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被调查
1940年，去延安前，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邓妈妈的合影
周恩来被调查摘自：李鹏回忆录(1928-1983)
今天（1月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逝世39周年。去年夏天，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出版了他的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他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曾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并因此被调查的过程。
图中的高个子男孩子就是当年在延安时期的李鹏。
下为原文：
每年1月8日是我三姨的忌日。她的平反一直没有音信，我母亲悲痛不已。每年的这一天，我和大琳都要去陪陪她，给她一些安慰。1976年1月8日，因为大琳要去上班，我们商量好了，由我独自前往。
我妈妈到北京工作以后，一直住在东城区后门桥帽儿胡同13号，是化工部的宿舍。她住在正院的西厢房，一共有两间。住我妈妈对面东厢房的是公安部的老郝，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是回民，他的几个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只有他和老伴一起居住。那时我妈妈家里还没有电话，如果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就会把电话打给老郝，他就会找我妈妈去接电话。在东厢房的北头还有一间房屋与他们相邻，是原来化工部技术司司长林华的书库。林华已经下放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就把这间房借给我居住。我们初来北京时，一家5口就挤在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一直到1969年才搬到西城区北新华街新壁街41号水电部宿舍。住在帽儿胡同时，小鹏、小勇兄弟玩耍，小勇被石头绊倒后骨折，先到位于宽街的中医医院治疗，接骨不彻底，晚上抱他小便时痛苦大喊。后来又去积水潭医院骨科，重新打石膏纠正骨位。
大家都知道，那时周总理重病在身，在医院里治疗。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在1975年9月7日，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伊利耶•维尔德茨。当时全国许多人都在为周总理的病而担忧。这一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8日，是我三姨赵世兰的忌日，我陪妈妈吃过晚饭后，母子间谈谈心。正在我们母子谈话的时候，突然听到对门的老郝急匆匆的脚步声。进了门，他对我说：夏大姐来电话，要你接。夏大姐就是夏之栩，赵世炎的夫人，我的五舅母。我连忙披上大衣，向对门走过去。这时我已经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五舅母没有这么晚来过电话，而且她与我母亲姑嫂之间情谊极深，但这次却指名道姓要我去接电话。
电话在老郝卧室的书桌上，我拿起听筒，只听舅母用极其沉重嘶哑的声音说道：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总理已在今天上午去世了。你要把这个消息慢慢地告诉你妈妈，不要让她伤心过度，发生意外。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也要沉住气，冷静地对待这件谁也无法挽回的事情。我哪里稳得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已经控制不住流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不禁失声哭起来。老郝夫妇连忙推开房门走进卧室，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我已无法隐瞒，就告诉他们总理逝世了。他们先是惊呆了，然后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我回到妈妈的房里，只见她情绪十分紧张，等着我说话。我停顿了片刻，缓缓地向她说道：舅母的电话是说，总理已经去世了。我母亲青年丧夫，是一位饱经苦难的坚强的革命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显得十分沉静，一言不发，只是愣愣地发呆。过了一阵，她才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哭声渐渐停顿下来，对我几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父亲牺牲后，几十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帮助，总理就是我最亲的兄长。接着，她倒在床上，几乎是昏迷过去。当晚，我没有回家，一直陪着妈妈。她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在寒冷的早晨，北京电管局①来车接我到局机关。一路之上，已没有昔日的喧闹声，只有几辆小轿车驶过，偶尔有几个骑车和走路的人，有的袖子上戴了黑纱，有的胸前插了小白花。原来，早上大家已经从广播中得知了总理逝世的消息。
我回到局机关，马上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含着泪发表了沉痛悼念周总理的讲话。在场的职工有的掉泪，有的放声大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报刊和广播电视里，很少听到悼念周总理的消息。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时的舆论工具已经被“四人帮”所控制，不让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消息。群众的不满越来越深、越来越大。终于在清明节前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周总理去世后，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小礼堂，有控制地举行了告别仪式。我接到北京市委的通知，要我去参加告别活动。我们一行都是市委的干部和大企业的干部，集体乘车前往北京医院。看到了总理的遗容，大家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开始，我的母亲没有接到参加告别仪式的通知，焦急的心情难以言表。后来，她通过五舅母的关系，好不容易向治丧小组要到了两张通行证。大概在第三天，也就是告别仪式的最后一天，我陪伴我的母亲到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在灵堂外面，我们遇到童小鹏和罗青长，他们对我和我母亲说：你们都是总理和大姐最亲的人，参加告别仪式是理所当然的。
邓颖超在周恩来遗体告别式上
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的遗体被几位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员抬上了灵车，在邓妈妈和治丧委员会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北京医院，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那天早上，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百万群众含着泪水，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不顾天寒地冻，眼含泪水，默哀送灵。这一感人的场面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个场面大家从晚间的电视新闻报道中都看到了。从12日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吊唁仪式。前往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但秩序井然。北京电管局有维护文化宫供电的责任，所以，中央警卫局给我们发了几张特别通行证，让我们执行保证供电安全的任务。我也有一张通行证，使我看到了三天里群众吊唁总理的场面。到第三天深夜，还有不少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等候，眼见东方欲晓，活动的主持者宣布，奏最后一场哀乐。我听到这场哀乐是特别的沉重，看见乐队里每一个成员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哀乐奏毕，吊唁仪式结束。
十里长街送总理
1月15日，追悼总理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15 日夜至次日凌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乘上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把总理的骨灰抛撒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清明节来临之前，北京的许多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悼念总理。在南京梅园新村，在许多城市标志性的建筑前，都摆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贴满了诗词，群众自发地开展了悼念活动。我们家新壁街41号，离天安门广场不远。我和大琳带着三个子女也几次到广场悼念，并留下了几张我们全家在天安门背靠纪念碑的地方的照片。那时候，在纪念碑周围已经有了一些花圈，至今这几张照片还在家里珍藏着。
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悼念活动进入高潮。因为我有责任保证天安门供电的安全，上午9时左右，我和北京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和电管局计划处处长陈寿文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由司机刘继宗驾驶，开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变电所。我们仔细地检查了表盘所显示的各种数据和值班记录，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乘车返回局里。当天吃过晚饭后，我又和大琳一起步行到天安门。这时花圈越来越多，把纪念碑围了好几层。纪念碑的台基和栏杆上，又贴满了大字书写的诗词。我记得有这样的诗词：
星陨光犹在，花落香更浓。撒尽周身血，只为旗更红。
长安街头百万人，屹立寒夜月西沉。只为等待灵车过，满捧热泪酬谢君。
红旗半下悼英雄，百世流芳建大功。风景宛然人不在，几回垂泪拜青松。
人民孺子牛，私利毫不求。立目千夫指，战斗永不休。
长安大街送英灵，男女老少恸失声，记住遗体告别人，不肯脱帽是谁人。
有些诗里明显影射了“四人帮”一伙。我们注意到纪念碑的东栏杆上挂了一幅白纸黑字的条幅，有人在大声朗读，更多的人在观看。诗的内容是：
几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过来想撕掉这个条幅。有人喊：不要撕，我们要看。我眼观四方，发现有人在挤动，将人群赶向纪念碑。凭我的政治嗅觉，我知道这是在准备清场，我立刻带大琳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果然不久清场开始了，只听四周的高音喇叭在播放：同志们，你们赶快离开广场，不要受坏人利用。接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抓人事件。
第二天，人们发现，众多的花圈都被清除干净了，悼念活动中止了。但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第二天一早，我就按原定的安排，乘车经过一条险要的山间公路，向门头沟珠窝电厂驶去，检查了电厂并和工作人员谈了话。
又过了一天，4月6日，我一上班，张桂楠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让我坐下。他说：昨天下午公安局来了两个同志，拿出介绍信，说是来调查一位梳着平头的青年的事。这件事发生在清明节的上午，有一个留着平头的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邮局前放了一把火，烧毁了邮局。他们说这位留平头的青年就坐在我们局的一辆黑色轿车里，还报了车牌号，确实是局里的车。张桂楠对来调查的人说：昨天确实是李鹏同志乘坐局里的车到天安门检查供电安全的，同去的还有三位，一位是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坐在前座，坐在后排的是李鹏同志和计划处处长陈寿文，司机是刘继宗。张桂楠又说：他们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没有一个是留平头的。我和张绍贤都是北京市熟悉的人，他们听了这几个名字就不作声了，告辞而去。但他们并不甘心，过了一天，又到局里向司机刘继宗问话，仔细问了轿车出发的时间，到达天安门的行车路线，在变电所逗留的时间。他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什么破绽，就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大琳接到邓妈妈秘书张元的电话。张元说：如果李鹏不见了，你必须追问和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带走了李鹏。大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但是她又不能告诉任何人，连我也没告诉，自己一个人把事闷在心里，独自承受，双眼突然得病，眼压很高，超过30多，先后到小庄医院和同仁医院眼科做了多项检查，大夫说：若有头疼，立即到医院就诊。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看我安然无事，才逐渐平静下来。
① 1975 年11 月，北京电力工业局改称北京电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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