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人物董竹君：半步桥四年
董竹君的世纪人生
从青楼歌女到督军夫人
董竹君的世纪人生
新中国第一代巾帼企业家
董竹君：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这个城市不单单是富商的纸醉金迷，还是穷苦人家的贫民窟。很不幸， 董竹君的家庭便是最底层。生活虽不如意，但她的父母也盼着子女出人头地，日子稍有起色，便将董竹君送进了私塾。
在私塾读书时，她用学问麻痹自己，妄图用知识改变命运。可命运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当她因能读书而沾沾自喜时，生活又给了她当头一棒——父亲病重。
父亲得了伤寒无法工作，失去经济来源的家庭，稍有风浪便支离破碎。为了维持生计，父母只好忍痛将董竹君卖入青楼，做了“清倌人”，此时的董竹君才年仅13岁。
十三岁也到了知人事的年纪，她自然知晓青楼是个什么地方。一方面她恨父母的决绝，另一方面，她也知道父母别无选择。就这样，董竹君被父母扔入了狼窝。
在青楼的日子里，她见识到了纸醉金迷、人性背后的丑恶一面。她虽是清倌人，但却碍不住特殊癖好的人揩油。
14岁的董竹君
在这里，她亲眼见到良家妇女如何变成人尽可夫的荡妇，也亲眼见到贞洁烈女如何神秘失踪。
她所读的书，所受的教育，不允许她在这里继续堕落下去。可面对这样庞大的组织，此时的她也别无他法。
这几年来，她一直想要逃走，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发育，她越发有了危机感。董竹君长相清秀，身边不乏追求者，可混迹青楼的男人哪会有真心?
所以夏竹君只与他们虚与委蛇，并未付出过真心。但夏之时的出现，打破了她所有的规则。这人是革命党人，他在青楼不狎妓，不赌博，反而总与友人谈论新思想、新潮流。
起初，董竹君还以为他是在装模做样，可夏之时日复一日的态度，让她逐渐动容。在夏之时的身上，她看到了自由的光，看到了新时代的希望，这也更坚定了她逃走的决心。
而夏之时也慧眼识珠，看到了董竹君的不同之处，并对董竹君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夏之时
许是被抛弃过一次不愿再相信别人，董竹君并未被突如其来的追求冲昏头脑。
她说:“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 这是我受不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拿钱来赎我。”
董竹君
这时的董竹君虽处在劣势，但她丝毫不怯场。她坦然地提出了三项要求：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之时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后来她历经磨难，装病逃离了青楼。逃走后，她与夏之时坠入爱河。
新婚燕尔，夏之时对这个小自己十余岁的娇妻十分疼爱。这段时间，他的人生仿佛开了挂一般，情场得意，官场也得意，很快他便升任为四川督军。
董竹君也水涨船高，从小小的清倌人，摇身一变成了督军夫人。可董竹君有的只是表面上的风光，夏之时对她的爱，更像是一场权衡利弊的交易。
夏之时和董竹君(结婚照)
1915年，夏之时回国，将董竹君独自一人留在日本。临走之前，他留下了一把手枪，本以为这把手枪是留给董竹君自卫的。没想到夏之时却恶狠狠地说，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杀吧。
此话一出，董竹君的心漏了一拍，她开始怀疑爱人是不是芥蒂自己曾经的身份，或者说他当初与自己结婚只是头脑一热?夏之时对她的冷漠和不信任，让她心寒。可接下来的事情，则更加让她彻底失望。
夏之时回国后，越发担心妻子会红杏出墙。为了避免此事发生，他委托自己的四弟去日本监视妻子，美其名曰陪伴。
被监视的董竹君彻底失望了，被监视、被限制自由、被折辱，夏之时所做的一切，与青楼里那些宵小有什么区别?
经过日本一事后，两人的感情如履薄冰。1919年夏之时被解职，心灰意冷的他开始用抽大烟来麻痹自己，对待董竹君，他也失去了耐心，两人的分歧越发严重，董竹君想让女儿上学，不料却遭到了夏之时的反对。
董竹君和女儿
曾经饱读诗书，传播新思想的革命家，竟然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话，曾经吸引董竹君的那道光也消失了。自此，两人的感情只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公婆的到来，也令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这个时代对于女子而言，缺乏包容心和同理心。公婆一来，便开始嫌弃她曾经是清倌人的身份，甚至对她的父母出言讥讽。
公婆的态度，就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董竹君在这个家再也待不下去了，她选择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就如同当初逃离青楼一样。
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这样的患难之情就此画上句号。
离开家后，无以为生的董竹君跟紧时代热潮，打算自己创业。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创业初期，她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
可创业并非纸上谈兵，没有经验的董竹君根本管不好两个公司。没过多久，便倒闭了。她还曾创办群益纱管工厂，为了管理工厂，她整日泡在厂子里不回家。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工厂终于有了起色。
就当她准备松一口气时，工厂却受到淞沪战争的波及。她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又化为乌有。在心灵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下，董竹君彻底累了。
本以为她会变得一蹶不振，然而她仿佛打不倒的小强，从失败中获取经验。
1935年3月，李崇高到上海买办军务时，慕名拜访了董竹君，并借给她2000块创业。在几经摸索，几经磨难后，董竹君以此创办了“世界政要的行宫”锦江饭店的前身——锦江川菜馆。
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这次她的菜馆办得红红火火，甚至成为了当地特色。当时许多政府要员经常来光顾，就连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大佬，都是董竹君的座上常客。国际大腕卓别林，也曾去过她的饭店。据说，当饭店座无虚席的时候，就算是杜月笙来了，他也得排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成为了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在帮助爱国青年的同时，她还为抗日前线募捐物资和钱财。后来她更是联合《大公报》的女记者一起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宣扬女权思想，为女性发声。
周总理称赞她说“身为都督夫人，甘心抛弃荣华富贵，单枪匹马地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实在难得。”
此时的董竹君，俨然已成了人生赢家。
1940年，为了躲避战乱，躲避日军的威逼利诱，董竹君不得不带着女儿离开上海，出走菲律宾，直到1945年才返回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将锦江两店合并，命名锦江饭店，成为招待外国元首的高级酒店。同时，她还将自己拼搏十几年所赚取的十五万美元全部奉献给国家，并上交了自己的花园住宅。
本以为战争结束了，生活会就此变得安定，谁料在1967年，受到“十年浩劫”影响，67岁的她被冠以“特务嫌疑分子”的罪名，锒铛入狱。
1970年2月，董竹君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70岁的生日。直到1972年，她才被释放。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其住所接受《读书时间》栏目的专访。在该专访节目播出56分钟之后，董竹君却因患感冒不治去世，享年97岁。
1968年12月6日，天色阴沉，令人烦闷。傍晚，狱警队长开门进来，板着脸吩咐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将发生什么事。我心里忐忑不安，打开行李把李蕴借穿的棉背心谢还了她。我的行李最简单，狱中的被盖和一个小包裹而已。一会儿，狱警队长进来说声“走！”我把行李搭在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后面走出大门，见一大堆人将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们排着队，埋头开步鱼贯向前走去，经过几条弯曲的小径，到了一座楼房的大院，院里停了两部大面包车。领队人叫我们把行李放下，脸对墙站着，不许看院内动静。只听得：“快上车，快上车！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快拿着行李上车，上车后坐下，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乱看。听懂吗？”叽叽喳喳、乱乱哄哄的声音。12月寒冬，我仅穿着离家时候的薄毛衣裤、毛线背心、蓝布衬裤一套，面对墙站着，周身哆嗦，牙齿打战。约一小时多，领队人叫声：“转身！把行李拿好，上车！”车上无灯光，四周用黑布遮盖。我坐在行李上，车厢挤得满满。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鸦雀无声，等待时间的过去，静听车子的行驶，任从管理人员的摆布。忽然车停了，像赶牛似的，有人大喊：“快些下车，快点！”黄昏过去，天色漆黑，约晚饭时间。下车后，已看不见什么，只觉得是一大旷院，领队又喊叫：“排好队，拿好行李，不要说话，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携行李，两旁有人押着。在无灯光的黑夜里，大家低头默声在黑路里一个接着个地走着。走不远，只见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时，才知是电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声：“站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张名单，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董竹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单上挨次点看后，用手向左一指，大喊一句：“放行，过去！”我立刻回想到，当年在上海和大女国琼同去北四川路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电影里贵族们被俘虏时，挨次受检查的情景。绝未想到这镜头而今呈现面前，轮到了自己。我当时一阵心酸，难以克制。接着进入楼房办公室，一个女搜查员，像欠她债似的板着脸叫：“站住！把内外衣裤全脱光！”接着仔细地翻看行李。搜查完毕便给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裤，受此人身侮辱已几次了，忍不住老泪直流，此情此景终生难以忘怀！
犯人们各自急忙向指定的号子走去。这个号子的床板北京人称为炕床，连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间正好睡满。次日又添新犯二人，挤得我们只好轮流坐夜。白天大家面面相觑，各想各的。我彻夜难眠。
不两天，每到深夜总是听到从大门方向传来阴森森手铐、脚镣“克啷”、“克啷”的铁链声。这样接连好几天。我们号子里好奇的年轻人，不怕犯规，偷偷地爬上窗户边看边回头告诉我们说：“隐隐约约是有一个男的被押过来了！”有时也有女犯。本来大家挤得睡不好，此刻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轻声细语讨论外面到底在干什么？为何天天都有新犯进来？刚进来的两个人侧头转身紧张地看下门上小洞后，放低嗓门说：“林彪说和苏联要打仗了，他下一个号令就要大迁移。”另外一人说：“什么大迁移，还不是想趁此机会大抓人吧！”大家听了，叹口气，不知所从。
次日又偷偷地谈论，但都讲不出什么道理。一个新犯坐在炕板上，两手往膝盖上一搁，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问道：“你进这里来倒似乎蛮高兴。”“当然，你们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内，任何时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斗、挨打，不让你睡觉，逼供信、疲劳轰炸的可能。这里像保险箱，至少没有这些担忧了。”不几天，这人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监狱调动号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会合伙做坏事。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邻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单，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督管理。大门对面空地上另盖有八间放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多米，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代替。床前空地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盖铝皮桶当马桶使用。睡时必须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集体放风回来时，队长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后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十分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允许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事实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馒头一个。每周有几次小肉丁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马桶，都是犯人自己轮流做。按月一次集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黄昏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颇为紧张。允许每月一次填写单子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单的衣物和人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脸色，经常受气，因而只好这样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厕所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机会，有一次，一个老犯人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还有电影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据说因案情严重，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听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据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
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木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气候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来是调换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共住还很宽敞。虽然人多，到底无炉火还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在左右两张床间的空地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鸦雀无声地等候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收拾好了吗？”“都收拾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紧张的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景象，直到拂晓脚步声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下！”谁还能睡觉！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难道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没有取暖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得又多又好。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还是觉得比坐板床挨冻好。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认识的。一个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十分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桶边刷个不停，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身体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象蛮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羡慕她，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体。同时也羡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出去劳动，标志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十岁，据说姓李，满脸横肉，笑时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注意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后来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人的动作言行，打小报告“立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学生、“特派员”、农村公社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窝里，口里叫喊着黃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门，叫：“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过训练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过去，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这样的疯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干部，蛮聪明能干。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材，一双小脚，初看面貌还和蔼，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学生俩老是战战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尽管责骂，她根本不理睬，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吃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帮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对墙角，我非常耐心地迁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幸而过了一星期我也被调换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医生进我们号子，叫一人填写单子，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过单子要填时，医生说：“你们不用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后来知道是大调动。我们见填单子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当在厕所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采取的行动，是林彪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还有调到别处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放松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厕所，但不准互相来往，不准离开号子。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体。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未答。集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倒也蛮有趣味。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水平关系，无一次不是不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集合在另一个号子里，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还有项劳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这些衣裤又脏又臭还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环境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严冬冰冷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好心劝我不要洗，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致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经常外出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报告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罪，梦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厕所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的夫人），每晨在厕所里往往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了两次，就便出了，解决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难友冯亚春，她是好心肠，趁和大家劳动的机会，拾拣垃圾中的彩色碎布、纸片，用窝窝头做浆糊，做了四十几个不同样式的小盒子，好心地分别送给共同劳动的犯人。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们号子违背规章，搞小动作，做纸盒。凶恶的队长大发怒，恶狠狠地到号子总检查，勒令我们把衣服脱光，连裤衩也要脱掉，我们件件脱，她们件件搜。搜查毕，大家赤身裸体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我想，过去在功德林时同号人犯了狱规，大家都被责骂攻守同盟，狱监下令要我们面对墙壁，罚站一两小时，这次竟如此大搜查。唉！一会儿，狱监突然一声：“穿好衣服去防空洞等候！”黄昏时回号子，我仰望上空，恰是日落鸟啼的景色，泪不自禁！进号子，见被褥、衣物整个被翻查得乱七八糟。何罪之有！该受如此人身凌辱？唯有忍气吞声，以待光明降临。
我们这号子里，犯人除我外，有冯亚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陈宝林。冯亚春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富有朝气。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陈宝林相信基督教。她们都是三十来岁人。李、陈二人不是政治犯，她俩喜欢唠叨。我们四人相处和睦。我在狱中共五年，以后的两年，到了冬天因衣、裤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摇摆。好心的冯亚春先从李永惠那里借来一条棉裤给我穿上后，又向看守的队长那里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一大把，用了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把我脱下的薄棉裤絮厚了，给我穿上。为此，她受了狱监队长的辱骂，但她毫不在乎。此后，又从我的棉被里撕出些棉花，给我絮了棉背心的后身。冯亚春难友助人为乐极其慈善、诚挚，是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她给我以雪中送炭的难友感情，使我铭感五中！祝她健康长寿！李永惠难友不仅借给我棉裤，且有天，我在号子里的便桶上因头昏起不来了，承她给我擦了大便。她见大便黑色，把她吓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说黑色大便不好。我从她的神态上觉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并不害怕。过几天，我照样读书看报。李永惠难友现不知在何处？我对她这番热诚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怀！并祝她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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