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五次大手术 自称身体被文化大革命打败
纪录片《周恩来》
第12集：最后岁月
本集主要内容：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的索马里贵宾西亚德一行。镜头中，周恩来依然那样目光炯炯，神态自若。人们不会想到，正是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诊确认：他患了膀胱癌。周恩来这个名字，人们叫了整整一百年。在中国的百年历史巨变中，周恩来为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耗尽了毕生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而“文革”中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周恩来的病情已较为复杂，原有的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实际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天。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第一次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然而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周恩来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为繁重的工作。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这时，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
“四人帮”的干预，是周恩来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检验结果：“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了。他们向负责周恩来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报告情况，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张春桥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说不要急，急也没用，并建议暂时不要把化验报告单上的结论告诉总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甚至说如果总理坚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结论。王洪文也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录里，提到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江青、王洪文那边却一直催着周恩来去开会，工作人员不得已叫醒总理，停止输血赶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事后方知，那次政治局会议并不是非要周恩来出席不可。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这个医院自建院以来，周恩来是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第二次大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情况虽然较为顺利，但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在玉泉山做第一次电灼术以来的14个月里，已经复发3次了，特别是1974年3月第二次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果不其然，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病情出现反复，尿血增加，被诊断为癌症转移。经与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进行膀胱镜检查后，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经毛泽东批准，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手术后，病情比较平稳，起居也可自理了。10月，周恩来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大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作了报告。报告提出，手术后自8月16日开始会客，且之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有时较长，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这样很影响白天休息和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很疲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而这时四届人大的筹备正在紧张地酝酿着，“四人帮”也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整垮周恩来等支持的邓小平，以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周恩来对很多事放心不下，仍然殚精竭虑，辛苦操劳。12月23日，他又和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也清楚自己如此长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因此，去长沙的计划未作改动。
第三次大手术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近3个月来的病势及治疗情况，表示待下一步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2月4日，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批准的治疗方案，再次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医务人员对发现的癌细胞做了电烧处理。之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稳定，几乎每天都有便血。3月6日、18日做肠胃检查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杨桃大的肿瘤。鉴于周恩来病情复杂，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医疗组已由最初的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人。针对周恩来罕见的病情，医疗组成员全力以赴，潜心研究、揣摩中外各种治疗方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在周恩来身上创造出奇迹来。对新发现的周恩来体内的肿瘤，医疗组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作了汇报，并提供有关技术鉴定资料。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再次手术。3月20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来支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的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在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前，周恩来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积案。秘书离去前祝愿总理手术顺利。周恩来坦然回答: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3个(3厘米，1.5厘米，0.5厘米)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这次手术长达8个小时，医生们竭尽全力，手术是成功的，但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6月16日，周恩来就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第四次大手术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躯，继续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继续顽强地工作着。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当贺龙子女劝说周恩来保重身体时，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悲泣之声。不过，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看得比较坦然。9月7日会见外宾时，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坦然说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1975年8月，周恩来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并不见好转。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做临床检查，吴阶平用手触摸到了周恩来下腹部的肿块，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推断可能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转移了。几天后，检验报告出来，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因“鳞癌”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内脏器官。
9月20日，实施第四次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手术前，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周恩来也清楚，实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于是，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所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随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最后一次手术
1975年11月，周恩来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12月中下旬，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在病痛中，周恩来同守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病重期间,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死后要他们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周恩来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丧事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周恩来已经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几日来，又出现了“麻痹性肠梗阻”症状。尽管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进食，并且连水也不喝，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一些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及细菌发酵和肿瘤细胞产生的毒素等，使得“肠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残渣排不出去，肠腔内存有的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鼓了起来，疼痛难耐。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来源：《湘潮》
难忘的400余天
——忆周恩来总理在三0五医院
张宝昌，1936年生于抗州。1955年在共青团杭州市委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在中南海长达27年的工作经历中，先是在中央警卫局服务任招待员、办事员，后到总特灶任伙食组组长（管理员），专门负责中央首长的伙究、食品供应、宴请接待等工作。后任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直到1983年转业。1996年退休。
周总理在三0五医院住院治病期间，对自己生与死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还说，我和邓颖超早已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后来事实证明，周总理的这个决定，在中央一级是第一个实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活得清白，死得“干净”。
周总理住院期间，我负责招待工作,包括招待外宾、中央领导等来访人员和候诊医生在休息室休息、开会、喝茶、吃饭等活动。目睹了不同人对总理的不同态度，感受到周总理即使身患重病也为他人着想、心系天下的胸怀。
手术前的谈话
1974年5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通知我们服务科到三0五医院去做周总理入院的准备工作。我奉命带着十余名干部、战士、职工进驻四区（三0五医院主楼代号)，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工作。6月1日，周总理住进三0五医院，周总理在邓大姐等人陪同下乘电梯来到半地下室的简易餐厅，医生、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吃饭，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并深情地说：“你们先吃饭，我讲几句话。这次我因病住院，你们都来为我服务，谢谢大家，很快我就要治疗（动手术）了，如果手术成功，身体好了，我就陪大家吃一顿饭，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这一次就当是和大家告别了。”此时，大家都站着，听着，眼泪一下涌出来，谁也无心再吃饭了。在场的30多人悲喜交加：周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很快就要做手术了，还专门下来看望我们，感谢我们，我们的总理是何等的尊重他人。后来大家纷纷表示，这顿饭将铭记终生。饭后我们服务科的几位同志开了座谈会，主要是讨论如何将工作做好。我说：我们要陪周总理到底，尽一切可能和努力，使他老人家治疗得好，休息得好……
当晚，周总理即将做手术，四区各部门工作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晚上9点，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先后来到医院，在医院的会客厅值班守护。邓大姐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把手术间门口走廊的地毯卷起来横靠在墙边，我们坐在上面等候。当时除了中央首长，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凝重。直到后半夜两点多，医生出来向常委报告，说比较顺利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此时，远在外地的毛主席也惦念着周总理，他专门让人打电话询问医治进展情况，并指示：不要告诉总理本人（为了让周总理减轻负担），也不要告诉邓颖超。六亿人民的总理牵动六亿人民的心，从中央到地方，都盼望着总理早日康复。
由于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周总理的密切配合，接下来的疗效比较好，比如，总理能看不超过半小时的电影，说话也多了，有时还能离开医院到北海公园走走。我们陪着周总理去，备上水壶和毛巾。周总理有时在北海长廊遥望远处，自言自语地怀念着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
有一次，一位美籍学者来访，周总理决定在北海公园仿膳接见，并用西瓜和去皮的鲜荔枝招待。后来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巴基斯坦的热烈反响，以为周总理能在北海而不是医院接见外宾，说明病已痊愈，甚至准备发贺信给我们。当时我们在医院听到这一消息都笑了，周总理也笑了。
会见外宾
周总理住院期间，只要条件允许，就接见外宾或找人谈话。在众多外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朝鲜金日成主席和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在中美关系由冷变热的历史进程中，基辛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基辛格带着个性活泼的夫人还有孩子来到中国看望周总理。他们的关系超过一般的客人，特别亲近，像家人一样。他们的谈话时间比较长，谈话结束后，周总理与基辛格一家合影留念，照相时基辛格夫人紧紧挨着周总理。报纸发表后，周总理看到报上的照片笑了，说：“嗨！挨得太近了。”
1975年4月，金日成来看望周总理。周总理刚做完手术不久，嘴上的泡还没消，说话比较费力。即使这种身体状况，周总理依然坚持会见老朋友金日成。原来周总理准备在医院里请金日成吃饭，搞一桌小型宴会，吃家常饭，我们服务科也做了准备。可是这时总理刚做完手术，虽说好一点，但也是硬撑着的，脚肿了皮鞋穿不进去，只能穿布鞋，但也走不动路了。当时讲的事情比较多，时间很长，这样一来，最后宴请就取消了。金日成特别想与周总理多待些时间，但医生说总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金日成只好不舍地离去。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病情有点变重。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执政期间，在国内实行一条极左路线，无视民族统一、民族团结，镇压党外爱国力量，造成不利于共产党领导的恐怖现象。柬埔寨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毛主席让周总理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做他的工作。1975年6月，已经重病的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波尔布特讲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全国各民族大团结，要搞统一战线，争取尽量多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他们建设国家，希望波尔布特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周总理榜样的力量已超越国界，由此可见一斑。
不愿添麻烦，讲原则
1975年7月，周总理卫士长张树迎找了我们服务科里的一位领导、三0五医院警卫处康海群和我三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根据目前健康稍好的情况，适当减少身边工作人员。不减员，周总理自己不安心。此前，周总理已经提过几次，说人不要太多，医生护士都少一点，保持基本治疗即可。但由于大家为赶快治好周总理的病，没执行这一提议。后来周总理明确强调，要减少工作人员。我们在与一位医生聊天中了解到，其实总理这时有些感觉到自己的病很难好，会拖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坚决提出来减员。
减员后，我们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他们觉得这样好，都挺满意。一次,邓大姐找我谈话，说我们的标准减下来以后大家有什么反应？我说大家都满意，没反映，因为周总理想的都是国家和人民，所以大家都很配合，都没有意见。邓大姐说，既然大家没意见都满意，你跟大家讲，周总理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互相之间好好配合，好好工作。周总理提出跟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周总理想得很周到，他把刚好来医院接见外宾的李先念、乔冠华、唐闻生、王海容都叫来一起合影，因为周总理尽可能地让我们工作人员不仅跟他，也能和其他领导合个影。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我们服务科的。合影后，周总理对我们说，要保持晚节，不保持晚节就要在照片上打XX。
一次，周总理手术后无法躺下休息，只好坐着。中央一位同志让北郊木材厂做了一把半躺式椅子，周总理几次提出要自己付钱，并专门找该同志谈此事，要该同志说服工厂收下周总理付的款。该同志未办，说不好向工厂交代。于是后来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由服务科买下这把椅子，算是公家财产。周总理平时服用的高级营养药也都是自己付的款。到去世时，周总理已没有余款。
邓大姐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每天下午到医院看总理，陪总理在医院走廊里散步、聊天，有时跟工作人员聊聊天，一直陪到晚上8点多，然后回家。周总理如果能够走路的话，总要从西边卧室走到东边大厅接邓大姐，她离开时，周总理又去送她，可见二人的深厚感情，十分感人。如果总理病重一点，要做手术，邓大姐就不回去，在医院陪着。有一次，手术前周总理躺在手术推车上，上面输着液，从病房推出来，推到手术间门口时，总理叫推车停下来，他同邓小平等人谈话，交代一些事情，谈话时间稍微长了些，大概过了一刻钟，邓大姐有些着急，就过去对周总理说，要动手术了，不要谈了。周总理说，现在我们是常委们在谈话，请你走开。后来又谈了一会儿，邓小平说，都知道了，您赶紧进去吧！然后政治局委员们回到值班室，我们在走廊里守候。从中可以看出总理十分讲原则。
关心医生和工作人员
周总理对大家的细心周到体现在方方面面。有时邓大姐陪周总理在走廊散步，周总理问邓大姐，医生吃得怎么样，工作人员吃得怎么样。邓大姐说：医生比工作人员伙食标准高一点。但是他们每天需另拿五毛钱，自己都得交粮票，都是小盘菜一荤一素。周总理常常想着工作人员，对邓大姐说：天热啊，也是够他们辛苦的。当时招待费用是有限的，人又那么多，邓大姐一看，把我叫去说：天热，去买点西瓜，钱从我这里拿，拿着发票到我这里来报销，我的工资就够买了。夏天有好几次都是邓大姐掏钱买的西瓜。邓大姐既想到总理，又想到工作人员，又考虑到国家的规定，按制度办事。
周总理身体好些时，希望医生、工作人员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和他一起看电影，凡是中央领导们看的电影让工作人员也看，包括有几部在社会上不公开放映的影片。为了分散一下周总理的注意力，在他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服务科放映组专门挑比较轻松的影片，比如《闪闪的红星》。看过后，周总理同医生说：“你看那个时候那么苦的条件，我们都过来了，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看来，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所以你们在座的健康的人更要学习，更要自我革命。”
周总理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大家，在思想上也是这样。有些内部电影他不忌讳，也要我们看。记得当时最触动我的一部电影是《人与自然》。这是一部德国电影，讲述动物是怎么进化、人是怎么衍化的。当时这部片子是绝密的，我们从未看过这类影片。周总理说：在座的都是大人了，另外在这些问题上面思想不要太古旧、太封建、太保守，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要去认识它，正确对待它，人健康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生理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姚文元等当时也看了这部电影，看后说:是谁让我看这个电影的？能看这个电影吗？我不能看，你们也不能看。
1976年1月7日晚，周总理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眼前的吴阶平、方圻等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就是周总理，即使病重仍不忘关心他人。
老战友关心周总理
邓小平每次来医院值班，都提前来，有时甚至提前一两个小时。来后向周总理汇报，听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不止一次说：“你这段时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干得不错，比我干得还好。”邓小平什么事情都跟周总理讲，包括他工作顺不顺利，我们有时听到一两句。周总理与邓小平每次谈话都很顺利。邓小平从来不给医院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带头不在医院吃饭，让周总理好好休息。只要周总理精神好，没有别的安排，邓小平就来看望他,每次聊完周总理精神都特别好。
周总理住院前，我们做准备工作时，叶帅亲自来医院检查，深入厨房。厨房里比较暗，条件一般，冰库很矮，他就钻到冰库里检查，看有没有肉，有没有鸡，有没有蔬菜。出来后看到水池里没有鱼，他急了，说怎么没有鱼啊？我说还没准备买呢，早买容易坏。他当即让身边的警卫员开车把他家中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全部拿来。然后叶帅才放心了，并嘱咐我说，一定要让医生和工作人员吃，记住。他告诉大家此项工作十分重要，总理的健康联系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希望大家做好，互相配合，圆满完成任务。
叶帅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询问周总理的病情、起居、饮食等情况。周总理的手术一般都在晚上做，有时到后半夜一两点，叶帅都陪着。他总坐在扶手椅上，动也不动，话也不说，只是等着手术后医生来向他报告。他有时困了坐在椅子上打盹，我们给他拿热毛巾擦脸，拿个靠背给他靠一会儿，当我们提出让他去房间躺会儿休息，他不要，就坐那儿坚持等候。
李先念每次来，只要周总理身体精神好一点，他就陪总理多聊一点，有时聊聊家常话，让周总理宽心，就像家人一样。一发现总理情况不太好，他就很着急，总去向医生打听，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安排。他们之间感情很亲切，我们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与叶帅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姚文元很少来医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来得多一些，手术值班时，他们或闭目养神或吃糖果点心。江青一来就要我们给她准备一个房间，说是见了周总理以后要休息，要洗漱，对医生、工作人员从不搭理。张春桥实在有必要说时才跟周总理说一点话，平时基本不说话，在那一坐，等着周总理说话。他们三人每次来都板着面孔，十分冷淡。而王洪文一来便打听其他人来医院的消息，问小平来了没有，什么时候来的。
周总理的遗愿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那天，我是工作人员中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当时病房值班人员打电话说，总理不行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会儿其他首长就要来了。我马上把警卫人员动员起来，不一会儿中央领导来了，最早到的是邓小平，叶帅等人相继到了，紧接着江青等人也来了，当时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缺的是海军司令苏振华。周总理那时已经停止呼吸但还在抢救，政治局委员们在外屋等苏振华，大概等了十几分钟，苏振华到后邓小平让他去里屋看看总理，他一看到周总理伤心地大哭起来，说不出话了，说半句话就噎住了，站都站不住，紧挨着总理床边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过后，外面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说，宝昌，你赶紧把他搀扶出去吧，政治局委员们都等他开会呢！然后我对苏振华说，首长您还是出去吧，小平同志他们都在外面等您。会议指示停止抢救，成立治丧委员会，确定了追悼会的日程安排等事情。散会后，邓小平等人又进屋看看总理，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眼睛，拉着邓大姐的手久久不放。李先念、陈永贵、苏振华等已走不动路了。好多人眼睛都哭肿了，而江青等人马上转身就离开了。大概中午12点，周总理的遗体抬上车准备送往北京医院，邓大姐把盖在总理身上的白布撩开说，让我再看看恩来，然后在他的头上亲了一下，就算告别了。
1976年1月15日，在开追悼会前一小时，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传达周总理遗嘱，她说：周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阶级敌人斗，同疾病斗。坚贞不屈，直至临终。早在十年前，总理和我就谈到关于后事的处理问题。总理和我互相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从土葬到火葬是一次变革，但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更是一次变革，移风易俗，是一场革命，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虽然商量好了，但总理是心中有数的人，他说：你（指邓颖超）若死在我前头，比较好办。如果我死你前头，就难说了。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同意总理的生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实现了总理的遗愿，对于我是极大的安慰……总理告诉我，死后不提任何要求。听从中央安排，服从中央指挥。在治疗问题上，你也好，其他亲戚也好，没有权利提意见。死后的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邓大姐接着说：“解放后，淮南的同志修了总理的房子。总理知道后，不高兴。提出房子让大家住或公家用，不能搞什么纪念馆。同时，修房子的钱，由总理自己出。关于处理祖坟的事，曾一再谈过，要求当地同志把祖坟深埋，土地交给生产队。为此专门叫侄子回去处理此事，后来按总理的意见办了，他才高兴。”此外，邓大姐按照总理生前的遗言，对他的后代提了几点要求。总的精神是不搞特殊化，因为是总理的亲戚、后代，现在趁总理逝世之际，向组织提要求，达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许可的，也是违背总理的意愿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开完追悼会后，邓大姐回到三0五医院，她特别强调：“中央和主席是重视总理病情的；医务人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实现了总理的遗愿，不保留骨灰，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亲属没有任何权利猜疑、责怪中央和医务人员；希望中西医互相合作，在战胜癌症方面做出成果，并相信最终将战胜癌症。”邓大姐说：“追悼会开过了，总理的后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撒骨灰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再见一次面，跟你们照个相，也谢谢你们，同时我把总理最喜欢的一张标准相送给你们一人一张，我准备了相框，你们要是想总理时可以挂起来看一看。”
周总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考虑周到、全面、细致，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影响至今，为后继领导人树立了榜样。这是老一代革命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百年潮》2017年02期
周恩来总理逝世
亿万人民沉痛告别
十里长街送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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