视，被摒弃在群体的边缘(如果说那个年代有什么不和谐，这是最主要的。但不能不承认，在孩子们中间，这种歧视比大人要小得多)，其他绝大部分孩子都享受着“国家小主人”的待遇。他们随时感觉到祖国的欣欣向荣，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虽然饿着小肚子，但从来没有悲观和消沉，因为国家的教育仍然是昂扬的，大人的情绪，也基本是良性的，他们受到的消极影响不大。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的分配形态是平均主义的，最高与最低的收入差别不大，工人的收入和干部比起来并不处于劣势。孩子们所看到的是，布少，大家都穿补丁衣服，粮食少，大家都挨饿。除了极少数高级干部，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待遇是一样的，干部还要带头减薪。中国传统的“不患寡就患不均”的思想，在当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气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孩子，他们心理宁静，没有不平衡，也没有从大人那里传染到愤懑和不满情绪。全福回忆他们朱房小学的合唱队到八一学校参加比赛，整齐的纸裙子把八一学校合唱队都镇住了，当年八一学校的孩子大都来自部队干部家庭，生活水平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很高的，但他们也都是临时凑起来的花裙子，遮挡着后排男生的补丁蓝裤。
当然这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但孩子就是孩子，能让他们高兴的，他们就感到幸福。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一封信中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时隔半年，毛泽东又致信马叙伦，再强调：“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由此，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并不像后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既然要把学生身体放在第一位，那么除了体育锻炼，讲卫生当然成了必须注意的问题。
讲卫生”在当年有点搞政治运动的味道，像“除四害”就搞得轰轰烈烈。但又和搞政治运动不同，它确实给老百姓尤其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好处。孩子们都知道“生吃瓜果要洗烫，饭前便后要洗手”。小学生上学时要求“四带”：“带手绢、带手纸、带蝇拍、带水杯”。有的朋友回忆要“四有”：水碗、水碗套、手绢、口罩。
如今超过50岁的人胳膊上都会有几个浅色的疤痕，那是当年小孩种牛痘留下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都得排着队去接种，老师对那些怕疼不愿去的孩子说：你愿意脸上长大麻子吗?不种牛痘将来就成大麻子。孩子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卫生室去挨“针”，而且还不是一次，要三次。有的会肿起来，有的还会化脓，我当年就因种牛痘感染化脓，最后胳膊上没留下别的孩子那种疤痕，而是留下了个小坑。因为有过敏症，我开始时不能种牛痘，心里很害怕，总是问老师：“我会长麻子吗?”当年毛泽东对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曾有过关于“牛痘”的论述：“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有次聚会，一位朋友提到小时候的一种“糖”，叫“宝塔糖”。于是大家都纷纷想了起来，说起关于宝塔糖的往事，十分兴奋。那时候零食很少，孩子们都很喜欢这种宝塔糖”，那其实是一种打蛔虫的药，幼儿园和小学都发，因为它不要任何票证，凭学校证明和家长工作证就可以在药店买到，3分钱一颗，家长怕孩子长蛔虫，也经常会买一些预备着。一来二去，宝塔糖就成了孩子们惦记的零食。有位朋友形容宝塔糖的样子和滋味：圆锥形，有点像今天的“火炬冰淇淋”，但比冰淇淋小得多，只有一公分半高，包着层半透明的纸，红、白、黄、蓝4种颜色，上面有沟棱；吃起来沙沙的，味道酸甜，沾舌即化。小时候，谁脸蛋上或手指甲上有白色的“虫斑”，老师、家长就会给两颗，吃完后肛门就开始发痒，一会儿就会有蛔虫拉下来。有的孩子一次可以拉下十几条蛔虫。为了想吃“宝塔糖”，有的孩子会故意装肚子疼，甚至会故意吃些不干净的东西。北京人把宝塔糖”俗称“塔儿糖”，那时如果生了个儿子，就说“生了个带‘塔儿糖’的”，因为“塔儿糖”的形状很像小男孩儿的小鸡鸡。一位朋友笑着说：“真新鲜，那时那么多蛔虫，连大人也有，现在倒没有了，肯定是现在吃的东西沾农药太多了，在肚子里都把虫卵杀死了。”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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