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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

1969年11月30
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病逝

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作者:徐子芳

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穿过浩渺的云际,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上空。当飞机徐徐滑向机场跑道时,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了。这是1969年10月18日的夜晚。机场事先得到通知:这是一架专机。

按照惯例,每逢专机莅临,机场负责人都得亲临现场隆重迎接的。今晚,他们老早就伫候在贵宾室门口,等待着某种庄严时刻的出现。


华灯齐放。停机坪被照得如同白昼,光辉灿烂。


专机停止滑行,马达结束轰鸣。整个机场顿时呈现出一片沉寂。


迎着探照灯的巨大光束,机舱门缓缓打开。


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粗暴而严厉的斥责声:“谁叫你们开灯?啊?---立即关灯!"


倏忽间,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光明的机场突然变成黑暗的海洋。


机场负责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紧张起来。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想到要关闭机场灯火。现在,等候他们的不是"接见""握手""问好",而是莫名其妙的、劈头盖脑的斥责。像这种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许久,他们还站在贵宾室门口,不知如何动作。


要说这种“迎接”专机的方式是破格的,这里还应当补上一笔,当时正在台上的安徽省委某主要负责人,事先就驱车来到机场。但他一直不露面,更没有去"迎接"谁,而是隐身二线,准备随时处理“意外发生的情况”。


在一片黑暗中,几个人从飞机上走下来,很快进了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轿车,悄悄地驶出了机场大门,朝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驶去……


就在这个晚上,某部医院全体人员(除重病不能下床者外)被喊到广场上去看电影。门卫突然森严起来,不准有闲人进出。同时,有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秘密喊到一个地方集中,一边看电视,一边听候调遣。


有人守候在电视机旁的电话边。突然,电话铃响起来了,那人抓起电话筒,"嗯"了几声,就"啪"的一下关了电视,一声"走!"便带着医护人员匆忙朝那间“秘密病房”奔来。


不一会,从停机坪开来的那辆黑色轿车开到了"秘密病房"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来。他就是从北京用专机送到合肥的“特殊病人”。


他是谁呢?


监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那位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同志吗!


陶铸同志这时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身体更加虚弱。虽然是中秋十月的凉夜,他的额头上仍沁出了汗珠。疲劳、剧痛,伤别、忧愤……千情万绪一齐袭向他的重病之身。尽管如此,陶铸同志还是那么镇定、坚强,不惊慌,不惧怕,不悲观,不失望。他心里明白:监禁的地点换了,但斗争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林彪、江青之流绝不会因此放松和停止对他的迫害。因此,他虽然以重病之身,带“罪”而行,仍然不失共产党人的战斗风貌,举止从容自若。那宽阔的前额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和慈祥。他的目光是那样犀利,像一对火炬在黑暗中闪光。他慢慢地走着,不用别人搀扶,迎着扑面的萧瑟秋风,步履虽然艰难,而精神依然乐观。他慢慢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


从这天晚上起,身在囹圄的陶铸同志连真名真姓也不能使用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他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住院期间,别人都是用这个名字叫他。


这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病房,一间经过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几天前,医院里有个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被领导召去"密谈",要他立即选择一个地方作病房备用。要求是:既保密,又要安全。最后他一再得到训诫,此事只允许他一人去做,不准告诉任何人。


这个政工人员领受了"密令",很快对全院所有的房子作了一番选择。按照要求,他物色两处住房,以供挑选。一处是环境雅静,有成套的设备。另一处是×病区西头的几间房子,条件不如前者。定房子那天,神秘的专案人员和省里某些要人来了一大阵,最后选定下的却是后者。


这里一共有三间房,其中一间朝阳,二间朝北,中间有条走廊。作病房用的是一间,另两间分作医护办公室和看守战士宿舍。“布置”病房那天,那位政工人员把病房放在南间,他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人来治病。根据他的经验,病房朝南,阳光充足,对病人有利。但他哪里晓得,往往有这种情况:动机和效果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好心和聪明的结果便是错误。眼前就是一例。他把病房设在南边,使"上面"很不高兴,偏偏要他把病房改在北边。这个改动,不仅在这位政工人员心里投下了一层阴影,对所有监护人员来说,也是一次"活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感到,今后应该怎样对待这位“病人”,才符合所谓的“党性原则”。


为了做到“安全”和“保密”,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防止病人“被抢走”、“被打死”,“病房”特作如下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道木杠,窗口挡死了;窗子上蒙起厚实的窗帘,不能让别人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不留一条缝;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病房门口,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病人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


早在陶铸同志入"院"之前,在专案人员的组织下,就成立了监护小组。有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当时陶铸同志在合肥住院的事,省里除那个"四人帮"的代理人和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限制在这个小范围里了。专案人员要他们"终身保密",并威胁说:"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在监护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专案人员宣布说:"陶铸是叛徒,性质已定。我们采取监护措施是为了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到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又一次召集起监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才能不出问题呢?他们具体规定有十条之多。


不是囚犯,却不如囚犯。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同志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一来到合肥,陶铸同志与外界一切联系都被掐断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通信,不准会客,他活动的天地就是病房。开始,陶铸同志还能在病房里走动,有时一走就是二十分钟;实在累了,他就躺下来歇歇,擦擦汗水。有次,陶铸同志吃了一点面条,觉得精神还好,又下床来了,踱着踱着,他索性把拐杖"咣当"一声甩到一边,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陶铸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踱步,那情景如牢笼里的一只猛虎,多么想大吼一声,冲出牢笼,奔回山林!现在他被关着,不仅受了"伤",连"吼叫"的权利也没有。看守人员接受了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不老实,‘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就堵他嘴。"更进一步"顽抗"吗?对不起,他们手中有的是整治囚徒的工具!


在这里,他连张一张嘴,说一句话,都要受钳制,都会被认为是“放毒”。专案人员曾多次向监护人员交代:“要警惕他挑衅,攻击和放毒”,要防备他“套话”,遇到这些情况,“要作坚决斗争。”


有一次,陶铸同志无意中和一个年轻的战士攀谈了两句,并且随口称了一声"小同志",不料,竟遭到对方的厉声斥责:


"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


凌厉的言辞,像冰刀霜剑一样直逼陶铸同志的心头。他难过极了。他难过的,不是他个人受了诬陷、遭到迫害。他难过的是,我们可爱的战士、可爱的人民,以至千千万万善良的心灵,今天竟被林彪、"四人帮"蹂躏成这般模样!实在是太叫人痛心了。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用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狂热,麻痹和毒害着千百万人民,妄图把人民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面对这亘古未有的政治大骗局,陶铸同志欲言不能,他怎不忧心如焚,病上加病。


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诬陷,迫害陶铸同志,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铁案。但人们迄今并不了解,作为一个病人的陶铸同志,在这间病房里住了那么多天,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治疗。


关于治疗情况,专案人员也有“指示”:“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这句话记在监护小组一位负责人的本子上。猛听这话似乎还不错,其实是个骗局。"治疗"吗?那只是个幌子,如果真要"根据病情"给陶铸同志治疗,为什么要把他从北京搞到合肥?难道他的病情还不够危险?难道北京治疗不了的病合肥可以解决?否。他们这句话的要害,是要在"这里的条件"上玩弄花招——治好治坏,谁能包得了?"这里的条件"就是"这里的条件"嘛!当然这几个字,也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这里医疗条件虽不好,但政治条件却是很好的。那个窃据省委主要负责人职位的人是林彪、“四人帮”的心腹;在这里他们想怎样处置陶铸同志,都可以得心应手嘛。事实上,自从陶铸同志迈进这间"秘密病房"那时候起,"这里的条件"的特殊威力,就开始起作用了。根据陶铸同志的病情,他的饮食标准在名义上是"特饮",其实是任何特殊的照顾也没有;他想吃点甲鱼,黄鳝,这类东西在合肥不难买到。但不行。回答是搞不到。结果每天端上来的都是吊不起胃口的老一套。


到10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日益加重,陶铸同志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同志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同志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同志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已经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据称为"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同志施行手术。


手术仍在深夜进行。当陶铸同志被送上手术台时,他的神志还是清楚的。他问手术医生;


“我到底是什么病?”


“溃疡病眼发黄吗?”

…………


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溃疡病人眼睛是不会发黄的。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腹腔打开后又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但是极度衰弱的陶铸同志挨了这一刀后,流出了更多的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对他的生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手术后,陶铸同志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手术中,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一提。不知是由于真的“这里的条件”限制,血库里没有血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手术后,没有能给陶铸同志输血,只是按一般情况输液而已!


癌症发作时给病人造成的疼痛,据说是任何其他病症所比不了的。护士们亲眼看过陶铸同志每当疼痛发作时,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不安宁。坐着时,他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减轻痛苦。趴在床上,他的病痛似乎也未能有些微的减轻,常常可以看到他用拳头顶着腹部,两条腿,一会儿伸,一会儿曲,辗转反侧,苦不堪言。虽是冬天,病房里不生暖气,他却满身冷汗。这是剧痛和毅力激烈交锋后的产物。不吃东西,不给营养补充,却要流汗,单这汗水也会耗尽他的心血和生命。


那是个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陶铸同志已经吃过止痛片,仍没有效果。护士心里也有些不忍,在陶铸同志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


可是第二天,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护士受到警告:"以后不要给他打针了。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


可见,陶铸同志每一个治疗细节都是在“中央”即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下进行的,想要获得真正的治疗,这是可能的吗?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不朽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陶铸同志不幸逝世了!


他带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四十多年的祖国。


陶铸同志逝世的当天夜里,监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同志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拒绝。


监护人员为陶铸同志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木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绵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同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他准备的老衣呀!想到了又有什么用呢?还能不分离吗?现在陶铸同志逝世了,也不让他的亲人来看他一眼,这是多么残酷的生离死别!


陶铸同志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在他逝世后第二天灯火已残的深夜,遗体被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被送到火葬场去!


火葬场上,一切早已有了周密的安排。人们被告知说: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是这么一种病,所以,火葬场除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参加工作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两个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监护人员戴着大口罩,穿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裹着白布单的遗体被投进炉膛,炉门关上了……

永别了,陶铸同志!

他是这样离开人间的:

他的遗容没有修整;

他的遗体没有灵堂停放;

他的遗体没用红旗覆盖;

他的遗体旁没有鲜花和松枝;

没有沉痛的哀乐回响;

没有人向遗体默哀告别;

没有人开追悼会、致悼词……

总之,连最简单的葬仪也没有。


等到陶铸同志遗体投进炉膛二十分钟后,专案人员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于是立即驱车而去。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同志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连一点点花纹也没有,这也是专案人员规定死了的。


火葬要有人签字。谁来签字呢?那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签了"斯亮"二字。"斯亮"是谁呢?当时人们并不了解。可是后来大家终于知道,原来那是陶铸同志心爱的女儿的名字。她当时远在西北农村,正因找不到父亲的下落而痛苦万分。可是在合肥,有人竟盗用斯亮的名字,来掩饰某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人世间还有什么卑鄙行径他们做不出来呢!


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置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像草原上的一棵草,像沙漠堡的一粒沙,从此一过九年,谁也不知陶铸同志到哪里去了。踏遍丛莽、云天,巡视长河、地府,哪里有陶铸同志的足迹?


这是江淮大地最寒冷的冬夜!树木萧萧,愁云四合……苍天有情,莫非也因这人间的悲剧而愤愤不平!身在大西北的女儿啊,你是否知道爸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是在痛哭?在呼唤?还是在荒祭?

陶铸同志生命之火熄灭了,但他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未消。他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眼睛,一直圆睁着。有个护士看了心中发酸,上前把他的眼皮轻轻合上。谁知,第二天专案人员从北京赶来,又看到他仍是怒目圆睁,似两团烈火……

附记:本文是根据采访到的一些情况写成的,大都是来自当年参加监护的有关人员的零星回忆。

1969年11月30日 陶铸在合肥逝世

1978年12月24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两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会,为他们恢复名誉。文章选自《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作者:徐子芳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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