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与江青——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内幕
初步交往，相敬如宾
王光美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延安，那时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已经8年了。1946年的一天，王光美骑着一匹老马到枣园刘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来一辆卡车，她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副驾驶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所以王光美知道她。但当时江青还不认识王光美，后来到了西柏坡，两人才真正认识。
王光美和刘少奇在延安
进京以后，两人的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江青约王光美一起上天安门。因为白天她们都上不了天安门，晚上江青打电话来，要王光美和她结伴去。王光美跟着江青，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江青是毛泽东夫人，资历又比王光美老，所以王光美对她很是尊重，把她当做姐姐般看待。上世纪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经有过真心实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处去，聊聊家庭、服装。王光美生下平平时，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听说后，就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送给王光美一些衣料。回国后，江青经常给王光美打电话，约王上她那儿去聊天，给王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一起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常看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于是王光美也就随着江青的兴趣陪着她共同欣赏，说说笑笑，很是亲密。
进京以后，有时刘少奇想吃苦瓜之类的南方菜，但当时北京市面没有。王光美是北方人，没见过苦瓜，便托人从南方买了一些苦瓜回来。她想毛泽东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毛泽东也送去了一些。很快，江青打电话过来，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并向王光美道谢，说王的心意她领了。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出主意。由于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江青说：“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穿着天鹅绒套装样的衣服会热得要命。她对王光美说：“你在国外戴什么首饰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她当时劝王光美不要戴别针。陪同刘少奇出访是一件时间冗长而又引人关注的事，自始至终需要不断更换服装，但是王光美很重视江青的意见。
由妒生恨，打击报复
当年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与江青“约法三章”，对她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而江青是个妒心极强的女人，这使她长期以来极为压抑。、
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毛、刘发生了分歧，中国的政治变得混乱了，于是以苏加诺夫人访华时的照片为导火索，江青开始向王光美发难了。
自1962年以来，王光美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这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来到了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从宴会、茶会到各地参 观访问都在官方新闻中进行报道，陪同的刘少奇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而他的夫人、颇具有魅力的王光美，也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的焦点。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 人步下飞机舷梯，踏进北京机场时，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 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刘少奇夫妇、苏加诺夫妇与周恩来夫妇
这使江青颇为嫉恨——王光美处于重要地位，而她却没有！王光美入党时间比自己晚15年，革命资历比自己差，怎么就在《人民日报》露脸呢？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却还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江青想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把王光美压下去。
终于，江青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苏加诺总统和夫人。于是，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了《人民日报》 第一版。许多中国人头一次从《人民日报》上见到了江青的照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毛合影的照片也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 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她的约束力开始失效！
王光美和江青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微妙。王光美从事的农村改革与同一时期江青的戏剧改革是一个较量，或者说简直是对着干。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使江青颇为眼红。
1963年11月底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1964年春节王光美回 京，刘少奇和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同志谈四清》），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 意见。4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她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 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1964年9月1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发各级党组织，使王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桃园经验”后 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王光美在内蒙古同当地农民在一起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刘少奇遭到不公正对待，不久被打倒，随后王光美也受到牵连。文革中江青对王光美的打击报复从以下几个事件可见一斑。
史无前例的“智擒王光美”
在江青的指使下，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1967年1月6日，王光美听机要秘书刘振德说，刚接到自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的电话，说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要家长立刻到医院签字。王光美听了这个消息，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刘少奇一听果断地说：“走，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这时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焦急地含着眼泪说：“总理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我是家长，这么小的孩子因为我挨批挨斗，又遭这么大的不幸。走，去医院！”刘少奇气愤地边说边穿大衣。他见王光美犹豫，对她说：“你跟我的车去！”刘少奇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时，已被当做人质的儿子源源、女儿亭亭急忙跑到父母亲跟前高喊：“他们要抓妈妈！”王光美立刻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心想千万不能让刘少奇落在他们手里！她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大声喝道：“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不想马上就走，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刘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的手里，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在车上王光美责问：“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对方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刘少奇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总理一听，立即给“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王光美回到福禄居后，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都哭了。”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此时的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起风波
在所谓的“智擒王光美”后几天，1月12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的家中，再次召开批判大会，对刘少奇的批斗步步升级，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就朝王光美扑过去。
1967年4月8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4月10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清华大学造反派扣押王光美的3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并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早晨6点半左右，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审问王光美。他们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王光美反驳道：“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没问几句，造反派便要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上来几个人强行给王光美穿上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可是现在王光美已经长胖了，旗袍太瘦，一个红卫兵把两边撕开了才穿进去。红卫兵又拿出一串乒乓球穿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每个球上面都打了叉。王光美愤怒地抗议道：“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没人理她，造反派将王光美拉到大操场。本来中央通知王光美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她讲一句话。
“批斗”王光美的闹剧
王光美在万目睽睽之下，最为招人注意的就是此时挂在脖子上的那一长串乒乓球，为什么？这还缘于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王光美出于礼貌，戴上了当时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金项链。这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不幸的是让江青看电视新闻时给注意到了，登时大为不悦。因为江青在王光美出国时曾经关照过：“依我看，不戴首饰效果会更好！”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了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连戴不戴首饰都做了规定！而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时，就记在了心里。此时，江青对红卫兵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于是红卫兵给王光美戴上了乒乓球穿成的“项链”，对她进行羞辱！江青还让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欲加之罪的“战略情报大特务”
光是对王光美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置王光美于死地！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极力陷害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并于1967年6月3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称为“六三专案组”，直接受中央专案组的领导。“六三专案组”10名成员全部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选调的。这些人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为陷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制造伪证，编造假口供。江青从王光美入手，对王进行政治审查，靠制造伪证给王光美加上令人触目惊心的罪名：“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1949年，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曾出现过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后来随着辅仁大学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曾经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文革”中，由于王光美曾在该校读过书，随着她被审查，辅仁大学一下子也就变成了“热点”。江青指使康生根据这些假材料给毛泽东写报告，诬陷王光美，“是一个混入我党的美帝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分子”，并建议中央将王光美逮捕审讯，致使王光美于1967年9月13日被捕入狱。
不久，王光美遭非法逮捕，并被秘密押往秦城监狱。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后，江青又欲置王光美于死地，曾提出把王光美杀掉。中共“九大”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4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从此，王光美在秦城监狱里一关就是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冬去春来，夏过秋至，她听着寒冬里北风尖厉的呼啸声，又看到铁窗外远方天空一掠而过的雁群，她对时间已经麻木了。在她渐渐钝化的意识中，只是不断地浮现出亲人们的身影，她始终惦念着丈夫和孩子们……
刘少奇追悼会上接过刘少奇骨灰的王光美（右）
不同的人生结局
1979年，在入狱12年后，王光美重获自由。次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噩梦已经过去，经历过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王光美不希望再搞运动。从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开始，王光美又先后当选了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妇联会执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中直机关计生协会会长等。同时，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会长。
晚年的王光美不再是当年的第一夫人，但她的宽容心，她的慈祥，她的善举，她一颗母爱的灵魂，依然让万众景仰！2006年10月31日凌晨3时，王光美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5岁。
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迫不及待地企图夺取最高权力，最后她的如意算盘落空了。1976年10月6日，她和她的3位“帮友”被拘捕，从此过着铁窗生涯。直至1991年5月14日以自杀告终，终年77岁。
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已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来源：《文史精华》2008年02期）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
批斗王光美内幕
四十多年前，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顶戴着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侮辱。 这个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同志人身丑化和侮辱的内幕告诉国人。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播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的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附记：这件事，我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正因为我认为江青的这个作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听到河北省衡水地委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后，一个星期内我写了揭发江青通过关锋丑化王光美的内幕，当时只能揭发江青违反毛泽东的“对敌斗争”政策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因为当时王光美仍在秦城监狱关押，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戴着。这封揭发信是通过冀衡农场的总支部送到衡水地委组织部转交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时间大概是1976年10月末。
来源：中国新闻网、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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