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我和耀邦叔叔 中国足球5.19事件始末
▲ 胡耀邦生前（来源：聂卫平微博）
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合我。他说，不，他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我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没办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他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底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一次政协会上，我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围棋课的议案。这其实是陈老总的遗愿。陈老总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中国有四大文化遗产，琴、棋、书、画。琴，小学有音乐课。书，有大字课。画，有美术课。就棋没有，小学应该有这么个棋课。为此事我专门找过胡耀邦。他说你的建议非常非常好，中国早晚有一天要实现，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贵州，有二十万小学老师参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办教师，根本谈不上普及围棋课，你先得普及师资，这才是最重要的。耀邦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知道贵州很穷。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向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
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在和耀邦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聂卫平，中国著名围棋高手。河北省深县人。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被定为最高段位——九段棋手，是中国围棋史上唯一正式获得“棋圣”殊荣的人。从1975年他代表黑龙江队首次夺得全国冠军以来，26次获全国大赛的冠军。从1974年到1990年代以来，他是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比赛获胜率最高的中国棋手。在总共举行过六届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一直担任中方主帅，多次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为中国队在这一重大赛事中多次战胜日本队立下头功。被日本围棋界誉为“聂旋风”。他曾多次入选“十佳”运动员，并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中国足球“5.19事件”
事情发生在1985年，当时刚刚获得1984年亚洲杯亚军的中国队在主帅曾雪麟率领下第三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当时队中主力有古广明、赵达裕、李华筠和贾秀全等特点鲜明的球员。在亚洲区预赛小组赛中，中国队首战客场以0:0战平香港队，随后以4:0和6:0两胜澳门队，8:0和4:0大胜文莱队，只需在最后一场主场北京对阵香港队的比赛中打平即可获得小组出线权。参加1986年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最关键的时刻中国队犯了轻敌错误，5月19日，在北京主场对香港队的比赛中只要战平就可小组出线。然而，中国队以1:2失利，只列小组第二名，未能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
这一天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黑暗的，由于痛失进军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绝佳机会。在比赛结束以后，当时现场看球的约8万名球迷在沉痛打打击中爆发了，他们不仅掀翻了球队的大巴，连路边停靠的小汽车甚至交通亭都未能幸免于难。
赛后失望的球迷冲出体育场，开始沿街破坏物品，其中包括部分外国人的汽车，而曾雪麟和他的队员们，被迫躲在运动员楼中整整三天，因为有球迷手持啤酒瓶在与楼下要与他们对话，警方不允许球员和主帅下楼。此后进行破坏物品的球迷还要求足协主席与他们对话，当时足协主席是足坛元老李凤楼。公安机关很快被调动起来，由于519事件中有外国人的物品被损坏，因为影响范围迅速扩大，包括美联社、法新社等国外媒体参予了报道，有部分有打砸行为的球迷被拘留，事隔二十年，足球之夜曾采访过一位当时还是学生的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表示，被愤怒和群体感情包围，他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519事件中赛后球迷的反应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不过法新社却并不认同，在法新社的报道，他们是这样评价519事件的，“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而在519之前，因足球而产生的暴力事件在欧洲层出不穷，519事件更多的只是球迷情绪的发泻，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而519发生前的十天，欧洲暴发了海塞尔惨案，31名尤文图斯的球迷被利物浦球迷攻击致死。
519事件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要求在以后的足球比赛中，不再允许发生此类事件，“文明看球”等一系列口号被提起，李凤楼在这年的11月离开了足协主义的位置，由创造了中国女排奇迹的袁伟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就是在那一夜，中国足球被抹上了一层黑色面纱。从此中国足球与世界杯每每擦肩而过，直到2001年米卢带领中国队以神奇的赛程闯进了韩日世界杯，但也仅仅限是淡淡的走了一遭，就无功而反。从此中国足球走入了谷底。
由于5.19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主教练曾雪麟也离开了国家队。曾雪麟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回忆道：“519对我来说，是一场恶梦。在与香港队比赛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犯了两个错误。赛前准备会，领导开会时便定调，打平不光彩，要赢还要赢两个以上。球员们着急了，全场射门之比28比6，但结果却输了。这场球是我这辈子最沉重的教训和打击，我之后再也没有执教过球队”
在当时，女排五连冠带给国人的喜悦也及不上一场足球胜利让人高兴的程度，那时候足球胜利体现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就在5.19后，许多人从此丧失了对中国足球的信心。
就是这个黑色的5.19，对我们年轻一代球迷来说，仅仅是个日期，但更我的是带给我们中国老一辈球迷的痛楚。对中国足球信心的丧失。
中国足球沉痛一夜，
5.19事件始末，
建国后首次球迷事件
来源：燕梳春秋、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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