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划破星空的流星——郭沫若儿子郭世英之死
在报纸上发表的纪念郭沫若和于立群阿姨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提到，两位老人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忍受着失去儿子的沉重打击。每当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大口抽着自卷烟叶，紧锁眉宇的大个子青年……他，就是郭老的二儿子世英。
他的父亲也许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了，几屋子书，分成类，整整齐齐排列着。世英从儿童时代起就和书结成了伴侣。他看书还不是单纯凭兴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边读一遍思索。他很好动脑子。有时，干脆先合上书本，走进父亲的书房，父子俩开始一问一答谈读书心得交流思想。父亲最喜欢和他谈文学、论古今。累了就杀上一盘中国象棋或国际象棋，世英常以杀败父亲为快事呢！
1962年秋，我在北京读过中学后，我的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河南西华农场劳动锻炼。第二年的春天，正当农场果园里苹果花盛开的时节，农场里传来了“一个姓郭的北京大学生下放到农场了”的消息。听说是北京来的，我连忙跑到招待所，想看个究竟。见了来人，我不觉一愣：这不是世英吗？为什么不上大学，到农场来干什么？他见到我，也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你下乡劳动的事迹，经报纸宣扬，已经家喻户晓了，我到这来，就是为了向你学习，你欢迎我这个学生吗？”我亲昵地打了他一拳，不解地问：“你真的是像我一样自愿到农场来锻炼的吗？”世英冲我苦笑了一下，又用手点着自己的脑袋说：“这玩艺儿出了毛病，神经衰弱，到农场来劳动一段时间，调节一下神经。”我仍半信半疑，想继续追问，他却把话又岔开了，问我：“农场什么活最累？”我说：“第一作业站（也叫分场）的活最累，是种麦子和棉花的。”“那我就向农场领导要求，到第一作业站工作。”他显得非常兴奋，然后活动一下筋骨，那情景似乎在做劳动前的准备工作。
郭沫若一家
世英所在的第一作业站距我所在的园艺场大概有三四里路。世英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住处去看他，约他一起到户外散步聊天。屋外春光明媚，阵阵轻风拂过，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我们迎着花雨，踏着铺满落英松软的泥土，在苹果树下漫步。他拂了拂掉在身上的花说：“这里真美，我刚来一个星期就爱上这个地方了。”我在这个农场已两年了，劳动的成果是美的，但劳动本身却是艰苦的。世英身高一米八，身材魁伟，在101中读中学时还是校队的著名左后卫呢！看着他那像郭老一样宽阔的前额，我仍为他放弃学习来劳动而感到惋惜，于是又问他：“我看不出你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你到底是为什么到农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到农场来的原因，在农场只有党委书记和场长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问我，我也会告诉你的。”
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又爱好运动，不仅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他读《古文观止》，默读两遍竟可以基本背诵下来。郭老写《郑成功》剧本时，他也同时翻看郭老所用的参考书，动手写自己的《郑成功》剧本，并赶在郭老之前写完全剧。青艺到郭老书房催要剧本，郭老竟然说：“我儿子世英此剧写完了，你们先拿去看看吧。上北大哲学系以后，课堂上的学习内容，无法消耗他全部的精力。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黑格尔的经典著作，然后自称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约上两个同学竟找上门去与北大名教授朱光潜探讨问题。朱光潜教授对世英的答辩满意，真以为他苦攻了三年的黑格尔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基层单位也普遍建立了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发表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的经验文章。咋这种气氛下，世英招来几个要好的同学，说：“现在工、农、商、学、兵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咱们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大学生，应该组织起来研究一些大问题，研究一些宏观的问题。”他的倡议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天真加认真，使这几个大学生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后来干脆把他们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一到星期天，X小组的成员们就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常常是通宵达旦，既是放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互相探讨他们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又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小组成员被有关部门分别传讯。在当时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代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定为“有反党反社会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敬爱的周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指示公安部门暂时安排世英到基层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经有关部门商定，选择了河南西华农场。考虑到郭老的威望，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
世英向我讲完到农场来的原因后，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一会儿，他严肃地说：“虽然我不完全同意组织上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但是对于安排我到农场劳动，接触基层劳动人民，我是十分愿意的。爸爸也说：‘光关在屋子里读书不行，我也早想有个机会到基层劳动锻炼，过一种普通的劳动者的生活。’”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旱烟叶，卷成烟卷吸起来。我看着他不断从鼻孔喷出的烟雾，问他：“你抽烟怎么这么厉害？”正说着，一阵铃声，场部公务员小孙的自行车从后面冲了过来。小孙翻身下车：“你们两位北京人聊什么呢！天不早了，该休息了。”“随便扯扯，世英刚来，陪他转转。”我答道。世英忙掏出烟荷包，熟练地卷好烟送到小孙嘴边说：“请你自己粘上吧！”小孙抽了一口感叹地说道：“前天党委路书记找世英谈话以后，让我拿出两包‘彩蝶’、两包‘散花’，这是咱们河南的最高级香烟，那味可比你这自制的强多了，谁知第二天你们这位北京大学生又原封不动送回来了……”我问烟火中一明一暗的世英，这是怎么回事？他颇为严肃地说：“农场的职工都吸一两毛一包的香烟或汗颜，我怎么好意思抽这么好的烟呢？所以就把烟送回去了。”小孙抽了一口，因纸太硬，灭了，世英又把火柴递给他。小孙接着说：“送回了香烟，咱路书记觉得过意不去，就给一站的刘站长写了个条子：‘请批给世英同志一点咱自产的烟叶’，让我骑车送去了。谁知小郭看了看，让我谢谢路书记！随手就把条子撕碎了。”“我不能一来就搞特殊，占公家的便宜。”小郭扔掉烟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果园清新的空气说：“现在我抽的烟叶是我自己买的，我已给家里写信，让父亲的秘书把父亲看完的《北京周报》给我寄来。这种纸又白又薄，做卷烟纸最合适。”
过了不久，我再去看世英。果然，床底下放着一麻袋自产的烟叶，床上散着刚裁成小条的《北京周报》。他原来干干净净的学生装，变得又脏又破了，头上戴一顶斗笠。有时他干脆不穿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在似火的骄阳下，也像有些老工人一样，脊背上批一块小白布，抵挡一下火热的太阳。农场职工们上下班时都习惯背一个粪筐。世英也编了个粪筐，他见我来了，便拿起粪铲很帅地做了个铲粪的动作。而且，他很快就说起地道的河南话来。我说：“你真成了庄稼汉了。”听了我的话，同屋的作业班长告诉我，昨天，他和世英去商店买烟叶，在路上看到一堆马粪，他们都没带粪筐。小郭就摘下草帽，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你闻闻我的手，现在还有马粪味儿呢！”世英边开玩笑，边伸过手来。我说：“一堆马粪，至于这样吗？”他回答：“我要不捡，就便宜了辨认，我得让我的粪堆天天见长啊！”全队评比精肥时，世英得了第一名。他就是这样出处好胜。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世英的意志，也培养了他的劳动人民的情感。我保存着当年他在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题目是《小粪筐》：
小粪筐，
小粪筐，
粪是孩儿，你是娘。
迷家的粪合成了堆，
散发五月麦花香。
小粪筐，
小粪筐，
清晨唤我来起身，
傍晚一起回床旁。
小粪筐，
小粪筐，
你给了我思想，
你给了我方向，
你我的心呀在齐唱。
世英喜欢看书，喜欢动脑。到棉花地里，他不时地观察棉花发芽、开花、结桃的过程，并用小本记录下来。他写信给父亲，不用再寄什么文艺书籍了，而要一些植物栽培学方面的书。郭老让秘书给他寄来了一本厚厚的《棉花栽培学》，他时常把书用绳子扎在胸前的棉袄里，歇晌时就取出来翻看。他诙谐地指着怀中说：“这就是我的小小图书馆！”1965年春夏之交，北京农大植保系部分师生到农场实习，撰写棉花实验田的论文。世英也悄悄动笔写了一篇，交给了农大的老师，老师惊异地赞叹这篇论文很有分量，并推荐给当时四年级的农大学生作参考。从此，世英对植物栽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研究植物栽培大有前途，我已下定决心，劳动结束后，转到北农大。毕业后，还回农场工作，我要让麦子、棉花的产量都翻一倍。”他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他开始理解了马克思的话，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也同时改造了人类本身。
郭老十分关心在农场的儿子，他经常写信鼓励世英。我记得世英给我看过一封来信，郭老写道：“世英，得知你与工农大众艰苦劳动的实践，你不仅在劳动中改造着自己，也同时教育着我们。”郭老把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亲笔抄录了一遍，装裱成册页让秘书保价邮寄到农场赠送给爱子世英，世英爱不释手，一有空就翻看，吟诵。
由于世英表现突出，多次上了农场的光荣榜。他每每都认真仔细地把奖状寄给父母。
1965年春节，世英第一次回家探亲。他拿出自己劳动得来的钱，给父亲买了几瓶最好的枣花蜂蜜，又为母亲买了两块布料。世英回到北京，见到了近一年未见面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全家异常兴奋。郭老望着脸色黝黑的世英，不住地点头含笑。立群阿姨抚摸着世英买的一块驼色，一块蓝色的府绸布，悲喜交加地说：“这是世英第一次给我买东西，多好的颜色，多细的布，真是个会体贴妈妈的好儿子！”
世英的探亲假有二十五天，可刚过了十天，他就急着要回农场。妈妈劝他多住几天，他说：“我们队长还等着我给他买药治腰疼病呢！”妈妈说：“药可以寄回去。”一切挽留都无效，郭老和立群阿姨只得让世英提前回农场。临走前，郭老让他把（自己贴用的）狗皮膏药捎给队长。当妈妈把儿子送出深宅大院，世英说了一句：“妈妈，咱们家根本住不了这么多房子，还是搬到个小点儿的院子里去吧！”世英仍穿着来时的大棉窝、肥大的棉袄棉裤上路了。
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读书。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可是，第二年的6月，世英离开农场返回大学还不到一年，动乱开始了。
1966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朔风劲吹的下午，世英突然回到农场。原来，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贵州串联，途中特意拐弯到这里来看望我。私下里，他告诉我一些北京的情况。他说：“周总理想保护你父亲，没保住，他现在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总算被保住了，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字报已经贴到我们家大门上了。”“今后的形势将如何发展？”我忧虑地问他。“现在乱得很，很难预料今后的形势。但我相信，像你父亲这样的老干部决不是那些人所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终有一天，他会被解放的，那些兴风作乱的野心家早晚还是要垮台！”在当时，世英的这番话，慰藉了我一颗受伤的心。在今天，也证实了世英的政治远见。在忧心忡忡的时刻，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秘密，他有女朋友了，叫潇潇。我也认识她，是个有思想有才气的人。我默默地为他祝福，祈望他们来日幸福。世英充满感情地告诉我：“潇潇理解我，体贴我，这是最宝贵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长谈，天色傍黑，俩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临别，他提醒我：“农场的运动虽然没有开始，但党委领导肯定会受冲击的，要有思想准备。”他站在一个高坡上，留恋地瞭望了一下整个农场，紧握着我的手说：“真不想马上离开你，可我还得追赶同学们去。等运动过去了，我就回咱们的农场来，我们一起干！”说完，便跨上自行车。他高大的背影，迎着风雪，艰难地消失在黑暗中……谁能想到，此次分手竟是诀别。
随着“四人帮”这些魑魅魍魉的得势，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了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并别有用心地提出：是谁包庇了“反革命分子”郭世英？这些人的矛头所向已经很明显了。1968年的春天，厄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歹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为防止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斗三天三夜。百般的人身凌辱，使血气方刚的世英出奇地愤怒。
世英的处境像一团阴云笼罩着郭老一家。悬念，担忧，焦虑……怎么办？向周总理汇报，请总理出面交涉吗？不行！总理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外交内政，事无巨细，全压在他的肩上，不能再为世英的事打扰他，还是自己设法来解决吧。“世英啊，你要坚持住，我们马上就来了！”——全家人都在心中这样默念着。第四天，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1968年4月22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三小时以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四层楼上的窗口中……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26岁啊！他像殉难献身的壮士一样，肝脑涂地地向恶魔进行了血的抗议！
“他不是反革命，不是，不是！”世英的女友想大声喊叫，可是在她面前的是一群冷得像铁一样的面孔，那些面孔仿佛在质问她，为什么还不早些划清界限？！潇潇不相信世英会这样死去，他那么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不就在前些时候，世英刚刚让她找来一套《列宁全集》，在着手编纂一部“列宁语录”吗？不就在前几天，世英还要她帮忙凑些粮票，准备再去农村，避开学校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吗？他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然而，和那群铁一样的面孔辩论是徒劳的。潇潇和世英的哥哥、姐姐一起只能含着泪捧回了世英的血衣。
悲恸撕裂了母亲的心。立群阿姨病倒了，病得十分厉害。她在病床上，看见世英微笑着向她走来，穿着褪了色的罩衣，身上带着血迹，啊，她要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可是，他消失了。身边留下的只是世英在农场时送给妈妈的两块布。“何必要他回来读大学呢？如果在农场继续劳动下去，他不会死的。他本来并不肯回来的……”立群阿姨像祥林嫂一样不断重复着这句懊悔的话。
郭老是不愿在孩子们面前落泪的。他默默地走进书房伏在案边，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抄录着世英留在人间的日记，就像倾听着世英在他身边述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为什么？我问我的心，为什么我的心在痛？是别人看不见我的优点了？是受了委屈？是觉得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为什么痛呢？我想起了昨天一天里自己的心情……
前天的会上对我有很不小的刺激。其实这是件好事，是一种痛心的愉快。这种愉快心是以前没有把握着的。我在痛心中看见自己又会有一个新的提高，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局面后一个新的提高。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做得更好。
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却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留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去年今天，我到了棉田队，好快啊，整整的一年了！
人们总是担心，我是被一种什么类似压力的作用下才定了留下的“决心”的。“你的情绪好吗？你不想家吗？”……
我想家，但是这如果只是基于人性论的观点的想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家，这是一个革命的家。
一年结束了，只不过是结束了一个开始，道路还长远得很。只有坚持不懈地改造自己，才可能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
向前面看，向远处看，是条大路在眼前，千万双老茧的手拉在一起前进。
……
回到了家高兴了一会，却又马上觉得没事可做。怎么？这不是个革命家庭吗？但我总觉得这和我离得那么远。心里总出现农场劳动的情景，但我在这里却在享受着，在……
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很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如果不是无数我的同龄人安慰了他……投入战争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就这样，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郭老噙着泪水把世英的日记誊写在宣纸线装本上，一共誊写了八册。厚厚的一摞，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深沉的思念。听听世英的这些心里话吧，像他这样一个火热的青年，为什么竟会被人夺去生的权利！
周总理得知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他立即派联络员前往农业大学调查。然而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被调查的人员是会有足够的本领来进行反调查的。几次派去联络员，均无什么结果。尽管如此，郭老和立群阿姨的心却得到慰藉。周总理语意双关地对郭老夫妇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或许也是使世英在九泉之下可以告慰的话罢。敬爱的周伯伯相信他，亲人和朋友相信他，他是无罪的！
世英当年的女友后来去了日本。在她去日本之前，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告诉她我想写一篇纪念世英的文章，请她提供一些材料。她很快就回信了信，信上说：“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把他忘掉，没想到你还记得他……”口气之凄楚，令人泪下。后来，大概是为了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还给我寄过挂历和年历卡。尽管当时她已经嫁了人，但她还怀念着世英，她把这爱深深地藏到了心底。
世英，你这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我们要大声呼喊：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了！……
郭世英与周国平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我焦急地问肖肖，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上文选自：万伯翱 著《红墙内外》下文选自周国平著《岁月与性情》来源：上海卫视、澎湃新闻、努努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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